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改變了鄉村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還引發了鄉村倫理關系和農民道德觀念的變化，原來意義上的鄉村倫理秩序不斷被解構，傳統孝親倫理走向斷裂，婚戀倫理發生裂變，鄉風民俗不斷頹敗。世紀之交的鄉土小說直面社會轉型期鄉村社會現實，書寫出農耕文明裂變下中國鄉土倫理的嬗變景象，傳達出作家對鄉村傳統倫理和淳樸民風飄然遠逝的焦慮與憂思。
關鍵詞:鄉土小說；倫理敘事；孝親倫理；婚戀觀念；鄉風民俗
費孝通先生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盵1]（P6）在這種前現代農業社會，鄉村具有極強的穩定性，處于一種近乎平衡、穩固不變的狀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市場經濟的建立，不僅改變了鄉村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還引發了鄉村倫理道德和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在日漸加劇的城市化、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遭受空前沖擊，廣大鄉村社會倫理道德呈現某種脫序狀態。中國鄉土作家痛切地感受到世紀之交鄉土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將筆觸直面轉型期鄉村社會現實，書寫出農耕文明裂變下中國鄉土倫理嬗變景象。無論是西部鄉土作家賈平凹、夏天敏、羅偉章、譚文峰和陳繼明等，還是中東部鄉土作家趙德發、閻連科、陳應松、劉醒龍和孫慧芬等，在其鄉土小說創作中展現出鄉村孝親倫理斷裂、婚戀觀念裂變、鄉風民俗嬗變的現實圖景，傳達出作家對鄉村傳統倫理和淳樸民風飄然遠逝的焦慮與憂思。
一、鄉土現代化與孝親倫理的斷裂
孝親，即孝敬父母?！缎⒔洝吩鬃拥脑捳f：“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千百年來，孝作為傳統倫理之本，一直倍受人們推崇。但在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大潮沖擊下，一撥撥鄉下人帶著“向城求生”的夢想，開啟大規模進軍城市之旅，數以十萬計內陸村莊蛻變成“空心村”。在這種情形下，鄉村“四世同堂”的傳統家庭結構被徹底打破，進而導致鄉村長老權威失去存在的土壤，一些農村老人被子女遺棄在鄉下獨守“空房”現象不在少數。與此同時，隨著城鄉雙向流動的不斷加劇，城市商業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在鄉村強勢登陸，原來意義上的鄉村孝親倫理不斷被解構，“家庭原有的溫情漸漸淡去，利益的冰冷本質逐漸暴露出來”[2]（P122）。世紀之交的鄉土倫理敘事最突出的主題之一，就是以細膩的筆觸展現了現代化背景下鄉村傳統孝道日趨式微的現實圖景。
賈平凹在新世紀前后創作的《高老莊》、《土門》、《秦腔》等鄉土小說，就從文化層面呈現出現代化進程中鄉村倫理的嬗變景象。在《秦腔》中，夏家以仁、義、禮、智四兄弟為代表的夏氏天字輩中，遵從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兄弟團結和睦，互敬互愛，互幫互助，傳統家庭倫理得到了很好的維護。夏天仁為了讓母親大病早日痊愈，跪在地上祈禱蒼天愿意將自己壽命減去十年給母親，結果上天讓天仁母親活了下來，而他自己卻過早地離開人世。夏天智為了兄弟健康，深夜到兩位哥哥住宅旁埋下“大力丸”，以此來保佑他們健康長壽。這種至誠至孝的行為，正是中國傳統孝道的真實寫照。但到了第二代以君亭、夏風、夏雨、中星為代表的兒輩，傳統文化被逐漸拋棄，對老一輩的倫理親情與道德準則置若罔聞，出現了很多違背孝道倫理的做法。夏天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村長，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可在家里卻不得不忍氣吞聲。因為五個兒子兒媳為各自利益爭論不休，妯娌之間閑言碎語，叔侄之間打罵逞兇，在給老人攤派糧食上斤斤計較，甚至連在怎樣處理老人喪事上力爭三分，在家產分割上更是錙銖必較。君亭的父親夏天仁去世后，君亭很長時間沒有去上墳，即便父親的墳被老鼠掏了個深洞，遇到下雨天水直往墳里灌，他也沒有與叔輩一道去修理墳穴。夏風在大年三十不顧一切離家出走讓夏天智顏面掃地，尤其是夏雨與金蓮侄女之間的“淫亂”，更使他身心遭受極大的刺激和重創，這些不孝行為加速了他最終走向死亡。小說通過兩代人鮮明對比，展現了鄉村傳統孝道不斷走向衰敗的現實。
