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行為科學的視角
摘要:“精神貧困”描述的是貧困人口因為主觀因素而影響脫貧的現(xiàn)象。本文通過心理學、行為經(jīng)濟學的角度對于“精神貧困”進行了定義和分析。我們將“精神貧困”限定為貧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極和行為決策非理性的行為表現(xiàn)，其本質是個體失靈，具體來說是志向失靈和行為失靈的結果。對于“精神貧困”的干預就是要采取行為政策使“缺志”轉為“有志”，使非理性變?yōu)槔硇浴８深A的核心在于對于微觀個體的關注和重視。由此，我們提出建構政府、市場、社會、個體四元的治理體系和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做到精準化的社會治理，引入創(chuàng)新的和超常規(guī)的靶向性公共政策工具，促進國家治理的進一步現(xiàn)代化。
精準扶貧工作開展至今，我國貧困人口已經(jīng)從2014年的7017萬人降至2016年年底的4335萬人，減少了2682萬人，貧困發(fā)生率從7.2%減少至4.6%，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績。針對最后的4335萬貧困人口的脫貧工作，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把貧困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調動起來，引導貧困群眾樹立主體意識，發(fā)揚自力更生精神，激發(fā)改變貧困面貌的干勁和決心，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貧困人口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缺乏志向，缺乏主觀能動性，日常生活中表現(xiàn)出短視、急功近利等現(xiàn)象。這些主觀層面的問題嚴重阻礙了脫貧攻堅的效果，也是消除極端貧困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精神扶貧”不只是一個政策難題，還是一個學術研究的難題。盡管這一問題討論的時間已久，然而關于它的學術研究甚少，且都未能科學地分析并揭開“精神貧困”的“黑箱”。
本文主旨在于用行為科學解釋“精神貧困”背后的兩大個體微觀機制；更重要的是提出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和個體的四元治理體系，精準地瞄準個體層面的失靈問題，采用創(chuàng)新和超常規(guī)的方法對癥下藥。
一、“精神貧困”實質是“個體失靈”
在本文中，我們將“精神貧困”定義為貧困人口缺乏志向、信念消極和行為決策不理性，從而影響其脫貧的行為現(xiàn)象。本文研究的貧困人口是指有勞動能力的人，而非老弱病殘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從心理學和行為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精神貧困”實際上是“個體失靈”（Individual Failures）的結果。個體失靈這一概念最先由行為經(jīng)濟學家提出，主要指的是“行為失靈”（Behavioral Failures），即人們不按照理性原則進行決策和行為，導致個體福利無法最大化。而筆者認為，廣義上的個體失靈還應該包含來自心理學角度的“志向失靈”（Aspiration Failures），指個體缺少志向，信念消極，努力程度較低。
（一）志向失靈
志向或抱負，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可以被界定為具體的生活目的和奮斗目標。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非常強調志向對一個人生存和發(fā)展的重要意義，一直有“人窮志不窮”的說法。但在扶貧實踐中，卻屢屢遇到“人窮志短”的現(xiàn)象。
