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供給側視角
一、引言
自2012年始，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顯著的增長減速，綜合考慮減速的節奏、深度以及持續時間，這次減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雖然在2009年前后世界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實施了大規模刺激政策，對增長速度產生了一定的非趨勢性的或擾動性的影響，中國GDP增長率仍然從2007年（14.2%）或“十一五”（平均11.3%）的峰值，大幅下降到“十二五”的7.8%，到2015年又下降到6.9%。更重要的特點是，這個減速趨勢迄今為止尚未呈現人們在周期時期急切期望看到的（止跌回升的）谷底。
因此，正像世界經濟減速一樣，中國經濟減速已經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經濟學課題。鑒于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中等偏上收入組，人均GDP約7800美元），中國能否正確應對這個減速挑戰，也關乎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這樣一個大命題。實施正確的政策成功應對挑戰，必須以準確判斷經濟形勢和發展階段為前提。諸多研究者出于慣常的思維方式和分析框架，把這次中國經濟減速解釋為并等同于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因需求側沖擊而不時出現的周期現象，并且開出了通過擴大投資進行刺激的藥方。
例如，林毅夫（2011）的分析就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通過把中國出口跌落與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低迷，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出口下降的事實關聯在一起，嘗試論證中國經濟減速是由于（外部）需求側因素所致。第二，通過把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以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百分比衡量）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同等階段，即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臺灣地區的1975年和韓國的1977年相比較，用后發優勢分析框架論證中國尚有很大的高速增長潛力。例如，數據表明，這些經濟體在到達這一節點之后的20年中，分別實現了9.2%、8.6%、8.3%和7.6%的經濟增長率。由此似乎中國仍有8%的年均增長率潛力。
但是，這種比較經濟發展階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中國的“未富先老”特征。考慮或者忽略這個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即如果按照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變化趨勢做判斷得出的結論就與按照人均GDP標準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
我們以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隨后就進入負增長）的時間作為比較的基準（*1.比較所用數據來自于UN-Dept（2011）。），2010年中國的發展階段，實際上相當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韓國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撫養比（14歲及以下和60歲及以上人口與15—59歲人口的比例）作為人口紅利的一個代理指標，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撫養比顯著上升的時間點，也遠遠遲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義的時間點。例如，日本的人口撫養比雖然于1970年左右降到最低點，但是，真正開始顯著上升則遲至20世紀90年代才發生。而韓國和新加坡的撫養比上升，在時間上則大體與中國相同。
也就是說，相應于人均GDP水平來說，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紅利喪失的轉折點更是提早到來。考慮到過去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對人口紅利的高度依賴性，以及人口紅利既早且快地消失這些因素，蔡昉和陸旸（2013）根據人口轉變趨勢對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估計了1979—2020年中國GDP的潛在增長率。從各時期的平均數來看，1979—1994年間為9.66%，1995—2010年間為10.34%，2011—2015年間下降到7.55%，預計在2016—2020年間進一步下降到6.20%。由此來看，中國經濟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從而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表現，而不是需求側因素造成的宏觀經濟周期。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從長期經濟增長的角度理解中國經濟減速。例如，巴羅（Barro,2016）認為任何國家不可能長期偏離2%這個趨同“鐵律”，因此，他預計中國經濟增長率很快將下降到3%—4%，斷言中國不可能在“十三五”時期實現官方確定的6%—7%的增長率目標。普利切特和薩默斯（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也預測中國經濟將迅速“回歸均值”，即在2013—2023年間降到5.01%，2023—2033年間則下降到3.28%。（*2.中文版見“亞洲超高經濟增速將回落至全球平均水平”，《比較》第76輯，第1—40頁。）雖然在這類使用眾多國家長期歷史數據的研究中，在揭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減速規律的同時，也不乏探索減速的國別因素的嘗試（如Eichengreen et al，2013），但是，總體而言，此類研究忽略了為什么減速以及如何保持長期適度增長的中國特色因素，因而必然得出比實際情景“悲觀”得多的預言，無意中助長了唱衰中國的論調和做空中國的打算。
