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食物主權“亞洲農政”讀書會討論記錄的一部分，概述了林春《再議土地改革——中國和印度的啟示》一文的主要內容。原文見Mahmood Mamdani（ed.），The Land Question：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rket，Kampala： MISR book series，2015。曾于2012年在烏干達Makerere社會研究所主辦的“亞非土地關系”工作坊上討論。中文譯者為譚同學，發表于《開放時代》2016年第2期。
林春：任職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府系。研究興趣為現代中國與亞洲政治、文化和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學和比較發展學，共產主義與后共產主義研究，也致力于批判社會理論（馬克思主義、民主、女性主義等等）的探索。她同時是《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期刊的執委，以及帕爾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轉變中的中國”系列的編者之一。
中國、印度兩個國家國土面積、人口和發展起點都相近，具有較高的可比性。半個多世紀之后，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了印度?！盀槭裁从《嚷浜笥谥袊?？”這是很多人在問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Kumar Sen）認為兩國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存在的巨大落差是其中重要的緣由。東亞國家通過改善尤其是社會經濟金字塔底層人群的生存條件而快速擴展了人的能力，印度卻沒能這么做。印度若想在制造業上趕上中國，需要一支有著更好教育和健康狀況的勞動力大軍。林春認為森的解釋忽視了土地問題，她首先梳理了兩國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中的土改軌跡和社會變革，以此闡述兩國發展的差異。文章最后回到當前兩國面臨的共同困境，提出只有在平均地權之上實現農民組織才能沖破羅網。
中國：作為社會變革基礎的土地革命
19世紀的歐洲思想家對亞洲的土地制度了解甚少。馬克思認定印度和中國這類“亞細亞式國家”的結構，缺少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貴族，屬于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手工業和農業多為自給自足，缺少社會分工以及階級分化。當然這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商品化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交通和短途貿易發達。中國歷史上從政策到道德上雖然一直強調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然而小農經濟的穩定性大多伴隨著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土地問題始終是影響政權的核心問題。
伴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中國被納入世界體系。戰爭帶來了民族危機；鄉村的毀壞是這種危機的一個結果同時也加劇了這一危機。地主制、宗族父權制、土豪劣紳和官僚的聯盟，外國的壟斷貿易、金融資本、軍閥勢力及貪婪的經紀人，鄉村的傳統精英被邊緣化。民族與社會問題重疊，革命不可避免。這一任務最后是由共產黨來完成的。
共產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它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奪取國家政權。根據平等的原則，所有農戶和個人，不論性別，按人口分地。土地依面積、質量、耕作距離遠近分配、交稅。雖然男性家長主導的家庭結構沒有改變，但女性仍在自己名下平等分得土地。土改采取“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打擊地主階級”的方針，避免過激政策傷害中間層。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3億貧苦農民平等獲得了耕地、農具、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料。全國范圍內，接近農村人口90%的中下層獲得了相應比例的耕地。土改是否會增加農產品供給、提高土地生產效率仍然存在爭議。不過，中國的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階級及其結構網絡，給貧苦農民享有土地的權利。這一過程涉及國家和政權基層建設和制度創新，也是新中國培育人民主人翁意識的過程。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在概念上自相矛盾，中國共產黨的組成缺少足夠的工人成分，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但他們看不到共產黨領導的決定性作用，以及革命所處的不平衡與疊加發展的時代背景。中國共產黨是以創造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的面目出現的。
