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先后經歷三個高增長期，分別是1978-1984年、1994-1996年和2004-201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產品市場化改革和強農惠農政策的疊加支持，是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三大動能。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為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打下堅實基礎，也為社會的和諧穩定做出重要貢獻。
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前期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進入調整期，支撐農民增收的傳統動能逐漸減弱，經濟下行壓力加快向收入分配領域傳導，我國農民收入增速逐年下臺階，高增長“黃金期”終結，區域性、行業性和群體性減收問題日益凸顯。到2016年，我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降至6.2%。農民收入增速持續下降，不僅抑制了農村消費增長勢頭，也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的如期脫貧帶來嚴峻挑戰。
立足新形勢新階段，以創新性思路、系統性舉措破除增收難題，加快拓寬農民增收新渠道，促進增收動能接續轉換，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農民增收面臨一定困難，傳統增收渠道縮窄、動能趨弱，但也要看到，城鄉統籌、產業融合發展中一些新的增長點正在孕育興起，如果政策支持到位、制度改革到位，新舊動能迭代更替有望順利實現。
1、農業規模經濟發展中孕育增收新動力。
收入增長從根本上取決于生產效率的提升。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是，在產業結構高度化過程中，農業與非農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會逐步縮小，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收入也會超過或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
目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值的47％、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2％、美國的1％，農業與非農部門相對勞動生產率差距很大，這是導致農民收入偏低和城鄉收入差距難以根本縮小的重要原因。但這也意味著，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業收入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農民收入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長期難以提高，很大程度上在于農業經營規模過小、規模不經濟，出路在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規模經濟發展課題組對種糧農戶的全國范圍的實地調查（2016），我國糧食種植戶單產水平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大致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形變化趨勢，糧食種植戶的畝均利潤也是如此，最適當規模為每戶100-200畝。目前我國農戶經營規模在30畝以下的占到96%，要達到適度規模水平，實現最佳規模經濟效益，農業規模化經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和社會化服務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有利于推動農民增收實現從“增量提價增收”向“效率質量增收”轉變。
2、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孕育增收新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主要依靠家庭，集體在農民增收中的作用發揮不充分。而事實上，通過做大做強集體經濟，打通農民從集體經濟發展中增收的通道，兌現集體資產收益權，可以讓農民通過分享集體資產增值收益實現增收，這方面還有很大空間。從部分發達地區經驗看，通過深化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大力發展新型農村合作經濟，使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集體資產分配收益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例如，蘇州把發展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積極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推進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股份化、股份市場化，形成了集體經濟與廣大農民持續共享增值收益的長效機制。2015年蘇州人均財產性收入達到2712元，對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0.6%。
從部分集體經濟薄弱地區的最新探索看，通過資產折股量化、盤活土地資產等方式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也能為農民提供可持續的增收渠道。例如，安徽省金寨縣作為國家貧困縣，探索出“光伏扶貧”模式，在218個村每村籌資建設一座裝機60千瓦的村集體光伏電站，年收入6.5萬元，改變貧困村多年無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窘況，農民也從項目中獲得更多收益。
據統計，目前全國農村集體經濟賬面資產總額達到2.4萬億元，按58萬行政村測算，每個村平均規模達到400多萬元。如果能創新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對集體資產進行有效運營和盤活，使大量“沉睡的死資產”變成農民增收的“金飯碗”，形成家庭性增收與集體性增收“雙支撐”，農民增收的基礎將更加穩固，防范減收風險的支撐也會更加穩固。
3、農村融合經濟發展中孕育增收新動力。
農村產業融合是產業結構高度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趨勢，也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的重要舉措。農村產業融合通過提升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既能做大存量收益，也能創造出增量收益，農民可以通過加工增值增收、功能拓展增收和新業態、新模式增收。