相對于賈平凹，更多的鄉土作家則從現實主義視角，展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孝道的沉淪。像無為的《爺爺》中的爺爺，在饑餓年代獨自養活四個兒子，但當年邁體弱時卻遭到子女的虐待，更可悲的是兒媳們視公公為累贅。農歷有大小月之分，每當輪到大月，兒子兒媳都不愿意多贍養一兩天。尤其是遇到閏月，爺爺的生活更是沒有著落，最后在兒子兒媳不孝中絕食而亡。小說在父輩無私與兒輩自私的強烈對比中，呈現出農村傳統養老、敬老、尊老觀念逐漸喪失，以及重建鄉村孝道文化已迫在眉睫。芭茅《來福》里的父親身在農村，生活艱辛，靠賣血送兒到城里讀書。為了湊足五百元生活費給兒子，他在去背柴途中掉入山崖，臨終前仍念叨還差二十元錢，但兒子卻用父親用生命換來的血汗錢在城里花天酒地?？梢姡瑐鹘y文化所倡導的“父慈子孝”，強調雙方對等的權利義務關系，可年輕一代卻忽視了“子孝”的義務，更加關注的是自身利益，甚至“啃老”現象屢見不鮮。在李廣智的《人貂》中，當父親因病歸西之后，在城里當局長的大哥、在蘭州做主任的二哥遲遲未歸，尤其是二哥忙于生意，不但不愿回家處理父親喪事，還在信里惦念著父親留下的家產。敬養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每一個兒女應盡的法律義務。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子女互相推諉、不盡孝道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僅如此，在商品經濟沖擊和影響下，鄉村年輕一代為了自身利益相互爭斗，甚至出現虐弒父母的極端異化現象。閻連科《黑烏鴉》中的老爹病倒還沒斷氣，但兩兄弟為了錢便給父親辦喪事，扼殺了老爹生還的希望。不僅如此，兄弟姐妹在喪禮上不但不為死去的爹盡孝，反而彼此為了遺產而相互吵鬧糾纏?？梢?，儒家所主張“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的傳統已經被拋棄，喪禮儼然變成了一次分贓會。更讓人悲哀的是自打工潮的興起，很多農村年輕人離開家鄉外出打工，昔日的家族長老變成無依無靠的留守老人，甚至還遭受兒女的唾罵和遺棄。像梁曉聲《荒棄的家園》中的芊子，由于哥哥姐姐外出打工，獨自一人留在家里伺候年邁癱瘓在床的老娘。為了早日擺脫成為累贅的母親，她冷酷無情地讓娘受凍挨餓甚至遭受毒打，最后竟然用赤裸裸的肉身引誘一個十五歲男孩縱火燒死了母親。可見，以金錢和物化為主導的價值觀，正在無形中改變著鄉村傳統家庭倫理觀念，進而導致延續了幾千年的“父慈子孝”倫理道德走向瓦解。
自古以來，“孝”就不是個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在傳統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和宗法制度下，每一個人都歸屬于各自的家庭，子女與父母的經濟紐帶非常緊密，家族長老是一家之主，在家庭生活中處于支配地位。因此，孝道作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被推崇到極致，像《秦腔》中夏天仁、夏天智兄弟至誠至孝的行為正是農耕時代的產物。但隨著小農經濟和宗法制的解體，傳統的大家庭逐漸走向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家庭的原子化，進而導致家族成員之間的紐帶趨向松散，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發生顛覆性變化，由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轉變為從屬地位。與此同時，農村城鎮化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家庭意識、價值觀念發生變化，數代同堂、天倫之樂的觀念逐漸淡化，進而導致鄉村孝親倫理日漸式微。世紀之交的鄉土小說創作，對鄉村孝道現狀給予了深切關注，展現了農耕文明裂變下鄉村孝親倫理的嬗變，傳達出作家對鄉村價值體系不斷解體、傳統孝道日趨式微的擔憂與思考。
