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江麗水鄉村春晚為例
浙江麗水的鄉村春晚久負盛名。按麗水網“麗水鄉村春晚引起全國矚目”新聞專題的介紹：
麗水是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大群眾春節期間自導自演辦春晚習俗由來已久，成為秀山麗水鄉村年味的一大特色。聞名全國的“月山春晚”起源1946年，1981年開始盛行并連續舉辦36年，被譽為“中國式鄉村過年之文化樣本”。2016年春節，麗水全市自辦鄉村春晚多達772臺，出現百萬群眾上村晚、20多萬外地游客走進秀山麗水鄉村過大年的文化盛景……
除夕之夜的猴年央視春晚還余音未絕，正月十四，筆者就應邀觀看了浙江麗水縉云縣官店村鄉土戲劇春晚。這場“村晚”是2016年麗水各地舉辦的772場、縉云各地舉辦的97場“村晚”之一，與松陽縣大東壩客家民俗文化村晚、蓮都區畬漢民俗村晚、遂昌縣民間雜技村晚共同作為精選而出的四場獨具特色的麗水“草根村晚”面向海外直播。
置身鄉土“村晚”這一生機勃勃的鄉村文化實踐當中，筆者對農村新文化的生成、文化的有機性、文藝的引領價值等問題有了更深切的體認。浙江麗水的鄉村春晚的確為我們思考鄉土文化復興與中國軟實力建設提供了貼基層、接地氣思考，和剖析知識癥候、鏡鑒自身的機會。
一、“春晚”與“村晚”
看完縉云縣官店村這臺散發著濃郁鄉土氣息的戲曲“村晚”，筆者的一個突出感受是，它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有機的、多樣的和積極向上的。
從直觀上，整臺晚會看起來是傳統戲曲，但吸收了很多現代元素：像文化禮堂外面的大屏幕直播的現代技術手段，像在內容上有不少現代戲曲和反映現代生活的曲目，像很多現代詞匯和現代樂器的加入，像非常現代的舞美、燈光等;還有就是從整臺晚會的價值觀上，是反映現代情感和具有引領性的，沒有什么封建落后的東西，看完感覺非常提氣、喜樂。
而且從女性角度這個“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來看：鄉村在傳統上都是非常男權中心的，但在這里，整臺晚會的內容，實際上凸顯更多的是女性，是女性的智慧、美麗和勇敢。例如開場的婺劇器樂合奏和結束的《楊門女將》選段，都是女性占據舞臺中心位置;不但如此，在幕后女性也占據重要地位。比如開場前登臺講話的官店村委會主任是女的，還是外村嫁過來的一個年輕媳婦。兼村委文化委員的村婦女主任在晚會的組織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無論是臺上還是臺下，性別政治和性別表達都是很正面，所呈現的不是一個固化的傳統鄉村。無論從手段、內容、精神到性別觀念，這臺村晚都是現代的。
這臺“村晚”的群眾性和有機性也令人印象深刻。官店村“鄉土戲劇”春晚的有機性首先在于，對這個村莊來說，戲劇本身是有機的。官店村有遠近聞名的戲班和源遠流長的戲劇傳統，村里的婺劇戲班平常都有訓練和演出，村民“卸了戲妝能下田，上了舞臺能唱戲”。而婺劇又是縉云本土的戲曲品種，是縣里重點扶持的文化品牌。所以把這臺“村晚”定位于“鄉土戲劇”春晚，是有機于縉云縣官店村的，不是強加的，它有戲劇的優勢和傳統。
在演出的形式和內容上，這種有機性表現為與本地的鄉土生活緊密結合。例如末尾壓軸的節目《楊門女將》，不僅是本村編排和本村人主打演出，而且非常湊巧的是這個村本身就以楊姓為主。
官店“村晚”上的戲劇形式多種多樣，有傳統戲劇，也有現代戲劇，有《沙家浜》這樣的紅色京劇;有將相之家的虎虎威風，比如《楊門女將》，也有民間草根的風趣故事，比如《老鼠娶親》、《牡丹對課》;總體上是傳統婺劇的唱法，但其中也結合了京劇和越劇選段《送鳳冠》。在婺劇小戲《老鼠娶親》里甚至有段踩著鑼鼓點的街舞，結尾還以通俗歌曲《我想有個家》點題。所以，雖然是鄉土戲曲，但是它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多樣的。
由鄉土春晚的“喜聞樂見”，筆者聯想到對2016年央視春晚從“權力”和“資本”角度提出的各種批評。這里問題的實質在于群眾文藝與社會之間是“有機”還是“無機”的;同時，用權力和資本來批判，可能很痛快，卻也可能不知不覺落入左翼的教條主義和右翼的反政府主義的俗套。關鍵在于，不能把權力變成一個天生的貶義詞。實際上，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當然要弘揚某種價值。問題在于怎么樣去弘揚，以什么樣的機制去弘揚。