人類學家阿帕杜萊將志向失靈定義為“貧困者可能缺乏爭取和改變自身貧困狀況的志向”。志向的缺乏導致信念、期望的降低，進而直接影響貧困者的經(jīng)濟決策和努力水平。努力程度的降低導致行為結果會偏離理想目標，又會進一步導致志向水平的降低或維持在低水平。與此同時，悲觀心理和消極信念也可能導致個體陷于貧困陷阱之中。
社會因素也有可能加劇志向失靈。社會差距過大，貧困者會更容易覺得自己努力帶來的收益微乎其微，期望和現(xiàn)實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也進一步降低了自己的志向。長久的貧困狀態(tài)可能導致貧困者產生習得性無助，變得習慣麻木而缺少脫貧動力。貧困帶來的社會排斥、刻板印象威脅，自我污名、恥辱感和不被尊重感會降低貧困人口的自我效能和心理健康，同樣也會降低志向水平。
（二）行為失靈
現(xiàn)代公共政策的基礎是“經(jīng)濟人”假設，即個體具有有序偏好，完備信息和完全的計算能力，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按照此假設，只要有足夠的外部扶貧支持和經(jīng)濟機會，貧困者就能夠實現(xiàn)脫貧。然而現(xiàn)實中，人并非具有完全理性，不能如理論預期的那樣實現(xiàn)脫貧。
在有限理性的情況下，人們會出現(xiàn)行為失靈，即行為偏離經(jīng)典決策理論，比如“熱手效應”、“確定性效應”、“損失厭惡效應”、“錨定效應”、“公平偏好”、“框架效應”、“現(xiàn)時偏好”等等。盡管表象不一，但從原因出發(fā)，行為失靈可以分為三類：不完美的最優(yōu)化（Imperfect Optimization）、有限自我控制（BoundedSelf-Control）以及非標準偏好（Nonstandard Preferences）。
不完美的最優(yōu)化，指的是個體并不按照標準模型假設進行選擇。個體受到有限注意力、有限計算能力以及錯誤推理的影響，尤其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可能導致選擇和偏好不一致，不能使自身福利最大化。
有限自我控制，指的是即使個體有明確的偏好，卻難以將決策執(zhí)行下去。現(xiàn)實中的個體會缺少自控能力受到誘惑出現(xiàn)拖延，會讓微不足道的障礙阻礙行為；決策時的即時狀態(tài)和成癮都會降低人們自控能力，極大而顯著地影響了個體的行動結果。
非標準偏好，指的是個體對于結果和過程、自己和他人都有偏好。人們具有參考點偏好，因此會受到稟賦效應、損失厭惡，安于現(xiàn)狀偏差的影響，人的效用函數(shù)在過程中也會發(fā)生巨大變化。同時，個體并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有關心他人偏好，個人對結果產生的過程是否公平有偏好，個人的行為方式通常會符合社會規(guī)范。
二、“精神貧困”現(xiàn)象的個體失靈解釋
為了避免出現(xiàn)對于“精神貧困”現(xiàn)象的泛化，本文將“精神貧困”現(xiàn)象界定為兩類現(xiàn)象：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極（“無志”），認知和決策偏差（“無為”）。
（一）志向缺乏和信念消極
1.志向缺乏
貧困人口常常“人窮志短”，比如沒有上進心、不想努力、生活沒有奔頭，缺少行動力，因為無法改變自身財富狀況。道爾頓（Dalton）等人用效用函數(shù)模型描述了這種志向失靈導致的貧困陷阱：
θ為最終財富，θ0為初始財富，努力水平e∈［0，1］，志向水平g是最終財富的目標。其中，假設最終財富θ=f（e，θ0）=（1+e）θ0。由于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總是一致的，因此構成了共變的一組變量（e，g），對于一個理性人來說，（e，g）是內生化的，即不論初始志向水平g0如何，總會選擇e=1（即g=2θ0）保證最終財富和效用的最大化。這種情況下，貧困者面臨的是經(jīng)典的貧困陷阱：由于初始財富水平太低，相比于初始財富水平高的個體，邊際努力帶來的財富更低，而成本更高，最后在某個低水平財富上達到均衡而陷入貧困陷阱。
