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大變革就是現代化，亦即傳統社會經由現代化而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現代化必然會帶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極為廣泛、極為深刻的變革。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生產能力的巨大飛躍。現代經濟基礎是現代社會其他基本特征或基本屬性得以形成的基礎。現代化意味著復雜健全社會的形成。社會共同體結構的復雜、各種“器官”的健全，使得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持續提高和激發。現代化意味著以人為本程度的不斷提高。以人為本的現代化建設標志著人類的發展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發展。現代化意味著大量社會風險的出現。對于社會風險的應對一旦出現重大失誤，現代社會將會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會出現倒退或動蕩的情形。現代化意味著多樣化發展模式的出現。現代化模式既是一個事關現代化建設能否得以有效推進的問題，更是一個事關現代化建設是否擁有恰當貼切具體載體亦即重要基石的問題。
關鍵詞：現代化； 傳統社會； 現代社會； 現代大生產； 高度分化； 高度整合
縱觀整個人類的演化歷史，人類社會只有兩次大的變革能夠與現代化相提并論。人類社會的第一次大變革是由智人演化為原始人，社會進入原始社會。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變革是原始社會經由三次社會大分工，進入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農業社會）。“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1]由此，人類由以往通過采集、狩獵、捕魚等主要“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現成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變為主要通過農業耕種來“生產”生活資料的主要生產方式；由以往自己對大自然的“寄生性”的生存方式，變為自我“產出性”的生存方式；由以往變動不居的生活狀態，變為比較穩定的生活狀態。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真正具有“文明”性質的傳統社會。傳統社會延續了數千年之久。
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大變革就是現代化，亦即傳統社會經由現代化而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所謂現代化，是指世界范圍內的，以工業化為其發端的，以及由此所引發的，以一個個民族（國家）實體為其載體的，整個社會的一系列巨大變革。這種變革的結果是以現代大工業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工業社會）。
作為人類社會第三次大變革的現代化，意味著人類社會必然會經歷前所未有的極為廣泛、極為深刻的變革，意味著人類社會必然會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意味著人類社會必然會成為“人的”社會，同時，也意味著人類社會必然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及不確定性因素。
一、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生產能力的巨大飛躍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經濟生產能力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飛躍。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現代大生產使人的生產能力獲得了巨大解放。
以往人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主要是人工勞動工具，所借助的動力主要是來自人力和畜力，因而生產發展始終無法突破人力的生理局限以及同樣作為動力源的畜力的有限性而獲得突破性飛躍。現代大生產則遠遠突破了作為動力的人的生理局限和畜力有限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人的腦力勞動的局限，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由之獲得巨大的雙重解放。蒸汽動能、電力動能、太陽能動能以及核能動能所提供的“天文數字級別”的巨量動力，超過以往來源于人力以及畜力的動力何止以千萬倍計；社會化的大生產則前所未有地大面積地提升了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益；而計算機主控的標準化生產更是前所未有地提升了產品的規模和質量，大幅度節省了生產成本，并且還可以進行符合具體客戶各種不同需求亦即個性化需求的大規模差異化生產。這些，是以往社會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
凡此種種，促成人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飛躍。以大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在其不到一百年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2]
第二，愈益細致以及愈益多樣化的專業化分工極大地激發了社會成員的生產和創造的潛能。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整個社會越來越職業化、專業化。“社會機體中的子單元如各種行業、各種職業日益增多，社會機體中各種性質不同的成分也日益增多。”[3]產品生產由“普化”逐漸走向“專化”，即原本由一個生產廠家生產的同一個產品改由多個生產廠家將之拆細分解成多個產品，而后分別進行各自的專業化生產。每一個廠家對于自己所生產的產品注意力集中，對產品進行精心設計、打磨、生產；而且，同一行業內還會有行業協會來制定每項產品的標準，用以規范各個廠家的生產。其結果是，從整個社會生產的角度看，產品普遍趨于精細化和多樣化，產品質量趨于不斷提高，產品能夠得以批量生產，進而使得生產的整體規模和效益獲得大幅度提高。“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4]
再者，規模越來越大的城市化進程，從社會經濟空間布局的意義上，使得專業化職業化分工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資金流有了堅實的保障，進而使生產成本大幅度減小。
第三，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充分激發生產者的潛能，并能夠有效配置資源。
