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鄉賢”一詞肇始于東漢，原是國家對有作為的官員，或有崇高威望、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胺灿械烙械抡呤菇萄?，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孫治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這“有道有德”者世俗化以后，就是“鄉賢”，他們是“生于其地，而有德業、學行著于世者”（俞汝楫：《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業印書館，1981）因古代中國就是一個偌大的鄉村，鄉賢實際上是指品德、才學為世人推崇敬重之人?；凇吨芏Y》“德化主義”鄉建理念，鄉賢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并不身居政治高位，也不限定階層，更突出的是精神——賢達、賢能。是看得見、記得住、印象深的本鄉本土精英，既可以是告老還鄉的官員，也可以是本地的仕子，但更廣泛的意義，是鄉村里的情懷高潔之人。在我國漫長的傳統鄉土社會中，扎根于鄉村規制的文脈傳承不絕，鄉賢憑借自身的學識涵養、道德文章，致力于公產、義學、社倉、水利、道橋，閃爍著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以及精神光芒，擔負著“道在師儒”的使命，起到了加強文化傳承、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自治等作用，為中國社會淳化風俗、詩書傳家、和睦鄉鄰提供重要的支撐。
鄉賢的嘉言懿行垂范鄉里，涵育鄉風，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在縱向治理體系中，融通上下；在橫向文化交流中，溝通中西。春秋時，孟子提出構建和諧鄉村的原則，如制民以產。南北朝《顏氏家訓》里詳細說明了如何構建鄉村秩序、維護鄉村倫理的方法。唐朝劉知九在《史通雜述》記載：“郡書赤矜其鄉賢，美其邦族。”大儒張載、呂大臨、朱熹、呂坤等都強調鄉約，強調“民胞物與”，主張鄉賢對鄉村的主導，強化禮治的教化。明朝朱曾撰《寧夏志》專門列舉了“鄉賢”這類人物，且始建鄉賢祠。王陽明的“南贛鄉約”將鄉村的共同體延伸到維持治安。“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笨梢姡卩l土沃野生長的“鄉賢文化”構成了古代中國鄉村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中重要的一環：既有“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情結，也有“趨福避禍”的民間信仰；既有“烏鴉反哺，羔羊跪乳”的樸素道德觀，也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良善交往原則；既有平和淡然的生活態度，也有充滿希望的未來期冀。它既反映熱愛家鄉、建設故里、樂于擔當的情懷，又飽蘊見賢思齊、助人為樂、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成為數千年中國文明延綿不絕的精神原鄉。
二
梁漱溟說：“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睅浊暌詠?，作為一種生活制度和社會關系網絡，鄉村本身是一個由親緣、地緣、宗族、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社會網絡聯結而成的共同體。鄉村共同體文化體現了鄉土的本色，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將中國倫理結構描述成“差序格局”：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它集中體現為：“自我主義”、公私、群己的相對性、特殊主義倫理、人治社會、長老統治，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制度安排和權力運作，大抵以這樣一種恒定的社會關系模式為基礎。
然而，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使傳統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變為現代城鄉背離化發展模式，鄉賢文化遭遇重大摧殘，鄉村陷入空殼化、原始化的險境。在城市文明的強勢裹挾下，村落數量急劇減少，村莊越來越破敗凋敝，出現了“村落終結”。尤其隨著鄉賢群體的流失，鄉賢（或鄉紳）力量繼替的制度保障發生了歷史性斷裂。我們面臨的不僅是村莊共同體的瓦解，更可能是“農民的終結”。
城鎮化的要義，不在于物理空間的塑造，根本是對人的塑造。費孝通早在《鄉土重建》中指出，一旦城鄉經濟與文化上的傳統連帶發生斷裂，鄉土性的地方自治單位便遭到了全面破壞，洪流沖洗下的中國鄉村，自然逃脫不掉潰敗的命運。城市目的論不斷地把農村包圍到以城市為中心的意義表述體系中，進化主義、唯物主義、發展主義與虛無主義不斷蔓延。農村空巢化已成為普遍且嚴峻的現實，鄉村社會面臨著多重困境：貧弱相鄰，無人過問；水利興修，無人去管；鄰里糾紛，無人出面；紅白喜事，無人幫趁……漸漸失去了親情、鄉情，孕育和繁衍了中華民族數千年傳統的中國文化頃刻間變得缺乏自信，甚至走向衰亡……鄉愁也變得無處安放。