而對于一個行為人（behavioral，即實際中的人）來說，（e，g）不是內生化的，而把志向水平g看作是給定的。個體根據(jù)g0選擇努力水平e，而志向水平此基礎上繼續(xù)向下調整，直到e=0。初始財富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這種志向失靈中。
由此推斷，假設有兩個具有相同初始志向水平的行為決策者，初始財富水平低的人會選擇更低的努力水平，因為低財富降低了邊際收益。努力水平下降將導致志向水平產生差異，進一步降低均衡中的努力水平帶來的邊際效益。由此志向失靈將進一步促進貧困陷阱發(fā)生。
2.信念消極
貧困人口有可能缺乏動機和信心，主動放棄一些有利于脫貧的行為，或者即便有所嘗試也容易放棄。一些貧困者因為“面子”問題而不愿意參與福利政策。這很有可能是由于“貧困”的污名化，或者社會排斥等原因導致了貧困人口覺察到羞恥感和不被尊重感，而拒絕接受扶貧政策。貧困者的信心缺乏來源于自我污名，或貧困生活方式塑造的性格、心理健康程度原因。這些情況下貧困者自尊、自我效能感較低，容易否定自己，缺乏心理韌性（Resilience）。
還有一種情況是，當貧困者意識到自己的貧困身份時，原本能做好的事情卻做不好了。這種顯現(xiàn)的原因是由于刻板形象威脅的存在，人們意識到自己弱勢的身份時，會降低對于自身的期許和行為的期望，繼而降低努力程度，使得原本能做好的事情打折扣。
（二）認知和決策偏差
個體的非理性行為較為普遍，但是貧困者的認知和決策偏差帶來的損失將極大限制致富的進程，甚至導致一些已經(jīng)脫貧者再度返貧。
1.安于現(xiàn)狀，追求穩(wěn)定
一些貧困者安于現(xiàn)狀，不愿意做出改變，更厭惡風險，因而在經(jīng)濟決策中極度保守，無法脫貧。這種現(xiàn)象有時候與志向失靈同時出現(xiàn)，相互影響，但是機制和理論有所不同。原因主要是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中個體的“S”形的價值函數(shù)。
個體在評估價值時以現(xiàn)狀為“參考點”，損失帶來的心理價值大于等量收益帶來的心理價值，因此個體有損失規(guī)避的偏好。貧困者在做決策時，會權衡“維持現(xiàn)狀”和“改變現(xiàn)狀”（改變參考點）的后果。不確定情況下，“改變現(xiàn)狀”的損失是有可能的，而“維持現(xiàn)狀”一般來說是確定沒有損失的；相比預期收益，貧困者會對預期損失賦予更大的心理價值。為了規(guī)避損失和風險，貧困者傾向確定性、安于現(xiàn)狀，所謂“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典型例子是在農村中推廣一項成熟和更有效益的新技術時，盡管風險很小，但是在初期敢于嘗試的人卻很少。
2.相對短視，忽略長遠
一些貧困者容易出現(xiàn)短視行為，自控力差，容易受到誘惑。按照經(jīng)典貼現(xiàn)理論，貼現(xiàn)函數(shù)f（D）=e-kD且不論近期和遠期，額度大小的貼現(xiàn)效用順序不變，即US＜UL，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會選擇較大的利益。
然而現(xiàn)實中的貼現(xiàn)模型中個體對于時間的偏好是不一致的，即現(xiàn)時消費比未來消費給個體帶來的效用更大，貼現(xiàn)函數(shù)f（D）=1/1+kD，為雙曲形式。在近期收益中，今天小額收益的效用大于半年后大額收益的效用（US＞UL）即寧愿要今天的50塊錢，也不要半年后的100塊錢；因此個體會產生短視行為，所謂“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再者，邊際收益效用是遞減，而貧困者初始財富水平的低下，小額收益的邊際效用可能遠大于大額收益的邊際效用，因此使貧困者更重視當期的“蠅頭小利”。
3.缺乏自控，易受誘惑
缺乏自控與短視行為是類似的行為表現(xiàn)，但是其背后的原理主要來自于意志力的消耗。班納吉發(fā)現(xiàn)，食不果腹貧困者獲得金錢援助后不是多買一些食物，而是買了一些味道更好的食物。在我國，貧困戶獲得一些雞苗，但第二天卻變成了下酒菜。抵抗誘惑需要意志力，意志力是有限的心理資源。個體抑制來自商品、休閑娛樂活動等外在誘惑會消耗個體的意志力，等到意志力消耗殆盡就無法繼續(xù)抵抗。貧困者收入有限，比其他人群需要抵制著更多的誘惑，從而耗費更多的意志力。
