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嚴控人口規模”政策來自中央，而不是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實際上，我認為京滬市政府并不很歡迎這個政策。上任北京市長似乎就因為執行不力被調走，另外調來新市長。新市長上任以后，“趕人”政策的力度陡然加大了。
京滬市政府不歡迎這個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人口聚集的規模效應，他們也看得到。這將有力地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增加政府的稅收，其他方面的好處也很多。領導者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區域實力雄厚、影響力大、形象高大上。
可見，從京滬等城市的角度來看，“嚴控人口規模”應該不是一個好政策。
但是，從局部看不好的政策，從全局來看，卻可能是個好政策。軍隊打仗時經常會有這種情況。某團被集團軍命令堅守陣地，為主力部隊的機動贏得時間。從某團的角度來看，這個命令糟糕透了，簡直可怕。這個團實際上被“棄子”了！但從集團軍或者更高層次的角度來看，這個命令雖然令人遺憾，但為了贏得戰爭勝利，也不得不這樣做。如果事后果真因此贏得了戰爭的勝利，那么，這就是一個好命令。
塔山阻擊戰，上甘嶺戰役，都是這種情況。
那么，從中央或者說全國的角度來看，為什么要推出“嚴控人口規模”這個政策呢？
有一本書《大國大城》，討論城市化問題。好幾個朋友推薦。前些日子，我找來讀了。如果是兩三年以前，書中的內容，我百分百同意。但今天，我就有不同意的地方了。
《大國大城》從很多角度論述了人口集中產生的規模和集聚效應。對這些分析，我都同意。我的問題是：大量人口集聚當然會有收益，但成本是什么？只有綜合分析成本和收益，我們才能判斷出超級大城市（兩三千萬人口以上）這種社會模式是好還是壞。
作者談到了大量人口聚集的成本。他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擁擠、污染、犯罪率高。作者逐一分析了這三個“城市病”，認為都可以靠技術進步和加強管理來解決，所以，根本不應該因為擔心這些“城市病”而人為降低城市人口數量。相反，應該放手讓更多的人進入大城市，讓超級大城市更超級，以盡量激發出集聚效應。
作者對這三個“城市病”的分析，我也同意。但我認為還有更多更麻煩的“城市病”，作者忽略了。這些“城市病”的存在，讓我對超級大城市這種模式很懷疑。
作者沒有提到的京滬這種級別的超級大城市的“城市病”，包括：
一、政治安全問題
實際上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歷次革命、政治劇變都是從城市中開始爆發的。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過程是極罕見的反例。我們正在目睹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也都是從核心城市開始爆發的。
數千萬人口，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其中很大比例是年輕人口。一旦出現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對政治穩定的威脅，顯而易見。
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如果沒有限制的話，我相信聚集五六千萬甚至上億的人口，沒問題。以五千萬計算，如果失業率達到10%（現在很多歐洲國家失業率比這高得多），就意味著三四百萬沒有工作的、對社會不滿的、甚至情緒激動的年輕人在首都附近游蕩。
以法國大革命來說，革命前巴黎已經高度集中了法國的人口、精英和各種資源。“巴黎就是法國”。結果，巴黎一地出現暴動，全國秩序很快就崩潰了。同時期的英國雖然整體城市化水平很高，但人口并沒有高度集中到倫敦，而是相對均衡地散布在全國多個大中小城市中。英國社會結構因此安全穩定得多。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明確指出了革命前巴黎的這種危險狀況。據說托克維爾的書在決策層廣為流傳。他們多半也看到了這部分內容，因此制定了疏散超級大城市人口，將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逐漸分隔開的政策，完全合乎邏輯且可以說富有遠見。
作為普通百姓的一員，我得承認，如果是為了政治安全，我可以接受這個政策。我可不愿意生活在革命或者政治劇變中。
二、低生育率問題
超級大城市畢竟空間有限，不可能容納所有想來居住的人。直接結果就是房價高漲。世界各國的超級大城市都是這樣。房價高漲以后，人們就只好減少居住面積，提高居住密度。但是，居住密度直接影響人們的生育愿望。
有人做過實驗，把老鼠關在狹小的空間里。老鼠這種格外熱愛繁衍生育的動物都主動減少了剩余量。可見，在人口密集的超級大城市中，低生育率是個無解難題。
以現在的北京上海住房條件來說，能有一百平米左右的住宅，已經很不容易了。但住在一百平米的房子里，你愿意生幾個孩子呢？我覺得頂多三個。而大多數人將只生一個，甚至完全不生。總體生育率將大大低于自然更替水平。
也就是說，超級大城市本身是個無法維持的體系。它必須持續地從外界引入人口，才能維持本身的高集聚生產體系。美國中國的優勢就在于此。美國可以從全世界吸收移民。中國則可以從全國吸收人口。日本這樣的沒有移民源的國家，就困難了。而這種困難，目前看完全沒有解決辦法。