二、鄉村城市化與婚戀觀念的裂變
婚戀觀是指人們對戀愛、婚姻和性等問題的基本看法，是家庭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禮記·昏義》）。在傳統婚戀觀中，傳統女性信奉“男主女從”、“從一而終”、“忠貞不二”，沒有離婚自由，只能被動接受一切。自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處在社會轉型變革中的鄉村女性，被挾裹在市場經濟洪流中，開始走出家門、走向社會，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在這種時空背景下，一些鄉土作家將眼光聚焦鄉土上的女性，在訴說鄉村女性苦難命運的同時，展現出鄉村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像80年代初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里的荒妹，從惶恐地拒絕愛情，到勇敢地追求愛情，實現了新時代鄉村女性的自我超越。路遙《人生》中的劉巧珍則在追求愛情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腳步，決心要選一個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豐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侶。還有賈平凹《雞窩洼人家》中的煙峰，對愛情的追求比巧珍更加執著和堅定，并且在實現自身價值上比巧珍走得更遠。而新世紀孫惠芬《歇馬山莊》中翁月月、小青等一批鄉村女性，已開始嘗試擺脫對男人的依附，主動找尋自己想要的生活。從荒妹抗拒包辦婚姻、巧珍大膽追求愛情，到煙峰重新選擇生活、翁月月實現自我脫胎著城鄉之間雙向流動的加快，由于受市場經濟和拜金主義的影響，城里盛行的一些所謂時尚風氣侵入農村，導致鄉村傳統婚戀和貞潔倫理不斷頹敗。比如：不斷升高的離婚率、日益泛濫的第三者、“二奶”，迅速結婚然后離婚的“閃婚閃離”族，不負責任和見異思遷的“婚外戀”，只同居不結婚的事實婚姻，等等[3]（P102）。這些昔日城里人玩的愛情婚姻游戲，在鄉村世界也堂而皇之地上演。世紀之交的鄉土倫理敘事主題之二，就是展現了農耕文明裂變下鄉村傳統婚戀觀念不斷裂變的景象。
在賈平凹的《高老莊》里，主動接受城市文明的子路，因不滿婚姻生活的平淡，移情別戀拋棄結發妻子菊娃，再娶了高挑年輕嬌小的西夏。然而，他這一離經叛道的不道德行為不但沒受到村人唾棄，反而得到村人默許甚至羨慕。由此可見，鄉村社會從一而終的傳統婚姻觀念不斷淡化，對男性背叛婚姻的不道德行為予以默認。如果說，《高老莊》里子路與結發妻子的離異存在某種文化沖突因素，那新世紀創作的《秦腔》則展現傳統婚姻美德在現代生活方式追求中被徹底擊垮的現實。像夏風婚前對白雪百般地迷戀，但婚后卻抱怨妻子的不順從，進而彼此間經常發生爭執和吵鬧，最后竟然寡情地拋棄親生女兒；慶玉與武林之妻黑娥明目張膽地偷情，最后置家族尊嚴、社會公德于不顧，拋棄妻兒公然與黑娥結合；三踅在慶玉唆使下，依靠其磚窯老板身份，霸占了武林的小姨子白娥，還恬不知恥地狡辯為“借地播種”；白娥也不守婦道，竟然與三踅勾搭成奸，同時又與引生有著肌膚之親；夏雨放蕩不羈地與金蓮的侄女談戀愛，直到小說結束也沒有結婚；陳星和翠翠曾幾次大白天做愛而被人發現，甚至在夏天智喪事上還偷空“干事”，事后翠翠還竟然向陳星張口要錢?？梢?，清風街年輕一代不再恪守傳統婚戀倫理，甚至出現背離最基本倫理道德的行為。小說展現出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以金錢為主導的價值觀正在無形中改變著鄉村傳統家庭倫理和道德觀念。賈平凹在《秦腔》中所展現的清風街，正是城市化進程中鄉土中國的一個縮影。
