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法學博士、三農學者張英洪
人物檔案:張英洪，1968年生，法學博士，中國知名“三農”學者，主要從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曾以“縱觀上下五千年，橫看東西兩半球“自勉，并立志以自己的學術努力分擔農民的心身疾苦，以自己的獨立思考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
2002年，張英洪提出給農民以憲法關懷，認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權利問題，并圍繞農民權利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調查研究，提出了包括取消農業稅、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建立農民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的前瞻性政策建議，被三農學界譽為“農民權利研究領域一位不可多得的旗手”。主要著作有《給農民以憲法關懷》、《農民權利論》、《農民公民權研究》、《農民、公民權與國家》（繁體本）、《認真對待農民權利》、《農民權利發展：經驗與困局》、《張英洪自選集》等。
關于張英洪，早在2003年的新聞媒體上就給予過關注和報道。2002年，他在國內率先提出“給農民以憲法關懷”的學術觀點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現在，他專門從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
2008年7月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獲法學博士學位的張英洪，立志以自己的學術努力分擔農民的心身疾苦，以自己的獨立思考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基本上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正邁著堅實的步伐，行走在致力于保障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法治國家的道路上。
11月18日上午，張英洪應邀參加北京市社科聯主辦的2012《城鄉—體化與首都“十二五”發展》首都論壇，并在論壇上作了題為“推進首都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與難點”的演講。讓記者親切感受到張英洪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以外的另一種風采。
當天下午，張英洪在北京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研究三農問題，緣起于關注農民負擔問題
記者：你是怎樣走上三農問題研究之路的？為什么要立志以自己的學術努力分擔農民的身心疾苦？
張英洪：說來奇怪，我開始獨立學習和探索“三農”問題時，原本只是出于個人興趣與業余愛好。沒想到時過境遷，從事“三農”研究竟然成了我的一項主要工作。真有點“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味道。不過，我將這種歪打正著視為一種寶貴的機緣。我出身普通的農民家庭，在文革中度過了童年，并與改革的進程一起成長和思考。在農村，我切身體會到農民的底層生活境況。改革開放新時代，為我研究真實的農民問題提供了可能的思考空間。
直接促成我研究農民問題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日益突出的農民負擔問題。那10年，我在溆浦縣農村工作，對三農問題已經有相當深刻的體驗與感悟。作為農民的兒子，面對農民的苦難和社會的不公平，我能夠回報的就是以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誠實研究，為農民爭取公民權利。從2000年起，我就自覺走上了獨立研究農民問題之路。
堅持以權利的視角認識、理解和研究農民問題
記者：請談談你的農民問題研究有什么與眾不同的特點？
張英洪：20世紀以來，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研究的主要視角有四種：一是認為農民問題的根本是土地問題。二是認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文化問題。三是認為農民問題實質上是收入問題。四是認為農民問題是人地矛盾問題。顯然，農民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綜合性問題，上述四種主要的認識視角從不同角度理解農民問題，具有各自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但我一直認為農民問題的根本是權利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在于尊重、保障和實現農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自從涉足農民問題研究以來，我就堅持以權利的視角認識、理解和研究農民問題。尊重、保障和實現農民的基本權利是我涉足“三農”問題研究的一條主線。這條主線可以將農民問題的各個方面串聯起來。可以說，抓住了權利，就抓住了農民問題的核心和關鍵。
從憲法的高度，關注和保障農民權利和自由
記者：作為我國最早提出給農民以憲法關懷的“三農”學者，你為什么執著于農民權利的研究？你的農民問題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與突破？
張英洪：馬克思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一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人權思想和法治觀念。加上受到蘇聯模式的極大影響，長期以來在我國說到人的權利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就是在今日，仍有不少人對人權、對公民權懷有根深蒂固的慣性偏見。
我在閱讀歷史或觀察現實生活時常常發現，官不尊重民的人權，民也不尊重官的人權，強者不尊重弱者的人權，弱者也不尊重強者的人權，富人不尊重窮人的人權，窮人也不尊重富人的人權。上至皇帝，下至任何一個百姓，他們的人權都可能遭到踐踏和侵犯。我每每看到踐踏和侵犯人權的事就嗟嘆不已。
農民權利問題既有農民個體的權利問題，又有農民群體的權利問題。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農民問題研究者，一個共和國公民，我日益感悟到，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應該是每個農民不斷獲得完全公民權的過程。
