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村官，是指我國農村行政村村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以及會計、文書、婦女主任、民兵隊長等，一般不包括自然村的村民小組長。自2005年起國家開始選聘的大學生村官，指的是被選派的大學生擔任村委會主任助理和黨支部書記助理。
過去曾有觀點不同意“村官”這一名稱的使用，理由是我國的“官”太多了，況且那時國家又沒有給她們發工資。現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廣泛開展好媳婦、好兒女、好公婆等評選表彰活動，開展尋找最美鄉村教師、醫生、村官、家庭等活動。”這等于是承認了村官這一稱謂。
村官工作在農村最基層，不屬于公職人員，但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一村的領導人員，村官管理著村里的大事小情，言行舉止一切都盡在老百姓的眼睛里，代表著黨和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在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村官的態度、行為至關重要，而村官又是普通人，存在著他們的個人和家人家族的利益，始終有一個積極性調動的問題。
一、我們要調動村官什么樣的積極性
村官參與鄉村發展戰略的積極性，主要是帶領所在村村民積極參與上級批準的鄉村規劃任務，并保障村民合法經營等各項權利的實現，過上幸福生活。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項：一是及時收集農戶意見，把農戶要求準確無誤地反饋給上級官員和規劃人員；二是積極向農戶宣傳鄉村發展戰略規劃，帶領本村村民完成規劃任務；三是調解現鄉村規劃實施中農戶與農戶、農戶與村級組織、農戶與外來者的利益關系，公平處理矛盾糾紛；四是與侵害農戶利益的行為作斗爭，維護農戶利益，等。
根據過去農村發展的經驗，村官參與鄉村發展戰略不能有以下的積極性：一是曲解中央精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積極性，例如前幾年新農村建設時有的地方把村容村貌理解成白灰刷墻綠漆涂坡，有的把規模經營理解成強迫并村、農民“上樓”，有的把示范理解成政府掏錢扶持個別農戶“蓋別墅”，引起農民不滿。二是不尊重群眾，不愿意充分聽取各農戶的意見，搞違背大多數村民意愿的做法；三是搞迎合上級“自上而下”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那一套；等。
二、村官已成為農村令人羨慕職業，帶領群眾參與鄉村振興是其職責
過去，村官沒有納入公務員系列管理，沒有政府發的固定工資，只是領取一定的補貼，而且補貼也比較低，有的村干部一年才只有2 000多塊錢。試問，在這種薪資狀況下，村干部怎么能有動力為農民服務呢？因此，需要從報酬上改善村官的待遇，才能激勵他們更好地履行職責，帶領農民發家致富。
年初，網上流傳國家出臺了《關于調整提高村干部補貼及離任村干部榮譽金的通知》，希望通過提高待遇，來讓村他們全心全意為民辦實事，推動農村的良好建設與發展。具體規定：第一，工資，村委書記的工資標準，不低于當地村民人均收入的兩倍；村主任的工資標準，不低于村委書記工資的70%。其他村官的工資標準。不低于村委書記工資的50%。第二：養老待遇，提高村干部的養老待遇，對于表現較好的，業績較為突出的，將會得到不低于2800元/年的養老金繳費補助；第三，退休待遇，退休后一系列的福利補貼都會有所提高，例如免費體檢等。第四，晉升方面，加大優秀村官晉升鄉鎮領導干部成長空間，優秀的村干部中有更多機會選撥到鄉鎮機關的工作人員，也會加大選拔比例。并且，每年還會進行村務績效考核，有機會推薦為富民強村好支書，并會第一時間優先推薦為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選。除此以外，國家還將提供村組織運轉經費補助，每個村每年財政補助不低于9萬元。
這一政策執行后，村官的待遇將比過去有一個很大的提高，相對于一般村民，現在村官已經擁有比較豐厚的利益，理應有更大的動力帶領村民參與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
當然，國家給村干部漲工資，也不是白白地漲的，村干部的工資與業績是直接掛鉤的。這就是說，村干部要想自己的收入高，那就需要不斷的為農民辦實事兒，想辦法幫助農民、帶領農民發展經濟，增加收入；只要農民的收入增加了，村干部的收入也才會增加。相反，如果農民的收入沒有增加，那村干部的薪資也不會上漲，甚至還有被“選舉”“下臺”的可能。
三、警惕村官的隱形收入變成腐敗
其實，在國家沒有給村官漲工資之前，村官的待遇從現象上看并不高，但是這并沒有計算他們的隱形收入。如果計算隱形收入以及村內權利，村官在農村其實是令人羨慕的職業。這就是為什么在換屆選舉時，村官的競爭比較激烈的真正原因。
村民們對村官的隱形收入特別是小官大貪非常不滿，但又無可奈何。1999年11月初我曾陪同當時的中共云南省委書記令狐安（全國公認的廉潔高官）考察云南省玉溪市，有次在飯桌上令狐安書記開玩笑說據他了解，昆明市城郊農民反映現在的村干部有點像臭蟲，沒有上臺時肚子是癟的，一旦上臺就拼命“吸”老百姓和集體經濟的血，這樣換一次屆新選上來的就吸一次，還不如不要老換屆，老村官的肚子已經吸飽了就吸不動了或者吸的少些，否則老百姓和集體經濟的血再多也不夠他們吸的。這說明我們黨的省部級高官對官場腐敗心知肚明。
那么，村官都有哪些隱性收入？