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工業化的現實需求使得集體農業成為發展的目標。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953年開始實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合作化的階段性和進展速度，在黨內曾有公開的爭論，存在不同的意見，并演化為路線斗爭。毛澤東試圖說服大家，從半社會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農業，是支撐和發展新中國的關鍵?！皣乐氐膯栴}是教育農民”。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橋梁是組織起來，改造生產關系，通過合作的形式解放生產力，并逐漸克服小農的私有制和不平等。只有集體農業能夠充分利用現代的生產資料，并通過機械化、技術革新和興修水利而實現農業現代化。在實際操作中，互助組很快被初級社取代，在1953—1955年間又過渡為高級社。1958年并社組織起一大二公、集中管理的人民公社。生產資料由集體掌握，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實行“工分制”。工分經民主評議來確定。公社管理包括公積公益金，以便救濟困難戶?！按筌S進”失敗后，形成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管理制度。發展集體農業過程中存在著很多的矛盾、問題和失誤，然而集體農業的優點還是無法抹煞的:它發展水利、平整土地，統一管理，提高了機械化程度；婦女參加集體勞動，推動了兩性平等；赤腳醫生為農村公共醫療和衛生防疫做出杰出貢獻。集體不僅能夠調配、動員勞動力和資源用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鄉村工業，也為實現普通社員的政治參與和基層自治開辟了道路。
不過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向工業和城市傾斜，農村的發展被城市的糧食需求和物價穩定所制約。設想中的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讓農民和農村受益并沒能實現。與第一批工業化國家借助海外殖民實現原始積累完全不同，中國內部積累的代價之一是農村無法保留更多的農業剩余。農村仍有大量的貧困地區和人口。這也是為什么20世紀80年代初的去集體化政策能被合理化的一個原因。
印度：改良取向的土地改革
歷史上印度這個古老次大陸文明的疆界不斷變換。今天的北部印度，在古代王朝統治下有著一套復雜的土地關系，包括私人所有、王室所有、宗教組織專屬和習慣法保護的村社共有。勞動力的從屬或依附關系也是多樣的。土地的分配和轉讓比較靈活，不依種姓而是因人口的變動、遷移或區域間的勞動力流動而有所調整。世代繼承和職業區隔的種姓制度主導了社會分層。英國接管莫臥兒王朝治下的土地關系后，一邊征服更多的省份，一邊系統地丈量和登記耕地，詳細記錄作物種類及當地習俗，為殖民和征稅設立永久性規則。1793年頒布的《永久定居法》引入了新的土地稅。柴明達爾（Zamindar）制得以普及（與萊特瓦爾［Ryotwari］制和馬哈瓦里［Mahalwari］制并存）。其代價是能夠保障無地農民享有道義經濟上的基本生存權的迦吉馬尼（jajmani）關系的消失。
獨立后的印度繼承了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沒有足以支撐自身生存的土地。自耕農、佃農和無地雇農又通常陷于命定的種姓地位。印度在短時期內密集地通過了一系列有關土地改革的立法。一是廢除柴明達爾制及包稅制；二是規制租佃合同；三是設定土地擁有量上限；四是整頓各自為政的不同租佃制度。印度的問題是，改革設計本身就不注重土地分配，把重點放在設置土地占有上限上。獨立后無論哪個黨派主政，許多邦的立法機構都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凡是危害其階級利益的改革都可能被阻止。土改同時也被視為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在印度國內外受到多方抵制。同時，發達國家對印度的援助機構也有著對抗土地革命的綱領。幾十年過去，只有廢除中間收稅人一項獲得可見的成效，保護了小農和佃農的權利。而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改革則顯示，成功的土地改革有賴于政府的決心。
2007年，雖然農業占GDP的比例有所降低，但印度仍有約58%的人口靠務農生存。63%的農民只有不到1公頃的土地，擁有10公頃以上的土地大戶只占農村人口的2%。43%的農業勞動力可歸類于無地或幾近無地（人均少于0.2公頃或者3畝），這個數字比1950年還高。最富有的10%的人口壟斷了大量土地。印度至今大約還有5760萬無地農戶。一邊是在資本、欠薪或高利貸盤剝下為貧困和債務所迫的小農、雇工和流浪的短工，另一邊是始終掌握著財富和權力、傳統的或也同時占有大量資本的地主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還控制著工業、商業和金融領域的諸多資源，并占據著教育、醫療、法律各界及議會、政府的要害職位。21世紀以來，雖然印度有三分之二的農民擁有小片土地，并且卷入選舉動員、參加投票，但在與其生活休戚相關的政策決策中，是被邊緣化和被忽視的。印度的發展仍然亟待以土改與合作為主的農村變革。