4.低質量的經(jīng)濟決策
貧困者經(jīng)常做出低質量的經(jīng)濟決策，主要原因是可能缺乏做出理性決策的認知資源和能力。經(jīng)濟決策往往是復雜的，需要調動大量的認知資源，特別是注意力資源。貧困人口由于處在稀缺的狀態(tài)下，他們的注意力和認知資源大量集中于資源匱乏的領域和日常生計，導致自身認知“帶寬”的不足，要么忽視了決策所需要的關鍵信息，要么無法應對過多的信息，導致在經(jīng)濟決策中失誤甚至無法做出選擇。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個體可能無法正確地利用概率進行決策。人們受到自動化思維、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等因素的影響，不一定能夠正確認識概率，從而在不確定情況下做出錯誤的決策。前景理論中，個體對于概率的權重賦予函數(shù)較為特殊。
權重函數(shù)損失和收益框架中會產生所謂反射效應（Reflection Effect），表現(xiàn)為“碰運氣”和“賭一把”：即在損失框架中人們會低估中高概率（我不會那么倒霉），在收益框架中人們會高估極低概率（我相信自己的運氣）。而在極概率收益的領域，比如賭博或高風險產品，人們會更相信自己的運氣，高估收益的概率而選擇賭一把。在這種情況下，不但貧困者無法脫貧，一些已經(jīng)脫貧的人還有可能因決策失誤而返貧。
進一步需要闡明的是，行為失靈不是貧困人口的獨特標簽，而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行為特點，貧困狀態(tài)下可能會加劇這些偏差和失誤。但是在決策失誤后，相對富裕的人有“緩沖”的能力，貧困人口則可能陷入更深的貧困狀態(tài)。
三、精神扶貧的實踐經(jīng)驗和啟發(fā)
上一部分我們將“精神貧困”現(xiàn)象歸納為兩種類型：“無志”和“無為”并從心理和行為機制上進行了分析。那么“精神扶貧”具體應該如何做，使“無志”轉為“有志”，使“無為”變?yōu)椤坝袨椤蹦兀勘疚耐ㄟ^對國內外的一些經(jīng)驗做法進行梳理，希望能夠為解決“精神貧困”現(xiàn)象提供政策啟示和方法參考。
（一）移風易俗，由“看”到“干”
“等靠要”和懶惰現(xiàn)象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可能是上述幾種原因的綜合結果。對于小范圍內的懶惰現(xiàn)象，可以將激勵從物質收益轉移到社會聲譽，利用社會規(guī)范，治懶惰拔窮根。典型的案例是湖南十八洞村實行的“思想道德星級化管理”。其成功原理是將“主動脫貧”和“利他行為”轉變?yōu)椤懊孀印奔瓷鐣?guī)范，并以公示評分的方式促使個體在社會壓力下轉變行為，最后實現(xiàn)了村民由“看”到“干”的角色轉換，并由此生發(fā)出脫貧攻堅的動力。
當爭戴“貧困帽”已經(jīng)成為一種風氣的情況下，必須要將傳統(tǒng)的宣傳手段轉變?yōu)橛行У摹盃I銷”手段來做到移風易俗。傳統(tǒng)宣傳手段的實質是說教，“營銷”手段的實質是“說服”，即帶來心理感受。一種有效的“營銷”手段是喚起社會認同感，即對于群體身份的認同和對群體榮譽的維護。最典型案例是198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的“Don’tmess with Texas（別給德克薩斯添亂/弄亂）”標語成功地減少了在高速路上亂丟垃圾的社會風氣。我國黨政宣傳部門轉變宣傳思路，有意識地借鑒商業(yè)營銷的經(jīng)驗，針對“等靠要”和“不勞而獲”的行為專門設計標語，借助廣告、傳統(tǒng)、網(wǎng)絡社交媒體廣泛傳播，最終做到移風易俗。
（二）心理干預，扶貧扶志