你上午下單，快遞下午就送到，這種集聚效應當然好。但問題是，這種局面是可持續的，還是曇花一現過把癮就死？個人和企業不用考慮這種問題，但國家政府卻必須未雨綢繆，考慮這些長遠問題，并早早布局，找到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只有增加人們的居住面積，降低人口密度。如果京滬聚集了幾千萬乃至上億人口，神仙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有疏散超級大城市的人口，轉而發展城市群，才能既實現城市化，又避免過高的人口密度。
或許會因此損失一些集聚效應，快遞可能要慢一兩天。但這樣的城市模式，是可持續的。
三、地區發展平衡問題
超級大城市在最基本的人口上都不能做到可維持，必須從外部引入人口。所以，京滬這樣的超級大城市，實際上是在憑借自身的優勢和吸引力，不停地從全國各地“掐尖兒”。各個地方最優秀的人才，都被吸引到京滬來。
從京滬的角度來說，這當然求之不得，樂不可支。但作為中央政府，卻必須考慮全國各地的發展平衡。如果繼續放任京滬對各地“薅羊毛”，結果只能是資源和優勢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超級大城市，其余廣大國土則發展停滯，甚至毫無指望。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本地優秀人才，都跑去京滬了。
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是新加坡那樣的城市國家。我們必須考慮各地的協同發展和平衡發展。國家的人才、資源都集中到少數幾個“點”上，即使因此實現了超高的經濟效率，也是不明智的。這將從根本上破壞國家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因此釀成國家分裂，也不是沒有可能。
現在很多人反復強調一線二線城市以外地方的種種難以容忍之處，比如法治環境差，政府水平低，投資條件差，商業環境差等等。問題是，想解決這些問題，終究還是要靠人。如果稍為優秀一點的人才都被吸引走，地方上成了負淘汰之勢。問題的解決就更加遙遙無期甚至絕望了。
不要以為京滬可以獨善其身。中國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都和我們依托廣大國土、巨量人口、戰略縱深分不開。如果為了追求局部的集聚效應和高速發展，而破壞乃至犧牲國家的整體結構，這將是最大的愚蠢。這已經不是因小失大了，簡直就是國家治理上的犯罪和自殘。
超級大城市的“城市病”還包括高度細化的分工對人們觀念的破壞。和馬克思所說的“異化”有相通之處。白左類反社會、反人類的思潮，都是產生在超級大城市中，這絕非偶然。因此，有必要在分工細化程度、城市規模、人口密度之間盡量找到平衡點。
做到這個，不容易，但不能因為困難就徹底放棄，任由反社會、反人類思潮滋生和壯大。這是對一個國家最嚴重、最根本的威脅。處理不好這個問題，社會早晚會解體，被其他人群取而代之。
不過，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還有待進一步分析。現在我還說不清楚。以后有機會再說。
總之，“嚴控人口規模”這個政策說到底就是，你不可能享有一個大國的種種便利和優勢，卻又不支付相應的成本。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只靠少數超級大城市就解決全國的發展問題。必須保持相當一部分優秀的人才在超級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建設新的城市，當然，鄉村也要建設。
這個過程聽上去很悲劇，其實如果不煽情的話，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大家都不離開文明繁榮的歐洲，哪里有今日的美國呢？就以今天的美國來說，也不是人口都集中在幾個超級大城市市區中。NBA球星那樣的高收入階層，今日被交易，明天就打起背包去往另一個城市。
人口，尤其是優秀人口的全國均衡分布和廣泛流動，恰恰是把各種優質服務——包括政府服務——推到全國的主要動力。美國的政府管理、商業服務水平，相比很多國家，在全國范圍內要均衡得多，這正是大量美國人在國內頻繁流動的結果。一個美國人一生平均要跨城市搬家好幾次。美國的語言也因此更統一。美國各地也有方言，但都能互相聽懂。
至于說這個政策是不是計劃經濟回潮。我覺得到了今天，已經不必以是否是計劃經濟來評價某個政策了。中國今后還將有很多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對市場的具體干預。但是，就算是再多一些，中國也完全沒有可能重建計劃經濟了。僅封閉國門一項，你認為已經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中國，能做到嗎？有必要為此而擔心嗎？
而不封閉國門，就不可能搞任何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當然，計劃經濟還有很多其他條件。那玩意兒其實很難，能做到的國家，沒幾個。而這其中的大部分條件，中國都已經永遠地沒有了。
既然如此，我看最好還是通過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來做出分析和評價，若不必以是否符合某種分類來做出評價。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政策也不是。
（作者為鉛筆經濟研究社主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鉛筆經濟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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