不同的綠色革命與社會變革
印度在不同的邦和地區有不同的地方法律和政策。如果說中國的土改相對直截了當，即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平均地權，那么在印度，土改的歷史就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不同地區和階級、等級交錯的迷宮。印度執政黨也從來不是一個革命組織,它未曾嘗試值得一提的土地改革。在印度，不曾發生過一場農民革命。不過，面對農田水利、技術應用和勞動生產率停滯等問題，印度成功地實現了一場“綠色革命”。上世紀60年代，外來知識、本國政府補貼，加上村莊里私人創新的努力，為印度農村帶來了一場資本主義革命。旁遮普省率先使用進口化肥、對化肥敏感的高產種子、農藥和農業機械。20年間小麥產量增長了一倍，水稻也增產50%，部分地區的饑餓狀況得到緩解。不過綠色革命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包括：因重視甘蔗、棉花等經濟作物犧牲了物種多樣性；種子商品化瓦解了眾多自然物種，威脅著小農的自立和生存，富裕農民成為最主要獲益者；農業補貼政治化，導致更多的土地兼并和資本密集型農業的投入；因水浸或堿化，印度失去了850萬公頃、約6%的農用地。
與印度不同，中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在基本沒有外援的條件下完成了自己的綠色革命，并取得了遠遠超過印度及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實施“以糧為綱”的政策，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水利被視作農業的命脈。到1980年，就主要農產品而言，中國的人均產量還是每一項都高出于印度數倍。事實證明，綠色革命技術在集體農業中應用得更好、更有成效。眾多發展經濟學專家似乎都回避了這一點。理想的農業改革有經濟-技術和社會-政治兩個面向。其中印度最多只完成了一個，即綠色革命。另一個不僅涉及地權平等，也包括農業合作。1956年中國制訂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不僅涉及生產、金融、基礎設施和環境等諸方面，還包括社會保障、公共健康、群眾文藝、婦女解放、兒童保護和工農聯盟及工業農業彼此支持等內容。印度仍然為不可通約的種姓制度所拖累，是可能想象的不平等形式中最壞的一種。種姓的分量在于它根深蒂固的情感結構，一面支撐印度的民主，一面又消耗民主重構的能量。從經濟結構的角度，貧困人群和低種姓農民對土地精英的依賴到處可見，后者控制著前者的選票。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兩代毛主義的游擊戰。“紅色走廊”中的納薩爾起義因而也成為新德里最頭痛的安全問題。無論在道義上還是行動上，軍事鎮壓或所謂平叛都不是辦法。需要去除的，是引發暴力反抗的社會根源。
中國基本平等的集體農業支持了國家造就工業化的基礎，并在低水準上，滿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人民的基本需要。如果沒有土地改革，沒有改革前社會經濟結構及組織方面的根本性成就和準備，不可能有改革開放后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此外，集體化還有助于增強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和能動力量，在政治上提升了下層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地位。印度不曾有任何類似的努力，因此而受制于社會保守主義、不平等和歧視，發展滯后。
中國和印度，不一樣的饑荒
“大躍進”帶來的災難及1959—1960年的饑荒，是對正面評價中國集體農業最難應對的挑戰。為什么與中國三年困難時期處于同一時期的印度，其人均糧食產出低于中國，卻沒有或并不被認為發生了“饑荒”。中國平等的農村結構理應能比印度更好地緩解食物短缺的危機。阿瑪蒂亞?森指出，食物短缺本身并不導致饑荒。工業革命之后，任何自然因素本身已不能導致貧困，貧困和饑饉只能是政策失敗或政治偏差的結果。不過在中國饑荒的這場爭論中，既有嚴謹客觀的批評，也有意識形態化的攻擊，甚至還有死亡數字方面的攀比。要說明的是，把預期出生而實際并不存在的人口算作“死亡”，用正常生育率來確定“非正常死亡”的計算方法引人質疑，在中國的應用也被嚴重夸大。雖然經歷重大挫折，中國終究成功地以占世界不足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在人類發展指數的每一類別都取得了飛躍。毛澤東時代后期，農業產出與人口增長同步的事實肯定了集體農業的成績。與之相對,在印度，1965—1966年的農業歉收造成大量饑民。即使在豐收的年景，并且和平穩定的條件下，數量驚人的低種姓和下層階級，尤其婦女和兒童，也經年為營養不良、饑餓和赤貧所困。印度沒有出現中國那樣的驚人災難，但因為福利建設缺乏進展，40%的貧困人口靜悄悄地、持續地忍受苦難，走向死亡。