有意思的是，如前面提到的，在官店“村晚”村委會主任(也就是“村長”)是出面了的，但這個出面很簡單，甚至沒有自我介紹，基本上是一個主持秩序的、當家者的角色;作為宣導性價值和秩序的人格化，主持人的串詞不算多，有一點主流的意思，但確實沒有很多，而且在觀眾里是得到關注的;演出當晚，縣里的有關部門領導、鎮里的領導都在場，但他們從頭到尾都是以觀眾的身份坐在那里，沒有任何喧賓奪主的言行和舉動。整臺晚會沒有任何商業味，微信只是一個借助推廣的工具，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公司贊助。
總而言之，從筆者的觀感而言，麗水的鄉村春晚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特色文化現象引來眾多關注和“點贊”，就在于我們能從這里看到一個居于主體地位的社會的存在。
但同時，當我們講這里的“村晚”有機于村莊共同體，但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它完全是靠一村之力，在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持、尤其是各級政府支持和引導下完成的。比如，官店村上演“村晚”的禮堂，叫做文化禮堂，而文化禮堂建設，本身就是浙江省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工程。這些禮堂大部分是以毛澤東時代的大會堂為歷史原型進行改建、重建，是一項試圖重新占領農村文化陣地、豐富農村文化生活的系統工程，這個硬件本身非常重要;還有比如縉云縣對婺劇的扶持：盡管作為浙江省的欠發達縣，縉云縣財政緊張，但仍然拿出一定的資金來支持婺劇發展，比如支持設立民間的婺劇促進會，比如像官店村也會得到政府的部分資金以資助劇團和舉辦相關的文化活動;還有像這樣的“村晚”活動也會得到政府文化部門的指導和支持的，縉云縣文化館會對晚會的形式和內容給予一定的支持和引導，官店“村晚”上那臺讓人印象深刻的婺劇小戲《老鼠娶親》就是縣文化館的原創，創作過程中還與省文化主管部門有互動，并得到相應指導。所以，不是說這里的“村晚”就是完全內生的、純粹屬于村莊共同體的、政府是沒有角色的，實際上政府是有角色的，這個角色包括提供基礎設施、包括資金上的扶持、包括節目內容上的引導等，甚至包括由縣文化館直接提供像《老鼠娶親》這樣的節目。國家權力在其中的角色還體現在官店村作為浙江省的文化示范村，是得到省級的重點扶持的，還有，這臺晚會是通過國家文化部下屬的中國文化網絡電視臺聯合麗水市文廣新局進行全球直播的，是今年在麗水市直播的四臺“村晚”之一，而且作為國家保障，直播時文化禮堂后面就停著一臺巨大的國家電網應急車。
所以，不是說要不要國家角色的問題，也不是先入為主地把國家認為是負面的角色，只能對國家權力進行批判，關鍵在于權力的政治性質和導向以及權力在什么樣的層面和以什么樣的形式來發揮作用。
二、“危言”與“癥候”
在官店“村晚”上，推陳出新的婺劇小戲《老鼠娶親》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借用“老鼠娶親”這樣一個在縉云當地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和文藝題材，以老鼠的視角對城市中心主義作了批評，演出了鄉村新一代在城市生活經驗基礎上對鄉土生活的新認知和自豪感。這種情感與認知，既不同于官方話語的歌舞升平，也不同于中產階級思鄉病式的浪漫想象，更迥異于鄉村衰敗的知識分子話語和大眾媒體敘事。當它以詼諧的形式，從農民口中，在農民“村晚”的場合，作出如此自信的鄉土文化表達，恐怕是超出大部分知識分子想象的。
《老鼠娶親》的確反映了鄉土的某些層面，但它不是一個本質化了的鄉土。它已經是新一代的農民、城市打工者，經過城市化的洗禮，借用老鼠的口吻對什么是好生活的反思和選擇。在“如再留戀城市不搬家，吾等鼠輩遲早要滅亡”的痛徹領悟基礎上，他們轉而向往鄉村的“桃花源”的生活。這當中還表達了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它歌頌勞動，它說我們留在鄉村，不僅是因為這里有青山綠水、藍天白云，還因為我們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與此同時，就像它臺詞里說的，待在城市里則是“有了條件沒了尊嚴”——它強調的是要活得有尊嚴，而不只是簡單的物質生活。所以這個節目從引領的角度，既有現實主義精神，又有非常明晰的引導意義和未來指向。它是出于現實的，雖然是一種理想化表達，但本身具有一定社會基礎和現實基礎;作為一種文藝和文化，它又是高于現實的，起到了引領作用。而且由于在藝術形式上的活潑諧趣，這種所謂的“正面引導”并不唐突和生硬，不是呼口號和臉譜化的表達，不是空洞的對鄉村與勞動的歌頌和美化。