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現代生產力條件下的有效、必需的基本經濟制度安排。“市場經濟是一架精巧的機構，通過一系列的價格和市場，無意識地協調著人們的經濟活動。它也是一具傳達信息的機器，把千百萬不同個人的知識與行動匯合在一起。”[5]之所以如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使然。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將每個社會成員自身的切身利益改善同自身的努力成效這兩者有機結合在一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都必須投入勞動或其他方面的生產要素，并根據按照貢獻進行分配的公正原則來獲取屬于自己的收入和財富份額。毫無疑問，人們自身的意愿同自身的具體努力成效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方式，必然會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從事生產或其他工作的潛能、活力和創造力。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能夠有效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經濟活動當中最基礎性的事情就是要解決好資源配置問題，特別是在現代生產力條件下更是如此。而市場經濟體制恰好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6]宏觀上看，通過市場當中的價格體系，產品的社會供求關系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什么商品供不應求，價格便上漲，則表明社會資源在該物品的生產上的‘投入’過少了，從而給予生產者或投資者一個‘信號’，鼓勵他們把社會資源更多地‘投入’到這種商品的生產上；”反之則反[7]。微觀上看，每個廠家只有盡可能地降低產品生產成本，提升產品質量，方能增強產品的競爭性。無數個廠家這樣做的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所生產的產品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了競爭性，進一步看，絕大多數廠家都提升了自身的競爭能力。再者，在分析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時，視野不能僅限于國內，而是應當延伸至國際層面。這是因為，在現代化過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進行對外開放。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每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當中進行競爭。通過國際性市場經濟當中的競爭，有助于每一個國家逐漸形成自身的比較競爭優勢，從而提升本國的競爭力。
第四，現代知識的突飛猛進發展助推社會成員生產和創造能力的大幅度大面積提升。
經濟生產和創造的主體是人，是依靠人來進行的。一個社會的經濟生產和創造能力的具體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社會的民眾文化程度高低的具體狀況。在一個國家當中，社會成員的文化素質如果普遍較低，那么，就總體而言，該國家就不可能具有多強的生產和創造能力。在傳統社會，民眾的識字率普遍很低，文化教育屬于“小眾人群”的事情，同“大眾人群”相距較遠。這是傳統社會生產和創造能力之所以低下的一個直接原因。而在現代社會，且不說初級教育，就連高等教育都開始變成大眾化的事情。這就為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創造能力大面積大幅度的躍升奠定了一個普遍而扎實的基礎。
再者，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呈加速度發展情狀。如是，更是直接提升了人們的生產和創造能力。科學“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8]。科學技術能夠直接提高生產率。誠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9]。而且，哪個國家一旦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那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占據了現有和未來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其生產就會具有較之他國更強的競爭力。
第五，大量生產資本源源不斷的積累確保了經濟發展的后續推動力。
作為基礎性的生產要素，生產資本具體狀況的如何，直接影響到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動能及潛力。在傳統社會當中，由于只能依靠一家一戶這樣的基本社會經濟單元來進行十分簡單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因而生產力極為低下，剩余產品相對很少。從產業結構角度看，農業是基本的生產部門。即便有商業，總體上講也是對農業生產的一種補充。人們所生產的物品，其主要用途在于民眾防范風險的基本生計儲備，或提供給統治集團用于管理成本的支出，或供其揮霍浪費之用，而不是用于生產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紀社會，“生產都是為了直接消費，無論是生產者本身的消費，還是他的封建領主的消費。只有在生產的東西除了滿足這些消費以外還有剩余的時候，這種剩余才拿去出賣和進行交換”[10]。對于富有群體來說，即便能夠儲備大量的財富，也基本不會將之用于擴大再生產。像是古代歷史上的不少皇帝，在世時將大量財富用于奢侈消費，去世時又會將巨量財富用于陪葬，卻不會將這些財富用于擴大再生產。在16世紀的西班牙，人們通過大航海掠奪了巨量財富，但富裕群體哪怕是將大量的財富用于揮霍消費，也不將之用于擴大再生產。在這樣的情形下，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不可能獲得足夠的動能，其潛力十分有限。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之所以緩慢進行，甚至在某個較長的時段內呈現出停滯不前的情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現代社會則不然。在現代社會當中，人們在滿足了自身基本需求的同時，重視將剩余資金用于生產性投資或擴大再生產。在現代化初始階段，企業家等群體極為看重生產資本的積累，并取得十分顯著的成效。到了現代化中級階段時，隨著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越來越多，民眾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越來越不成為問題；同時，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日益完善，人們對于未來風險的抵御能力也越來越強。于是，不僅僅是企業家，就連民眾也開始普遍看重生產資本的積累問題。民眾通過儲蓄、投資基金或股票等種種理財方式，將大量資金間接地用于積累。這一切，使得生產資本源源不斷地注入生產過程，進而使得社會財富在不斷滾動中不斷擴大。重要的是，這種情形促成一種“良性循環”現象的出現，即：一方面是隨著投資積累的不斷增加，社會成員的生活水準由此獲得不斷改善；另一方面，社會成員由于自身生活水準的不斷改善，因而能夠拿出更多的資金用于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兩者如是循環。