從全球范圍看，日韓等東亞小農經濟體通過產業融合構建起高質量的農業供給體系，美國、荷蘭等國家在產業融合中塑造了全球農業引領型發展優勢，從效果看都促進了本國農民增收。國內實踐也表明，產業融合發展對繁榮農村經濟、增收農民收入具有重要帶動作用。
如，安徽省通過農業“接二連三”、農產品加工業“接一連三”，休閑農業“接二連一”和信息技術“接三連二連一”，探索形成了多樣化的產業融合模式，取得積極成效。全省現代農業產業化聯合體900多家，休閑農業接待人數達5000多萬人次，農產品電子商務營銷主體近1000家。重慶奉節縣通過發展農產品電商，全縣農特產品網銷累計達2億元，農產品溢價10%以上，電商直接帶動60個貧困村、近1萬戶貧困戶網上出售農特產品，并帶動近500戶貧困戶就業創業，幫助貧困戶戶均增收750元。
總體看，當前制度、技術、市場和要素條件的深刻變化和交互影響，正在集聚和催生農村產業融合的新動能，如果能及時破除相關制度性障礙和市場功能性障礙，農村產業融合有望成為農民收入下一個增長點。
4、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孕育增收新動力。
伴隨城鎮化推進和人口大規模轉移，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開始弱化，資產功能逐步增強，通過市場化改革手段推動土地有資源變資產、資產資本化，可以有效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通過測算，如果全國30%的農村空置閑置和低效用地能通過“地票”方式盤活，就能產生約3.6萬億元的農民地票收益，農民人均可一次性增收5000多元；如果50%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能夠順利入市，就能帶來1.4萬億元收益，農民人均可一次性增收2000多元。
賦予農民土地改革紅利，需要土地制度改革破題為前提。目前我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宅基地）使用主體和交易存在諸多限制，農民缺乏完整的收益權和處分權，造成農村建設用地大量空置閑置和隱性流轉，不僅影響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而且帶來農村“空心化”、小產權房等問題，給農村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埋下重大隱患。
按照國土資源部數據，目前我國農村居民點空閑和閑置用地面積達3000萬畝左右，相當于現有城鎮用地規模的1/4，低效用地達9000萬畝以上，相當于現有城鎮用地規模的3/4?，F行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僅允許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自愿有償退出或轉讓宅基地，在農村人口大量轉移、農民進城購房已成趨勢的背景下，這種試點實質意義不會很大，限制使用對象，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權利難以資本化。如果土地制度改革“最后一公里”不突破，改革的增收紅利將大打折扣。
5、縣（鎮）域經濟發展中孕育增收新動力。
縣城和小城鎮在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縣（鎮）域經濟的壯大有利于增強城鎮集聚經濟和人口的能力，吸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落戶，也有利于減輕人口對耕地的壓力，推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同時人口在縣城和小城鎮集聚，還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和農民就近務工提供平臺，輻射帶動農民增收；農民進城落戶帶來城鎮建設用地需求增加，對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要求也創造了需求，為農民獲取土地收益提供了條件。
目前，由于公共資源按城市等級配置，縣城和小城鎮能獲得的資源很少，集聚經濟和人口能力不足，導致縣（鎮）域經濟發展滯后。通過做大縣域經濟，培育特色?。ǔ牵╂?，構筑農村三產融合和農民創新創業綜合平臺，農民增收還有空間。
6、農民創業經濟中孕育增收新動力。
農民和返鄉農民工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群體，促進“打工經濟”向“創業經濟”轉變，可以為農民增收開辟新途徑。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在發展非農產業、創辦鄉鎮企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投資創業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近年來，隨著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深入推進，農民創業創新呈現蓬勃興旺態勢，截至2015年底，農民工返鄉創業人數累計已超過450萬，約占農民工總數的2%。
通過以創新引領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吸引資源要素向農村聚集，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僅可以直接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帶動就業增收，而且促進了科技、管理知識在農業生產中的擴散和傳播，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者素質，促進現代農業發展。例如，蘇州吳江區農民通過投資創辦企業、興辦實體，投資創業新收入占到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
但是，農民通過創新創業實現增收，目前還面臨諸多困難，主要表現為“四缺三不全”，即缺知識技能、基礎配套（用地、基礎設施）、缺資金、缺好項目、創新創業服務體系不健全、創業管理體系不健全、創業孵化退出機制不健全，制約了農民創新創業。
以土地為例，目前政府建設用于農民工創業的孵化基地數量少，創業場地十分短缺，農民無地可創、無錢可創。如果不能系統解決農民工創業融資、用地等問題，農民工創業只能是“星星之火”，難以形成“燎原之勢”。
當前我國農民增收形勢復雜敏感，促進農民持續穩定增收，基礎在穩定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雙引擎”，確保農民收入增長不失速；空間在加快釋放促增收潛力，形成傳統增收動能提升與新動能發展“雙支撐”，確保增收動力接續不斷檔；重點在防范區域性、群體性和行業性減收風險，保增收與防風險“兩手并舉”，確保農民安全增收不滑坡；關鍵在促進貧困戶脫貧增收，形成外部多元扶貧與內部自我脫貧互動機制，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不掉隊。