這出妙趣橫生的婺劇小戲，讓我們看到鄉土文化的傳承不是固化的簡單的傳承，有主體經驗的翻新、有新文化形式的借用，這是一個現代化的流動的農村文化在交流中生成的過程，是新文化創新融合的過程，在這個角度上、在許多角度上，這都是一個“有希望”的過程。
由《老鼠娶親》這個節目，筆者想到，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總是在講一個嚴重問題，是農二代“回不去”的問題，認為阻梗在城鄉之間“上不去，下不來”的一億五千萬新生代農民工是未來中國的真正危機。這個節目也啟發我們看到基層現實的另一面，就是農民工二代的自我覺醒和對鄉土價值的重新認知。
此外還要追問：農二代“回不去”“不回去”的話是誰說的。說農二代回不去，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我們知識分子替他們代言了。這么一來，就有滿世界的輿論說他們回不去;這么一來，在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反作用”的角度上——或許就會預言成真，就真的回不去了。所以官店“村晚”上這個婺劇小戲的價值在于：它有現實基礎，而且真的起到了文藝的引領作用。這也啟發我們：知識分子、媒體從業者和文藝工作者不必非得擺出一副消極主義的姿態，在大唱哀歌中體現憂時濟民的情懷。
這在如何看待2016春節期間鋪天蓋地的反映農村潰敗和城鄉鴻溝的“回鄉筆記”式新聞報道和媒體事件上同樣關鍵。與對猴年春晚的極端評價相映成趣，2016年春節期間有關鄉村衰敗的媒體敘事似乎也達到近年來的頂點，而且出現了明顯的“左右合流”，以及知識界與媒體獵奇的合謀。這種合流是如此強烈，以至于面對農村凋零的感傷和痛心，已經不僅成為批判知識分子的“政治正確”，也幾乎成為關乎知識分子良心的整個知識界的“規定姿態”。
那種鄉村凋敝的敘事，當然也有其根據，盡管表現出高度預設性，但有些農村里土地荒蕪、文化空心化、賭博盛行、村民自私自利等，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但那樣的農村也是中國的極端，只能代表一部分鄉村。筆者認為，應避免對鄉村的一概而論和以偏概全。在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嚴重分化的大背景下，城鄉分化、鄉村內部分化也同樣劇烈，“鄉村”、“村莊”、“農村”這些詞本身已經沒有太多的描述意義了(當然，相對于城市還有其描述意義)。正如賀雪峰曾提醒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農民”一樣，恐怕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農村”了。真正科學的態度是對農村分化保持高度敏感，對任何關于農村的即使是在真實敘述基礎上的全稱聯想都應小心謹慎。
必須警惕的是：某些媒體對農村死亡的“奇觀”故事總是特別敏感，愿意樂此不疲地炮制加速逃離農村的文化想象和刻板成見。盡管相對于某些媒體的嘩眾取寵，知識分子有關鄉村衰敗的寫作，在態度上大多是嚴肅和真誠的，但在傳播上，卻往往表現為以“真實農村”“真實中國”為名義的獵奇展現，作為一個傳播現象，還帶有城市中心主義的獵奇和居高臨下的視角，并且愈益凸顯城鄉對立的意味。
知識分子回鄉見聞的題材和“故鄉淪陷”的主題，大概從十幾年前隨著三農問題凸顯就開啟了，并形成陰郁風格和延續脈絡。與其中從悲觀、失望、迷茫到絕望的知識分子“心態史”相呼應的，是在這種知識分子與媒體合謀的衰敗敘事中的“真實農村”一路走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倫理的全面崩潰，仿佛變成人間地獄。知識分子在這當中的確看到了鄉村的各種問題，但是卻沒有出路，而且也不愿意承認這個國家——包括村莊本身及省、市、縣及鄉鎮各級政府——他們創造種種條件的努力。
不能只看到負面的東西，不能僅滿足于良知的表達，要看到政府的可能、民間的可能、政府和社會互動的正面的可能、看到農民自己的創造性。而實際上很多左翼學者不愿意而且不可能想象這樣的未來。很多人囿于傳統士大夫情懷和學院高墻之內，并不進入鄉村，不與工農結合，而只以一種“搖椅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來想象問題;從右翼的角度，又往往不切實際地抱定以美國式“大農業”來消滅農民的成見。所以，在這個時刻，媒體、知識分子(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怎么樣來看農村，以什么樣的學術和什么樣的輿論來引導，是尤其重要的。
三、春節輿論場上的“三臺戲”
