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結構性的體制性矛盾實質上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失衡，也可以說是政府的權力結構失衡，導致農業供需結構失衡。體制改革必然要動政府的奶酪，要變革政府權力結構。不優化政府權力結構，怎么釋放改革紅利？沒有改革紅利豈不是畫餅充饑？改革也就沒有辦法推進。根據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推進體制改革就是要破除制約供給瓶頸，暢通農業供需通道，以制度變革釋放改革紅利，激活市場活力、要素活力、主體活力，培育農業發展新動能，使農業供給不斷滿足市場需求的變化。核心問題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如何使市場成為有效的市場，政府成為有為的政府；如何把握市場消費結構的變化，激活市場活力，從而發揮市場優化配置農業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一、推進農業的政策從注重規模、數量向注重質量、品牌轉型
我們原來為了確保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特別注重規模和數量，在政府工作目標中，在農業發展政策中，都是規模和數量，領導考察工作，政府工作考核，媒體宣傳報道，都聚焦大規模、高產量，而且按照價格確定產值增加了多少、農民增收了多少，至于這些農產品賣不賣得去，就沒人去過問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要去庫存、增效益，國家農業政策就必須從注重規模、數量向注重品牌、質量轉型，突出將具有品質與市場競爭力的地域品牌作為政策扶持的重點。以各地的農業生態資源稟賦為依據，全國要確定哪幾個生產區域，每個省要確定哪幾個生產區域，以優化資源配置。市場導向就是質量導向和品牌導向，而農產品是天然的地標產品，尤其是特色農產品，唯一這個地方才有，具有資源不可復制的稀缺性，品質優勢的獨特性。像貴州這里的茅臺酒品質是唯一的，環境資源其他地方也無法復制。
因此，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以地標品牌為導向，優化農業總體結構，也就是優化區域結構、優化品種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以地標品牌為指南針，哪些地方適合生產什么，哪些地方不適合生產什么，進行農業發展戰略重構。比如對于一個縣而言，能不能夠把茶葉作為品牌來打造，就要請一些專業人士來論證，如果獨特的生態資源包括土壤的元素含量、空氣元素成分、緯度、濕度、光照時間等構成，而種出來的茶葉既抗癌又滋陰壯陽還減肥，其中在這個緯度適合生產什么，哪些元素是獨有的，經過這些客觀而嚴密的論證之后，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僅是地標品牌而且還有的是高端品牌。那么，農業發展規劃就根據這些論證來確定產業布局、區域布局、品種布局，農業發展政策就根據這些論證以及市場效果才予以支持。哪些不適合生產的，那些品質底下的、特別是那些影響甚至危及健康的農產品，就要毫不猶豫地調整，以前所有相關政策支持的都要廢止。
二、從糧食均等“最低保護價”轉變為按照品質差別對待“指導價”
對于2017年的一號文件，我曾經最大的期望之一，就是改變最低保護價政策。不是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嗎？難點是如何淘汰劣質產品，優先發展優質產品，國家的農業政策就要發出明確無誤的信號，形成有力的政策導向。因此，就不能再繼續實施均等的最低保護價了，而要按照品質差別對待的指導價。只有產品的品質合格了，才具備享受最低保護價的資格；但如果是品牌產品，特別是那些符合區域資源發展要求的特色地標產品，政府就應該制定指導價目錄實施品牌保護，以提高市場效益和競爭力。
比如貴州湄潭的茶葉是個很不錯的品牌，貴州省就可以對這個品牌提供政策支持。東北大米很好，就可以明確納入指導價目錄，指導價就要高于最低保護價。既提高價格，又保護生產能力。不然的話，一個均等的最低保護價導致什么結果？劣質產品和品牌產品都受到同等的保護，本來劣質產品要被市場淘汰了，卻用最低保護價保護繼續生產，就沒有辦法淘汰了。對中國來說，耕地資源、水資源、生態資源都是稀缺資源，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嚴重，用最低保護價來保護那些劣質產品放在倉庫賣不出去，需要卻要從國外不斷進口，這不僅是資源的嚴重浪費，而且是對市場機制的嚴重扭曲。
我記得在鄉鎮工作的時候，上面文件要求按照“一村一品”的模式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其中有一個村的村支部書記的執行能力很強，全面動員把整個村全部種李樹。但這個的土壤、氣溫等生態環境能不能種李樹，沒有考慮過，最后結出的李子吃不得，就全部爛在山里面，只得把李樹全部砍掉。假如是實行保護價的話，那李子樹到今天還會在，絕對不會砍掉。按照市場規律，就不得不砍掉。推進當前農業由資源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型轉變，由數量型、粗放型向質量型、效益型轉變，就必須要改變最低保護價政策。
三、從獎勵“種糧大縣”轉變為獎勵“品牌大縣”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者對于產品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動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以滿足消費結構的變化。而農業早已經不是賣方市場的食品短缺時代了，農產品消費已經步入了品牌時代，是品牌方有市場，是品牌方有效益。
當前政策支持的種糧大縣，主要是因為總產量高，但如果品質不好，國家收購后全部放在倉庫賣不出，造成種一個什么樣的政策效用？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局面，結果是“高產量、高進口和高庫存”的“三量齊增”，這樣的政策難道不要改變嗎？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以質量為導向，而品牌是質量和市場競爭力的集中表現，
對農業大縣，不再要求數量，而且那個數量也沒有辦法去核實，現在開始著重要求質量，不僅要綠色安全，還要經濟效益，符合這樣的品牌大縣，就給予政策支持，特別是給予財政獎勵。
湖南評選了2016年十大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對評選上來的品牌都給予獎勵，并決定連續5年都來評選。我是這次的評委，感到很遺憾的是，作為糧油生產的農業大省卻沒有糧油品牌。但省農業委的同志就講，寧缺毋濫，沒有糧油品牌沒關系，是品牌就評，不是品牌就不評。同時也是一個導向，表明了我們湖南農業的短板在哪里，就要逐漸引導來建立品牌，否則就沒有競爭力了。
