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當我們談論扶貧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最近換了一份工作。
在某金融機構從事了兩年多的扶貧公益工作，就此告一段落。新舊交接之際，自己不免會對過去做一番思考總結，尤其是終于可以跳出原先局中人的角色來看待過去了。扶貧公益這件事兒，大多數人應該都知道一點，但未必有機會深入了解。其實，用體制內的語言講，“扶貧”這個詞已經不夠準確，自從去年“精準扶貧”成為最重要的高層決策以來，“打贏脫貧攻堅戰”幾乎成為中西部許多政府今后五年最為重要的任務。因此，當政府在談論“扶貧”時，談論的其實就是政績。
那么，普羅大眾在談論扶貧，或者更寬泛一點，談論公益扶貧時，該談論什么呢？
幸好這幾年我在工作之余，還記下了不少絕不可能寫在總結報告里的所見所聞。有興致的，不妨跟隨我一同去貧困地區走走。
現在，假定你就是一位來自中小資產階層的愛心人士，你雖然不富有，但卻有一筆錢想捐給貧困地區的貧困戶，為脫貧攻堅出一把力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你的文化層次和社會階層決定了你必須要有這樣的責任感，才能證明你具備了足夠的文明程度。根據這幾年網絡和媒體的相關報道，你明智地繞開了紅十字會等官方慈善機構，也不求助于有腐敗嫌疑的政府機關，最終，你自費奔赴一線貧困地區，和我在大山深處會合了。
面對貧困山區，當我們談論扶貧時，我們首先談論的是：找出一個貨真價實的貧困戶。
然而，雖然貧困戶比比皆是，但要想識別出一個真正的貧困戶可實在是太難太難了，在中國尤其難。從頂層設計來看，國家要求“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說明對扶貧中各種不精準的現象心知肚明，要不然，有些官方文件中也不會說出諸如“要真扶貧、扶真貧”“要切實扎實落實扶貧政策”這種咬牙切齒但語法不怎么正確的話來。因此，國務院目前建立了全國聯網的“建檔立卡系統”，就是把識別出的貧困戶信息全部錄入到系統中，不僅包括戶籍信息，還要包括貧困的原因等等。當然，這些事情最終都是要靠人去做。
現在這個人就是你。為了識別出貧困戶，你說，要劃定一個收入標準，于是按照國際通行做法，中國就劃定了一道貧困線。這道線在2015是年收入2800元。
你看貧困線是好的，但覺得不夠準確。就考慮了通脹因素，要求貧困線不是固定的，每年按照購買力情況浮動。你看這條動態調整的貧困線是好的，就打算把錢捐給貧困線下的人，以為事情就這樣成了。
但事情并沒有成。你到了村子里，發現一個年收入3000元的人當然不該是貧困戶，但一個沒有年收入卻有好幾萬存款的人，該不該是貧困戶？沒有存款，但卻蓋了房子或養了許多牲畜的人該不該是貧困戶？你陷入了猶豫，拿著并不算太多的捐贈款在村里到處走，終于發現一對住在破房子里的老兩口，他們既沒有存款也沒有收入也沒有多余的牲畜，可是，村主任告訴你，老兩口的兒女都在北上廣打工，寄回來的錢可觀得很。
好吧，你只好繼續努力識別。終于，你發現了一個真正的貧困戶，年收入2790元，其他各種條件均符合貧困戶的要求，你準備把錢捐給他。忽然，這戶人家的鄰居突然跳了出來，找你“上訪”，說：“我和他所有的條件都一樣，只是我年收入2820元，就差20塊錢，所以他是貧困戶我不是？”這個時候，邏輯極好的你很想對他說“你們不是就差二十塊錢，而是差一條線啊”，但又感到不免荒謬，只好說，“算了我不管了，讓熟悉情況的村干部來定吧”。
顯然，當我們討論扶貧中的村干部時，我們在談論什么？那就是腐敗現象的發生。
你通過“建檔立卡貧困戶”查詢到了收到你捐款的人，按理說，此人當然是貨真價實的貧困戶，可同時，這人還是村主任的二大爺在上高中的三兒子，你還發現他擁有一部手機。你問我，他是不是貧困戶？沒有證據，我只好說：你猜！
你說，選舉是個好辦法，讓村里的人開大會，公開推選貧困戶。但是，村里的選舉和美國大選差別沒那么大，要么是自家人選自家親戚，要么是能說會道能哭會鬧的人成了貧困戶，而有些老弱病殘壓根都不明白大家在干嗎，也不清楚當了貧困戶將會有著怎么豐厚的收益，所以甚至沒有去投票。
于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一些貧困縣政府要求所有的扶貧資源都要向建檔立卡貧困戶傾斜，現在快到年底了，政府又提出了新要求，“要高度重視一些非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貧困問題”，雖然反諷卻是不爭的事實。
好吧，你已經疲于應付了，你到現在也沒法確認，誰才是最貨真價實的貧困戶。讓我們退一萬步，假定經過各種技術手段、頂層設計、機制改革、機緣巧合，你終于定位到了真正的貧困戶，你把錢捐出去了。
而接下來的問題，當我們討論扶貧的捐贈人時，我們在談論什么？比如，你會要求貧困戶們對你感恩嗎？你介意貧困戶覺得你捐得太少嗎？你愿意滿足貧困戶對你提出的更高要求，并無怨無悔嗎？
如果你對這些問題不那么肯定，那就說明我們談論扶貧，也就是在談論貧窮的道德問題。