從生命空間分析，鄉村社會主體結構的“空心化”。成千上萬農村青壯年逃離鄉村，農業生產沒落了，農村的脊梁抽掉了，拋下一個老弱病殘的家鄉；風起云涌的城鎮化，陌生社區替代了熟人社會，加速了村莊的蕭條、荒蕪。從信仰空間分析，一是鄉村意識形態的“虛無化”。隨著資本化的侵襲，石化技術替代了傳統農耕，鄉土既是落后的表現又是落后的基礎，大大削弱了農村從經濟到文化到意識形態上的價值鏈，鄉村被貼上了落后的標簽，農民被打上了卑賤的印記。鄉村民眾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只有自卑，他們生活的唯一目標就是盡快、永遠逃離這落后、愚昧之處。二是鄉土文化的“斷裂化”?！翱觳臀幕碧娲颂飯@牧歌，農民對鄉村文化日益疏離，村民的價值取向日益個體化，個人至上替代了人倫道德，不再有地方性的倫理共識和道德規范，傳統鄉村道德呈現出碎片化和邊緣化，農耕文明無可挽回走向衰落，“鄉愁”變得無處安頓。從權力空間分析，鄉村治理的“灰色化”。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過渡，必然出現規則沖突。村民間守望相助的傳統倫理逐步斷裂，村莊糾紛與矛盾的自我調節及處理能力日益低下，村莊公共輿論與獎懲機制日益弱化。眼下鄉村干群關系較為疏離，鄉村灰色勢力主導鄉村社會秩序和鄉村治理，村民、政府和干部之間存在一定的緊張和對立，村莊正常的社會秩序變得模糊與偏離。
三
鄉村其實在現代化“國家建設”與“民族建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面對鄉村經濟衰退、鄉村社會失序、鄉村文化斷裂，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有識之士曾掀起鄉村建設、農村復興、鄉村復原等運動，力圖挽救鄉村社會急速衰敗之勢，但因城鄉背離化發展模式未曾逆轉，效果受限。在農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傳統鄉村秩序受到強烈沖擊之下，作為村莊主體的農民觀念和意義系統均生褪變，賦予鄉村一個什么樣的“現代”文化，讓鄉土“風箏不斷線”，為鄉村社會筑起堅強的精神堡壘，已迫在眉睫。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加強社區和鄉村文化設施建設，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推進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國提出了要求，特別強調要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等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兩次將“鄉賢文化”列入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中，特別提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到一個熱詞“新鄉賢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建設新農村、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發揮“新鄉賢”的作用。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更是強調，要深入闡發文化精髓、保護傳承文化遺產。農民中的精英階層也意識到本土文化中的精髓日益虛弱，文化建設意識日漸濃烈。為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維度來重塑鄉賢文化，使之成為“與基層治理相適應的價值文化與社會認同”。
人本性：整合“新鄉賢”多重資源，彌補鄉村結構“主體”的缺位。在現有經濟結構下，鄉村已漸失話語權，要逃脫“文而化之”的嫌疑，應當避免“他者”視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鄙ｈ髑檎x，落葉歸根在中國家族、鄉土文化傳承中，具有深厚的根系和廣闊的脈系。無論是退休返鄉的干部、教師，還是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村官、活力四射的返鄉創業青年、隱居山野潛心創作的藝術家，不僅能為美好鄉村建設出謀劃策、聚集資源、躬行實踐，而且還能以自己的見識及生活方式垂范鄉鄰、傳播文明、改善鄉村風氣，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這些“新鄉賢”不僅事業有成，又懷有濃濃鄉情，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文化道德力量可以教化鄉民、反哺桑梓、澤被鄉里，重構傳統鄉村文化，助推鄉村治理和文明建設。充分運用其在創業過程中的經驗和智慧，更好地為新農村建設服務。以其在鄉里、村里的威望和身份超脫的特殊地位，影響乃至監督基層鄉鎮干部為民辦事，還能為農村帶來更多的人流、物流及資金流等。以其文化道德力量教化鄉民、重塑鄉風，實現基層管理的和諧發展。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返回湖南老家，三年就促使一個落后村轉變成“岳陽第一村”；云南省保山原地委書記楊善洲退休返回故鄉大亮山義務植樹造林成為全國道德模范等等，都堪稱告老還鄉“新鄉賢”的典范。譜寫當代鄉賢文化的嶄新篇章。
