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鄉村治理的視角
摘要：本文從現代性的沖擊與內生機制僵化兩方面因素分析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式微的原因，從農民生活、農村穩定、農業發展三方面闡述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的傳承意義，并提出在現代鄉村治理中，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創新路徑應當建立在與現代鄉村結構的區域差異相適應、與現代鄉村代際關系更迭變化相適應的基礎之上。
關鍵詞：倫理文化 鄉村治理 現代性
近年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中日漸式微成為當代社會生活中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承載著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僅是鄉村社會共同體的智慧結晶與精神家園，也早已成為中國社會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式微不僅意味著鄉村社會共同體精神家園的失落與離散，也會為中國社會有機體的不穩定埋下負面的種子。“治理是指為獲得公共秩序而進行的各種活動，包括協商、合作、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認同。”現代鄉村治理便是這一意義上的為獲得鄉村公共秩序而進行的各種活動。當前，中國農村正經歷著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深刻變化，其中人的生存狀態變化是一種本質性變化，農民的觀念及價值問題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而對農民觀念及價值問題起直接引導作用的鄉村倫理文化建設無疑成為現代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必須認真反思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式微的原因，明確繼承與創新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是現代鄉村治理的內在需求，尋求適合現代鄉村治理要求的鄉村倫理文化建設路徑。
一、現代鄉村治理過程中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式微
費孝通指出，“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穩定，以農業為主，自給自足，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延續了幾千年，多少代人生活在穩定的歷史繼承性中。這種歷史性，也表現在我們文化的精神方面。”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開啟了工業化、市場化與城鄉一體化的現代化發展歷程，鄉村的諸多現代性問題也隨之而來，傳統倫理文化遭遇現代性沖突是諸多問題之中的重要方面。
工業發展使傳統農耕社會結構發生變化，農民不再完全依賴土地產出的農產品獲得生活成本，他們進入各種工業部門以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工資來支撐家庭生活。在此意義上，工業化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現代農民不再像祖輩一樣依賴土地，面對生活他們擁有更多的機遇與選擇，從而他們對于文化也有了更多元的需求與選擇，與土地緊密相連的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漸漸不能滿足脫離土地的現代農民的需求。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農村相對固定、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被打亂，農民相對穩定與安寧的生活節奏也被打破，利益驅動逐漸成為鄉村社會與鄉村生活中最主要的行為動力，一向崇尚清凈無為、淡泊名利的傳統鄉村文化價值與信仰遭遇到逐利動機的巨大挑戰。城鄉一體化進程給農村帶來的最顯著變化是人口流動加劇，傳統村莊的行政邊界與社會邊界隨著人口流動發生了相應的調整和變化，這些調整與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莊成員之間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使鄉村的文化邊界也日趨模糊與淡化。簡言之，伴隨著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現代農民日益成為單一性的原子式個體，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體性基礎，傳統鄉村倫理文化也因此日漸式微。
現代鄉村經濟結構與生活結構的變化使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受到巨大沖擊固然是無可爭議的原因之一，但究其根本問題，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本身存在著再生產機制僵化、固步自封、保守散漫等缺陷是導致其逐漸式微的內在因素。具體而言，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村落之間或一定范圍的鄉村地域之間在空間上是相對離散的，在生產和生活上也是相對獨立的，不同村落內部有著各自的生產、生活秩序，也有著各自相對固定的文化形式來表達他們生活的意義和目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狀態讓這些相對固定的文化形式得以維系，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讓這些相對固定的文化形式陷入一種封閉性的表達方式。正如有學者指出，“在農業社會里，各個組成單元基本上是封閉性的，這些單元各自有各自的秩序、意義、目的和等級。這些彼此相異的單元很難尋找到共同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沒有動力去尋找這種普遍性和同質性。重要的是，這些單元的生產是內部再生產性的，它們是在內部培養自己的年輕人，而不是依賴什么教育專家。這樣封閉單元中的嬰兒一旦出生，就會馬上按照內部固有手段，被培養成與上一代相似的年輕人。社會及其文化就是用這種方式使自己永存。”這種“內部固有手段”除了正常的技術培養手段外，還摻雜了一系列封建宗族思想與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諸如“傳內不傳外”、“傳男不傳女”之類的規矩是比較常見的傳承原則。在傳統農業社會里，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與緩慢的生活節奏讓這種內部的、相對封閉性的傳承方式留有回旋的余地與延續的張力。然而，在現代化浪潮席卷而來的當代農村，這樣的僵化機制無疑成為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式微的內在推力。