如前所述，2016年春節期間的一個重要文化/媒體現象，是唱衰農村的網文以前所罕見的規模和影響力引爆社交媒體，除了《走向死亡的農村》，還有諸如“上海姑娘因一頓飯逃離江西農村”、“霸氣媳婦回農村掀翻桌子”、“東北農村禮崩樂壞”等熱傳朋友圈的事件，從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爆出，經商業化都市媒體放大，再返回社交媒體平臺，產生大量針對農村的獵奇和審丑的話題，最終匯成“農村逃亡大合唱”。盡管上述三起事件沒過多久就紛紛被網信辦證實系假消息，但其中的輿論狂歡還是將城鄉撕裂的社會痛點真實暴露了出來。
作為輿論事件的這種逃離農村“大合唱”不僅意味深長，而且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來，圍繞央視春晚、筆者在浙江縉云官店村所看的“村晚”及某些市場化媒體(包括社交媒體)的唱衰鄉村，實際形成三種高度相關的表達和構成三個微妙的輿論場，組成“村晚”“春晚”與“網民狂歡”之間犬牙交錯的三臺輿情戲。或者，站在筆者親臨其境的官店“村晚”的角度，這臺“村晚”實際上同時對官方和非官方的、但都是城市中心主義的輿論場提出了挑戰。
首先，就“村晚”與“春晚”的關系而言，在文化與社會有機聯系的意義上，也許“鄉村春晚”比央視春晚要更能代表文化的本義和“春晚”本應扮演的角色。站在輿論場角度，對春晚的批評也存在學者批評脫嵌社會、小資以微信和微博吐槽為主要方式的批評政治逆反的問題。但盡管存在鮮明對比，也不能因此把“鄉村春晚”與“央視春晚”對立，以及潛在地把鄉村與國家對立：這里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是“村晚”對“春晚”，而是從“春晚”到“村晚”。
一方面，很多“村晚”實際上是受了央視春晚影響(筆者所看的縉云官店“村晚”延續了六十多年，算是特例)，加上政府文化部門的有意扶持，才遍地開花的——起碼在作為文化大省的浙江是這種情況。央視春晚作為一個被模仿的對象，在“綜藝晚會”的形式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筆者看的這臺官店村“鄉土戲曲春晚”，它不僅是“鄉村的春晚”，也是“國家的春晚”。從其使用的視覺符號看，開場視頻中出現的是輝煌氣派、讓人馬上聯想到北京故宮的大紅門，而不是農家的木門荊扉，或許有人會說它“變味”了，但從另外的角度正面理解，它為什么不可以代表國家?為什么不能用北京的大紅門?難道只能像2015年春晚那樣，由央視到浙江縉云的河陽古民等鄉村取景，拍一點河陽和其他地方的鄉土建筑和民間過年場面，作為“鄉愁”一曲的影像背景材料，而“村晚”就不能把北京的大紅門拿來當文化符號嗎?盡管中國文化網絡電視臺和政府文廣部門的介入對“村晚”的形態和自我認知會有影響，但能否因此就批評“村晚內在化了城市視角”?當然，這種“村晚”在內容和主題上復制了城市中心主義的視角的現象也是有的，這反映了城市中心主義話語霸權的影響。不過，具體到這次看到的官店村晚，筆者從整場晚會上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在鄉村與國家的關系上，如前文講到官方引導和政府角色時已經涉及的，這已經是“層層國家”在場的鄉村：有鄉村最基層的文化干部的組織、有縣文化館的支持，官店村是縉云縣“美麗鄉村”建設的重點扶持對象，是“麗水市文化名村”和“浙江省文化示范村”，這臺晚會還有國家文化部的網絡電視臺轉播……這是一個有強大的國家在場的鄉村，從這個角度上，這臺“村晚”當然也是國家行為，是這個國家文化建設的一部分。
另外，技術很重要，直播這個形式很關鍵。正如筆者一直強調的，官店村這臺戲曲春晚是通過文化部下轄的中國文化網絡電視及麗水市“文化麗水”、“村晚部落”等媒介向“一帶一路”上2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網絡直播的。如果說央視春晚是從北京通過電視網絡往鄉村和世界發出，官店村的“村晚”就是從鄉村往整個國家和世界發出的，雖然與央視春晚不在一個平臺，卻是一種基本平等和互動的關系，且同樣代表“國家形象”。這是鄉村在通過現代轉播技術手段向國家喊話(the village talks back to the nation)，盡管雙方有強勢有弱勢，但卻不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單向傳輸，而是一個雙向的“回望”和“回話”的關系。因而這是一臺鄉村的春晚，但這里的“鄉村”已經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或本質化的“鄉村”——那樣的鄉村反而不存在，存在的是已經全球化的、有國家重新介入的鄉村。這是一種有意思的新型的鄉村與國家的關系、城市和農村的關系，不能把北京和鄉村、城市和鄉村、國家和鄉村僵硬地對立，它們都是這個國家不同層面的部分。