親近性：厘清城市精英對鄉土文化的偏見，重塑鄉村淳樸美好的正面形象。在諸多浪漫的鄉村話語體系中，無論“歸園田居”還是“小橋流水人家”都寄寓對鄉土生活的歸屬感、幸福感的表達，但一旦與農民相聯，就摻雜“三四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式的調侃。近年“返鄉體”的走紅，進一步表明鄉村現代性隱喻的“美麗新世界”日漸破碎。代表中國社會的鄉村傳統被不斷地污名化、粗鄙化，鄉村與落后、野蠻相關聯，如當代銀幕、熒屏上的農民形象，總不脫傻里傻氣、一根筋、胸無大志的“底色”。甚至一些知名的電影和小說，如《紅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都是把鄉村異化成保守、落后的代名詞。為此，要立足于公共文化的基礎上，梳理混亂的道德價值標準，在傳統與現代的交鋒中尋找既不排斥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現代性的倫理話語”，又不脫離其長期孕育生存的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本土倫理文化資源。
鄉土性：扭轉城鄉社會發展的失衡，培養農民對其傳統鄉土文化的再認同。時間和空間是鄉村得以在人類文明史和心靈史存在的總體性圖景。然而，當旅游開發、新農村改造、文化保護、村落保護等蜂擁而至時，鄉村既不能選擇也無法保有自主權，儼然淪為各種力量的利益博弈場，鄉土傳統進一步瓦解。為此，首先加強對傳統鄉村文化的再認同，合理利用并發揮鄉村傳統文化的良性功能，恢復鄉村作為社會文化有機體存在的基本尊嚴。其次，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及其現代公民意識，努力建設現代鄉村社會的公民文化認同。其三，加強鄉村的多元文化互動，促進農民“主體性”的建立，又可完善農民人格自由的發展，更是整個鄉村社會和諧發展以及創新鄉村文化、進行鄉村文化價值重建的重要因子和源泉之一。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努力發掘和激活“新鄉賢”，積極探索一條可復制、可借鑒的鄉村建設和社會治理之路。
現實性：續接鄉賢文化脈絡，引導城鎮化對鄉村社會組織的重建?！拔幕杂X”由“不覺”而“覺”不能單靠民眾的領悟，還需外因的合力，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正在自上而下推行的新型城鎮化戰略。新型城鎮化建設代表了一種鄉村之外的強大力量，它的植入應注意與原有鄉土傳統中的組織系統有效兼容。廣泛開展鄉賢遺產保護、鄉賢家規家訓整理、鄉賢文化調研等活動，加大對與鄉賢文化一脈相承的古民居、古亭臺、古牌坊的田野調查，爭取項目進行保護修繕，編印系列歷史文化叢書；大力開展評選“新鄉賢”，讓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的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鄉村能人、身邊好人等走上舞臺。開展鄉賢文化進廳堂、進課堂、進講堂、進禮堂“四進”活動，通過新知傳導、惠農政策、村史方志、好人故事、創業故事、家規家訓等專題，涵育重德家風，培樹崇文學風，引導清明政風，淳化質樸民風，支撐、充實、強化鄉村社會組織建設。如廣泛成立“鄉賢文化研究會”、“鄉賢聯誼會”、“鄉賢參事會”，組建鄉賢信息庫，設立以鄉村能人為主體的美麗鄉村建設村民理事會等群眾自治組織。在傳統文化的底色和現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抒寫出屬于自己的時代特色。例如，湖南辰溪縣舉辦“鄉賢文化講堂”、浙江紹興地方政府借助鄉賢研究會等機構，發起“萬人計劃”，重構鄉村文化，其“上虞現象”更是堪稱典范。
在當前具有重大戰略性轉折的實踐進程中，以“生態為基、村民為本、產業為核、文化為魂”的新型文化——“新鄉賢”文化，以其深厚的歷史傳承和生動的當代建構，將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的時代訴求。它意味著鄉村復興，不僅關乎發展道路問題，也關涉著民族道德模式。既是對鄉村乃至民族之根的重新發現，也是破解千百年來鄉村社會走不出歷史周期律的入口。未來中國亟待涌現一大批擁有社會威望的新鄉村賢達，為此，我們要實施“核心價值引領工程”，繁榮鄉村文化產業，完善鄉風文明建設，尤其是通過“新鄉賢”文化的重塑，確立起城鄉社會變遷以及整個農村研究的中國敘事，賦予鄉村文化以新的精神內涵，實現農民的文化自覺，把新鄉村建設得更和諧、更美麗。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中國共產黨發展理論研究》（15BKS035）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曾鷹，湘南學院副教授，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倫理學博士后，從事鄉村文化、鄉村治理研究。曾天雄，湘南學院科研處處長，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從事社會發展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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