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
今年的全國兩會，“三農”問題依然讓人牽掛。
有細心人士留意到：在19000余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罕見地用61個字專門談及玉米問題。而最近三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僅2014年提及玉米，為何今年的玉米突然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視？
“玉米”之所以成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原因是我國的糧食結構出了點問題，有的農產品品種多，比如玉米，出現了階段性供大于求；而有的農產品則品種欠缺，比如大豆。可見，我國的農業結構改革勢在必行，既要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同時還要提高農業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使農民得到更多收入。
“三農”穩，國家安。作為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在農業社會學、農村社會學、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文化、農民組織與農民教育等領域取得豐厚成果。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三五”是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五年，也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關鍵五年，必須要抓住中央大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機遇，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建設好美麗鄉村，補齊“三農”短板，讓“三農”問題不再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痛點”。
“痛點”一
6000萬貧困人口是同步小康的障礙嗎？
2015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442萬人。而在“十二五”期間，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6億人減少到2015年底的6000萬左右，共減少了約1億人。
“我們的脫貧工作，不能簡單看作只是消除一串數字。”朱啟臻認為，隨著脫貧攻堅進入最后階段，扶貧難度會越來越大，“數字脫貧”不能稱作真正的脫貧，脫貧工作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徹底拔掉“窮根”，與全國人民一道同步全面小康，真正過上幸福的、有質量的生活。
朱啟臻說，當前“三農”工作的難點還是如何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盡管我國農業實現“12連增”，但是“賣難”這個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農民生產什么，什么就會過剩。中央多次提出農業結構改革，但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操作性、實效性依然差強人意。相信中國農民都在擔心，到底2016年種什么才能賣得出去、能賣一個好價格？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農業的發展。
“扶貧最有效的措施還是要發展產業，我們該發展什么產業，選擇什么產業才能夠讓農民有收入呢？這涉及到精準扶貧問題，是‘三農’工作的‘痛點’。”朱啟臻說，政府工作報告專門強調玉米問題，說明我們在農業產業結構引導方面工作沒有做好，不能再讓農民為“盲種”付出更多代價。
“從2016年到2020年，用五年時間幫助全國6000萬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時間緊任務重，不容半點懈怠。”朱啟臻說，如果僅按收入指標來宣布脫貧，全國很多地方都不成問題。實際上，現在很多地方貧困人口的收入已經在貧困線以上，但僅僅是一個收入數字，收入不穩定，且可持續也存在問題。精準扶貧不能僅盯一個收入指標，重點是要關注農民的生活質量，因為收入與生活質量并不總是成正相關的。比如說一個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可以靠打工賺錢脫貧，但是由此導致了夫妻分離、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絕對不是幸福生活。
“物質上脫貧，精神上返貧，是新時期‘三農’工作必須解決的問題。”朱啟臻說，從解決溫飽到關注生活質量，關注老百姓的幸福指數，應該是脫貧攻堅階段重點考慮的問題。中央有決心實現同步全面小康，當然就有信心跨越6000萬這道坎。
“痛點”二
農民都進城了，農村怎么辦？農業怎么辦？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新型城鎮化這一議題時，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首當其沖。其中，“十三五”期間要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完成約1億人居住的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推動農民進城，一度成為引發“三農”問題爭論的焦點：農民都進城了，農村怎么辦？農業怎么辦？
朱啟臻認為，農民離開土地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追求高收入，一個是希望舒適的生活。城市生活更方便、快捷，享受城市繁華和城市文明，是全世界年輕人的共同向往，新型城鎮化主要是吸引這些人進城安家落戶。我們說農村復興和農村發展，不是讓進城的人都返回到鄉村，也不是要把年輕人都留在鄉村，而是要創造城鄉自由流動的制度和空間，為愿意到城市生活的人創造融入城鎮的條件，給他們實現城鎮化夢想的機會。這樣才能給留下的農民騰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樣的道理，有外出打工后又返鄉的有文化有見識的農民工，有熱心村落保護的年輕人，有人愿意種地，還有一些懷舊的中老年人，他們向往鄉村生活，為什么不給他們一個回歸田園的舞臺？
