——也談“維迎戰毅夫”
這段時間微信朋友圈刷屏的信息，是一場曠世的學者之爭，同為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對產業政策作用的不同理解，或者說，張維迎教授對林毅夫教授關于產業政策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的看法，在進行了數輪的筆戰之后，終于敲定進行一次面對面的辯論。這場辯論的關注度非常高，因為它把中國經濟學理論與社會發展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也正是這種緊密的聯系，才使這場學術辯論遠遠超越學術本身！
一、林毅夫和張維迎說了什么？
在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里，產業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發展而有意識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關稅和貿易保護政策，稅收優惠，土地、信貸等補貼，工業園、出口加工區，R&D中的科研補助，經營特許權，政府采購，強制規定等。但不是每個產業政策都包含這些所有措施，只要針對特定產業會影響該產業發展的政策都叫產業政策。一個國家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是因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這種提高的前提則是勞動生產率水平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的途徑有兩個，一是技術創新，二是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目標實現，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共同作用。這是因為，有效市場可以很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從而引導企業家按照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從而獲得競爭力，最終實現利潤；由于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資源積累，需要不斷從現有技術和附加值朝著效率更高的技術和附加值的產業結構變遷，在這個變遷過程中，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支持這個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讓企業家承擔所有失敗的風險，就有可能導致沒有企業家愿意承擔風險，而最終使產業失去結構升級的機會，因此，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以激勵。在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看來，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成功與否并不完全取決于企業家個人的勇氣、智慧和才能（這是內因），還需要有技術能力相匹配的員工、所需的資本規模、有效風險分擔的金融制度安排等，以及交通、電力、港口等硬件設施和法規法律等軟件制度環境（這是外因），這些環境依靠企業家是無法解決的，必須依靠政府幫助才能奏效。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動員和配置的資源不可能是無限的，有限的資源約束下，就不可能滿足所有各種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需的外部性補償。因此，和企業家一樣，發展中國家必須在可能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帶來的經濟社會回報中作出選擇，由此就形成“產業政策”。林毅夫由此得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缺一不可的結論，認為在有效市場中，政府必須發揮有為的作用，來克服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問題在于，有為的政府究竟如何選擇扶持的對象呢？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是，產業政策如果要成功，就要幫助企業進入到一個要素生產成本比較低的產業，也就是從要素稟賦結構來看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而且在此特別強調國際競爭的總成本里包括交易成本，產業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幫助那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但因為交易成本太高的產業，通過政府幫助改善基礎設施和金融法制環境，以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該產業從潛在競爭優勢轉變為現實的競爭優勢。林毅夫把產業分成五大類：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退出型產業、彎道超車型產業和國防安全產業。認為政府的產業政策要根據要素稟賦結構進行甄別，而要素稟賦結構是動態變化的，產業政策也要在這個動態變化過程中不斷調整。現有的產業政策失敗，往往是犯兩個錯誤：一是政府太冒進，選擇了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建國不久宣稱的鋼鐵產業15年超英趕美）；二是政府被企業綁架而選擇了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果導致產業沒有自生能力而需要政府無限補貼。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政府的產業政策，應該是根據比較優勢原則，發揮因勢利導作用，幫助企業進入這些產業以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在這里，政府不是主導，而是因勢利導，也就是企業已經發現了這些機會，并自發進入這些產業，需要政府幫助這些企業克服外部性和軟件設施的完善和協調問題，以使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競爭優勢。
