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如何推進農業的供給側改革？
從“薩伊定律”到凱恩斯，被誤讀的供給側
針對產能過剩，產業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等問題，從2015年開始，國務院提出了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何為供給側呢？供給經濟學要追溯到19世紀初期法國經濟學家巴蒂斯特·薩依提出的“薩伊定律”，其核心理論是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供給會自動創造出等量的需求，因而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于總供給，達到均衡狀態。
供給經濟學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國，當時里根政府推行的以減稅為中心的一些列政策，加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以及將許多行業進行了解除管制，1982年使得美國經濟開始復蘇。
供應和需求其實是一回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人供應任何物品，一定是想通過價值交換獲得自己需要的物品，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只不過因為貨幣儲蓄的問題產生的“短期不均衡”，比如當老百姓的收入儲而不用時，錢不能有效投入到生產中，不能轉變為投資，收入減少導致需求不足，供給與需求產生了分離。
怎么解決這種在業界看來的需求不足的問題呢？于是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論點。他提出要使用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宏觀調控使投資等于充分就業下的儲蓄，也就是要通過財政政策加大投資來拉動需求，刺激消費。比如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都是從需求角度出發，幾年前的四萬億工程都是凱恩斯理論的實踐，但這種重投資驅動，尤其是對基礎設施的大力投入導致了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甚至更加劇了產能過剩。
“薩伊定律”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才會產生供應與需求的均衡。在一個被管制或是壟斷下的市場，供應和需求是處于不均衡狀態下的，供給與需求會產生分離，體現出來的就是產能過剩，產業結構失衡、交易費用高企等。
比如在農業領域，目前農業的資源要素還是處于半計劃、半市場狀態，農地的使用途徑受到限制，土地缺乏高效的流通轉讓機制。同時，部分農產品品種與價格受到管制，因為糧食安全問題往往會納入到政治范疇內去考慮。價格管制會扭曲市場價格的調節功能，管制價格就是管制農民的收入，農民如何創新呢？產業結構又如何調整呢？
任何有價值的產品都是有需求的，過剩只不過是局部不均衡的體現。說一個縣的產品過剩是針對于這個縣的需求而言的，這個縣的需求滿足了，我可以賣到隔壁縣去，隔壁縣滿足了我可以賣到其他省去，全中國都滿足了，我可以出口到國外去，實在不行可以低價處理，所以真正的過剩是不存在的，只要產品有價值，只要市場存在，過剩只不過是局部不均衡，而局部不均衡往往是受行政管制，缺失市場調整造成的交易費用太高。
2015年，我國大豆總產量不到1200萬噸，進口卻超過8000萬噸。陳錫文說，要通過供給側改革，引導農民優化農業的生產結構，對有需求的產品要增加產量，對沒需求的產品要逐步調減。問題是農民愿不愿意種？如果種大豆能讓農民發家致富，我相信完全不用政府引導，他們自己會蜂擁而至。
利潤太低按照市場的調節就要出局，要換成其它品種，這就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供給側就是通過產業結結構的調整來加快淘汰僵死企業，淘汰落后產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
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三大重點
一、農業的供給側改革不會是政府的行為，不是國家的調控，而是依靠市場的無形之手
由于市場競爭的不充分，從而產生了高昂的交易費用，從而阻礙了供給與需求的有效性，導致供需脫節。因此，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不要用行政的方式去調控和改造農業，而是更多的通過市場的方式，用市場規律來調節產業結構，用市場競爭來提升農業的產品品質，用市場機制來降低各種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成本，降低交易費用加快產業之間的流通，比如各種稅收，高速公路收費導致的高昂的物流成本，以及地方保護性政策的阻礙等。
所謂的產業升級就是根據市場的需求，以市價為導向，以企業為主角，是一輪追求利益的分工與組織，競爭與合作的商業行為。所以，農業的供給側改革不會是政府的行為，不是國家的調控，而是依靠市場自發的調節，用那只無形之手去庫存、去產能過剩、去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
二、供給側的主角不是由地方政府，不是由農民，而是由企業來完成
發展地方優勢產業，依靠產業之間的互補與交換來發展農業，這不是今天提出來的，早在很多年就有專家提出，也有很多地方實踐了，但為什么大部分都失敗了呢？中國很多地方特色產業都是由當地政府組織規劃的，由政府牽頭、也由政府招商，本質上是“有形之手”的行政規劃。這與中國早年在工商業上的招商引資沒什么兩樣，為什么政府在工商業做得那么成功？而在農業上卻頻頻失手？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工商業的產權是獨立的，其法人獨立，所有權清晰。而過去農業的經營主體要么是政府，要么就是農戶本身，缺乏一個獨立的商業組織來運行。
市場的主角不是政府，也不是農民，而是企業。所以，中國的農業產業升級不是由地方政府來完成的，也不是由農民來完成的，而是由市場的細胞企業來完成的。企業通過逐利性，看市價的高低來選擇什么品種，種植什么產品，銷售什么產品，一切向市場看齊，而市價就是最好的晴雨表。因此，供給側的主角不是由地方政府，不是由農民，而是由企業來完成。
三、在產權的基點上推進農業的供給側改革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體制，兩種不同的產權制度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前提首先是承認人的所有權，賦予了人對資源的所有權，這才有市場的產生。
市場化的前提是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物品可以自由交換，而生產要素流動的前提則是要有清晰的產權界定，即有了對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保護，才會有產權的轉移，才能將農業資源實現市場化和商業化，才會有所謂的現代農業。所以農業的供給側改革首先是對產權的尊重和保護，是對農業資源要素的產權化。
中國農民過去三十年被賦予了兩種生產要素的所有權，一是土地，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完成；二是勞動力資源的流動，農民的生存不再依附于土地，工業化中農民用勞動力與企業交換工資，前者解決了溫飽問題，后者解決了發展問題。但到今天為止，中國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還遠遠不夠，不僅在土地的所有權上，農民戶籍的自由遷徙上，還是在資源要素的競爭程度上，都無法支撐起中國農業獲得更大的突破。
我覺得中國的農業要實現現代化，就要回歸市場經濟的本源中去，要在產權的基點上建立起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中國農業的現代化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必須建立在農業市場化的基礎上，而農業的市場化則離不開農業資源的產權化，農民的自由化與企業的競爭化，這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點。
作者簡介：周雙文，先后服務于國內著名咨詢公司北京錫恩咨詢戰略研究院，浙江某農業控股集團產業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為新制度經濟學（產權、交易費用），研究領域為城鎮化與中國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等三農問題。研究著作《改造中國農業》《中國的產權制度》《中國農村能否重持“佃農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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