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少數地方出現了村干部“公職化”的傾向，主要表現為：選派機關干部到村一級任職，對村干部采取機關干部的管理辦法，實行由縣鄉財政統一發放工資的辦法等。對個別村實行干部“公職化”，短時期內可能會產生一些較好的效果。但令人擔憂的是，有的地方把這種做法當成經驗在一個縣甚至一個市進行推廣，其效果就很值得懷疑。筆者以為，對村干部不宜實行“公職化”管理。
首先，村干部“公職化”不符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和傳統。村干部“公職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意味著基層政權的下移。從我國歷史上看，基層政權一直建立在縣一級，“村官”的農民身份從來沒有改變過。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做法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在農村，一個村就是一個小社會。正如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所言，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民認為人與人之間不是等距離的，而是有著遠近親疏之分的。村干部在一個村領導地位的牢固確立僅靠黨性原則、聰明才智是不夠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家族的影響、鄉親的情面來平衡各種關系。“公職化”、行政化的前提是拋開這些關系、情面。假定組織中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但由于農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不會像機關工作人員那樣擺脫土地、家族成為獨立的個人，也決定了他們對組織的依賴程度不像機關工作人員那樣強烈。一個在村民看來吃國家飯的“公家人”，很難在心理上和感情上被他們認可。有些地方嘗試選派優秀大學畢業生到村一級任職，也是開始熱熱鬧鬧，最后悄無聲息。個中原因，引人深思。
其次，村干部“公職化”不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當前，干部隊伍龐大，人浮于事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據統計，我國官民之比已達到了 28：1，即每28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吃財政飯的。這一比例超出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大概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很多地方的財政成了“吃飯財政”。在農村，這一矛盾更為突出。有資料表明，我國農業生產總值只占GDP的15.2%, ，但縣鄉兩級財政供養人員卻占全國財政供養人員的71%。新當選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在今年三月份接見采訪“兩會”的中外記者時說：“要改革農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最重要的是要精簡機構和人員。中國古代《大學》中一文說，生財有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現在中國農村倒過來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有一個縣十二三萬人，吃財政飯的竟有5700人。如果不精簡機構，不減少人員，農民負擔不可能徹底解決。”現有人員的開支已經令財政舉步維艱，如果再讓村級這一數目可觀的干部隊伍行政化，無疑會使財政狀況雪上加霜。村干部“公職化”，在調動村干部積極性方面可能會發揮一定作用，農村工作短期內可能會有起色，但這一沉重的包袱一旦背上就不易卸下，而且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因此，說村干部“公職化”是只顧眼前、不顧長遠之舉，一點也不過分。
再次，村干部“公職化”不利于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開辦事制度，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無論是擴大基層民主，還是完善村民自治，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依法選舉自己的當家人。而村干部“公職化”體現的是對村民管理力度的加大，是對村民、對農村黨員選舉自己當家人權利的侵犯。這顯然是與十六大提出的加強基層民主建設的要求背道而馳的。
最后，村干部“公職化”并不是解決當前農村工作存在問題的根本途徑。少數地方之所以出現村干部“公職化”傾向，主要是因為農村工作難做，農村干部難選，“公職化”是拴心留人的無奈之舉。而工作難做又主要體現在“稅費難斂”上。實際上，對農村工作遇到的困難應該全面地、歷史地看待。工作難是農村轉軌變型時期的必然產物。單就“稅費難斂”講，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絕不是靠一兩個人積極性的提高就能解決的。按照溫家寶總理講的“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把一切不應該向農民 收 取的 稅費 ， 全都減下來”，伴隨著這一目標的逐步實現，農村工作難做、農村干部壓力大的現狀一定會有所改觀。當村民自身事務的管理代替稅費收繳成為村干部的主要任務時，還有沒有必要再養幾個職業化的“村官”. 就當前來講，農民負擔問題得不到徹底解決，而村干部“公職化”了，待遇提高了，征收力度加大了，帶來的很可能是農民抵觸情緒上升、生產積極性下降的負效應。因此，“公職化”不僅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治本之策，反而是抱薪救火的添亂之舉。
作者單位：中共山東陵縣縣委組織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鎮論壇》 2003年07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