概言之，傳統鄉村文化的式微原因既有來自外部環境的沖擊，也有來自內部機制的囿限。一方面，改革開放讓現代性因素向農村全面滲透，消費主義思潮與個人主義觀念成為影響農民思想的重要因素，相對封閉的自然村莊逐步解體，傳統鄉村文化也因此遭受嚴重擠壓。另一方面，封閉而內斂的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再生產機制，無力使傳統文化形式沖破自己的疆域，那些根深蒂固的小農思想、私有觀念以及宗法關系等封建殘余思想在現代鄉村治理中表現出與新時期鄉村生活越來越明顯的矛盾與沖突。但就作為倫理文化本身而言，其發展仍然會有兩種趨向，一是保持文化形式的相對穩定性，二是在社會變遷中更新自身的形式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傳承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與社會意義。
二、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的傳承意義
傳統是社會經驗的選擇與積淀，而“文化本來就是傳統，不論哪一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的。”現代鄉村建設是建立在傳統鄉村社會基礎之上的，盡管“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以農業的工業技術化、農村的城鎮化和農民的市民化為基本內容的鄉村社會變遷。但是，這一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鄉土特性，鄉村仍然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所在。”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也必須考慮鄉村原有的傳統文化及其倫理精神，將其作為社會歷史的延續傳承下去，這是豐富農民生活，維護農村穩定，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
近年來，農民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農業技術的進步也讓農民擁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精神生活需要顯得尤為迫切。然而，隨著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式微與衰落，農民很難再從一直以來的傳統中獲得人生的安樂感，又無法跨越城鄉之間的鴻溝獲得現代文明的滿足感，從而在精神生活需求上陷入一種傳統已失、現代未得的尷尬境地。尤其在農民的本體性價值方面，現代消費主義將農民有限的收入與無限的消費欲望之間的距離拉大，致使農民常常在自己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問題上迷失方向。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盡管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離土”現象比比皆是，但“離土不離鄉”的基本態勢讓他們仍然需要根植于土地的傳統鄉土倫理文化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本體性價值遭受沖擊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農民主體性逐漸喪失，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焦慮感與無力感，甚至無根感。面對此種困境，我們必須正視傳統倫理文化資源的價值與力量，在中國廣袤的鄉村，“那些依然保存著傳統文化資源的農村就為那些失落了傳統卻又走不進現代的普通農村提供了類似異文化的借鏡，為一般農村的發展提供了可能的實驗選擇。”可見，在當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社會轉型期，傳統倫理文化資源的傳承與發展對于重拾農民的本體價值，重建農民的有序生活，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繼承傳統鄉村倫理文化，讓農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體悟到勞作的愉悅與滿足，能夠在一種有根的文化氛圍中感受到充實而幸福的力量，是豐富現代農民生活的內在需求。
自古以來，傳統倫理文化的影響扎根于中國大地，更深深影響著占據大部分人口的農村地區。傳統倫理文化自身具有的凝固性、延續性與穩定性對維護鄉村的基本秩序和社會穩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是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內在原因。但隨著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傳統鄉村文化遭受巨大沖擊，農民安貧樂道的價值理念與田園牧歌的生活理想逐漸淡化，失去傳統文化價值支撐的農民思想中不穩定因素增多。在消費主義與逐利主義的誘惑下，本體性價值被動搖的農民容易在社會競爭中失去底線和原則，從而使農村穩定的內核受到動搖，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因此，從根本上看，當代農村社會問題日益增多且解決乏力，其根源在于農民鄉土生活意義的被消解和傳統倫理文化價值的被抽空。在此意義上，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繼承傳統鄉村倫理文化，使其繼續發揮作為文化內核的凝結性與穩定性，是維護農村基本社會秩序穩定的內在需求。