因此，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不應該按照周期性框架去尋求見底反彈（V字形），而應該著眼于消除體制性障礙，挖掘生產要素（勞動力）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潛力，保持中國經濟在與發展階段相符合的減速區間內增長，即盡可能平滑而緩慢地減速（L字形），直至完成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過渡。
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把新型城鎮化轉化為經濟增長源泉，就是符合這一思路的結構性改革舉措。新型城鎮化具有從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固然是一個重要的角度，已經得到決策者和研究者的充分關注。例如，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推進新型城鎮化作為“深挖國內需求潛力”的一項舉措，稱之為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所在。蔡昉和王美艷（2015）也具體測算了農民工市民化可能產生的擴大消費內需的效果。更進一步，特別是為了把新型城鎮化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聯系起來，本文著眼于城鎮化對提高勞動力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重要作用（*3.除另有注明之外，本文所依據的人口總數和各類結構數字系作者的預測（參見郭震威，2016）。）。
二、中國增長奇跡及其城鎮化引擎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史無前例的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經驗。從這個增長的構成源泉可以揭示出，正是二元經濟發展過程的重要特征即勞動力無限供給，保證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以及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資源再配置效率（構成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所有這些因素源自有利的人口轉變階段，因此被稱為人口紅利（Cai and Zhao，2012）。人口紅利支撐的高速經濟增長，同時伴隨著同樣高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4年的54.8%，年平均提高速度為3.2%，不啻為世界經濟史上另一個由中國創造的發展奇跡。
更具有奇跡般意義的是，中國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或鄉—城遷移，不僅是人類和平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也構成高速城鎮化的主要源泉。因此，研究中國的城鎮化，不能不對農民工這個人口群體給予格外關注。以下，我們從幾個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方面，考察中國的城鎮化以及其中勞動力轉移的貢獻。
首先，農民工主導的城鎮化滿足城市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二元經濟發展的獨特之處在于勞動力無限供給，而這個特征具體體現在以農業勞動力轉移為核心的高速城鎮化上。在城鎮人口轉變速度從而老齡化進程快于農村，以及城鎮非農產業擴張快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產業轉移不可或缺。事實上，與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一道，城鎮戶籍人口就業總量已于2010年達到峰值，使城鎮就業繼續增長的因素則在于農民工的持續增長。依據一些統計信息，并在做出合理假設的情況下（*4.估算細節可參見Cai（2016）中對表3.2的說明。），我們把2001—2014年間的歷年城鎮就業總量的構成進行了分解（表1）。
觀察表1各列數字，可以發現許多有意思的信息。第1列是按照城鎮戶籍人口進行的就業統計，該總量自2011年開始便進入負增長。第2列是被逐漸納入城鎮就業總量統計中的農民工人數，不僅總量在增長，被計入的比例也在提高，其對城鎮就業總量的統計意義上的貢獻（占統計內城鎮就業的比重，即第2列占第3列的百分比），從2001年的3.0%提高到2014年的30.8%。正是由于農民工的這一統計意義上的貢獻，使得城鎮就業總量從數字上仍然可以保持增長（第3列），近年來的增長甚至可達千萬人以上（第4列）。
可見，這里有一個統計上的悄然變化。實際上，2014年全國經濟活動人口的增量僅為380萬，如果不考慮轉移勞動力的話，城鎮就業不可能產生新增量。不過，客觀地說，這并不暗示官方的城鎮就業統計數據不實。實際上，隨著農民工在城鎮企業就業穩定性的提高，特別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參加了各項基本社會保險項目，他們越來越傾向于被企業看作是花名冊上的職工，自然更可能被統計到官方就業數字里面。此外，正如第5列顯示，雖然數量在遞減，但仍有很大比重的農民工，迄今尚未被統計到官方的城鎮就業之中。一旦把這些人納入城鎮就業統計，農民工對城鎮就業擴大的貢獻則更為顯著。
其次，幫助維持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保證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高貢獻率。由于兩個原因，相比于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和城鎮本地的勞動力而言，農村轉移勞動力具有年齡明顯年輕的特點。第一，人口流動的一般經驗顯示，在人力資本及其他人口學特征上具有優勢的群體更傾向于流動，使得農民工群體在年齡上比留守勞動力占優勢。第二，城鎮人口轉變領先于農村，因而老齡化進程來得比農村更早，因此，農民工在年齡上也明顯比城鎮勞動力占優勢。這一情況意味著，農民工進城改變（降低）了城鎮的人口撫養比，從而幫助保持“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人口結構，從而可支撐較高的儲蓄率。
