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2000年的“網絡社會”在中國的崛起，通過近十年的發展，農民也逐步開始利用網絡進行維權。在這樣的語境下，通過網絡政治視角去審視了農民的利益表達網絡化的行為及其又該如何治理的問題。對此采取了網絡田野調查的方法，進行了一手資料的收集和樣本分析。研究得出，一方面，農民的利益表達方式的轉變是現實社會的利益表達不暢所致，更是網絡的特性所決定的一種表達利益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平息上訪和維權不能是“頭痛醫腳”，而應該是從現實層面解決，并且對于作為網民的農民而言，應該注意法律所規定的言論與行為邊界。
關鍵詞:上訪；網絡；利益；法治
一、問題的提出
“2013年中共中央召開十八大以后，有關農民上訪問題得到了重視，這歸因于‘反腐’力度的加大，讓農民的問題得到解決。換句話說，因為反腐將貪污腐敗的官員‘抓起來’，使農民看到了‘希望’，在看到損害他們利益的官員受到懲罰后（他們可能更多的理解這是一種報應），其仇官情緒有所減少，故而抗爭性烈度也有所下降。”[1]當然，也有人就上訪量降低的原因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是因為從2013年7月，國家信訪局全面放開網上投訴受理，還有人說是因為從2014年5月1日起，各級信訪部門為規范信訪秩序，不再接受“越級上訪”，等等。那么，現在農民上訪量究竟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們可以從一組數據來看，“2014年1月-9月，S省群眾進京赴省信訪大幅下降，在國家信訪局群眾來信下降48.7%，進京正常訪下降35.7%，進京非正常訪下降69.2%”[2] ,同時，“國家信訪局接待的上訪批次和人次分別下降24.9%、36%。”[3]
然而，降低并不意味著沒有上訪。就目前研究“底層抗爭”（Underlying struggle）的既有文獻來看，有關農民網絡上訪的研究還較少。筆者認為農民上訪的網絡化問題應得到重視。當國家開通網絡投訴的渠道的時候，農民也隨著互聯網的運用普及而開始通過網絡進行抗爭，本文就是將基于網絡的對抗性政治行為納入到網絡政治[①]（Network politics）的范疇中加以思考。這也是本文的核心議題。問題在于：農民的利益表達的網絡化現象該如何理解？如何治理？
二、上訪：現實社會中的農民利益訴求
在互聯網還沒有從中國崛起時，農民選擇的抗爭方式是現實社會或線下抗爭，從最初的村、再到鎮（鄉）、縣、市、省、實在解決不了再到中央，這是一種“逐級上訪”。然而，也有學者研究發現，農民對于地方的不信任感，往往會導致他們有時也會“越級上訪”，即從縣可能直接到中央，而越過省、市兩級。原因在于，他們認為地方上存在官官相護，作惡的是地方，而中央都是好的。[②]
然而，在這樣的認知模式下，現實社會中的農民上訪類型又有哪些呢？又有哪些原因導致了農民走向上訪？
（一） 農民上訪的三種類型
陳柏峰將農民線下的上訪分為以下幾類：“（1）有理上訪；（2）無理上訪；（3）商談型上訪。” [5]在這三個類型之下，他又將無理上訪分為：“第一，謀利型上訪；第二，帶病人員上訪；第三，偏執型上訪。”把商談性上訪分為：“第一，‘意識形態’的訴求；第二，政策需求；第三，地方性規范訴求；第四，情感訴求。”面對如此之多不同類型的上訪，政府采取的方法往往比較簡單，比如說，“花錢買平安”，但是這樣做往往會導致“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越是哭的兇，越是給的多”的現象，也就是說，這樣會“引誘”農民繼續上訪或者是提出更加大膽的“利益要求”。故而，政府在治理農民上訪的時候，不僅僅是要開通多元的利益表達通道，還應該利用法治從根本上去維護農民的利益，正如陳柏峰所說：“有理上訪是當事人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上訪。這種類型的上訪中，當事人的目的是維權。應該說，有理上訪在上訪潮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然而，在解決這上訪問題的時候，基層政府應該依法辦理，而不能用錢去‘堵’。”[5]
（二）農民上訪的具體原因
2014年，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求是》2014年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今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該文指出“土地問題仍然是農民最核心的利益問題，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加快，農村土地問題更加凸顯。‘根據農業部的調查，近幾年農民上訪65%以上是為了土地，土地問題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最大問題。’”[6]由此可見，65%的農民是為了土地的利益受害而去上訪。并且，更為有趣的是，還有的農民為了“出書”去上訪，比如《山村農婦的文學夢：為了出書去“上訪”》[③]一文所談到的，有一位村婦為了出版她的自傳體小說，而去“上訪”。這樣的上訪，在本文看來是“求助型上訪”（也可以理解為陳柏峰所說的“謀利型上訪”），她去找信訪辦主要原因是沒有出版社愿意幫她出書，只有信訪辦幫助了她。信訪辦的角色由此就演變為了“當地作協”。同時，焦長權在調查湖北省荊門市G鎮時發現，有的農民為了水利問題而上訪，他說，“在G鎮主要是以個體上訪為主的‘糾紛延伸型’上訪，之所以如此，在于抗旱的幫扶不到位，導致農民對當地的干部不滿。”[7]其實，上訪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因政權的懸浮而導致治理失靈出現的上訪，再比如因為農民的國家觀念缺乏而上訪等。[④]