這里也需指出：講到各個層面的國家在場、講到網絡全球直播對其形態的影響，這些變化還并不至于使它脫離鄉土，但其中也的確隱含被國家挪用的挑戰。對“村晚”自身，筆者希望它不要因為變得“高大上”就脫離鄉土文化的歷史脈絡;對政府文化部門來說，筆者希望它們能小心善待，不要使“政治任務”壓倒“村晚”的群眾性和有機性，不要把它變成脫離群眾的意識形態宣傳。
而就央視春晚自身的脈絡看，它也曾有樸素的形式和共享的價值，我們今天對“村晚”的欣賞目光，多少有“禮失求諸野”的意味。今年央視春晚在“政治正確”上的變化未必不能凝聚共識，這就有文化精英因自己的立場和身份造成的創造力貧困的問題，有作為媒體體制一部分的春晚生產體制的問題，也有觀眾分化的問題。而且前面講到的對春晚和農村的微信圈吐槽本身也是最大問題：一邊吐槽春晚，一邊獵奇貧困，兩者都展示了作為這一輿論主體的城市小資的政治背叛和道德優越。
例如，為了迎合這種獵奇，那篇駭人聽聞的《東北農村禮崩樂壞：村婦謀劃組團“約炮”》的虛構之作，熟稔利用春節“返鄉日記”的體裁和故鄉衰敗的題材，將一個局部的低俗化情節放大為標題，實際上與之前某些市場化媒體對“農村色情化”、“色情消費包圍農村”之類泛濫成災的傳媒渲染——這種渲染手段無疑體現了中國媒體的城市精英主義的、中產階級道德潔癖的，和對農民居高臨下的議題設定方式——一脈相承并登峰造極，在傳播上已屬不堪、令人不屑;而這位《財經》記者帶著“良心寫作”的冠冕，卻不顧任何冠冕堂皇的“專業主義”宣稱，赤膊上陣，杜撰虛構，污蔑家鄉，更是樹立了惡劣典型。這種對農村貧困潰敗和道德淪喪的獵奇，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而作為城鄉對立的戲劇化呈現，同樣被認定為假新聞以及同樣突出女性身份以吸引眼球的《霸氣媳婦回農村：光干活不讓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關聯著作為“知識分子回鄉筆記”分支的“城市媳婦回鄉記”的敘事類型。在這一類型里，城里兒媳作為城鄉差距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人格化承載，被假定具有更客觀的視角、更敏銳的感受、更細膩的筆觸和制造更具戲劇張力情節的能力。媒體和網民對這類文章的熱傳熱議，并不像名義上宣稱的那樣，是出于對“質樸表達”和“真實情感”的推崇，而顯然是因為這符合了農村作為不毛之地、潰敗之所和封建堡壘的獵奇想象。
與前兩者相比甚至鬧得更加沸沸揚揚的“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事件事后也被證明是陰差陽錯、子虛烏有。這一系列推動輿情升溫的假消息，標志著城鄉分裂對于社會心理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無論是莫名其妙的烏龍，還是聳人聽聞的造假，背后都揭示了一種深刻的真實(或者說是區別于“事實真實”的“本質真實”)：一方面，“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之類的假新聞顯然真實地戳到了城鄉撕裂、城鄉鴻溝的痛處，觸及到雷蒙·威廉斯所說的帶有普遍性的“情感結構”，這是國民心理上的真實;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和微信網友對此的悲嘆和唱衰，表現出一種手足無措的道德恐慌，背后又是一種以道德關懷為姿態的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感，這是小資心態上的真實。
由此我們看到，作為兩個彼此擰巴但又分享著共同的城市中心主義價值偏見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政治傾向，央視春晚缺少真正觸及城鄉關系以及對此進行正面引導的內容，在城鄉關系、城鄉鴻溝這一國民心理痛處上多少表現出一種漠視態度;以城市中產和小資人群為主的微信朋友圈的“民間輿論”，在一片道德恐慌和哀嘆悲鳴中，又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任何有正面意義的農村生動現實和具體實踐。而既不同于央視春晚的“不知所措”和“置之不理的回避”，又不同于“民間輿論”的“手足無措”和“聳人聽聞的批判”，恰恰是官店“村晚”上《老鼠娶親》的節目在這兩者之間，以一種農村女把到了城市的打工仔“倒插門”“娶”回農村的情節設置，同時反轉了城鄉關系和傳統婚姻關系，給我們帶來既直面現實又富于建設性和進步意義的文藝啟迪。帶入了鄉村社會視角的官店“村晚”因而對相反相成的兩個輿論場——不管是官方的、城市中心主義的春晚，還是非官方的以城市知識分子和小資為主的逃亡農村的輿論狂歡——都提出了挑戰。也只有從春節期間這三臺引人側目的“好戲”之間的對比中，我們才能看到國家與社會的張力，看到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之間哪個更有希望，看到所謂的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今天的局限性，而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重新提煉軟實力在鄉土中國和在更廣義的民間的意義。