例如，我們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把城鎮常住人口中有城鎮戶口的（本地居民）與沒有城鎮戶口的（外來人口）進行比較（圖1），可以看到，前者的撫養比為0.43，后者為0.18。這種情形說明，沒有戶籍的外來人口進入城鎮并成為常住居民，可以把城鎮常住人口的撫養比顯著地降低到0.35。
不僅如此，靠農民工得以保持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可以使資本積累從而投資增長獲得所需的勞動力供給，以至資本報酬不會出現遞減現象，加上勞動力部門間轉移可以創造資源再配置效率，使投資回報率得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正如研究所示，中國經濟在較長時期內的確保持了較高的資本回報率（參見白重恩等人，2006，中文版見《比較》第28輯，第1—22頁）。正是由于上述兩個條件，許多研究得出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具有占絕對優勢的貢獻。如在蔡昉和趙文（2012）的模型中，1982—2009年間中國GDP增長率中來自資本積累的貢獻高達71%。
第三，作為城鎮就業增量主體的農民工，有助于改善城鎮勞動力的整體人力資本。一般認為農業轉移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低，屬于低技能或非熟練勞動力，因此，農民工不會對城鎮勞動力群體的人力資本改善做出什么積極貢獻。的確，平均來看，農民工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城鎮戶籍勞動力。例如，根據2010年中國城鎮勞動力調查（CULS）數據（*5.該調查系2009年底到2010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西安和廣州六個城市進行的勞動力調查數據。該調查根據分階段隨機抽樣原則，在每個城市分別抽取了700戶城市居民家庭和600戶外來人口（農民工）家庭。），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5年，城鎮本地勞動力為12.1年，兩者之間有2.6年的差距。
然而，如果考慮到兩個勞動力群體的年齡分布特點，農民工對于城鎮勞動力的人力資本貢獻就是正面的了。例如，在CULS的樣本中，農民工和城鎮本地勞動力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3歲和40歲。在圖2中，我們展示兩個群體的年齡分布和分年齡的受教育年限。以0點為基點，圖2的上部反映農民工分年齡構成及分年齡組受教育年限，圖2的下部反映城鎮本地勞動力的分年齡構成及分年齡組受教育年限。從中可以看到，由于農民工年齡較輕，而且特定的年齡組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他們對逐年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城鎮職工形成替代，就可以提高總體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例如，21—25歲組農民工的受教育年限為13.3年，這個群體對55—59歲組城鎮本地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為10.1年）的替代，增加城鎮勞動力整體受教育年限的效果就是顯著的。
最后，剩余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塑造了一個庫茲涅茨過程，實現了資源再配置。庫茲涅茨指出產業結構變化的關鍵，是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從而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們可以將此視作“庫茲涅茨式”產業結構演進過程（參見Aoki,2012）。研究表明，勞動力轉移產生資源再配置效率，是亞洲經濟體產業結構變化的一個典型特征（McMillan and Rodrik，2011），也構成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組成部分（Bosworth and Collins，2008），并對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做出顯著貢獻（如都陽，2014）。
通過合理修正國家統計局關于農業勞動力的定義，都陽和王美艷（2010）重新估算了2009年的實際農業勞動力，表明官方數字把農業勞動力高估了約13.4個百分點。本文根據這個口徑，擴展并重新構造了1984—2014年間的實際農業勞動力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到2014年，實際務農勞動力的比重，至少比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低10個百分點（圖3）。這一估計數，與朱曉東等人（Brandt and Zhu，2010）使用其他數據來源所做的估計高度一致。在估算中，我們把官方數據與重估數據之間的差額，作為殘差處理，在正常勞動力市場狀況下，這個“殘差”勞動力分別分布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以往時期，當非農產業遭遇沖擊時，也常常回到農業這個剩余勞動力蓄水池中。不過，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從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越來越不發揮剩余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了。
三、現有城鎮化模式的人口學分解
