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家庭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巨變，出現了明顯的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這種轉變被視為社會現代化的一部分，也被稱作家庭模式的現代化。古德指出，隨著世界范圍內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世界各地的家庭形式都在或快或慢地走向夫婦家庭的結構形式。仔細審視古德理論中一系列有關家庭結構變遷過程與機制的論述，可以得出工業化與城市化是推動家庭結構核心化結構轉型動力這一結論。事實上，歷史變遷中的其他機制與力量也可能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甚至可促使家庭結構轉型為趨同理論所預言的核心化。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化是國家工業化戰略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進程完全有別于古德討論的西方工業化進程，卻改變了中國農村家庭的生產與生活組織方式和家庭結構。
通過對當代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土地集體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體化時期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的家庭生產與生活情況，以及這三個時期農村家庭變遷過程的考察，我們提出如下觀點：傳統中國大家庭結構瓦解的動力并非工業化與城市化，而是1949年后，國家發展戰略選擇中的農村土地集體化帶來了農村家庭生產與生活組織方式的變化，改變了父權制度下的代際關系與結構，進而啟動了家庭結構轉型的歷史進程。
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土地私有時代
家戶主一般為祖父或父親。其他家庭成員擔任家戶主，多半是因為祖父或父親過早離世或能力不足以及其他因素。男性家戶主的逝世一般并不會立即導致大家庭的解體，而是會從家庭中選出一個成員繼續擔任家戶主，維持大家庭的運轉。其職責都是統管家庭中的經濟財務大權。一方面給家庭成員分派勞動任務，生產家庭所需要的產品，努力擴充家產；另一方面負責分派勞動產品供全家消費，維持家庭的存續和發展。
家庭的發展周期是“擴大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擴大家庭—核心家庭”，是一個大家庭和小家庭交替出現的發展歷程。
二、20世紀50-70年代的土地集體化時代
土地并人高級社或人民公社的時代，這意味著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這一時期，農村家庭不再承擔組織生產的功能。家庭已不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盡管家庭經濟還在繼續， 家庭依然要積累財富，但是家庭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不再是家戶主，傳統家庭經濟中家戶主所擁有的權力被削弱。子代成員可以不用在家戶主的領導和指揮下獨立創造財富，他們獨立、自立門戶的能力相應增強。父代權力削弱、子代能力增強，反映代際關系的重心向子代傾斜，必然進一步推動家庭結構的變化。
生產隊組織勞動之后，家戶主出現了代際間的替代。與土地私有時期相比，祖父輩當家的情形沒有了，那種由多對夫婦組成的多代際擴大家庭亦不復存在。盡管家庭中依然有祖父輩成員，但他們一般都處于邊緣位置，最多就是照看孫子，或者啥事不管、只管吃飯。正是由于家庭中代際關系的變化，導致了小家庭中子代男性當家的情形普遍出現。這一方面是由于子代獨立創造財富的能力增強，他們分別在生產隊的不同崗位勞動掙工分，不受祖父輩的約束和領導。另一方面，農業集體化時期的勞動報酬發放制度也容易導致小家庭從大家庭中獨立出來。農業集體化時期，家戶主的權力削弱，幾乎沒有可以調用的資源，除了分家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傳統的擴大家庭模式在農業集體化時期基本消失，即小家庭只是短暫地發展為主干家庭，根本沒有機會擴展成為擴大家庭。農業集體化時期，擴大家庭出現之后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然后才分裂成多個小家庭的很少。傳統意義上的擴大家庭在家庭發展周期中趨于消失。
三、70年代末期以來的新時期
70年代末期，農村土地的使用制度再度發生變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土地等生產資料重新分給農戶，由農戶自主經營。與土地私有時期相比，現在的土地依然屬于集體所有，農戶不得出賣或購買土地；而與土地集體所有時期相比，農村家庭恢復了組織生產的功能，農戶可以自主決定在自家土地上種植何種農作物，勞動任務由各農戶自己安排。家庭又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生產單位。但傳統大家庭模式的重新出現這種現象并沒有發生。
70年代末期以后，子代已經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子代結婚以后基本上迅速分家單過，兒子全部成家后父母單獨住。在這種家庭發展周期中，家庭結構一直保持小家庭狀態，最多是父母與其中一個子代家庭組成主干家庭。家庭的組織結構是圍繞家庭的生產組織和家庭財富的累積而展開的。與50年代土地集體化時期以前農村家庭普遍務農的情況不同，70年代末期以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家庭成員的生產活動無法由家庭來組織。工業化來臨，家庭之外的非農生產大規模地吸納了年輕農民外出務工，使得農村家庭經濟生產的組織方式、財富積累模式并未恢復至50年代以前的傳統模式。一方面，農村家庭子代的職業分化加大，另一方面，留在農村的子代家庭也并不一定與父代同住。
四、小結
我們分析了三個不同時期的農村家庭結構模式，分別對應著不同的土地制度和家庭生產與生活的組織形式，先是土地非私有化改變了傳統的家庭發展周期，從而導致家庭結構轉型。此后，工業化與市場經濟接續施加影響，加快了家庭結構小型化與核心化趨勢。
五、討論
1、土地集體化進程是傳統中國大家庭組織結構轉型的動力，這一觀點的提出絕不是為了簡單地否定“工業化導致了核心家庭的流行”這一經典命題，而是力圖表明歷史變遷的復雜性。無論是否經歷工業化，只要家庭繼續承擔組織生產與生活的重要角色，家庭結構就會表現出大家庭的結構形式。
2、中國家庭結構轉型的時間節點在20世紀中期。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土地集體化進程，從根本上改變了支撐中國傳統大家庭結構的生產與生活組織方式，啟動了家庭結構轉型。
3、為什么在70年代末期以后沒有回歸大家庭模式？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作為家庭財富累積根本所在的土地并沒有恢復私有化，不能買賣，也無法進人家庭財富的傳遞中。在土地私有時期，土地是農民積累家庭財富的基礎。其次， 家庭作為組織經濟生產與生活的功能已經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恢復。再次，農民家庭收人分配與財富積累的形式發生根本變化。年輕一代的非農工作是在家庭之外的工廠完成的，他們的勞動以及勞動所得與家庭沒有直接關系。經濟生產形式的變化導致家庭收人分配、代際經濟分割以及收人分配方式等各種生活組織形式發生變化。最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工業化、市場化以及農民工進城務工成為改變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機制。為適應這樣的變化，農民家庭更快、更徹底地走向小型化。在此過程中，眾多的農民家庭被割裂為城市一農村兩部分的“分裂的家庭”。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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