由上可見，現代大生產、愈益細致以及愈益多樣化的專業化分工使人的生產和創造能力獲得了巨大解放，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經濟制度安排確保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而現代知識的突飛猛進以及大量生產資本源源不斷的積累則保證了經濟生產的后續推動力。凡此種種，使得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完整的自我啟動和推動的機制，使得現代經濟的前行成為不可遏止的歷史趨勢。
現代經濟生產能力事關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問題至關重要。“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11]現代經濟基礎是現代社會其他基本特征或基本屬性得以形成的基礎。現代社會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其主要原因便是起始于此。
二、現代化意味著復雜健全社會的形成
傳統社會的結構相對比較簡單。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水準較低，由此導致社會各個生產及生活單元十分封閉，彼此隔絕，甚至不知彼此的存在。“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12]而且，社會各個構成成分同質性較強，相似度較高。比如，在中世紀，“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13]基于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基于家庭或家族的基礎之上，社會只能以家國同構的形式形成一個結構十分簡單的、等級制的、金字塔型的社會共同體。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國家只不過是一個家族的大比例放大而已。在這樣的情形下，社會共同體所蘊含的各種潛在的差異性“器官”沒有也不可能生長出來；社會各個群體利益訴求的種類相對簡單；社會經濟布局的空間結構比較簡單；社會成員缺少個體人意識，理性程度較低，本能化生存取向明顯，從眾心理較強；社會控制相對簡單，主要是采取人治的、強行的控制方式；社會共同體相互間的開放程度較低，幾乎沒有實質上的、持續的、穩定的、不可缺少的內在經濟聯系。所以，當時的整個社會不可能成為一個復雜、健全以及制度化的社會共同體，而只能是一個結構簡單的社會共同體。而結構簡單的社會共同體的延展及發展空間十分狹小有限。
與傳統社會迥然不同的是，現代社會則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共同體。現代化意味著經由一系列巨大的社會變革，生成了一個結構復雜、各方面“器官”健全、內涵豐富的現代社會。其涉及面之廣泛，各個板塊之清晰，影響之深刻深遠，可謂前所未有。
大致看，現代社會具有這樣一些基本特征（基本屬性）：其一，從物質基礎（經濟基礎）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以日益增長的現代經濟為物質基礎的社會。現代社會擁有大工業體系、社會化的大生產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在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現代社會的其他基本特征得以形成。其二，從社會各種構成要素的種類及構成形式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分化與高度整合的社會。在現代社會當中，異質性成分日益增多，分化后的各種異質性成分的相對自主性逐漸形成，并且，社會各種構成成分相互之間高度依賴，社會整合程度得到極大提高，社會由此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有機體”。馬克思指出，“任何有機體制的情況都是這樣，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14]其三，從民眾的基本生活態度或生活取向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世俗化的社會。在現代社會當中，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態度越來越趨向于現實性、理性化、大眾化，而遠離以往宗教的“彼岸世界”，遠離以往“烏托邦”的空想“凈土”。其四，從社會經濟空間分布結構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城市化的社會。城市化表現為城市數目增加，城市人口和用地規模擴大。其五，從國家意義上的社會（民族）共同體相互間交往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對外開放的社會。在現代社會條件下，“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15]如今，整個世界在經濟上愈益一體化，各個國家在經濟上已經沒有“另起爐灶”“獨善其身”以及“置身事外”的可能性，每一個國家的對外開放以及各個國家相互間的合作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別無選擇。其六，從文化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現代知識日益占據突出地位的社會。在現代社會，現代知識處在急劇更新與廣泛傳播的狀態當中，現代知識對于整個社會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而且，現代知識突出了教育的地位。其七，從人們價值取向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普遍認同以人為本，進而普遍認同以社會公正（包括自由和平等兩個方面的內容）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社會。其八，從社會賴以運行和治理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是一個愈益制度化的、以“良法”為核心的法治社會，而不是一個隨機性較強、搖擺度較大的人治社會。應當說，現代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征（基本屬性）相互間高度相關，是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