從人口學的角度，城鎮化即城市人口增長及比重提高有兩個來源，分別為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遷移）。在生育率下降特別是城鎮生育率更早下降的情況下，城鎮化率的提高更倚重于人口遷移。而中國人口遷移的一個最富特色的構成部分就是農村勞動力（又稱為外出農民工）向城鎮的大規模轉移。按照統計定義，城鎮常住人口是指在城鎮居住6個月及以上的人口，外出農民工是指離開本鄉鎮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中96%進入各級城鎮，故這個人口群體實際上被統計為常住城鎮人口。
因此，我們可以對國家統計局城鎮化數據和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進行比較，從農民工數量增長情況粗略地看其對常住人口城鎮化的貢獻。按照國家統計局定義的口徑，2014年城鎮常住人口為7.49億，城鎮化率為54.8%。其中戶籍人口占42.5%，農民工（1.68億）占12.3%，農民工占全部城鎮常住人口的比重，即對城鎮化的貢獻率為22.5%。在2004—2014年間，城鎮常住人口年均增長3.3%，農民工增長率為3.6%，農民工對這期間城鎮化率的提高做出了24.2%的貢獻。
從人口學分析，可以得到更精確的關于農民工對常住人口城鎮化貢獻的估計。根據人口居住地與戶籍登記地是否分離，中國城鎮人口的機械增長，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非戶籍遷移（戶口仍在農村，即農民工）和戶籍遷移（戶口隨本人轉移到城鎮）兩種情況，后者可進一步區分為就地轉移（居住地不變，戶籍性質由農業人口改變為非農業人口）和異地遷入兩種情況。局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僅對2010年城鎮人口增長量進行分解。
首先，我們將城鎮常住人口的增長量做出分解。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這個增長量等于2010年城鎮人口66978萬與2009年城鎮人口64512萬之差，為2466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人口自然增長數據（在普查數據基礎上做了調整），在城鎮新增常住人口中，城鎮自然增長量為出生人口（722萬）減去死亡人口（332萬），即390萬人。城鎮人口機械增長量為城鎮人口增長量與自然增長量之差，即2076萬人(=2466萬-390萬)。因此，人口機械變動對2010年城鎮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84.2%（=2076萬/2466萬×100%）。也就是說，城鎮人口增長主要是機械增長的結果。
其次，我們把城鎮人口的機械增長量分解為非戶籍遷移與戶籍遷移。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2009年全國非戶籍遷移總量分別為2.21億人和2.11億人。根據馬小紅（2014），我們知道了非戶籍遷移人口中鄉—城遷移、城—城遷移、鄉—鄉遷移、城—鄉遷移的分布，推算2010年鄉—城非戶籍遷移人口、城—鄉非戶籍遷移人口分別為14016萬和631萬，兩者之差（1.34億）即為鄉—城凈遷入人口。同理，2009年鄉—城凈遷入為1.28億（=13356萬-601萬）。因此，2010年鄉—城凈遷入與2009年鄉—城凈遷入人口之差（630萬）即為2010年鄉—城凈遷入人口的增量。由此計算，鄉—城非戶籍遷移人口對2010年城鎮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25.5%（=630萬/2466萬×100%）。這部分人口的主體就是進城務工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
第三，我們估算鄉—城戶籍凈遷入人口（城鎮人口機械增量減去鄉—城非戶籍遷移人口增量）為1446萬（=2076萬-630萬）。因此，戶籍遷移人口對2010年城鎮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58.6%（=1446萬/2466萬×100%）。鄉—城戶籍遷移人口又分為異地遷入（戶籍遷出原鄉鎮）和就地轉移（戶籍所在地不變，但戶籍性質實現了農轉非）兩種情況。根據2014年1‰人口抽樣數據推算，2010年鄉—城異地戶籍遷入人口為123萬。相應的，鄉—城就地轉移人口為1323萬。這部分人的主體是城鎮化過程中，因城鄉區劃調整被整體劃入城鎮，從而改變戶口性質的那部分人口。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以“異地遷移”為特征進行分類，即鄉—城異地凈遷移人口（共為753萬）可以區分為兩部分：第一，以人戶分離為特征的鄉—城異地非戶籍凈遷移人口，總數為630萬，占83.7%；第二，鄉—城異地戶籍遷入人口，總數123萬，僅占16.3％。
我們把以上所做的估算結果列入表2，并簡潔地歸納出四個主要結論：第一，人口機械增長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因。第二，非戶籍遷移對城鎮化的貢獻率約為1/4，主體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第三，因行政區劃變動實現的人口就地轉移（即戶籍實現農轉非），對城鎮化具有十分顯著的統計意義上的貢獻率，但這種變化只是一種統計口徑調整，本身并不具有內涵上的實質性改變，如這部分人口就業是否變化與戶籍身份并無直接關聯。第四，戶籍制度仍然制約著遷移行為和遷移過程，在鄉—城遷移人口中，實現人口與戶籍同遷的比例很低，且絕大多數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農民工群體，這形成中國迄今為止的非典型城鎮化特點。
戶籍制度是中國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迄今碩果僅存的計劃經濟體制遺產。從中國城鎮化的特點看，戶籍制度遠非以往人們所理解的那樣，僅僅簡單作為區分不同居住地和就業所在地，甚至也不是僅僅作為區別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形式，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發展內涵。如在表2中所示，在五花八門從而含義不一的城鎮新增常住人口中，非戶籍遷移人口或外出農民工［表2中（2-1）］是真正意義上的庫茲涅茨過程的支撐者，對資源重新配置從而經濟增長做出重要的貢獻，也決定著城鎮化的未來趨勢和經濟增長的前景。
四、新型城鎮化創造改革紅利