四、“軟實力在民間”
我們通常將“軟實力”和“國家形象塑造”置于戰略傳播范疇，好像一提到“向世界講中國故事”，就得搬出章子怡、姚明，就要把廣告打到紐約時代廣場。這其中基本沒有鄉村的位置，民間的、非商業性的文化也大都被邊緣化，那么，站在“山溝溝”里，我們該如何重新提煉“軟實力在鄉土中國”或“軟實力在民間”?
一方面，盡管我們往往從國家實力和國家力量的層面定義“文化軟實力”，但從文化是有機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角度，真正的文化軟實力恰恰在鄉土中國!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這里的“耕讀文明”既不是一幅陶淵明式的文人隱居圖景，也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抽象理念，它在全部意義上就是追求一種物質與精神生活相平衡、腦力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理想生活方式。這個意義上的“文化”，已經“化”為不足為奇的理所應當。這也就是雷蒙·威廉斯所定義的：文化是日常生活。
把文化和生活分開，把文化與大眾和平民分開，這是帶有精英主義做派的對文化的誤解，也是商業媒體和商業邏輯劫持文化的結果。實際上，只要我們回到鄉村、置身鄉土文化實踐，就容易意識到，我們平常在學術界所講的“文化研究”是多么膚淺、多么脫離社會、尤其是脫離鄉土社會，那充其量就是流行文化研究或者說是對商業媒體產生的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應該另有一個天地，這個天地就是鄉土文化的研究，而這個鄉土文化正是中國軟實力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們說軟實力在民間，這與我們講“民族的”、“民俗的”就是“世界的”視角互補、相輔相成。但在這里不能把民俗固定化為傳統的、本質主義的東西，像《老鼠娶親》這樣推陳出新的內容更是軟實力的鮮活體現。更重要的是，正如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先生所指出，追求文化軟實力關鍵不是如何走出去影響別人，而是我們有一個自己視為天經地義的、理所當然的文化倫理格局，廣大人民身在其中，自得其樂。文化“軟實力”的首要目的不是以“霸權”方式走出去追求自身“硬利益”——這種“東施效顰”的“軟實力”觀念只能顯出我們自身社會科學想象力的匱乏，而是我們自己有一種怡然自得的生活。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來提煉軟實力的意義，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在怡然自得的生活和格局會自然而然對其他文化產生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角度上，這種對文化軟實力的追求才能與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王者之道”和“修文德以服遠人”銜接起來。
在《老鼠娶親》的戲劇里，我們看到了新一代農民身上那種自豪感和自信感，他們說在城里沒有尊嚴，像“過街老鼠”，他們說“我們要回到鄉村”，在這里可以創造怡然自得的、也就是“桃花源的生活”。在此意義上，從“軟實力在鄉土中國”可以進一步引申出“軟實力在民間”，這個“民間”就是城鄉人民對怡然自得的生活的向往和創造這種生活的信心和理念。而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他們創造這種生活的信心的來源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勞動——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軟實力。也就是說，中國的軟實力不是要讓我們重復美國的老路去搞權力外交和文化侵略那一套，是我們自己有一個怡然自得的生活，有一個知道大家都過得好的生活。