顯然，在社會共同體結構如此之復雜，社會共同體當中的各種“器官”如此之健全，社會共同體內涵如此之豐富的現代社會條件下，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便會得到持續的提高和激發，整個社會便會呈現出一種愈益豐富多彩的局面，以人為本的“人性化”基本取向以及社會公正的價值取向便會愈益成為一種主導性趨勢，相應的，整個社會便會趨向于不斷地進步和完善，社會成員的尊嚴和生活水準便會持續地愈益得到保障和提高，社會成員的差異化需求也會愈益持續地得到滿足。
另外，從現代化所催生的現代社會的上述基本特征當中，我們不難形成如是看法：現代社會并非只是某一個方面的現代化，而是一個主要包括上述八個方面的現代化。這就意味著，現代化是一個綜合指標體系，而并非某一個方面的指標，如經濟上的單方面指標。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建成了現代社會及其社會所實現的現代化程度，必須同時用上述八個方面的基本特征作為尺度或指標去衡量，而不能只是單用某個方面的指標如經濟方面的尺度或指標去衡量，否則便會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現代化意味著以人為本程度的不斷提高
需要看到，人的需求及行為多種多樣，隱含多種潛在指向或演化的可能性。這些潛在指向或演化可能性，有的是正面積極者，有的則是負面消極者。同時，還應注意的是，由于現代化動能基數巨大，因而對于負面消極者具有某種加大的效應。有鑒于此，對于現代化建設來說，必須要有一個大的定向把控。而這個定向把控，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宗旨，是現代社會的“靈魂”。
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進步史，就是一部人的不斷解放的歷史。“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16]從整個人類發展歷史上看，只有在現代化出現并發展到一定地步時，人類方有可能逐漸解決“人”成其為“人”的根本性問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推進，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在大幅度提高，人們的閑暇時間在增多，人們的認知能力在提高，同時人們在現代化始初階段所形成的盲目崇拜GDP現象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逐漸發現，“人”方是現代化建設的目的，現代化建設應當是以人為本，而不應當是“以物為本”。“增長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貧困、文盲和疾病，拓寬人類選擇的范圍，增強人類控制自然環境的能力，從而增加自由。”[17]于是，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并逐漸成為人們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目的，成為現代社會基本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據。就一般情形而言，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高，這一點就越加明顯。
所謂以人為本，是指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宗旨、基本目的是要不斷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再進一步看看，人的基本需要又具體表現在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理念所具有的兩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基本價值取向上。社會公正理念的第一個基本價值取向是，基于平等的理念，一個社會應當讓“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18]。其第二個基本價值取向是，基于自由的理念，一個社會要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充分的空間。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9]。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0]。這兩個基本價值取向缺一不可。社會公正第一個基本價值取向的主要功能在于“確保平等”，即確保并不斷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底線，以此最大限度地消除社會成員之間的隔離因素，增強整個社會的團結合作，使現代化建設成為社會各個群體的共同事業。社會公正第二個基本價值取向的主要功能在于“確保自由”，即將每個人差異化的具體追求同其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此激發社會活力和創造力。在現代社會，社會公正是社會各個群體成員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社會公正的這兩項基本價值取向是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項，社會公正便不具備完整的意義，就會走向不公正。
可以說，以人為本以及社會公正的理念和相應的制度安排能夠有效解決了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宗旨、根本目的這樣事關方向感的根本性大問題。
毫無疑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21]。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只有在現代大生產的條件下，社會成員以人為本、合乎人性的生活和發展才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現代大生產提供了雄厚的物質產品基礎，使得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越來越不成為問題，同時，使得以社會福利為重要內容的普惠性社會政策體系的建立成為可能和現實。“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22]其二，世俗化人生態度的常態化，使得社會成員十分在意“人的”現實生活，能夠理性安排自己生活和發展的目標，而遠離遙遠的宗教的“彼岸世界”以及過于理想化的“烏托邦”世界。其三，法治社會的建立使得社會成員平等和自由發展基本權利的保證成為現實。公正健全的法治體系能夠確保每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不受類似于以往等級制或特權現象的侵犯和剝奪。其四，閑暇時間的大幅度增多、社會流動渠道的增多、社會流動速率的加大以及互聯網的普及，則使得社會成員的選擇機會大幅度增多，選擇能力大幅度增強，進而使得社會成員多樣化、差異化的追求成為現實。