不僅如此，在城市化、市場化大潮沖擊下，數以千萬計鄉村打工妹走進城市，她們在城市文化的熏陶和侵染下，從傳統趨向現代，從保守走向開放，其生育觀、貞操觀、性觀念等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這種時空背景下，鄉村傳統婚戀觀正逐漸被替代、移植或否定，一些非主流婚戀現象得到一定程度寬容和認可。像王梓夫《花落水流紅》中桃花沖的小簸箕外出打工，在城里做小姐發了財，村民們個個對她羨慕不已。孫惠芬《天河洗浴》中的吉美，離開歇馬山莊進城打工，后來“變成一個壞女人，像電視里演的那樣，身體被男人占了”，但親戚朋友卻對“能干”的吉美嘖嘖稱贊?！渡咸習分械膹埣叶媚锖蛥渭掖蠊媚铮M城打工成為別人的“包二奶”，然而上塘村人對此也沒有產生多少非議。夏天敏《牌坊村》中的荷花，經受不住城市金錢和物質的誘惑，選擇以出賣美貌和肉體的捷徑來致富，而且在心理上沒有絲毫感到恥辱?？梢姡墁F代金錢意識污染，鄉村傳統價值觀被扭曲，婚戀倫理發生變異，性不再受感情忠貞的束縛，而成為賺取大把鈔票的工具。相對于那些進城打工妹而言，鄉村留守女性在男性缺失的無性婚姻中，有的忍受不住長期的空虛寂寞，在男性的引誘和騷擾下則出現情感出軌行為。像羊角巖《沉默的老樟樹》里的老樟樹灣，一些農村留守婦女由于忍受不住長期的空虛寂寞，在男性引誘和騷擾下出現情感出軌的情況。其中女主角鳳子懷孕后，經常坐林大力的出租車去鎮上檢查，在頻繁接觸中兩人慢慢產生感情，最終陷入林大力布置的情欲之網。但讓鳳子沒想到的是，老樟灣少說也有三十個女人跟林大力有過曖昧關系。姚嵐長篇小說《留守》中的翠萍，耐不住寂寞紅杏出墻，與村主任進行肉體狂歡，又與高鄉長保持著曖昧關系。另一個留守婦女臘香背叛丈夫與村支書常劉保偷情并生下私生子龔星。小說不僅映照出當下留守婦女心靈深處的精神困頓，同時折射出鄉村傳統婚戀觀在現實面前已全然崩潰。
縱觀世紀之交的鄉土小說，作家們真實地記錄了農村婚戀倫理觀演化的歷史軌跡，同時折射出現代性侵入下農村婚戀倫理處于被解構的境地。一方面，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社會人們的婚戀觀變得日益自由和開放。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鄉村女性的獨立性、自主性不斷增強，不再遵循傳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更多地選擇和追求自由戀愛，其婚姻圈突破了原來地緣和血緣關系的狹隘限制；另一方面，隨著城鄉壁壘的打破和雙向流動的加快，受城市文化和市場經濟的影響，農村青年的貞節觀和性行為也逐漸開放。鄉村社會的傳統婚戀價值觀被市場經濟的金錢意識所解構，婚前性行為、未婚先孕、婚外戀等逐漸被人們接受，甚至出現“笑貧不笑娼”等民風異化現象。我們透過這些文本不難發現，在市場經濟沖擊和商業文化滲透下，埋在骨子里的鄉村傳統婚戀倫理正日趨崩潰，那個質樸清純的鄉村世界似乎已經漸行漸遠，整個鄉村陷入一種史無前例的“道德困境”之中。
三、村社松散化與鄉風民俗的頹敗
傳統中國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鄰里之間以禮相待、和睦相處，“遠親不如近鄰”便成為最質樸的鄉村倫理認同，構成了一個個鄉土村落的情感凝聚。然而，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所持有的等價交換、公平競爭等現代觀念，極大地沖擊著農民傳統價值觀念，市場倫理和市場邏輯正在替代傳統鄉土倫理和鄉土邏輯，進而導致鄉村傳統“差序格局”走向解體，村民之間傳統人倫關系淡化，甚至一些農村鄉風民俗走向頹敗。尤其是2006年免收農業稅之后，中國農村基層組織不再與農民根本利益發生關系，也不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處于“個人自治”的松散狀態，農村原有的那種共同體已經消失，人與人之間不再像原來那樣有著密切聯系和交往。世紀之交的鄉土倫理敘事主題之三，就是展現了村社松散化背后所呈現出的鄉風民俗嬗變圖景。