張維迎教授不認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首先在于關于產業政策的概念，他認為的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經濟發展或者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其手段包括市場準入限制、投資規模控制、信貸資金配給、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土地價格優惠等”。他認為政府在公共品上的投資不屬于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于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強調的關鍵詞是“私人產品”和“選擇性干預”。他認為，市場最重要的特征是變化，而不是均衡，在變化的市場中，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發現和創造交易機會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正是企業家通過發現不均衡和套利”、“正是企業家的創新”，才使得市場不斷創造出新產品、新技術，并由此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而在新古典主義里是沒有企業家的，他認為林毅夫是新古典主義者，因此林毅夫眼里是沒有企業家的！張維迎教授之所以反對產業政策，按他的說法是因為現實中沒有看到成功的產業政策，日本產業政策失敗，中國改革后用產業政策替代計劃經濟也是不成功！探究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張教授認為“一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的扭曲”，即他經常講的所謂“無知與無恥”！他說，新產業總是來自于創新，而由于不確定性的原因，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因此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就是經濟實驗的自由，而不是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他認為產業政策的擁護者是假設創新和新產業是可以預見的，這與知識分散性的客觀現實不符合，因此他說產業政策的集中化決策意味著將社會資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選定的目標中，這是一種豪賭！而且，政府官員并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即使有也沒有企業家那樣的激勵，那些幫助制定產業政策的專家不是企業家，他們缺乏創新所必須的軟知識，因此不可能制定出合適的產業政策。再者，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的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現實中有無數這樣的尋租案例。在張維迎教授看來，由于人類認知的局限性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就注定會失敗！因為人類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計劃來實現計劃經濟，也同樣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產業政策，“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今后也不會有”。那么，在張維迎教授眼里，經濟發展的機制是什么？那就是企業家精神。他認為企業家對創新的決策不是基于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比較，而是基于對市場前景和技術前景的判斷，基于競爭壓力和壟斷利潤的誘惑，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因為受到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的補貼才去吃螃蟹的，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計算。因此，政府要做的，不是補貼，而是對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保護。他也反對林毅夫教授的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要素稟賦之所以不重要，是因為現實中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動態的比較優勢是企業家創造的，企業家才是最重要和最稀缺的資源。他認為，凡是政府看得清楚的，企業家看得更清楚，凡是企業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會更加迷糊，因此，為了創新和經濟發展，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持，現有的產業政策大多是對企業家精神的扭曲。
二、“維迎戰毅夫”都爭論了什么？
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頂級經濟學家的這場辯論，引起了這么多學者、媒體的關注，足見其層級之高和影響之大，本來像我這種小字輩是沒有資格來發表見解的。不過，就在兩位教授辯論的時候，美國總統大選也出了結果，連“科級”干部都沒有做過的川普居然當選了總統，那我這個經濟學子對這場辯論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也不算過分，純當一份學習心得！