迄今為止，就以人為本的實際進展而言，依據各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不同，人們已經矯正，或初步矯正，或正在矯正的以往“本能化”以及“人的異化”問題大致有這樣幾個：
第一個問題，是人的依附性現象。傳統社會是一個嚴格的、以專制制度為核心的等級制社會。在傳統社會當中，社會成員沒有任何人的尊嚴。“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獸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23]“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24]在這樣的社會，社會成員只能是一個具有依附性的被動部件，而不可能具有個體人意識以及相應的平等性和自由性，不可能具有獨立的人格。現代社會則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點，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個體性、獨立性、自主性，是人們對于平等和自由的普遍認同。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已經消除了人的依附性現象。在初級的現代社會，也已基本消除了這一現象。
第二個問題，是資本的為所欲為現象。這是大部分國家在其現代化初期階段所普遍遇到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表現為，一些人為了擴張個人的財富，憑借自己所擁有的資本這一稀缺資源，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大多數社會成員進行殘酷的剝削。這種情形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糾紛，影響到社會的安全運行。應當說，隨著現代文明的逐漸形成，隨著各種力度較大的社會調劑政策包括力度越來越大的稅收政策的實施，從長遠趨勢上看，資本為所欲為的現象已經明顯減弱。
第三個問題，是GDP至上的行為。在一些國家包括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初期階段，往往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形：人們簡單地將現代化問題看成是一個經濟現代化的問題，進而又簡單地經濟現代化問題看成是一個GDP的問題。于是，全力以赴的追求GDP增長的“GDP主義”便盛行起來。“‘增大增長速度’已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事實上，許多年來人們習慣于把發展同國民生產總值的迅速增長等同起來。”[25]這種做法的結果是，不僅會程度不同地造成現代化建設甚至經濟現代化建設本身的失衡問題，而且會程度不同地損害生態環境，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造成現代化的變形走樣或是停滯不前，最終損害了人本身正常存在和正常發展所需要的必要條件。而隨著人們對以人為本的現代化建設的廣泛認同，隨著單方面經濟突進所造成的弊端的日益凸顯，各個國家對GDP至上的行為開始進行矯正，而且這種矯正的力度越來越大。且不說發達國家，就連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對此都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程度不同的矯正。
從一定意義上講，以人為本的現代化建設，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變革，標志著人類的發展已經逐漸具有了真正“自覺”的意義，人類的發展開始消除“本能化”“異化”的現象，人類的發展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發展。
四、現代化意味著大量社會風險的出現
誠如上述，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生產和創造能力的巨大飛躍，意味著復雜健全社會的形成，意味著以人為本程度的不斷提高。這一切，使得現代社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發達和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社會。“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現代化增加了全人類在文化和物質方面的幸福。”[26]雖然如此，還必須看到，現代社會遠非一勞永逸、沒有任何弊端的理想社會。現代化還意味著現代社會必然會面臨大量的、始料不及的前所未有的社會風險。對于社會風險的應對一旦出現重大失誤，現代社會將會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會出現倒退或動蕩的情形。
任何一種類型的社會，都必然會存在社會風險。傳統社會亦然。圍繞著民眾的基本生存問題，傳統社會最大的社會風險在于，一旦農耕經濟受到自然災害而大量減產，或是由于政府和教會對農民的稅收大幅度增加，便容易引發較為激烈的社會沖突甚至是社會動蕩。雖然如此，但由于傳統社會構成簡單，社會各個群體利益訴求相對單一，社會經濟體量較小，加之其自身的封閉性使得較之開放性社會來說其“風險源”相對較少，所以，在傳統社會當中，社會風險出現的幾率以及社會風險的種類相對較小較少，波及面也相對較小。
與傳統社會的社會風險相比，現代社會則大不相同。盡管現代社會的文明程度較高，制度也比較齊備和完善，但是我們還不能將之理想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會出現大量的、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因素，進而造成大量的社會風險。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社會風險出現的概率及社會風險的種類之大、之多，遠遠超過以往的社會。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大致有這樣幾個：
第一，社會構成環節繁復多樣。