首先，表現為人倫親情淡化。像陳應松筆下的望糧峽谷（《望糧山》）是“一個遍地虛妄，神經錯亂的地方”，在這里傳統家庭“差序格局”已全然解體。金貴的父親余大滾子，早年以打老婆遠近聞名；王起山為了報復岳父余大滾子，便將自己的老婆“下了膀子”；小滿為了熬黃包刺將自己姨妹作為誘餌，騙了金貴一頭豬去買鐵鍋；金貴無意中討飯討到內鄉找到了他的娘，而他娘卻以為金貴是來要錢的，便以一種冷漠和嘲笑拒絕了金貴。可見，望糧峽谷不僅自然物質資源匱乏，同時更缺乏的是人倫親情。不僅如此，在城市化大潮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傳統的家庭人倫關系也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閻連科的《黃金洞》則反映出傳統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被赤裸裸的物欲追求和畸形的亂倫關系所異化。小說中的桃是一個城里人，為了金子拋夫棄子，來到農村倒賣金沙，成了富甲一方貢貴的女人。桃與“我”的大哥發生過關系，“我”也被桃的美色所誘惑。貢家為了財產和桃開始一場內斗，最后桃讓“我”弄殘了爹，大哥被爹設計而被“黃金洞”埋葬，最后桃成了“我”的媳婦。而“我”是個憨子，桃的目的全部達到。在羅偉章長篇小說《不必驚訝》中，成米和苗青夫婦為了金錢利益不惜犧牲手足之情，在房倒事件上自私自利讓老大成谷承擔修房任務，而成谷在修房時寧愿請外人幫忙也不愿意請自己兄弟幫忙。不僅如此，姐妹情感也因生存利益問題而異化，小夭到北京打工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寄居二姐家，二姐夫因此常與二姐吵架，最后連二姐也變得不理不睬，甚至換掉了手機號碼。由此可見，為了保全自身物質利益，兄弟之間手足親情蕩然無存，姐妹親情也因功利影響不斷疏遠。在賈平凹的《秦腔》里，年長的父輩遵循“兄良弟敬、兄友弟恭”的傳統倫理綱常，而年輕一輩為了各自利益兄弟失和、叔侄打罵、妯娌爭吵。趙德發《繾綣與決絕》中的封運品為了能娶到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叢葉，不惜制造車禍害死自己的發妻。還有閻連科《丁莊夢》里的丁莊，金錢至上觀念腐蝕人倫、親情，促使血緣親情變質，人與人之間互相提防，甚至父子之間相互猜疑、兄弟之間相互反目，整個鄉村倫理和淳樸民風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土崩瓦解。由此可見“，1990年代以來鄉村生活中家庭、宗族意識逐漸邊緣化。這種親情的解體，使得各種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呈現在陽光底下。因而，缺乏溫情包裹的鄉村越發顯得凋敝和丑陋”[4]（P99）。
其次，表現為村社人際裂變。像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李平和潘桃，在男性世界空缺出來的背景下，因同病相憐而交往密切甚至達到了形影不離的程度。然而，當男性世界回歸時，“姐妹情誼”退到了幕后，兩個女人間的“攀嫉”心理開始占了上風。成子回來后，李平的世界豐滿了，而潘桃一個人孤單徘徊在幸福世界外，于是強烈的心理失衡使潘桃不顧一切地想要壓倒對方。最終，潘桃、李平兩個新媳婦走向反目而形同陌路人。在另一篇小說《民工團》中，工友們為了能“換取輕松一點的活兒”，巴結工頭、互相告發，甚至不惜犧牲血緣親情。小說中的“我”只想做好份內工作，不想攙和他人是非，但卻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告密的怪圈中。如果不接受告密這一潛規則，就會被罰干最累的活，被群體孤立甚至謀殺。孫惠芬以細膩的筆觸傳達出在現代商業化的沖擊下鄉村人際關系的變遷與異化。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也同樣向我們展示出鄉村倫理的潰敗和農民人性的裂變。小說中以祝隊長為首的地礦踏勘隊肩負著為當地經濟發展、為世居深山區的群眾致富的歷史重任，來到馬嘶嶺勘查金礦。然而，踏勘隊勘測到的金礦極可能被少數權勢者霸占，九財叔等普通農民只能出苦力、當挑夫，這便激發了九財叔等人的怨恨。最后，六名踏勘隊員全部被九財叔砍殺在馬嘶嶺上。這令人震顫的血腥悲劇背后，讓人們看到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個人欲望的膨脹，在仇富心理誘發下人性發生畸變，人與人之間的親情被撕裂。更有甚者，像劉慶邦《神木》里的唐朝陽、宋金明兩人靠抓“點子”將人帶到煤窯將其殺死，并謊稱是自己的親人在礦井出事向礦主索要賠償金，農民元清平和他未成年的兒子元鳳鳴被慘遭毒手?？梢?，在金錢的誘惑下，傳統人倫道德被徹底拋棄，進而泯滅最起碼的人性。在宋劍挺的《水霞的微笑》里，為了給哥哥蓋房娶媳婦和給爹治病，水霞不得不拼命地接客賺錢，甚至來了例假也不放過。