要圍繞增加農民收入、提升農民獲得感，堅持開源增收和節本減負增收并舉，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和節奏，實施政策挖潛促增收、深化改革促增收、強化創新促增收、彌補短板促增收、精準扶貧促增收“五路增收”，構筑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確保2020年農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1、政策挖潛促增收。
政策支持是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基礎保障。近年來中央出臺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有效避免了糧食增產條件下“谷賤傷農”問題的發生，農民從糧食增產和糧價提升中得到雙重實惠，“種糧不吃虧，務農有盼頭”。但從調研看，一些惠農富農政策在操作落地上持續性、精準性不強，政策助農增收潛能還有待進一步釋放。
例如，農業支持政策效果大量外溢，流通環節分利過多，農民真正得到的實惠不多；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與需求難匹配，政策覆蓋范圍和效果不盡樂觀，農民工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就業創業的難度較大。新常態下促進農民增收，國家政策支持不僅不能“抽薪”，還要進一步“加火”，但這并不意味著要一味增加財政投入總量、搞政策疊加，而是要在抓好政策落地生根上想辦法，在用足用好用活現有政策上挖潛力。
2、深化改革促增收。
改革是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強大動力。從歷史上看，農村改革進展越快的時期，往往也是農民收入增長比較快的時期，反之增速就會放緩。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進入新階段，無論是化解農業供給結構性矛盾，還是構建農民持續增收長效機制，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
近年來我國農村部分領域的改革已經提速，但一些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的改革進展甚微，特別是一些涉及國家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農民與土地等重大關系的改革進展不快，改革“卡脖子”和“最后一公里”問題突出。
新常態下依靠改革促增收，既不能“零敲碎打、淺嘗輒止”，也不能只在農村內部“轉圈圈”，要著眼工農城鄉等重大生產關系調整，在城鄉改革聯動上、在農村綜合改革上、在土地等關鍵制度改革突破上下更大工夫，充分釋放改革促增收的紅利。
3、強化創新促增收。
創新是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重要途徑。當前破解農業發展的“天花板、緊箍咒”，促進農民增收，關鍵在創新、出路在創新、潛力也在創新。強化創新促增收，關鍵要聚焦“兩類創新”、抓住“兩類人群”。
所謂“兩類創新”，即既要在科技創新上有更大突破，推進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現代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推動農業從傳統要素主導的發展轉為科技、人才等創新要素主導的發展；同時也要在農業經營模式、商業模式創新上有更大作為，依靠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使農民分享更多的產業鏈和價值鏈收益。
“兩類人群”是指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和返鄉農民工，要發揮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在應用新技術中的示范作用和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帶動廣大農民增收致富；要結合返鄉農民工創業特點和需求，加大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支持力度，但也要防范拔苗助長、蜂擁而上，有序引導農民工在家門口創業增收。
4、彌補短板促增收。
補短板是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重要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業農村是短板。農業農村之“短”，主要“短”在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公共服務和環境治理上。
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顯著改善，但農業基礎設施依然比較薄弱，“年景好了多打糧，一遇災害就減產”，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水平低、功能弱，農村環境污染形勢嚴峻，不僅影響農業穩定發展，也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
下大力氣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事業“還賬”和“補課”，加快推動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不僅能讓農民在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升中增收，在公共服務改善中增強獲得感，也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拓寬農民務工增收渠道，實現擴大投資和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有機結合。
5、精準扶貧促增收。
扶貧是促進貧困戶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增收脫貧，是農民增收的難點，也是最為緊迫的任務。推進精準扶貧促增收，要堅持“三個結合”。
一是個人脫貧與集體脫貧相結合。既要做好“一戶一策”幫扶活動，實現貧困戶精確識別、精準扶持、精準管理；同時也要創新扶貧模式，壯大貧困村集體經濟，讓集體經濟成為貧困戶資產收益扶貧的重要途徑。
二是統籌推進和難點突破相結合。既要系統推進貧困地區產業開發、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生態環境改善，同時又必須聚焦重點，集中力量解決制約貧困地區發展的瓶頸問題，以難點突破帶動整體發展。
三是外部支持和能力提升相結合。要把項目扶貧與提升貧困人口素質、實施就業培訓結合起來，繼續加大扶貧開發支持力度，同時要充分挖掘貧困地區的內在潛力，加強產業開發力度，提高貧困地區“造血功能”和貧困戶自我發展能力。
（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產業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證券報》2017-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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