從這些原因來看，無論是從于建嶸所說的“底層立場”[⑤]出發來發現問題，還是從“國家立場”來發現問題，都無法阻止農民上訪。李昌平認為：“農民上訪的第一個高峰是因為農民負擔重，第二個高峰是因為征地制度、企業改制等太不合理，第三個高峰將是農村社會沒有了有效的合法治權(理)而滋生出了非法治權(理)。”[8]關鍵是，隨著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在2006年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民因為負擔太重的上訪在下降，因為征地賠償問題，低保問題，村干部貪腐問題等[⑥]，加上網絡社會在中國的崛起，而出現了上訪的轉型，即從“線下”走到了“線上”，這即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農民上訪網絡化”或“農民利益訴求的網絡化”。
三、轉變：農民上訪與利益訴求的網絡化
農民上訪，從線下走到線上，是基于兩個原因所致，一個是互聯網的使用和普及，另外一個是現實社會中利益表達渠道的不通暢。[⑦]這兩點，筆者在調查湖北省、甘肅省、安徽省等地的某些農民上訪時，感受尤其深刻。比如，在湖北的M村，他們幾乎家家有網線，上網非常方便，有的作為“農二代”或者“農三代”，對網絡的使用非常熟練，在進行自我或幫助他者進行利益表達的時候，他們往往會選擇在微博、論壇等平臺內發帖表達利益訴求，并希望引起關注。通常的做法是，在微博社區中，把帖子發出后，還艾特一些名人、“大V”、政府官員的微博和媒體的官方微博等。他們認為，只要能引起關注，那么問題被解決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他們利用了“以網抗爭”和“以輿抗爭”，且運用了“圍觀改變中國”的原理。為此，筆者收集了一部分農民在網絡上“上訪”和抗爭的案例，讓我們來一起看看他們究竟在反應什么問題，又是怎樣去表達的？[⑧]
案例1：“春風再度大別山”的微博
至今，其已經發了1548條微博，其中三分之二的是訴求利益。2016年5月5日的發表了一條微博，內容為“抓了小老虎,關鍵還是要有人解決百姓的困難,一手抓腐敗分子一手更要抓作為,讓百姓親身享受到風清正揚的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春風,不然反腐很熱鬧,民心還未撫平@黃岡日報@湖北日報@人民日報@中國之聲@央視新聞” 。 [9]5月4日，“有些基層干部本身不能勤勞致富,平時就靠混工資,從農民嘴中搶食,從農民身上設關設卡撈錢,倒賣集體財產利益生財,你叫他如何帶領別人致富脫貧?@人民日報@于建嶸”。[10]5月2日，“人民日報說前些日子，我到某地采訪，當地干部的一句話讓人印象很深：老百姓接觸不到更高層的領導，基層干部是什么樣，百姓眼里的黨和政府就是什么樣。試想，如果基層執法者暴力執法，而毆打婦孺的視頻還被放到了網上，對黨和政府形象的影響該有多大！”[11]且，5月2日的這條微博是評價并轉發了另外一條微博，即“麻城GL辦事處如果認為賣農民宅基地有理，黨員校長TCY半夜搶建合法，就把土地征收文件，征收補償，征收理由，適合法律文件，賣地給TCY收據拿出來讓公布一下，這么多年莫像做賊一樣藏著躲著@麻城楊遙@湖北日報@黃岡日報@人民日報@幫女郎@黃岡政府法制@中國之聲@荊楚網@央視新聞”[12]。而類似這樣的微博，其實這位農民還發了很多。總的來看，他在網絡上得到的回應并不多。但是，他還是一如既往的發帖，采取“死磕”的辦法，而不是選擇直接到中央去實地上訪。農民之所以如此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采取網絡抗爭可以降低被截訪（或許會被毒打等）的風險和減少上訪的成本（時間、精力和金錢）。
同時，筆者還曾專門整理了一份這位網友的部分微博內容，并在《論農民的“網絡政治”》[⑨]一文中曾經發表了出來，大致如下：
表1 麻城G村某農民的網絡舉報(抗爭）摘編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反映的依然是土地被搶占的問題和基層干部腐敗的問題。但可惜的是，他的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解決。至今，他還在不停地發帖。
案例2：“湖北-漢丹”的微博
通過網絡田野調查，我們觀察發現，他/她比較“春風再度大別山”的網友要運氣好很多。在2016年4月27日，他/她發了這樣一條微博，“@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湖北漢丹@湖北省人民檢察院 希望湖北有關部門：不以權勢大而破規，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不以違者眾而放任。”[13]并且，還配了圖，該圖的內容經過我們的整理，呈現如下：