第一類是集體所有土地林地和經營性財產的決策權和支配執行權。從理論上講，農村集體所有土地林地和經營性財產的決策權和支配執行權屬于集體，但是在農村基層民主制度有待健全、監督機制有待完善、黨風和社會風氣有待端正的現階段，村官就基本上掌控了集體所有土地林地和經營性財產的決策權和支配執行權并很容易地用于謀私。例如，第一輪土地林地承包時不少地方都曾出現村官及家族分的是好地近地的情況。特別是老百姓反映極其強烈的征地拆遷，一般都與村官的參與有關。后來一些地方熱衷于局部調整土地，其中就摻和有的村官的利益。曾有個別學者響應農村一些新增人口以成員權要求調整土地的訴求，論證以公平名義，但是黨中央從穩定農戶家庭承包的大局出發，洞察其中奧妙，制定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既穩定了農戶長期承包增加投資的信心，也堵住了村官借調整土地謀私的渠道與機會。
另二類是政府各項優惠政策的優先權。如改革開放前及初期，參軍、招工、以及培訓、外出參觀學習等指標下到村，一般都被村官子女親屬占了，如有剩余則給誰不給誰就有講究。近年來，媒體多有報道有的地方“社保”“低保”指標被官員親屬侵占案例。至于社會慈善事業團體各項進村扶持的優先享受權，也大體如此。
這里舉一個我碰到的兩個案例。一個是1990年代初，我參加董恒秋主持的福特基金援助云南的扶貧項目，曾發現有個項目點支部書記打住豐富農村基層文化生活目的申請資助的村文化室及購買的卡拉OK機，結果把文化室建在他家里，卡拉OK機用于商業化經營，村里年輕人來唱歌必須給他付錢。我們省項目領導小組討論這件事時，曾考慮卡拉OK機免費唱，那必將陷入“公地悲劇”，問題是讓它變成書記一家人的賺錢工具也并不符合國際項目的初衷。第二個案例是我主持的全球環境基金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的云南省山地生態系統保護項目要由村民民主投票選舉管理村級發展基金的工作人員，一個項目點的村支部書記沒有選上，了解其原因，原來他在安排項目在省會昆明進行村民骨干培訓時利用職權插進了他的未婚妻，村民認為是在謀私。
村級官員謀私，還與我們的村黨組織、村自治組織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一的設計有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村集體常常依靠出租土地、廠房和自辦企業等方式獲得大量收入，由于參與分配的集體成員資格不清晰，這些利益的分配常常引發矛盾。第二，由于村黨組織、村自治組織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常常是同一批人，村干部的權力過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監督，村干部貪污腐敗、鋪張浪費、濫用職權等問題比較嚴重。
四、吸引一批新鄉賢還鄉，和村官一起振興鄉村
鄉村治理中除了強調黨的領導、法治和村官積極性外，引入德治，這是時代的要求和人們的共識。德治中有一個新鄉賢治理。新鄉賢治理首先是由華中師范大學徐勇教授的研究團隊倡議的。所謂新鄉賢，是指在當代鄉村，一些曾經為官在外而告老還鄉，或在外為教、經商而返歸鄉里，或長期扎根鄉間而以自己的知識才能服務鄉間的一些有愛鄉情懷的人。這些新鄉賢不僅具有傳統鄉賢的一般特征，如鄉土情懷、道德品行、倫理情操等，還有現代的知識、技能和新的文化視野，既可以起到道德指引的作用，同時還可以起到新文化、新觀念、新思想、新技能傳播者的作用；不僅可以協調和化解鄉村鄰里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可以引導輿論、明辨是非、凝聚人心、端正風氣。因此，新鄉賢不是比誰在外面賺得錢多，也不能比誰在外面官當得最大，而是應該比道德聲望，比法紀聲望，比在道德與法治層面上能夠帶給鄉村發展的物質與精神財富。
改革開放以來的確有若干為官、為教、經商的成功人士還鄉帶領村民創業做出成績，成為新鄉賢，黨和政府給他們頒發了榮譽稱號，媒體也相應進行了褒揚報道。但是從總的看，這種新鄉賢并不是很多，在外為官、為教、經商的成功人士中的很多人并不愿意還鄉當新鄉賢。究其原因，他們不是品德不高尚，不是情感出了問題，也不是人一富就闊、為富不仁，而是城鄉之間的差別還沒有真正得到很大的改善，他們及其家庭子女還難以適應鄉村生活。幾十年在都市生活工作，許多少小離家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生活圈已經融入了都市，這不是鄉村給他批一塊地、蓋一幢房就能解決的問題，醫療的、文化的、治安的諸多差距在沒有解決之前，要叫他們還鄉當新鄉賢的美好愿望變成現實，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據我觀察，不要指望在外成功人士有多數人能夠拋棄城市生活而徹底還鄉，可行的選擇是讓他們并不放棄城市生活而短期的、不間斷地回鄉施展才能。在此可選的吸引措施很多，最重要的，一是一定要 “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這里的“梧桐樹”，是指他們回鄉有施展才能的舞臺；二是要建立完善的吸納機制；三是形成社會的“回鄉光榮”的輿論氛圍。當然，“最是鄉音解鄉愁”，還可以通過親情、友情、鄉情留人，讓新鄉賢們能夠在農村找到歸屬感，提高他們回到農村、留在農村、建設農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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