對于志向水平低和信念消極的心理問題，還是從心理干預著手。要通過專業(yè)心理干預手段去實現(xiàn)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給貧困戶送溫暖，送志氣，送信心。積極心理學中的積極心理干預為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大量可行的方法，核心就是對于貧困者積極特質、情感和情緒的喚起和促進。已經(jīng)有證據(jù)表明自我肯定訓練對于提升貧困者的志向水平有顯著的作用。
為了應對污名化等問題，在未來扶貧工作和宣傳中，對于貧困要有更正面更積極的表述，可以考慮用“后富者”代替“貧困戶”的說法。扶貧工作者在扶貧過程中，與貧困者的溝通更自覺地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要更有人文關懷，幫助減少引起貧困者對于自身弱勢身份的感知。
（三）改變現(xiàn)狀，著眼長遠
解決安于現(xiàn)狀就是改變參考點，最關鍵在于最大限度降低貧困者感知到的損失概率，盡量提高感知到的收益概率。首先要為貧困群眾選擇收益有保障、損失概率小的項目；其次，金融機構要專門設計針對扶貧的特種保險產品，盡最大可能降低風險；再次，扶貧工作機制、與貧困人口的相關政策制度要有穩(wěn)定性、延續(xù)性，貧困戶聯(lián)絡干部盡量保持穩(wěn)定，增加貧困者的確定性感知，促使其采取行動；最后，要耐心地給群眾算清楚成本和收益兩本賬，要給貧困群眾送信心、送決心。
解決短視和低自控力問題，社會聲譽和社會規(guī)范依然是有效的手段。同時，設定目標、承諾機制，以及積極行為的及時獎勵也將有助于貧困者增強自控力，達成長遠目標。
（四）提供信息，減少失誤
個體低質量的決策需要從有效信息的提供來解決。針對貧困人口的政策需要盡可能地簡化，以降低貧困者決策和申請的難度。扶貧政策可以提供簡化而有效的決策信息，將概率凸顯表征為預期收益，糾正個體對于概率的錯誤感知；同時設計一些建立在自由選擇基礎上的有利于貧困人口的默認選項，提高經(jīng)濟決策質量。
針對個體的經(jīng)濟決策，要為扶貧者設立“經(jīng)濟顧問”，其主要職責是幫助貧困者做出更理性的決策。“經(jīng)濟顧問”可以由扶貧干部擔任，但最好的形式是通過社會組織招募志愿者，專門為貧困者提供經(jīng)濟決策咨詢。最后，如果一些錯誤決策是社會風氣帶來的，比如攀比、賭博，可以考慮用宣傳營銷手段解決。
以上提出的各項政策方法基于個體的行為洞見（Behavioral Insights），與傳統(tǒng)公共政策有較大的區(qū)別，學界一般稱之為“行為公共政策”（Behavioral Public Policy），目前還處于研究和探索階段。中國扶貧中“精神貧困”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學術界還繼續(xù)從經(jīng)濟學、行為經(jīng)濟學、心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角度進行研究、分析。實踐界也要不斷總結成功經(jīng)驗，加強與同行和學術界的交流，爭取舉一反三，創(chuàng)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四、四元治理體系公共政策分析
（一）充分認識個體失靈，建構四元治理體系
在全面建立現(xiàn)代化的治理體系的背景下，必須要應對思維范式的挑戰(zhàn)和管理技術的挑戰(zhàn)，尤其要解決的就是治理理論發(fā)展的問題。現(xiàn)代化的社會治理體系應該加入個體這一治理主體。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角度上要從政府、市場、社會、個體四個角度進行分析和解決，即建構四元治理體系。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正式將精細化社會治理稱為一項重要的治理理念。四元治理體系正是與精細化治理理念相統(tǒng)一的。精細化治理一方面體現(xiàn)在“精確診斷”上，問題界定和判斷依據(jù)都需要精準化；另一方面體現(xiàn)在“科學分析”上，不同主體的問題需要使用不同的理論和模型，并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最后體現(xiàn)在“對癥下藥”上，在精準科學判斷界定原因后要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選擇特定的政策工具進行干預。