水利部丹江口市管理局：
經有（由—注）我村村民XX，該人在1965年因父錯案帶病之時，流浪到我處，被我村XX收養，至今已二十五年整，當時XX七歲，身患疾病，全身膿瘡潰爛，于1965年冬天時期七歲的孩子真是百難在身，王XX用千辛萬苦將孩子養活承認，后來養父病故，該人無依無靠，真是受盡人間苦難，請有關單位見此證明予以收X安排。蓋章的單位有，“XX區人民政府”，“XX區民政局”等等。
隨后，@湖北省人民檢察院予以回復：“我們已關注，嗯，在人民網的微博上已多次回復您啦。” [13]時間是2016年4月29日。我們還仔細觀察了這位網友的這條微博，被他自己不停地轉發并評價了很多次。在他所發出的2000多條微博，幾乎都是關于此事，并希望政府能夠給予解決。
只要我們在網絡上參與式觀察一下，便可以發現：類似用網絡來訴求利益的農民已經越來越多，并且相互的幫助（轉發），形成了“抱團”。本文認為，他們希望借助網絡自身的特性，如傳播性，及時性等來合理地表達利益，讓官員，媒體和社會人士都看到。農民之所以能夠如此，主要在于網絡提供了一種政治的“平權機制”，讓網友能夠快速地與政府對話，政府也能夠及時地從網絡中了解 民意。這也正如逯萍所說，“如今，互聯網已經全方位地介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工作方式。在網絡空間這一獨特的、虛擬的平臺上，因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和公共意志的推動，誕生了諸如網絡論政、網絡監督、網絡宣傳、網絡評判、網絡互動等新型公民政治參與方式，并開辟了扁平化、交互性、及時化的網絡政治空間這一新型政治參與載體。”[14]
然而，當農民參與到網絡當中時，我們不難發現，類似“春風再度大別山”的網友所發出的微博，是可以被理解為“網絡的對抗性政治”的，因為他在與基層干部進行權力的博弈，希望用此種方式去監督村干部的腐敗，揭發他們的不端行為和違法行為，讓有關部門看到，讓社會看到，讓記者們看到，希望曝光這樣的行為并懲處相關人員，從而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說，網絡政治背后所蘊含的“抗爭的可能性”要比在現實社會中實地上訪大的多，畢竟他們可以不像實地上訪所遭遇的那樣，例如截訪、威脅、毒打等，他們也不需想盡一切辦法“遞材料”給中央，只要在網絡上操作即可，等等。所以說，他們在互聯網時代，轉變了利益表達的方式。
四、治理：農民利益訴求的網絡化及應對
治理農民的網絡舉報，其實辦法并非那么困難，在筆者看來，首先是需要解決農民的利益訴求渠道不通暢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多年研究信訪，他認為“應該把信訪予以取消”[15]。而有的學者卻認為這樣做就未必就能解決真正的問題，還會將農民的利益表達渠道堵死，故而反對將信訪取消。在本文看來，無論是否取消信訪，必須注重利用法治去維護農民的利益。只有這般，才是減少農民繼續上訪的最佳辦法，也可以讓陳柏峰所說的“有理上訪”得到平息。
第一，不要過分地限制農民在網絡上進行利益訴求的行為。對于農民而言，通過現實社會中的“新聞監督”“法院”“上訪”“靠人脈解決”等方式解決問題很難，農民本身缺乏社會資本，通過網絡可以增加他們抗爭的資本。同時，政府之所以允許如此，是因為它可以起到“安全閥門機制”的作用，讓應星等人所說的“氣”得以在網絡社會中靠著網絡上的發帖等消解一部分。還有，一些官員也可以利用微博收集民意。網友對此給出評價說網上聽民生、看民意，我以為只是為官員‘接地氣’提供了一個新的渠道，或者一個線索。要真正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實際行動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與配合，只有沉下身子，雙腳站在大地上，才能匯聚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力量。[⑩]
第二，如何改善農民的網絡化的利益訴求的困境。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這一問題。首先，所有的利益訴求，基本上都是現實中遇到了問題，轉移到網絡尋求解決。問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那么我們就需要從現實社會中去尋求解決的機制和方案，而不是“頭痛醫腳”，或者干脆不管不問。在現實社會中，為什么農民要上訪？為什么農民要訴求利益？正如李昌平所說的：“土地的征收問題和腐敗問題是引發一波波農民上訪的主要原因。如此，在合理賠償土地的征收和懲治‘蒼蠅’方面，政府就需要下功夫。一方面，在土地問題上，依據法律要求土地權利的上訪者可能在村莊社會中遭到排斥，因為上訪者違反了村莊地方性規范。”[5]另外一方面，“村干部的腐敗多源于兩點：其一，少數村干部‘上頭有人’，不把更大的‘老虎’打掉，那么村干部被‘反腐’的可能性就不大。其二，村民沒有監督的權力，也找不到反映問題的常規渠道，于是只有通過層層上訪來尋求解決辦法，但實際上問題又被層層往下壓。”[16]故而，加強基層的反腐和依法辦事，合理地補償農民的利益，即為平息上訪的不二選擇。