十余年前，我對農民權利問題的研究制定了一個路線圖，并沿著這個路線圖做了持續的探索。2003年我出版《給農民以憲法關懷》，主張從憲法的高度，關注和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2007年我出版《農民權利論》，以國際人權法的視角，從橫向層面上研究農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2011年我出版《認真對待農民權利》，從土地權利與平等權利這兩個基本方面探討農民權利的實現方式。2012年我出版的《農民公民權研究》以及繁體本《農民、公民權和國家》，側重于從縱向上探討和分析1949年以來中國農民權利的演變邏輯。這是我用力最多、思考最深的作品。
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解決農民權利問題
記者： 作為你的代表作，《農民公民權研究》一書的主要內容和價值是什么？
張英洪：這本書的基本思維進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解決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解決農民權利問題，解決農民權利問題的關鍵在于：解決作為職業農民的土地產權問題以及作為身份農民的平等權利問題。其他各項基本權利問題均可從上述兩個基本方面延伸和推導出來。農民的土地產權和平等權利問題這兩個基本方面，又可歸結為公民權。所以，我認為公民權的短缺是農民問題的一個主要根源。
我在書中歸納出1949年以來中國農民身份的四次重大變遷，即農民身份的階級化、農民身份的結構化、農民身份的社會化、農民身份的公民化。我的研究得出四個基本結論：第一，公民權建設不足、公民權發展滯后是導致中國農民問題的主因；第二，作為現代國家成員資格權利的公民權，不僅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公共物品，而且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第三，發展公民權的能力，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基礎能力；第四，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程度，最終取決于國家建設與發展公民權的進度。
作為首部以公民權為視角研究農民問題的專著，我的這部書也許能夠引起人們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對于建設現代國家制度體系等方面產生新的思考與啟示。
在城市化進程中維護、發展好農民權利
記者： 農民權利還存在哪些問題？目前你正在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張英洪：取消農業稅以來，農民的社會權利有了很大的發展，比如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建立“新農合”和“新農保”等等。但在推進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中，農民的土地、住宅等財產權利受到很大的損害；在地方剛性維穩思路中，農民的信訪權等公民權也受到很大的侵害。我從事的農民權利研究“三部曲”雖然完成了，但農民權利問題并未終結，農民權利仍然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嚴重挑戰。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維護和發展每個中國人的權利，仍然任重道遠，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近年來，我開始關注城市化。我的城市化研究的重點是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維護和發展農民的權利。我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要改革農村集體所有制，維護和實現農民的集體財產權，保障農民帶著集體產權進入城市化；另一方面要改革城鄉二元體制，維護和實現農民的身份平等權，保障進城農民享有公民權利實現市民化。通過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維護和發展農民財產權，實現農民市民化。通俗地說，在城市化進程中，既要維護和保護農民在農村的土地等財產權，又要維護和發展進城農民應當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等公民權。
在憲法框架內尊重、保障和實現農民權利
記者：作為長期從事農民權利研究的學者，你為農民心存哪些愿景？
張英洪：我的愿景就是在憲法的框架內，尊重、保障和實現農民平等的公民權，使每一個農民作為共和國的公民而在祖國的大地上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農民要求“人權和公民權”，其實也是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為每一個炎黃子孫要求“人權和公民權”。馬丁·路德·金指出：“在承認黑人的公民權利之前，美國將不會有安寧和平靜。”他夢想在他的國家，“黑人的孩子將能和白人的孩子像兄弟姐妹一樣攜手聯歡”；他夢想有一天他的祖國“將變成一塊自由和正義的綠洲”。在當代中國，“沒有種族歧視，卻有農民歧視。”中國農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憲法規定和保障的公民權利，這不僅對于農民，而且對于正致力于和平崛起的東方大國來說，都尤為重要。正如艾愷所說的那樣：“如果中國能有未來，那么為未來而奮斗的人們應該為建立起碼的公民權而共同努力。”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我著重研究農民權利，并不意味著我只關心農民的權利。事實上，我關注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精英和大眾，強者和弱者，富人和窮人，你和我，我們的子孫后代，都應當享有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
最后，我想再次強調，我之所以特別關注發展公民權利和建設法治國家，是因為我確信，如果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致力于保障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法治國家，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就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自由、尊嚴和幸福。原載《懷化日報》2012年11月26日
（作者為北京農研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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