從中國的人口轉變趨勢以及獨特的城鎮化性質進行判斷，現有的城鎮化速度必然顯著減慢。根據中央政府的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2014），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預計在2020年達到60%左右。按照這一規劃目標，結合對今后中國總人口的預測，我們在表3中列出對截至2030年的城鎮化預測。其中有兩個信息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即使按照國家規劃設定的目標進行預測，也可以發現城鎮化速度是遞減的，從2015年城鎮化率提高1.6%（已經大大慢于以往的速度），下降到2030年城鎮化率提高0.6%。第二，按照這個速度要求，需要具有一定數量的鄉—城遷移支撐，從2015年的大約1197萬人下降到2030年的764萬人。顯然，如果每年鄉—城遷移人口達不到所要求的規模，按照這個口徑統計的城鎮化率，屆時也便無法達到目標要求。
從目前外出農民工增長的趨勢看，保持數百萬至上千萬鄉—城遷移規模增量的假設過于脆弱，將其作為目標則很有可能會落空。在中國官方文件中，雖然經常把農民工稱作農業轉移勞動力，其實，這部分人口并不是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把許多研究揭示的外出農民工以及務農勞動力的人口學特征進行比較，可以得出結論：正在務農的勞動者處于不利于外出的地位，所以基本上不會成為遷移增量的主體。事實上，每年新增的外出農民工主要由農村初中和高中畢業生構成，換句話說，主要是16—19歲年齡組的人群。
根據人口預測，無論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徑還是戶籍人口的口徑，這個人群已經于2014年達到峰值，2015年即顯著減少，并從此進入負增長（圖4中畫出的是農村常住人口中的這個年齡組人數）。這種人口變化趨勢必然降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事實上，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2005—2010年間，外出農民工每年增長4%，這個增長率在2014年下降為1.3%，2015年則進一步下降到0.3%。由于戶籍制度的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尚未成為永久性的，而表現為一種有來有去的模式。一旦每年新增（年輕）外出勞動力人數少于返鄉（年齡較大）農民工人數，將會導致以下結果：（1）勞動力短缺進一步加劇，使中國制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進一步向發達國家靠近；（2）大大降低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3）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進一步弱化，加劇資本報酬遞減現象；（4）產生“逆庫茲涅茨現象”，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受阻。所有這些因素都會降低潛在增長率，增加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難度。
一旦以這種口徑定義的城鎮化顯著減速，城鎮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難以持續。例如，都陽（2014）估計，表現為常住人口城鎮化和農民工跨部門轉移的勞動力再配置，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從2001—2003年的平均27.2%，下降到2010—2012年的平均9.1%，其間共降低了2/3。那么，是否從此中國城鎮化對于經濟保持適度增長目標便無所作為了呢？
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經濟要實現中高速增長需要哪些條件，新型城鎮化怎樣與之相關，然后探討如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這些條件。第一，既然中國經濟減速原因在于供給側，緣于人口紅利消失后潛在增長率下降，保持適度增長的出路也便在于從供給側通過結構性改革，消除阻礙勞動力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體制性因素。第二，勞動年齡人口已經處于負增長，并且經濟活動人口即將（預計于2017年）進入負增長時代，因此，勞動力存量在區域之間和部門之間的再配置，譬如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非農產業參與率，是增加勞動力供給的唯一可行方式。第三，目前非典型的城鎮化難以持續，制約農民工穩定在城鎮居住和就業的體制性障礙在于現行的戶籍制度，因此，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贏得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
對中國經濟的模擬表明（Cai and Lu，2013），如果在2011—2020年間，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1個百分點，這一期間的年均GDP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在同一期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提高1個百分點，這一時期的年均GDP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0.99個百分點。可見，通過把農民工轉化為市民而不再僅僅作為過客般的勞動者，可以保持農民工作為勞動力供給和資源再配置主要貢獻者的地位，從而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同時提高勞動參與率（延長人口紅利）和資源再配置效率（獲得新的可持續增長動力）。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對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的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因其沒有解決鄉—城遷移者（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不僅因未能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使這個群體處于脆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而且也因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而降低了勞動力供給。