（二）使用創(chuàng)新的和超常規(guī)的政策工具解決“精神貧困”
國家“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中強調：要全力實施脫貧攻堅，充分發(fā)揮政治優(yōu)勢和制度優(yōu)勢，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創(chuàng)新扶貧工作機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規(guī)措施，加大脫貧攻堅力度，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
“精神貧困”正需要通過創(chuàng)新的扶貧模式和超常規(guī)的政策工具來利用和矯正個體失靈來解決。個體失靈的干預是中國學界較為陌生的領域，但已經(jīng)成為國際公共政策學術和實踐的前沿領域。世界銀行以及一些研究組織在世界各地從事行為政策的研究。英國、歐盟和美國也在2010和2014年先后在政府內設立了行政政策研究部門，實驗新型的行為政策工具，并在一些領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基于行為的新型公共政策，如宣傳說服（Persuasion）、行為公共政策、助推（nudge）等，劍指個體失靈，能夠為解決“精神扶貧”提供新思路，更能準確地預測現(xiàn)有政策的效果。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我國扶貧已經(jīng)進入最后的攻堅階段，剩下小部分尚未脫貧群體可能陷入“精神貧困”與經(jīng)濟貧困的雙重貧困陷阱之中，必須通過“精神扶貧”攻下這塊脫貧道路上的“攔路虎”。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建立可靠有效的扶貧模式
“精神扶貧”需要頂層設計，尤其要解決扶貧過程中各主體的激勵不相容問題。“等靠要”等懶惰問題部分源于扶貧體系的不合理，助長了貧困者不勞而獲的想法。扶貧體系中一定要對于各主體的行為設計有效、正確的激勵機制，不能讓扶貧干部累死，讓扶貧資金打水漂，讓懶惰的貧困者坐享其成。同時，扶貧工作的“軟件”（制度、政策）設計和執(zhí)行要穩(wěn)定、可靠、更符合貧困人口心理、行為的特點。
（二）針對“精神貧困”進行數(shù)據(jù)收集和科學研判
“精神貧困”的“診斷”要建立在數(shù)據(jù)證據(jù)的基礎之上。在建檔立卡過程中需要增加對于“精神貧困”主觀數(shù)據(jù)的收集。利用大數(shù)據(jù)等技術手段獲取的貧困人口高頻客觀行為數(shù)據(jù)也可以用于貧困人口“精神貧困”的分析，更能作為干預政策有效性的依據(jù)。
（三）加強對于“精神扶貧”的研究
“精神扶貧”在全球范圍內都屬于前沿領域，國外的扶貧方法不一定適用于中國國情。中國本土化的“精神貧困”在中國還沒有深入的研究，也缺少成熟有效的方法。應該設立研究基金或專門立項鼓勵高校、智庫、NGO、企業(yè)加入研究隊伍，盡快拿出有針對性、低價高效、操作難度低的精神扶貧方法。
（四）打造具有專業(yè)知識的扶貧隊伍
“精神扶貧”要求扶貧工作者具備一定的心理和行為科學的知識。一部分“精神貧困”問題的解決需要用專業(yè)的心理和行為科學方法。有條件的地方要引入有經(jīng)驗、資質的心理工作者，輔助扶貧干部解決問題。扶貧干部也通過培訓學習加深對于“精神貧困”的認識，尤其要避免由于在政策執(zhí)行時的不人性化而使政策效果適得其反。
作者: 杭承政，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胡鞍鋼，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wǎng)轉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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