但這些年我們的城鎮化受到一些體制機制的制約，使農民工融不進城市，同時，有些地方也切斷了人們返鄉的路。這其中主要源于戶籍制度、土地流轉、宅基地流轉等各種政策或體制的限制。朱啟臻說，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打破一些制度壁壘，讓未來的城鄉關系實現城鄉發展要素雙向自由流動。“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是‘治愈’農民離開土地的一劑良藥，它給延續農村文明、發展現代農業提供了契機，也讓吸引農民回歸田園成為了可能。”朱啟臻認為，新型城鎮化是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的“關鍵一招”，既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也有利于釋放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建設美麗鄉村，留住美麗鄉愁，關鍵要給返鄉的人留下一條返鄉的路。”朱啟臻說，從理論上否定鄉村文明，從行動上抹滅鄉村建筑，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一些地方盲目推動拆村并居，沒有尊重大多數農民的根本利益，也沒有落實好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內涵。新農村建設不能復制城市建設的思路，更不是把鄉村變為城市，而是要少拆房、少填湖、少砍樹，把鄉村建設得更像鄉村。
朱啟臻說，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同質化，要明確好城鄉功能定位，進而實現城鄉功能互補。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鄉村不僅不應該消失，而且應該變得越來越美麗，既要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留得住新型農民，更要發展得起產業，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效載體。
“痛點”三
農業中的“新經濟”到底在哪？
“必須認識到，中國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很難關起門來保護農業。我們會不斷完善惠農、富農政策，同時，也要通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破解農業發展難題。”3月4日下午，李克強總理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經濟、農業界委員并參加討論時說，“一家一戶的一畝三分地，很難進行大規模機械操作，提高生產效率。所以要在繼續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根據中國國情，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提高生產效率，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這實際上也是激發農業中的‘新經濟’。”
糧食產量“12連增”已經將傳統農業增產潛力發揮到極致，繼續增產面臨一些現實困境。那么，如何才能激發農業中的“新經濟”呢？朱啟臻認為，破解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總理所說的“用工業的方式發展現代農業”。
首先，要將工業技術和工業產品廣泛應用于農業，如地膜、灌溉技術、農業設施、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等，特別是目前倡導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不可能脫離現代工業文明成果而獨善其身；其次，農業產業化必須借鑒工業的方式，或者說，農業產業化本身就是工業方式的體現，從選種、種植到農業科研、農民教育，再到農產品加工、運輸、存貯與銷售，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都應借鑒工業的方式，打通農業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最終實現產業的融合；其三，借鑒工業的管理方式和組織方式，如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組織的理念等，為現代農業組織的構建探索基本原則和方法。
朱啟臻說，農業和工業是兩種生產方式，所遵從的規律不同，不能機械地把工業方式移植到農業領域。比如，有一家農業企業承包了農民的土地，雇用農民在地里干活，要求農民必須像工廠工人那樣統一著裝，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按時上下班，遭到農民的抵制和嘲笑。因為這種做法忽視了農業的特點，往往使農業生產成本增高、勞動質量下降、風險增加。而且，野蠻套用工業的方式發展農業還會導致對環境的破環，“新經濟”從何談起？
激發農業“新經濟”，需要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推動，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特別是要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朱啟臻認為，強農首先要增強農業的競爭力，要不斷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如永久基本農田的特殊保護、高標準農田建設、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完善農業保險制度等，必須強力推進落到實處，千萬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傷害民生根基。
其次，農民收入增加了，生產能力提高了，還有農民的聯合才能持續發展。要把農民組織起來，現在最好的組織形式就是合作社，中央已經建議盡快修改和完善合作社法，這是合作社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中國可以學習、借鑒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合作社成熟經驗，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
其三是要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為農業“新經濟”的繁榮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農民和經營者。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說到底，關鍵在人。沒有人，沒有勞動力，糧食安全談不上，現代農業談不上，新農村建設也談不上，還會影響傳統農耕文化保護和傳承。”因此，吸引有志于農業的年輕人務農，把他們培育成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就顯得尤為重要。