她用自己的身體賺來的血汗錢，幫哥哥蓋好了房、娶了媳婦，為爹爹治好了病。但當水霞結束噩夢般的城市生活回到鄉下時，卻遭遇父兄的嘲諷和村里人的非議，丈夫新婚之夜發現她不是處女提出離婚。水霞為了解救鄉村親人而走進城市，當傷痕累累的她返回時卻遭到故鄉的冷落和拋棄。同樣，黃建國《梅二亞回到梅莊》里的梅二亞，從南方城市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可是現實卻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樣。村里人親戚、同學、校長、村長，一方面紛紛算計著借錢要錢，一方面又在背后說她的錢來路不明，最終二亞不得不在新年爆竹聲中離開梅莊。這些小說反映出當下鄉村社會所熟知的傳統倫理正在走向崩潰，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親情關系越來越疏遠和淡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錢利益取代了人倫親情。
再次，表現為鄉村政治異化。傳統鄉土本來是個桃源般的世界，但在市場化、城市化大潮的沖擊下，一些鄉村基層權力出現某些畸變，古樸民風逐漸消失或者異化，逐漸喪失本身的魅力。像劉醒龍的《黃昏放牛》里的西河鎮，勞模胡長升從城里回到鄉村，卻發現人心不古、世道大變，淳樸民風被拋棄殆盡。正如德權老漢所說的那樣：“世道變了，往日那一套全作廢了。”譚文峰的《走過鄉村》也折射出在工業文明浸染下，原本靜謐古樸的鄉村世界變得面目全非。十七歲的倪豆豆被鄉鎮企業家倪土改強奸后，不甘屈辱堅持上告，但村民們、村干部、縣領導乃至倪豆豆家人，為了繩頭小利喪失起碼的道義，她的父親還竟然跪在土改面前，涕淚交流，感激土改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在他的眼里好像對豆豆的傷害還不值土改的賠償?？梢?，倪豆豆作為純樸鄉村的象征，她的最終失敗反映傳統鄉風民俗在商品經濟沖擊下漸趨瓦解。在閻連科的《耙耬山脈》中“，村長”活的時候，在村里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死后把兒子扶上村長寶座，繼續在村里無法無天。還有孫惠芬《歇馬山莊》里的林治邦在歇馬山莊能呼風喚雨，蔣子龍《農民帝國》里的榮漢俊成為蝙蝠村的“座山雕”，關仁山《天高地厚》里的郭存先這位救星式人物則成了郭家店的土皇帝，闕迪偉《鄉村行動》里的上街村由熊家四兄弟把持著，“村里沒人敢放熊家一個屁”。這些小說深刻揭示了農村基層權力的濫用，不僅使村民遭受物質上的剝奪，還蒙受了精神上的摧殘，真實地再現了權力濫用下鄉村民風異化的現狀。同樣，賈平凹筆下的高老莊“有著爭權奪利的鎮政府，有著兇神惡煞的派出所，有著土匪一樣的蔡老黑，有著被罵作妓女的蘇紅，有躺在街上的醉漢，有吵不完的架……”，由此可見，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心失范，治安混亂，嫖賭盛行，偷盜搶劫，打架斗毆，傳統倫理秩序遭受嚴重破壞，整個鄉村呈現一種脫序景觀。
綜上所述，世界之交的鄉土小說將書寫視角聚焦鄉土世界靈魂深處，展現出了農耕文明裂變下的鄉土倫理變遷。無論是賈平凹筆下的清風街，還是羊角巖筆下的老樟樹灣，無論是孫惠芬筆下的歇馬山莊，還是陳應松筆下的望糧峽谷，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變得頹敗不堪，家庭走向分化，親情不斷淡化，幾千年堅守的孝道、仁慈、貞節、誠信等傳統倫理道德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正如賈平凹在《關于〈秦腔〉和鄉土文學的對話》中談到的那樣，“原來我們那個村子，我在的時候很有人氣，民風民俗也特別淳厚，現在‘氣’散了，起碼我記憶中的那個故鄉的形態在現實中沒有了，消亡了”[5]（P1）。這些作品全景式地呈現出鄉土社會在現代化沖刷下不斷走向瓦解的社會現實，流露出作家對傳統鄉村倫理正無可挽回地走向頹敗的深邃憂思，同時留給人們對當下新農村建設中諸多問題的思考。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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