最后，從中外媒體互動的視角，站在將國內輿論場和海外輿論場統合考慮的高度，我們還可以發現：正如對某些中國電影導演的批評是把中國的落后拍給外國人看一樣，這種堂而皇之地對中國農村社會的丑陋化和污名化，是把鄉村的落后寫給城里人看。這種“定質”“定向”的文化傳媒運作的背后是兩種可稱強勢的集體唱衰：國外左右翼合流唱衰中國，國內左右翼合流唱衰農村。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兩種唱衰不僅聯系在一起，而且分享同一個邏輯。這個邏輯就是維護現有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以及中國在這個體系中的地位的邏輯，西方主流輿論唱衰中國和國內某股輿論潮流唱衰農村是這個邏輯的一體兩面。對西方主導精英來說，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崛起，不希望中國找到新的道路，因而唱衰中國是很自然的;但對中國許多城市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來說，他們倒不是不希望中國崛起，不是不希望消除城鄉鴻溝，而是因為其在意識形態上受到西方資本主義邏輯的宰制，看不到另類的選擇，也看不到農村的希望，同時也因為他們自身有脫離實際的問題，看不到農村復雜多面的現實。唱衰農村、放大城鄉撕裂的結果有可能是“預言成真”，好像農村不可能有另類選擇、城鄉鴻溝不可能被填補，中國農村就只能為不可持續的全球資本主義和出口導向的發展貢獻廉價勞動力。因而我們講“軟實力在民間”，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向世界展示我們的農村是有希望的，中國在促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走城鄉協調發展的道路是有可能的——或者說這應該是“向世界講中國故事”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也看不到農村的希望，看不到中國有可能超越以城鄉撕裂為代價的發展主義邏輯，中國的崛起就成為不可能。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的崛起必須有農村的崛起，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唱衰中國和唱衰農村的一體兩面的內在邏輯關系。
當然，指出兩者在邏輯上的一貫性并不是要將兩者的態度和動機混為一談，事實上，兩者的主觀出發點未必一致。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論左翼右翼，在主觀上都不是要唱衰農村，而是震驚于城鄉的分裂、慍怒于政策的缺陷，而對政策中的新自由主義成分或國家權力運作做有時是矯枉過正的批判，這其中有他們自己認識上的問題，導致看不到正在發生的現實和農村的另類可能性，但邏輯結果和實際后果上卻同樣是唱衰;此外，也必須看到這兩種唱衰之間有一種主導和從屬的關系，也就是說由于西方的主導，國內唱衰農村從屬于國外唱衰中國的邏輯，有被動的層面，有知識分子自身意識形態被西方所左右的因素，“一體兩面”并非處于“同一平面”。
不過，考慮到前面提到主導“唱衰農村”的以《財經》為代表的商業化媒體和社交媒體的輿論導向與西方主流媒體話語最接近、或者前者最易受后者影響這一現狀，這兩個輿論場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一個平面上的。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文化自主性建設任重道遠，面對強勢的媒體商業化邏輯和同樣受商業邏輯驅使的新媒體語境，面對經濟不景氣條件下更加浮躁和不安的城市小資群體、尤其是汪暉所論及的“新窮人”群體，要實現這一目標更是難上加難。然而，這也正是中國文化領導權建設的重要性和當務之急所在。
作者簡介：趙月枝,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全球媒介檢測與分析實驗室主任、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龔偉亮,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傳播》 201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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