“痛點”四
農業發展真的“一網就靈”？
自從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互聯網+”理念以來，“農產品進城，工業品進村”的電商模式被稱作農民的“福利”，許多地方都把發展電商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一招”、民生工程。
“不可否認，農村電商對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確實有益，它可以幫助農民拓展獲得信息的渠道，信息方面互通有無，條件好的可以通過網購獲取生活用品，但是電商解決不了農產品賣出的根本問題。”朱啟臻說，農業是個極其特殊的產業，互聯網在農業上發揮何種作用，取決于人們對農業的認識和對農業特點的把握。特別是在廣袤的鄉村，目前電商在流通環節發揮作用不大，因此要因地制宜發展農村電商，農業不要指望“一網就靈”，不要把電商太神話了。
首先，互聯網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產品賣出難。農產品的產銷對接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目前我國農產品賣出難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的相對過剩，互聯網局部解決農產品賣出難是可能的，但是由于農產品剛性需求和消費具有可替代性特點，一個產品銷路好了，意味著增加了另一個農產品的銷售難度；一個生產者的產品賣出去了，意味著另一生產者積壓了更多產品。此外，農業的季節性和周期性使農業難以像工業生產那樣根據獲得的信息及時調整生產決策，因此，無論農業信息如何及時，無論供銷信息如何對稱，都不可能成為農民調整種植或養殖結構的完全充分依據。
其次，互聯網不能取代農民的勞作。有文章描繪了未來互聯網農業去農民化的情景：通過農業物聯網技術完成播種、管理、收割等一系列農業活動，未來坐在辦公室或者汽車里通過手機就可以實現種地。應該看到，這些農業物聯網技術在迅速成熟達到可以應用的程度，也預示了未來農業科技發展的某些方向。但事實上互聯網農業并不能降低生產成本，相反需要更高的投入和更高素質的勞動者的維護與使用。此外，農業的自然性和生命性，決定了農業的發展方式既不是工業的方式，也不是互聯網的方式，只能按照農業自身的方式來發展。農業的方式決定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農業制度和農業組織形式，違背了這些特點和基本規律，農業發展就會誤入歧途。“互聯網和農業機械、農業科技一樣，僅僅是農業發展的技術和工具。”朱啟臻說，互聯網不是農民普遍增收的靈丹妙藥，農業問題的最終解決依靠農業制度的創新，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培養新型職業農民，需要創新農民組織，需要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正確認識農業特點，正確認識互聯網的作用，才能克服農業發展過程中的浮躁情緒，促進農業健康發展，才有利于互聯網在農業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痛點”五
家庭農場規模越大越好？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積極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完善對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扶持政策，鼓勵農戶依法自愿有償流轉承包地，開展土地股份合作、聯合或土地托管。
在當今中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并不讓人陌生。特別是隨著農村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的推進，家庭農場將成為農業經營的重要模式之一。從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到農業部下發的《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還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的提及，都說明了國家對這一經營主體的重視。
“家庭農場就是規模化的農戶，就是以家庭勞動力為主要勞動力的農業經營單位，它繼承了農戶優點，還克服了農戶的缺點。家庭農場是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朱啟臻表示，家庭農場的規模就是家庭成員在現有生產力水平下能夠經營的規模，哪怕只有兩畝地，建設了兩個溫室，只要有其發展特色、能養家致富，它就是家庭農場。家庭農場可以是微型的，也可以是大型的，看經營什么內容。很多地方的家庭農場走入了規模越大越好的誤區，一些地方甚至以搞“家庭農場”為名，強制農民流轉土地，使土地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由此導致一系列問題，必須警惕。
朱啟臻認為，家庭農場的發展也有“上下限”，下限是生計標準，其收入不用兼業即可滿足家庭成員的基本需要。上限則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家庭成員可以經營的最大面積，這是適度規模經營的范圍。在黑龍江，一個農民開著最現代化的拖拉機可以種三百畝地，但在貴州山區，也許一個人的最大能力就只能是十畝地，所以必須因地制宜。
“發展‘家庭農場’不等于再進行一次‘土改’。中央反復強調我們要守住一條底線，這條底線就是農民土地承包權是長久不變的。只有長久不變才能夠為土地流轉創造條件。”朱啟臻說，我們不能來回折騰土地，所以種糧大戶也好，家庭農場也好，必須要建立在農民對土地穩定權益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現這種流轉。千萬不能把現代農業理解為靠行政手段把土地集中流轉給某個人或某個企業，這種做法是違背農業發展規律的。
“在農業實踐中，不要把規模化、專業化、機械化等作為現代農業的本質特征。現代農業的本質特征應該是衡量其可持續發展和產出能力。”朱啟臻說，現代農業最理想的組織形式是多樣化的家庭農場，特別是種植業與養殖業結合的家庭農場，既有助于避免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還可以實現有機循環，賦予家庭農場更多生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部開發網--西部開發報（記者胡政 沈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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