所以，戶籍制度尚未得到徹底改革之前的常住人口城鎮化，是個半截子的城鎮化，不能履行城鎮化的全部應有功能。更值得擔憂的是，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個依靠常住人口推動的城鎮化必然顯著減速，甚至難以為繼，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本文的邏輯結論必然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新型城鎮化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
戶籍制度改革很久以來就是學術界的討論話題，也一直被決策者置于改革日程的重要位置上，可以說屬于共識度最高的改革領域之一。但是，這項改革迄今為止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因而改革紅利也沒有顯現。為什么這項改革如此推而不動？我們可以歸納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希望對認識其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問題也具有參考價值。
第一，沒有真切地看到該項改革可能產生的改革紅利。對一個高度關注經濟增長速度的政府來說，需求側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實施手段上是有形的，實施效果也可以是迅速、及時的，并且具有與政策手段的對應性。相反，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政策手段似乎看不見摸不著，而且政策手段與效果之間沒有清晰和確定的一一對應關系。由此，政府看待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次序分別為：（1）拉動投資的效果容易被看到，這幾乎成為當前推動城鎮化的最主要動力。然而，這種努力容易走向需求側刺激性政策。（2）培養新的中等收入者群體，拉動消費需求的效果也可以看到。但是，這方面的努力容易受到既得利益的阻撓。（3）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效果尚未得到真正確信。
第二，沒有按照恰當的標準界定好不同級別政府間的改革責任，因而尚未形成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擔機制和改革紅利分享預期。中央政府很早就提出成本分擔的問題，但是，迄今為止，尚未根據農民工市民化的支出要求以及之后發生的支出責任變化，把改革成本和收益在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和市級政府之間做出分擔和分享的安排。例如，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設了專章討論成本分擔問題，但是，其中僅僅規定：“各級政府根據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劃分，承擔相應的財政支出責任，增強農業轉移人口落戶較多地區政府的公共服務保障能力”（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2014），沒有給出確切的預期，使作為城鎮化推動主體的地方政府缺乏應有的激勵。
第三，前述兩種情況形成了錯誤的激勵，使得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外延或多或少被改變。在中國，城市具有行政級別的性質，使得規模越大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越高，戶籍制度改革的政府成本也就越高。在沒有解決好成本分擔和紅利分享問題的情況下，大城市政府沒有接納新市民的應有動機。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以中央政府“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防止“大城市病”、“加快發展中小城市”等要求為借口，在實施中避重就輕，已經悄無聲息地改變了新型城鎮化的方向，僅僅在農民工完全沒有遷移和落戶意向的小城鎮身上大做文章。按照這個傾向，中央“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的要求，也很可能最終是通過改變統計口徑，或者主要依靠郊區人口改變戶籍身份而得到滿足。這與我們對新型城鎮化及其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期望大相徑庭。
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城鎮化水平是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化的標志；對于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的發展階段來說，城鎮化還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手段；而對于中國來說，新型城鎮化更具有通過結構性改革，矯正體制性扭曲，延長傳統增長動能和挖掘新增長源泉的特殊重要性，關系到中國經濟增長能否保持中央政府要求的中高速。因此，在上述三個方面明確認識，實現改革的激勵相容，才能真正推進新型城鎮化。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領域: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等;郭震威 ,國家衛生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王美艷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比較》 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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