我要在這表達自己對兩位經濟學家的無限敬意，因為我在學習過程中，受到過他們學問的熏陶，林毅夫教授的《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著作，里面關于制度變遷理論和李約瑟之謎的解釋，至今還讓我回味無窮，在給學生上課時會屢屢提及，自己的研究也長時間鎖定在中國農村發展這一領域；張維迎教授的《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則是我最早了解現代企業理論的啟蒙著作，后來自己的博士論文選擇研究小企業集群，至今仍十分喜歡《現代企業理論》課程，多少跟這本書有關。因此從內心來說，對兩位教授是崇拜有加的，因此，這段時間自然就十分關注有關他們辯論的消息。然而，當我看過我能收集到的有關辯論的文字材料以及聽過他們兩位辯論的視頻之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第一，辯論雙方關于“產業政策”的內涵理解不一致。這場辯論會取名為“產業政策思辨會”，顯然是對產業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林毅夫教授認為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為解決外部性和協調問題，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必要的；而張維迎教授認為由于人類的認知的有限和激勵的扭曲不可能出現成功的產業政策，應該取消產業政策。兩人觀點看似針鋒相對，其實兩人對產業政策概念的內涵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林毅夫的產業政策主要是為企業“改善基礎設施和金融制度環境，以降低交易成本讓企業能夠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當中”；張維迎的產業政策是“政府對私人產品進行選擇性支持”，認為林毅夫的基礎設施等公共品投資不屬于產業政策。顯然二位的產業政策概念內涵是相去甚遠的。那么問題來了，作為辯論主題的核心概念雙方的理解不一致，辯論是否應該首先從概念內涵開始，直到達成概念的一致性，后面的辯論才有繼續下去的可能？否則各說各話，辯論就失去了意義。在辯論中，雙方確實表達了自己對產業政策內涵的理解，可惜并沒有達成一致。
第二，辯論雙方的觀點不在同一個邏輯框架體系內。我個人認為，如前面介紹的，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框架還是比較周全的：“為了經濟發展需要創新——創新需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第一個吃螃蟹風險大需要政府支持以降低風險——不同行業中冒險吃螃蟹者很多而政府資源有限——由此基于政府資源配置效率需要有產業政策”。張維迎教授對林毅夫教授的觀點提出了許多批評，但我覺得張教授的批評似乎并不在林毅夫教授的邏輯框架內。
1.產業政策就是政府替企業決策嗎？張維迎教授認為，產業決策是集中化決策，企業決策是分散化決策，政府官員并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因此由產業政策替代企業決策是一場豪賭。在這里，由于張維迎教授把產業政策當做計劃經濟（換了馬甲），因此他這樣理解是正確的。但是，林毅夫的產業政策不是計劃經濟，他沒有否定企業家，也沒有說政府替企業家決策，而是說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有些問題不是自身能解決的，需要政府幫助（外因），由于政府資源同樣是有限的，因此可能要考慮優先幫助什么產業，他的觀點是，優先幫助企業進入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在現實中產業之間的進入門檻存在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單靠企業家的力量無法解決，必須由政府來承擔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但張維迎教授認為這是“公共品投資”，不屬于產業政策，這就使得他對林毅夫的批駁不是建立在林毅夫學說界定的產業內涵之下來進行，既然張教授的產業政策不是林教授的產業政策，非要講林教授在這個概念下得出的結論不正確，難怪林毅夫教授覺得自己被冤枉了！
2.第一個吃螃蟹者不是為補貼而來就可以取消補貼嗎？針對林毅夫教授關于創新風險需要政府分擔的觀點，張維迎教授說企業家為創新而成為第一個吃螃蟹者，“一定是受到美味誘惑的冒險沖動，而不是為了政府的補貼”，如果有了補貼，可能會迎來許多假裝吃螃蟹者。或許，張教授的擔心是正確的，的確在現實中有很多假裝吃螃蟹者，讓政府的創新補貼打了水漂。但由此認為政府應該取消對企業創新風險的分擔，邏輯上并不嚴謹。誠然，企業家創新是因為“壟斷利潤”去冒險沒有錯，但不等于說政府幫助降低企業家的創新風險就有錯，如果創新成本太高，一定會降低企業家的創新熱情。林毅夫的觀點并不是說用政府補貼來吸引企業家創新，而是強調通過降低創新風險使企業家有創新的積極性。打個比方說，貧困大學生念大學需要政府學費支持，這樣才有更多的窮人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有多少貧困大學生是為了政府支持的學費而去念大學的呢？難道應該把這種對貧困大學生的支持取消嗎？所以，這是對林毅夫觀點的誤解。消除張教授說的那些假裝吃螃蟹而去要補貼者，應該有一個好的甄別機制，就像如何甄別真正的貧困生一樣，而將補貼統統取消，就會傷及真正吃螃蟹者的熱情。事實上，第一個吃螃蟹者既有可能享受到美味，也有可能誤食毒蟹，而且，在創新領域里，毒蟹常有而美味不常有，風險極高！
3.有為的政府不存在，有識的企業家就一定存在嗎？林毅夫教授指出，經濟發展要依靠“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但是，在張維迎教授看來，由于認知能力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一方面導致無論官員還是專家都無法預見技術進步和新產業，另一方面會導致各種尋租，因此，任何產業政策都必然失敗。產業發展與創新，靠的是企業家，因為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于信念和愿景。從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看，并不是要政府去預見新產業，跟張教授的觀點一樣，所有新產業都是企業率先進入的，這一點林毅夫教授在辯論中多次強調，政府所做的事情，不過是幫助企業進入新產業降低風險門檻。至于機理機制扭曲帶來的尋租，的確如張教授所說，在現實中比比皆是，但問題的解決應該是如何尋求規避尋租之道，而不是否定政府能夠成為有為。這是因為，如果認為塑造有為政府是困難的，那么塑造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也是困難的。