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其各種各樣有著各種功能的異質性成分不但數量巨大而且種類極為繁多，加之，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又是千差萬別，相互間共識的形成容易出現各種問題。同時，現代社會又是一個高度整合的社會，數量龐大、種類繁多的異質性成分相互間是高度依賴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意味著現代社會當中“風險源”的數量及種類繁多。其中的一個環節或要素一旦出現問題，就會程度不同地產生“聯動”或“聯滯”的效應，對社會整體造成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現代社會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賴使現代秩序比更為簡單的經濟組織形式敏感得多。實際上，龐大機制的各個部分愈是精密地相互適應，以及各個要素愈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干擾的反應就愈重，即使是最輕的干擾。”[27]
第二，社會經濟體量巨大。
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現代生產力的高度發達，使得現代社會積累了前所未有的、日益增大的巨量財富。現代社會的體量之大，遠遠不是傳統社會所能比擬的。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旦出現了某種不確定性因素并且失去必要的控制，那么，社會經濟巨大體量對于相應的社會風險就會形成明顯的“放大效應”，從而加大了社會風險的能量。正如烏爾里希·貝克所說，“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再生產。”“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28]
第三，現代化的不平衡推進。
由于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因素，由于人們對現代化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現代化建設不可能“齊步走”、同步推進，現代化建設往往是以某種不平衡的情狀向前推進。從現代化的各個領域看，經濟現代化的推進速度相對較快，政治現代化以及文化現代化的推進速度在不同的條件下有快有慢，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推進速度相對來說要明顯快得多。從國內社會各個群體各自利益增進的角度看，也是有快有慢。從國際上看，各個國家的現代化推進速度同樣有明顯差別。現代化的不平衡推進，必然會造成不同的領域之間、不同的群體之間、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隔閡、糾紛和沖突，從而引發多種多樣的社會風險。有時，“經濟增長不僅不能解決社會或政治上的困難，而且某些類型的增長實際上會引起這些困難。”[29]
第四，波及面較大。
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共同體內部各個群體、各個領域以及各個區域相互間的開放程度也是越來越高。而且，如今互聯網的普及，對于不確定性因素的傳遞更是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個國家或一個群體一旦出現較為嚴重的問題，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某種迅速傳遞以及“倍增”的效應，波及其他國家或其他群體、其他領域。如，某個國家一旦出現某種經濟危機、公共危機或是移民問題，則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國家。“風險社會從這個意義上是世界性的風險社會。”[30]
現代社會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以及由此所引發的社會風險表現在方方面面，如金融危機、公共危機、國內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糾紛沖突、宗教之間的糾紛沖突、文化沖突、科學技術的不可控、生態環境的破壞、國家（社會共同體）之間的矛盾糾紛，等等。應當承認，與傳統社會當中的社會風險相比，現代社會當中的社會風險的“烈度”在明顯降低。在傳統社會當中，由于生產力的極度低下，人們常常圍繞著基本生存資源形成大規模的、激烈的流血沖突。與傳統社會明顯不同的是，在現代社會，發達的現代生產力使得人們日常生活賴以維系的基本生活資源已經不成問題，而且隨著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相互依存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意識逐漸成為社會各個群體的共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大規模、流血的激烈沖突的幾率明顯下降。
不過，即便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仍然存在一些一時難以徹底根除的導致激烈沖突的根源，其中比較典型者當屬“本能與文明”的沖突。在20世紀30年代，面對希特勒大規模殘酷迫害猶太人的極端種族主義行為，弗洛伊德說，“總是有人指責他是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戰勝本能；現在人們看到：他的見解得到了最驚人的證實——即野蠻殘酷和原始的毀滅沖動在人們心靈里是鏟除不掉的。”[31]弗洛伊德的這種看法過于悲觀，不夠全面。因為，隨著現代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理性成分所占比例越來越大，世俗化逐漸成為人們的基本生活態度，相應的，極端種族主義等群體的極端本能化的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出現的幾率也越來越小。這是一種歷史趨勢。但同時還應當看到，人的極端本能化因素的基本消除尚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尤其是，當某種極端精神因素如極端本能化因素在某種條件下，一旦同某個群體的某種生存或尊嚴依據如某個群體的物質利益因素或尊嚴因素結合在一起，那么，人的這種極端本能化因素的影響力就會程度不同地變大，由此所催生的某種社會風險就會產生較大、較嚴重的負面效應。
由上可見，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對社會風險如果把控不當，則必定會程度不同地造成多種甚至是大面積的社會負面效應。在這些社會負面效應的影響下，現代化進程雖然不會逆轉，但有可能會出現“延緩”或“中斷”的情形。“雖然在現代化過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現暫時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體上現代化是個長期的趨向。”[32]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類雖然不可能完全杜絕社會風險的出現，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推進和文明的進步，隨著人類認識問題能力的提高，隨著人類解決問題能力的增強，隨著利益共同體意識以及相互合作意識的不斷增強，人類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般性社會風險轉為惡性社會風險情形的出現，降低社會風險可能造成的危害。就此而言，需要做好“治本”和“治標”這樣兩個方面的事情。