四、構建促進金融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
這是農業農村發展的一個老大難問題，201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這個問題也不是很明確。不少省落實中央一號文件時，干脆把這條刪。為什么呢？現在的金融體系都市場化了，農業農村的金融市場面廣線長，成本高、效益低，發放貸款的風險很大，也就沒有興趣，地方政府的文件就只能是廢紙一張，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權力去要求銀行。
能不能夠在省和縣這個層面進行財政擔保？還有農發行，能不能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予政策支持？比如說品牌大縣的建設，每一個品牌建設需要多少資金，省財政給予擔保貸款，農發行給予政策貸款。如果缺乏資金，品牌建設也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好，就有可能會寸步難行。
同時，需要出臺政策，鼓勵成立新的金融組織。農村不是沒有錢，而是通過儲蓄等形式流入金融機構，被金融機構的逐利行為更多地投向城鎮，使金融資本對農村的投入嚴重不足，由此形成對農村的“抽血”，造成農村資金短缺的狀況難以逆轉。這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最大瓶頸，如何創新突破，需要各個地方進行大膽探索。
五、推進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為取向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創新
確保農民收入增長，是一號文件的三條底線之一，從上到下聲音喊得最響亮，都是上綱上線，但怎么建立農民收入的增長機制？感覺到從上到下都缺乏明確、有效的措施。顯然，把農業作為收入增長的主體部分是不可能的，因為農業的利潤低于社會的平均利潤，遠遠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在城鄉比較中，才能顯示出農業無法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體部分。也只有在城鄉比較中，才能明確怎樣建立農民收入的增長機制。
對于當前的農民而言，只有財產性收益能夠成為收入來源的時候，才可能成為收入增長的主體部分。實際上，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要求，以縮短城鄉差距，讓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如果這個改革不能得到切實推進，農民的收入增長機制，就會成為一個永遠無解的題。
六、構建以耕地全面管護為重點的生態補償與治理機制
土壤是人類生存與繁衍的生命線，耕地是農業發展的核心，是農業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石，沒有土地哪有農業呢？土地的質量決定著農產品的品質，沒有肥沃與健康的土壤就沒有營養豐富、食用安全的農產品，也就危及生命健康。因此，耕地要全面監管，特別是建立生態補償與治理機制已經迫在眉睫。一方面要加快對污染耕地的治理，另一方面更要防止土地的污染。現在農村的生活垃圾，已經日益成為農村生態危機的源頭。有很多很好的政策未能有效執行成為了一紙空文，比如禁塑令等禁限一次性產品的使用政策，像一陣風一樣，來無影去無蹤。如果當初動真格執行，今天中國的生態環境可能遠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要節約多少治理成本，這不是政府不作為又是什么？在當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中，不少地方的農村生活垃圾處理方法就是轉運到山上埋了，必然會污染到地下水，水源和土地就全部出問題了。這樣禍及子孫的事情，地方政府卻至今未引起高度重視。
湖南耕地金屬含量超標與土壤酸化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但這個治理的成本怎么分攤？是省政府負責，還是中央政府負責，還是各級分攤？但不管怎么分攤，不應該由農民來承擔。還有生態保護與建設，如湖南的東江湖是“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這也不許發展，那也不許發展，這里禁止開發，那里禁止開發，而補償的錢又那么一點點，農民沒辦法發展。如果沒有一個補償機制補償農民的利益，這個地方的生態最終難以得到有效的保護。
七、建立地標品牌建設的糧食收儲制度與法律保護體系
推進農產品的地標品牌建設，首先就要加快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汪洋副總理這次在求是雜志發表文章，我認為突出的亮點之一就是明確要進行收儲制度的改革。現在國家的儲備糧食的收購，不管你的品質等級，不管你的地域差異，都集中堆放在一起，加工企業怎么建設品牌？所以，收儲制度不改革，國家儲備的糧食除了喂豬或是工業用途外，就只有庫存了。
還有一個就是品牌的法律保護，比如湖南的寧鄉花豬肉，現在已經是地標品牌了，有人假冒寧鄉花豬肉品牌怎么辦？還有就是產地以假充好把不是品牌產品假冒品牌產品銷售怎么辦？媒體就報道五常大米的假冒事件，怎么去追究法律責任？如果不正本清源，中國的品牌建設就會自廢武功，誰還會信呢？因此，要建立地標品牌的法律保護體系，哪一個地方什么品牌，怎么樣保護，怎么樣追究責任，都要明確規范。我們湖南有個縣的桔子，本來已經成為一個享有盛譽的品牌，在市場上很受歡迎。可為了賺錢，盲目擴大品牌范圍，擴大區域范圍，最后周邊幾個縣的桔子全部以這個品牌來賣，品質就不是這個品牌的品質了，這個品牌也就自然完了。所以，品牌保護還事關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果國家沒有立法，可以嘗試地方法規來進行保護。
（作者于2017年3月在某省舉辦的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點工作會上，作“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專題講座，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錄音進行整理，本文節選自專題講座的整理文本，題目為編者所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論道三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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