同樣是受認知能力的局限，消費者對產品的了解遠不如企業多，也不知道究竟產品的創新程度幾何，在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為什么企業家就一定有承擔風險的信念和愿景，現實中企業對消費者的坑蒙拐騙與政府官員的尋租一樣常見！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在認知能力有限和激勵機制扭曲的相同假設下，得出政府是無為或亂為，而企業家則充滿信念與愿景的結論！如果說“有為政府”只能是一種理想，那么，依靠“企業家精神”的市場更可能是一種理想，市場機制一定會造就企業家精神的邏輯是什么呢？我覺得，塑造企業家精神與塑造有為政府其實一樣困難。在我們現在的市場里，企業家精神往往還是典范，說明企業家精神是稀缺的，即便在那些完全市場化的領域當中。把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甚至把市場與企業家精神等同，是難以理解的。
4.從來沒有過成功的產業政策嗎？張維迎教授認為，他用人類認知的有限性和激勵機制的扭曲，證明了產業政策必然失敗，而林毅夫卻沒有證明為什么產業政策不會失敗。他認為，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持，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我覺得，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從理論上說，研究問題總是有條件的，即“如果怎樣.....將會怎樣......”。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說“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就是這里的如果，有這兩個條件，產業政策就能成功，所以林毅夫用自己的邏輯構架證明了產業政策是會成功的。當然產業政策會成功和產業政策一定會成功不是一回事，因為任何政策的成功都離不開條件。張維迎教授說，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可是即便鳳毛麟角，也是一種存在啊！那么，我們看到的中國不成功的產業政策，是不是因為沒有具備林毅夫教授所說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條件呢？二是從現實來說，成功的產業政策真的“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今后也不會有”嗎？這首先得看如何判斷成功與否，標準是什么。比如，大家都說我國汽車產業政策是失敗的，是說沒有自主品牌嗎？沒有核心技術嗎？如果從這個來判斷失敗，那就是失敗了。但是如果我們看看現在路面上跑的車子，幾乎都是一個中國企業外加一個外國企業，中國汽車零部件國產化率不斷提升，才讓我們一般家庭買得起小汽車，并且，由于汽車產業的發展，帶來許多地方汽車零部件制造的中小企業集群，產生大量的就業崗位，解決大量的就業難題，就是從技術上說，也為今后發展自己的汽車奠定了基礎，這些可以被無視嗎？所以，如果要評判一項產業政策的成功還是失敗，首先得把標準定好，可惜的是，辯論雙方都沒有把這個標準定好，結果就只能各說各話了。
第三，辯論雙方講的不是事物的同一面。我認為，兩位教授的觀點都是非常正確的：張維迎教授說，中國目前的產業政策讓企業吃偏飯，導致政府官員與企業合謀尋租，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道出了中國的現實，實在值得我們警惕；林毅夫教授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假設條件，說明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有重要價值，構建了一個新的理論解釋框架，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可是，兩個正確的東西放在一起，卻不能達成一致，反而成為相互沖突的兩面，這主要是因為，兩位學者使用的概念和強調的重點不一樣，一個注重理論（林毅夫），一個只看現實（張維迎）。林毅夫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有為政府”是怎么塑造出來的，他說政府官員也有企業家精神，但卻沒有告訴我們這種精神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是可以塑造的還是僅僅靠運氣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無法說明正確的產業政策的存在性；同樣，張維迎教授說，企業家靠自己的信念、愿景而非算計來實施創新，也沒有告訴我們市場造就“企業家精神”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僅僅用產業政策失敗來說明應該依靠企業家，那是不是也可以用沒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來說明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在我看來，還是那句話：塑造有為的政府和塑造企業家精神一樣艱難，這二者都得靠好的制度安排！
聽完兩位教授的辯論，我有一個奇想：如果能夠將二者的觀點結合在一起，可能問題就解決了！循著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去制定產業政策，在現實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無為的政府把市場搞得無效”了，具體表現就是張維迎教授說的，由于政府認知的有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使產業政策變成官員與企業的尋租場，最終導致產業政策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反而帶來種種弊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那就是要重塑政府，變無為政府為有為政府，以保護市場經濟里的“企業家精神”，推動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在這里，需要完成兩件事情：一是需要政府創造張維迎教授說的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二是需要政府利用林毅夫教授說的產業政策去降低企業家的創新風險。產業政策制定非常復雜，既要避免張維迎教授說的政府的無知，也要避免企業家利用消費者的無知，真正起到讓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實現創新的夢想！