共同的危機：資本主義發展與農業危機
中國去集體化的決策推行的時候搞“一刀切”，地方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改革后，家庭成為農業生產的主體。因為改革初期提高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價格的替代效應，加上放開產品市場以及增加投入，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農業迅速發展。之后，中央政府從許多原有的對農社會責任中退出。曾經集體管理的鄉鎮企業也跟著私有化。婦女的社會地位倒退，宗族關系和迷信習俗復活，有些地方基層富人當權甚至黑幫化。地方政府攤派的稅費負擔加重，激起農民的反抗。市場力量使農產品價格下降而務農成本上升。政府鼓勵農業公司和大資本發展，又與地產商和開發商聯手征地，導致失地農民的出現和村莊的不斷空心化。加入WTO之后，跨國農業資本同時侵入了中國農業生產的上、下游及供銷渠道。一些轉基因種子和產品，未經最低限度的保護農民、國內市場和自然物種多樣性的嚴格審查，即可得到認證。糧食自給率已跌到87%，全部農產品自給率只有70% 左右。“人民食物主權”受到真實的威脅。當然，中國的土地保障功能幫助中國避免了無地流民動亂或觸目的都市貧民窟。二元結構使得農民工的工資能低于其家庭再生產的成本。國家把鄉村當作社會的安全閥，從而放手與資本合作。中國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中這一剝削與保障并存的兩重性，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作出了隱形而巨大的貢獻。
在印度存在著相似的問題：濫用化肥和農藥導致土壤退化,對煤等石化燃料高度依賴，務農無利可圖，地下水位下降也降低了現有的灌溉能力。農村情勢之差，在某些區域，整村整村的人挨餓。在大額訂單農業里，許多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在激烈競爭的世界市場上，或被廉價的進口農產品擠壓，或受種子、農藥等成本上升之苦，終因債務而自殺。1994—2010年，超過25萬印度農民自殺，是人類歷史記載中最大的自殺浪潮。
流動人口同樣在中印兩國出現。中國官方的流動人口數字超過2億的那一年，印度非官方估算流動人口有1億多。新工人通常缺少組織，也沒有政府和工會的保護，在失業、工作無保障、低工資、拖欠工資乃至血汗工廠的惡劣環境下掙扎。與此相連是村莊的困境。除了土地碎片化和集體治理下滑等問題，中國農民還深受家庭分離之苦。農業勞動力的老年化、女性化特征突出。在印度，土地不平等問題因而再次浮出水面。土地改革著眼于明晰產權，并建立和強化與金融市場的緊密連結。私有化的重點是建立基本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以便促進土地和資源交換市場化。要著重說明的是，所謂產權明晰是為土地金融化市場化開路的，旨在實現土地的“財富效應”，而不是農業增長。無論在農業還是工業中，資本主義永遠不可能為這兩個亞洲巨人的龐大農村人口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
回到“印度為何落后于中國”的話題，這一問題唯有直面土地這個根本問題，才能得到回答。孤立分散的私有小農經濟在印度和中國都不是出路，過去不是，今后更不可能。只要印度的社會不公正和等級排斥依然與不平等的地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以分配土地為目的的土地改革就仍然具有充分的理由。而在中國，只有以“耕者有其田”為本，才能背靠政府和社會力量，發展新鄉土主義、創造生態農業、健康生活和政治參與三頭并進的新型道義經濟，農民也才能真正組織起來。惟其如此，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和人民才有可能更新各自政府和政策的定位，沖破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發展主義的羅網。
討論部分
問：中國和印度有非常不一樣的歷史。中國很早就實行了書同文、車同軌，有強力的文官執政系統，有小農精耕細作的傳統，有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而印度是在英國統治之后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治理。這其中隱含了非常多起點上的不同。中國土地革命主要是為了取得農民信任、重組基層，滿足革命和戰爭的需要，并不只是為了提高土地或農業的產出率。土改是基礎的，但是不能說所有的因素都在土改里，然后導致了后續的所有變化。只談土改還不夠。
答：林春面對的是英語讀者。Sen雖然指出了中印不同，但是沒有解釋這個不同在哪里，所以林春是想給出一個解釋。對林春來說，重要的是土改本身如何撬動整個農村的改造。農民不會因為一個抽象的東西相信共產黨。是否能通過土改改變階級關系，改變工農關系，改變城鄉關系。土改是路徑，再造中國主體。林春的文章重述歷史脈絡，把土改、土地革命，和中國社會再造的問題重新放在一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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