從“治本”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做好這樣幾件事情。一是應當以社會公正為基本立足點，協調好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無論在哪個社會，社會成員最看重的是利益問題。誠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樣，在現代社會當中，社會公正所蘊含的兩個基本價值取向亦即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和為每一個人提供充分的自由發展空間，是社會各個群體成員各自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所以，只要社會公正能夠得到促進和保障，那么，人們就可以從社會風險的最大源頭上降低社會風險的生成概率，降低社會風險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二是應當注重現代化推進的協調性問題，防范現代化進程中某個方面內容片面、而且是持續的突進。
從“治標”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做好這樣幾件事情。一是應當建立起系統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是，便可以有效地確保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底線，有效防止最為嚴重的社會風險的出現。二是應當建立起戰略物資如糧食、石油以及黃金的儲備體系。否則，“將無法有效應對來自國內外各種經濟風險如石油等能源價格上漲的沖擊，無法有效應對國內各種社會風險如經濟波動、物價上漲、金融危機的打擊，進而使得社會動蕩發生的可能性將大幅度上升。”[33]三是應當注意的是，有的問題只能依靠本國來解決，有的問題則需要通過多個國家之間的合作來共同解決，如生態環境問題以及經濟的進出口問題，等等。
五、現代化意味著多樣化發展模式的出現
現代化模式既是一個事關現代化建設能否得以有效推進的問題，更是一個事關現代化建設是否擁有恰當貼切的具體載體亦即重要基石問題。
在大工業早期階段，人們對現代化的理解相對簡單。當時人們基本上將工業化、現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來，認為隨著工業化在全世界范圍的擴散，各個國家的民族性將會消失。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看法，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對大工業生產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威力的過度崇尚。“當時現代化最明顯的特點便是工業革命的突飛猛進，人們憑借著大工業的物質力量去徹底改造世界。況且，由于現代化首先產生于西方，于是人們心理觀念上便出現了一種西方中心論，”因而對于別的民族的寬容度很小。“民族傳統在當時被作為一種純屬落后的東西被擯棄于‘先進’社會之外”[34]。另一個原因，則在于當時除了西方國家之外，也沒有別的國家成功地推進現代化。就現代化建設而言，只有西方幾個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等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客觀上使得人們容易將現代化與西方化當成一回事。
二戰之后，隨著殖民主義的瓦解，隨著民族獨立運動的普遍興起，隨著大量取得獨立地位的民族逐漸開始進行現代化建設，從全世界范圍看，多樣化的現代化模式開始普遍出現。
造成多樣化現代化模式的因素多種多樣，其中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有兩個。一個因素是不同國家現代化發端的時間，另一個因素則是不同的民族傳統。
從現代化發端時間早晚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將現代化模式分為早發型現代化和后發（遲發）型現代化兩種類型。與早發型現代化不同，后發型現代化的現代化起點較低，而且其現代化的起步不是由自身的“自然演化”所致，不是“內生”的，而是迫于早發型現代化國家所形成的外部壓力被迫步入現代化的，或者說其現代化發端始于“外生”。雖然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歷史起點較為落后，但必須以現代化為目標，否則就要亡國亡種。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在一開始時往往比較被動、艱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的后發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獲得了現代化建設的自主性，進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地由原來的“后發外生型”現代化模式轉變為“后發內生型”現代化模式。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明顯不同于早發國家。不少后發國家為了盡快追趕早發國家，經常采取國家動員、大規模采借外國先進事物以及一攬子解決問題的方式來推進自身的現代化建設。而且，同早發國家相比，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既面臨著諸多的不利因素亦即“后發劣勢”，如內涵型發展的艱難，不利于自身的國際經濟秩序，現代化進程的搖擺度相對較大，等等；同時也面臨著不少有利因素亦即“后發優勢”，如更容易形成一種強大的現代化推動力量，可以吸收大量的外來資金，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等等。
而千差萬別的民族傳統更是催生了多樣化的現代化模式。所謂民族傳統，就是每個民族源自于自身歷史并延續至今的某種規定系統和傾向，是其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某種框架。任何一種文明都是由某種特有的“時代”內容和某種特定的民族傳統內容這樣兩個部分有機構成的。正如某種傳統社會模式是由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舊的”時代內容同某種特定的民族傳統內容有機結合而成一樣，現代化模式則是由“新的”現代性內容（亦即現代化條件下的時代內容）和某種特定的民族傳統內容兩個部分有機結合而成。