三、“維迎戰毅夫”對農村發展意味著什么？
張維迎教授說的“企業家精神”和林毅夫教授說的“有為政府”二者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如果以政府與企業形成二維矩陣，可以有四種不同的組合：一是有為的政府遇上有識的企業家；二是有為的政府遇上無良的企業家；三是企業家精神被無為的政府干擾；四是無為的政府與無良的企業家合謀。在這場辯論中，林毅夫教授著重證明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張維迎教授則直視后三種情況的殘酷現實！只可惜，辯論的不是從殘酷現實向理想可能轉換的路徑，而是用殘酷現實否定理想現實的可能性。然而，對農村經濟發展來說，第一組合（有為政府和企業家精神）又是那么的重要，或者說，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對農村經濟發展是缺一不可的。
農業發展為什么需要有效的市場？這跟其它產業需要市場的理由基本相似，只有賦予農業經營者市場主體地位，讓他們獲得剩余索取權，農民才有積極性向土地投入要素，以獲得較高的土地產出率，從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農產品消費需求。這一點已經通過改革前后農村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變化和農村經營的多元化發展得到很好的證明，市場化取向的農村改革，是促成我國溫飽問題解決的重要制度變遷。
農業發展有為什么不能僅僅依靠市場？這就有很多的理由了，這里簡單概括幾點：一是僅僅依靠市場很難將資源配置到農業產業當中。改革開放以來，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村游離出來到城市務工，最為簡單的理由就是城市工資水平比在家務農收入要高，所以，優質的勞動力就紛紛選擇離開農村，農業就逐步變成“老年農業”，甚至干脆“土地撂荒”。對農業取消稅收，就是國家重要的產業政策，在此基礎上基于農業補貼也是世界通行的做法，這在中國尤為重要，因為直接影響到13億人吃飯問題。所以說，張維迎教授說不讓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食應該不包括農業，果真如此，中國農業就沒有辦法發展起來！二是農民創業者沒有政府的支持很難獲得成功，但農村創業又必須依賴農民創業者。在中國，農民無論是整體素質還是冒險偏好都不能與城市人相比，從整體素質來看，現在中國高等教育能夠惠及到農村田間地頭的還是十分少數的，來自農民家庭的孩子但凡能夠經過高考的篩選，基本上都會離開農村來到城市，即便是那些家庭農場主，受教育程度也十分有限。沒有政府的農民職業教育支持，農民成為現代農民就只能是一句空話。但在另一方面，農村創業尤其是農業創業，必須依靠農民的力量，如果依靠工商資本下鄉來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理論上說具有可能性，但正如張維迎教授所說，激勵機制的扭曲，加上農民與工商資本話語權的不對等，會導致大量資本剝奪勞動的情況發生，當前失地農民的弱勢狀態就是一個例證。不僅如此，工商資本下鄉還有可能突破耕地紅線，導致土地濫用危機糧食安全；三是市場機制解決不了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必須由政府做出產業政策安排。農產品不是普通產品，它直接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社會發展穩定和民眾生命健康。因此，農業不但需要在任何條件下確保穩定，而且需要朝著綠色環保方向發展。盡管張維迎教授說，企業家可以依靠信念和愿景去冒險，去創新，但在農業領域中我們看到的情形是，為了產量的提高，大量實施化肥、農藥、除草劑而不顧農業生態破壞的事情，如果沒有政府的正確引導，要么這種破壞會繼續下去，要么資本會從農業中退出。跟其它產業不同的是，其它產業中資本的退出不會影響到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資源的流動性遠遠大于農業。生態農業既是產業，又是公共品，離不開政府的特殊扶持，期待農業市場中出現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四是僅僅依靠市場無法解決農村發展的區域差異，會導致貧困農村永遠貧困。在廣西工作時，每到夏季水果成熟，我們就會被要求購買愛心芒果，愛心龍眼，愛心荔枝，這些上等水果在廣西卻常常成為農民的心病，因為沒有市場。沒有市場不是因為水果質量不好沒有競爭力，而是因為沒有好的物流條件以擴大市場半徑，而這些條件無論農民具有何種企業家精神都是無法依靠自身力量滿足的，因此，必須依靠政府。這些年由于高鐵修通（當然不是單單為了農民賣水果），互聯網技術進步，政府支持的農產品集散中心，物流市場的建設，大大擴大了廣西農產品的市場半徑，農民的收入，農業新品種的使用、互聯網技術的運用才得以提升，極大促進了廣西農業發展。
所以，從農業發展來看，產業政策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單單依靠市場是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的，市場在農業領域存在失靈的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土地有效使用、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收入水平提高，農村生態環境改善等問題存在巨大的外部性，農村不會也不可能出現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的企業家！因此，簡單地說，農村發展需要有效的市場，需要企業家精神，也需要有為的政府！
作者系江蘇大學教授 博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莊園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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