中國社會是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中國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產生與發展也根植于農業文明的土壤中，對土地的依賴與敬畏，對自然的尊重與保護成為傳統鄉村文化的內核與靈魂。在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價值指引下，農民在土地上耕耘勞作，依靠自然條件與傳統的農耕方式收獲食物，耕耘與收獲都取之于地，終歸于土，以簡樸的耗費供養密集的種群，實現資源和生命的循環與平衡。然而，當工業文明的浪潮席卷而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也在工業文明中漸漸背離傳統。在消費主義的價值指引下，農民為了追求更多的農產品或是更快的收獲時間，逐漸放棄了傳統的農耕方式，也不再完全依賴自然條件播種收獲，大量的化肥與農藥流入土地，各種反季節農產品登堂入室，化學化農業生產與設施化農業生產已經成為當前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這種農業生產方式在帶來產量增收與效率提高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問題，農業生態危機成為背離傳統的巨大代價與新的社會問題急需解決。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必須重視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對農業生產的價值指引作用，讓農業生產回歸自然，恢復農業生態平衡。在此意義上，繼承傳統鄉村倫理文化也是當代農業健康發展的內在需求。
概而言之，雖然現代性因素的滲透與沖擊破壞了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功能及其制度基礎，但現代性因素并不能替代傳統倫理文化在鄉村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無論是從農民生活、農村穩定，還是農業發展的角度去看，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現代鄉村生活中都仍然有其存在的積極意義。因此，重視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鄉村生活中的作用，充分利用農民在文化合作方面的積極性傳承優秀鄉村倫理文化，是現代鄉村治理的應有之義，而關鍵在于，如何使傳統鄉村倫理文化適應鄉村的現代化轉型是更為現實和迫切的問題。
三、現代鄉村治理中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適應與轉型
繼承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是現代鄉村治理的內在需求，但僅僅是復制性的繼承并不能真正解決當前農民、農村、農業面對現代性的危機，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文化本身的變遷要求有與之相應的社會治理模式。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還應當融入現代文化精神，以一種創新且富有底蘊的文化姿態和文化氣息來適應農村的現代化轉型，而這種創新必須與現代鄉村結構的區域差異相適應，與現代鄉村代際關系的更迭變化相適應。
中國幅員遼闊，是一個大型國家，不僅城鄉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不同地區農村之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區域差異。這種區域差異表現在文化上則更為細致和復雜。一方面，雖然歷代以來多以儒家文化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但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多民族國家，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本就巨大，文化的多元性是民族多樣性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差異巨大，這種非均衡發展格局使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顯著。并且，各地區傳統文化在遭遇現代性因素沖擊時所做出的回應與留下的局面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必須考慮文化的區域性差異，這種差異既有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經濟不均衡因素，也有文化本身之間的差異。只有在認識了中國農村文化層面的區域差異基礎上，才能對各種涉及文化建設的農村政策與制度作出正確的解讀和行之有效的回應。
在現代鄉村治理中，鄉村倫理文化建設通常有兩條路徑。一為國家自上而下的將相關文化制度和政策推進到鄉村；二為農民自發的進行有組織、有規律的鄉村文化建設活動。盡管這兩種路徑在實踐方式上有很大區別，但兩種方式能取得滿意成效的前提都是重視各地區豐富多樣的區域性差異和地方性文化特色。并且，對地處不同區域的鄉村而言，它們過去并沒有一致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基礎，它們現在也沒有一致的文化發展模式和文化傳播方式。在鄉村倫理文化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如果忽略區域差異的存在，以同質化的文化制度或均一性的文化建設思路去推進各地區的鄉村倫理文化建設，很可能造成足不適履的局面或不同文化之間的排異反應。這樣的倫理文化建設方式既浪費有限的國家資源，又很難取得豐富鄉村文化生活的效果。在我國當代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由農民自發進行鄉村倫理文化建設活動的動力與生存機制并不充足，鄉村倫理文化建設仍然主要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財政支撐與文化資源支持。當前，在國家層面推行的鄉村倫理文化建設實踐中，政府除了進行文化建設基本理念和總體思路的宣傳與推廣之外，更多的是將具體文化制度和具體實施方案通過行政部門推進落實。然而，在落實具體政策的過程中為了簡化落實程序、追求落實進度，往往易將具有地方特性的文化形式當作一般形式強制推廣。例如，將東部發達地區鄉村成功實施的“鄉村影院”、“鄉村書院”等模式照搬復制到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村，而落后地區鄉村的農民多為老弱病殘幼等弱勢群體，閱讀或觀影能力非常微小；即便留在鄉村的壯勞力也通常都在為溫飽問題日夜勞作，無心也無力去閱讀或觀影。因此，這種推廣方式通常流于形式，收效甚微，反而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結構與代際關系的變化引起廣泛關注，但代際關系變動帶來的文化需求變動以及文化資源配置的不平衡現狀并沒有引起相應重視。當前，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多“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形式為農村社會的基本結構。“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是指農民家庭中，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在家務農，一個農民家庭可以同時獲得務工和務農的兩份收入，從而使農民家庭可以輕松過上“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在這種社會結構模式下，有三種力量以及他們的文化需求值得重視：留守農村的老人及婦女、外出務工但“離土不離鄉”的年輕一代、留在農村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傳統鄉村文化的創新與轉型也應當與這三種力量的文化需求相適應。
