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被譽為“禮儀之邦”和“東方道德文明古國”，這無疑是一個民族所能贏得的最高道德榮耀了。然而，這一榮譽畢竟只能代表農業文明時代的中國，而且，當我們千辛萬苦地闖入現代工業文明并為之殫盡竭力時，卻猛然發現，隨著“田園詩般的”農業文明風光一起漸漸消失的，不僅僅是往日里桃花源般的田園風光，還有蘊含甚或彌漫于村落、祠堂、家族、家庭、鄰里、私塾、學院、寺廟、以及，飄蕩在晨霧暮色、田間地頭和裊裊炊煙間的呼喊應答、作揖問候、短笛長調……。工業、城市、商業、現代交通通訊、還有正在迅猛突起的網絡信息，不僅快速地擠壓并改變著曾經廣大而寧靜的農村、農業和農民，而且也讓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人們或多或少有些頭昏目眩，茫然失據。于是，鄉愁和“記住鄉愁”便同時迅速成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一種文化病癥，這其中，鄉村倫理當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為糾結的文化癥候了。
也許正因為如此，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不久，毛澤東、梁漱溟、費孝通等思想先進們便紛紛將眼光和心思投向了中國農村，考察和分析農民運動、著手鄉村道德文化建設試驗、進行鄉土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我想強調指出，與近世中國社會的其他學術研究和思想理論成果相比，這些研究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的理論成就殊堪卓越，不單最具“中國特色”，而且產生了世界性影響，有的甚至被視為具有典范意義的創造性理論成就。可惜自此以后，這類研究和探討似乎風光不再，未能持續。大約十余年前，南京師大博士生王露璐告訴我，她準備以鄉村倫理作為其博士論文選題，我聽后禁不住拍案擊節，并極盡慫恿之能事，為其鼓呼唱和。幾年后，其文畢，并不出意料地榮獲該校優秀博士論文和江蘇省優秀博士論文；越明年，其處女作《鄉土倫理——一種跨學科視野中的“地方性道德知識”探究》出版，學業初成。去年，其《新鄉土倫理——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鄉村倫理問題研究》問世，同時又組成其學術團隊承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鄉村倫理研究》，可謂志業大成。毫無疑問，王君之功不僅在其接續了近世以來的中國鄉村研究學統，而且也在其別開鄉村倫理之新脈，雖不敢斷言其有填補空白之大成，卻可云其自有別開生面之善功。眼下，已然成為知名教授的王露璐向讀者坦陳其經年探究鄉村倫理的思想心跡，字里行間，情理洋溢，讓我頓生“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嘆。而陶濤博士的書評雖有未竟，卻也堪稱高山流水知音語，哲理誠言對手談了。吾不勝欣之薦之，以為“按語”。
作者萬俊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中國倫理學會會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博覽群書》201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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