在西南某省的某貧困村，我們派了一名同事去村里當第一書記。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崗不久，就給村里的貧困戶捐了一些米面糧油，貧困戶們都很高興；過了一段時間又捐，貧困戶們說，快過期的我們可不要；第三次再捐，貧困戶們又問，這些東西是什么牌子的？差的牌子我們可不要。
另一個貧困村位于大小涼山，按照當地民族的風俗，一遇到大事兒（包括但不限于紅白喜事）就要殺牛宰羊，以前有單位捐給他們牛羊希望養肥了下崽了再賣，結果人家很快就因為大事兒把牛羊都宰了。誰也無法指責他們，因為他們并不是不愛惜，而是風俗使然。
西南某省出臺了扶貧村整存脫貧標準，除了村民收入、成立村集體經濟等內容外，還有一條是村子必須鋪設有線電視和網絡。這很容易理解，畢竟山區消息閉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在門戶網站都成為傳統媒體的今天，有次一位村民接受捐贈時還感謝毛主席呢。但有了網絡，一些貧困戶也會用捐贈款或省吃儉用購買電腦、智能手機，總不能讓網絡閑著吧。
……
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而此時你發現，接受你捐贈的貧困戶似乎對你的行為并不是那么激動，他可能不善于表達，也可能覺得你捐的錢少。于是，你沒有感受到你先前想象的那種熱情感謝，也就無法獲得一種難以言傳的自我認同感和滿足感。于是，你問我，扶貧到底是不是一種道德行為？
我會說：如果扶貧是一個道德問題，那就亂套了。
扶貧中，這類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貧困戶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和其他人一樣，秉持人性共通的邏輯和長期習得的風俗，同樣認可生活質量的提升、趨利避害的選擇、接受幫助和維護自尊的平衡。
當我們對他們進行評論的時候，實則都是基于我們內心的道德律而不是他們的處境。他們的處境是唯一的，但我們的道德律每個人都不同，有的源于儒家倫理，有的遵循自由主義，有的來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的來自微博及知乎及朋友圈的雞湯文，等等。因此，不同的道德律會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而在扶貧中，一旦把受助人擺在了道德的天平上，大家就會把自己代入施舍者的角色，從而進行道德判斷。但是，社會對貧困人口進行“扶貧”，目的是消除貧困，把貧困人口變成普通人呢？還是要強調貧困身份，把“窮人”的烙印打在這些人身上？
這并不是難回答的問題，而更深刻的問題在于，現代社會的貧困問題壓根就不是一個道德問題，根本無法用道德律令去衡量。
在古代，貧窮、貧困和道德是有著密切關系的。貧，偏旁是“貝”，和錢有關系，《說文解字》說“貧，財分少”，就是沒錢；但是“困”“窮”的引申含義，卻往往被君子士大夫們用來形容自己仕途不順、沉淪下僚，無法用世而為天子效力，做一番大事業。因此，古人為貧窮賦予道德含義，主要是引導君子士大夫正確處理人生得失浮沉，對一般人沒什么要求。
所以，孔夫子稱贊一“貧”如洗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是要求儒家信徒不要太看重物質生活；王子安說“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是說自己雖然現在官位很小，但老子的志向還很遠大，將來一定要為國家為人民出力。因此，古代人對貧窮的看法，體現著士大夫在傳統生活中的道德水平和精神追求。
而現代社會則完全不是這樣。近代以來，人類對“社會”的看法是一個有機體，一個理想狀態的完美社會理應是沒有貧困的。換言之，貧窮現象被視為社會肌體上需要被診治、被改善、被消除的一種社會疾病，與道德沒有關系。即使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也是鼓勵共同富裕，先富帶動后富的。在這種情境下，現代社會對窮人的正確態度，不是千方百計地讓他們符合人言人殊的各類道德律令，而是讓其不再成為窮人。
在一般人的觀念里，扶貧、捐贈、公益活動都是道德行為，是慈善，是布施。實際上，在現代社會，這些行為均屬于技術行為，是社會自我調節的手段，目的是消除貧困，也消除“貧困人口”這種身份，從而保證社會共同體的穩定和諧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聚焦的絕不應該是道德倫理，而是發現發明更好更豐富的手段，識別出需要幫助的人，并消除他們作為貧困人口的身份。
說到底，當我們談論扶貧時，我們最終談論的不是道德，而是一套和口水無關的技術活兒。
作者簡介:張向榮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銀行職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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