就兩者的具體關系來說，相對而言，現代性這一時代內容側重于現代化模式的實際內容，而民族傳統則側重于現代化模式的形式。換言之，相對而言，現代性側重于“體”，屬于現代社會當中最為基本的內容，民族傳統側重于“用”，屬于現代社會某種重要的存在和發展形式。兩者缺一不可。現代性必須基于特定的某種民族傳統，方能得以存在和發展，如西方一些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就是同“新教倫理”傳統有機結合在一起，方獲得順利推進。同樣，民族傳統也必須同現代性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方具有長遠的生命力，方有未來，否則，就會走向衰亡。客觀上看，現代性屬于新的時代性內容。比起在自然經濟基礎上所形成的“傳統社會”的內容來說，現代性是一種歷史前進的方向，具有生命力，必然要取代“傳統的”、舊的時代內容。相比之下，民族傳統盡管從根本上講是產生于傳統社會，而且，民族傳統也存在一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新變化、與時俱進的問題，但民族傳統同舊的時代內容還不完全是一回事。民族傳統一旦形成，便具有了一定的、相對的歷史恒定性，不會隨著歷史的變化而即刻發生相應的變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傳統的一個特點在于，它既不是‘過去化’了的東西，也不是‘未來化’的東西，而是一種通貫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東西”，“是該民族歷史內容借以發展的某種框架。”[35]
顯然，合理區分特定的時代內容和特定的民族傳統，是合理理解現代化模式的關鍵所在。一些學者正是由于對這一問題沒有進行合理的區分，或者是將特定的時代內容當成現代化模式的全部，或者是將民族傳統當成現代化模式的全部，因而均不可避免地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這種以偏概全的境地包括兩種截然相反的情形：或者是在以承認民族傳統具有現實合理性和生命力的同時，也承認了舊的時代內容的現實合理性；或者是在承認新的時代內容亦即現代性內容具有現實合理性的同時，將民族傳統等同于“舊的”時代內容，進而完全否認了民族傳統所具有的現實合理性和生命力。
在現代化模式的理解方面，梁漱溟和胡適的不同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梁漱溟觀點的可取之處，在于看到了中國民族傳統的重要價值。但是，梁漱溟對于民族傳統這種重要性的判斷走到一個極端。在梁漱溟那里，民族傳統既是“體”，也是“用”。正是基于這樣的觀點，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傳統文明是世界歷史上各種文明形態當中最為成功者，代表著人類文化的發展方向。“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36]在近代，中國文化之所以失敗，其原因“不外兩點：一是缺乏科學技術；二是缺乏團體組織；更無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這兩點見長，也更無其他”[37]。梁漱溟沒有看到，中國整體的傳統文化既包括中庸適度、包容以及天人合一等至今看來需要繼承下來的有價值的民族傳統內容，也包括人的依附性、三綱五常、等級制、禁止思想自由以及嚴重歧視女性等必須予以拋棄的落后的時代內容。梁漱溟更沒有看到，現代生產力、市場經濟、城市化、法治社會以及現代價值理念等現代性內容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內容。舍此，中國就不會有未來。胡適的觀點則截然相反。在胡適那里，其可取之處在于，看到了必須拋棄的傳統社會當中舊的時代內容。但問題在于，胡適不僅沒有看到民族傳統的價值，而且更有甚者，胡適基本上是將民族傳統與落后的時代內容兩者畫上等號。由此，胡適進一步的看法必然是，中國的民族傳統幾乎沒有可取之處。胡適認為，中國從古到今遺留下來的主要內容是“五鬼”，即“是貧困，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38]。顯然，在胡適眼中，中國要想進行現代化建設，就應當完全舍棄以往，亦即應當完全拋開民族傳統，一切從頭開始。如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便會缺少必要的安身立命之基石，便會缺少必不可少的生命力。
另外，在考慮民族傳統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引起必要的關注，這就是民族傳統本身雖然具有某種“超越時代”的相對穩定性，但并非絕對不變的。應看到，民族傳統也有一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出現某種變化的問題。比如，社會動員這一現象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當中很少出現，但自近現代以來，在種種歷史條件的作用下，社會動員不僅經常出現，而且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當中的一種“新的”民族傳統。
重要的是，現代化發端時間的不同與民族傳統的不同這兩種因素在現實當中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就使得現代化模式的多樣化更加成為一種必然。比如，一些后發國家為了實現自身的獨立和維護民族的尊嚴，為了有效動員民眾進行現代化建設，有時刻意強調自身的民族傳統，以求得民眾認同的效果。
時至今日，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從世界范圍看，現代化模式呈現出一種多樣化而且是常態化的局面。已經實現初步起飛的中國現代化模式就很不同于西方國家。中國的世俗化傳統對于現代化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這一點很不同于新教倫理對于西方一些國家現代化的助推；中國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對于現代化的助推也不同于西方國家鮮用社會動員方式的情形。即便是現代化已經比較成熟的日本社會，仍然存在不少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傳統”行為。比如，日本人不愿公開化的激烈“競爭”，而是十分強調“合作”。有學者發現，“日本人從來就工于心計，擅長避免發生激烈的直接競爭。在日本的小學里競爭的機會被限制到美國人無法想象的最小限度。日本教師得到的指示是要教會學生改善自己的成績，而不應給他與其他兒童相比的機會。”[39]再如，日本十分重視群體、重視年功資歷的做法，同樣很不同于西方國家重視個人、重視個人努力的做法。“日本企業的社會集團特征，首先在于它是一種一家一戶式的集團，其次是它囊括了全體屬員的私人生活。”“日本的戶和企業的職能作用中所顯示出的集團團結的凝聚力含義，正是個人把自己同集團一心一意地聯系起來的主要基礎。”[40]就是在西方國家之間，現代化模式也有明顯的不同。德國重視國家干預的做法，就明顯有別于美國強調個人、強調民間的做法。
由上可見，多樣化的現代化模式不僅使得現代化建設具有了具體的載體，現代化建設因之具有了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共同體支撐力量，而且，由于不同現代化模式之間的相互參照、競爭及合作，使得現代化建設更加具有了一種可持續的推動力量。
作者簡介：吳忠民（1959-），男，山東青島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