第三，農民在進行網絡抗爭時要注意言論與行為邊界。有的網民在舉報官員腐敗時，會侵犯到官員的隱私權，甚至捏造一些不當的事實，這對于官員個人而言，是一種莫須有的“扣帽子”，并且傷害他者正當的權利。現在的問題是，農民只管把問題捅出去，卻沒有相關法律意識。因此，在現有的情況下，要想改善農民的網絡訴求利益行為，就需要農民自身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這樣更有利于遵守法律法規去進行訴求利益，以免違法后不利于自身訴求正當的利益。
第四，要訓練農民的網絡政治參與思維。陳潭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國家的公共權力機構及其施政行為存在著高度不透明和監督不到位的狀況，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狹窄甚至堵塞，無法通過合理的通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無法參與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網絡提供了公民政治參與新的途徑和渠道，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了新的廣度和深度。作為一種民主技術的簡易推廣手段，網絡公共領域的存在培育了民眾自由和平等的民主精神，能夠訓練和形成科學、合理的公民思維，促使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愿望和行動變得更加強烈。”[17]所以，在本文看來，農民的網絡政治行為，不能“堵”，而是“引”，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正如陳潭所說，要“訓練”他們合理、有效地表達利益訴求。
第五，政府應及時有效地回應農民所提出的問題。現如今，不僅僅是農民如何在網絡中有序表達利益的問題，還有政府在網絡上應該及時有效地進行回應。比如說案例1當中的網友，至今都沒有得到有效回復，而運氣好一點的，如案例2當中的網友，雖然得到回復，但是比較簡單。正如蔣兆勇所說：“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是官方的提法，然而網絡沖擊下的政府，恐怕還得加一個詞：回應政府。無時不刻政府不面臨民意地逼迫。”[18]只有及時和有效地做出反應，才能構成網民與政府的良性互動。而如果采取對立性的思維，一方想控制，一方突破控制，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兩敗俱傷。
五、總結和反思
農民的網絡政治，已成為我們所關注的新現象，并且也引發出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本研究認為：第一，農民的這種從“線下”轉到“線上”的“利益訴求”現象應該得到政府、社會和學界的關注；第二，無論是政府還是農民自身，在面對和進行網絡表達利益訴求時應該注意一些問題。為此，本文提出要從根本上去解決，這還是需要在現實社會中對村干部的腐敗和懲治土地征收中的不公現象進行治理。只有解決好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才能有效地降低農民在網絡上的“抗議”。
“社會歷史是由現實的個人及其活動構成的”[17]。現如今，網絡中每一個現實社會中的個體通過上網的工具已經越發地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尤其在轉型期的中國，網絡工具于政治而言，主要起監督的作用，并推動社會進步。正如陳潭所說：“網絡不但是公民進行政治表達、政治參與的主要平臺，也是實施政治監督的主要戰場。在維護社會和諧和推進民主法制進程中，網絡輿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廣度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19]而想改變農民的網絡抗爭的現狀，則需要從現實社會中去治理農村基層腐敗等問題，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廣泛開展民主政治改革，讓普通民眾享有更大范圍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20]并建設多元的利益表達機制，將其制度化。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 劉晨，男，湖北荊門人，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農村廉潔建設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專業2014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知識分子社會學、網絡政治學；李佳盈，女，甘肅蘭州人，蘭州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瓊州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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