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下，當前在農村居住的主體不再是傳統模式下的青壯年農民，而是他們的父母，漸漸老去的老農民以及少部分婦女。對留守農村的老年群體（以及婦女）而言，一方面，他們自幼熟悉的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形式在時代變遷中難以為繼，無法依靠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形式來充實他們的閑暇時間；另一方面，老有所樂、老有所為仍然是每個老年人心中淳樸的念想和愿望，而他們在農村經濟建設中處于邊緣地位的境遇又讓他們的倫理文化需求很容易被忽略。盡管如此，他們在文化合作方面卻有著積極的合作需求和強大的合作能力，因為隨著年齡的老化，他們對發財致富通常已經無能為力，而對于能讓自己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一些文化活動仍然可以參與。因此，重視老年群體（以及婦女）的文化需求，讓他們在農閑之時能夠有一些文化娛樂活動來充實他們的人生是現代鄉村治理中需要關注的層面。并且，農村中老年人老有所樂的精神風貌可以給年輕人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激勵年輕人回歸鄉村，投入鄉村生活與建設。
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結構中，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以獲取農業收入之外的收入，在他們所處的工作地和暫居場所，他們的身份通常被認定為“農民工”。作為農民工，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消費水平高、人際關系淡泊的城市生活很難帶給他們安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即便是能夠在城市定居安頓下來的年輕一代“農民”，他們自幼成長的鄉村和父老鄉親仍然是他們難以割舍的“故土情結”所在。雖然他們在鄉村之外獲得經濟收入，但他們的生活本質上仍是一種“離土不離鄉”的狀態，面向村莊的生活仍然是他們心靈的歸宿。然而，隨著傳統鄉村文化的式微，農村價值生產能力弱化，致使他們對家鄉漸生疏離感與陌生感，記憶中的鄉村已經成為他們回不去的鄉村。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也應當重視在外務工經商的這部分年輕農民的文化需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現代鄉村倫理文化，讓他們在春節返鄉或平常閑暇返鄉時能夠感受回到故鄉的歸屬感與主體感，能夠感受村莊生活的意義，才有可能對他們回歸故鄉、參與鄉村建設與生活起到積極引導作用。
“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農村社會結構中，長期居住在農村的雖然是以老年群體為主（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這種情況比較常見），但仍然還是有部分青壯年農民留在農村以農業收入為主。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青壯年農民留在農村生活（不以單純的農業收入為主）的現象更是常見。無論是以農業收入為主，還是農業收入之外的收入方式，他們的經濟收入都主要來自農村，社會關系也都在農村，相對于留守老人和外出務工的人們來說，他們無疑成為農村建設的骨干力量，有學者將之稱為“新中農”，意在新的中堅力量，對維持農村基本生產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現代鄉村治理的真正“治理者”。作為長期居住、生活在鄉村的新中農，他們自然要求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生產生活環境，有一個能讓他們放松和喜歡的文化氛圍來獲得面向村莊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感。相對傳統一代的老農民而言，日漸式微的傳統鄉村文化也很難滿足“新中農”一代的文化需求。因此，在現代鄉村治理中，必須重視新一代鄉村“治理者”本身的倫理文化需求，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創新與現代鄉村倫理文化建設都應當與新一代鄉村“治理者”的文化需求相適應。
總而言之，優秀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我國農村穩定、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應以科學態度對待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在現代鄉村治理中，一方面，必須充分認識當前我國農村的區域性差異，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創新路徑應當建立在對廣大農村非均衡結構的認識基礎之上，通過形式多樣的方式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現代鄉村倫理文化；另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農村社會結構，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倫理文化制度，讓傳統鄉村倫理文化在現代鄉村生活中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張燕，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倫理學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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