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著名論斷。至2016年底，我國農業機械保有量已經超過5000萬臺。本文是關于通過山東案例對于農業機械化與后福特主義的初步總結與思考。囿于流行認識，提到“機械化”，人們的通常反應是規模經濟，是福特主義，而對以“范圍經濟”和“靈活專業化”見長的后福特主義認識不足。然而，技術路線的選擇不僅重要 ，而且復雜，受農業地理、生產經濟體制、“三農”政策目標等多重因素影響和約束。對于我國農業發展而言，從后福特主義視角的思考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有啟發意義。如果說實驗主義可以作為激發政策想象力的哲學，后福特主義則可作為農業機械化的技術哲學進一步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希望本文能引起“三農”同仁關于該問題的興趣和探討。本公號曾刊發過“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供讀者同時參考閱讀。
作者感謝山東的房義來、呂德玉、張永正、趙洪章、路丙華等新老朋友的熱情接待、交流，并提供了詳細的資料，不僅激發了作者對于農業后福特主義的思考，更從這幾位“忘年交”身上看到了農業領域的“工匠精神”，特此致謝并致敬！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這是毛澤東主席在1959年4月28日提出的著名論斷。到2016年底，我國農業機械保有量已經突破5000萬臺，成為我國現代農業轉型重要的基礎支撐。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農業機械化必然隨之進入“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發展階段，這就涉及到技術路線問題。全球范圍內，存在兩種基本的技術路線與管理思維的分野：一種是“大批量生產”、垂直命令為核心的“福特主義”；一種是“批量可大可小”（范圍經濟）、以技術和工人技能的“靈活性”為核心的“后福特主義”，突出優勢是靈活專業化[1]。前者的優勢在于規模經濟，后者的優勢在于范圍經濟，可實現滿足多樣化需求基礎上的規模經濟。
本文受益于在山東觀察到的實踐案例，對于農業機械化的后福特主義得到更多啟發。第一部分初步介紹了在農業地理、適度規模經營、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鄉村振興戰略等大背景下的農業后福特問題。第二部分介紹以豐神農機為案例的后福特主義機械化及其應用。第三部分是作者的進一步思考，農業后福特主義既可以成為支持現代農業轉型的技術哲學，小農戶亦將更加受益于這種技術路線，而更重要的是農業領域的“工匠精神”蘊育其中。
囿于流行認識，提到“機械化”，人們的通常反應是規模經濟，是福特主義。然而，技術路線的選擇不僅重要，而且復雜，受農業地理、生產經濟體制、“三農”政策目標等多重因素影響和約束，而其微觀實踐又受到田間地頭和本地特殊狀況等情境化因素影響。
我國農業地理跨度大，地形復雜多變，作物多種多樣，對農機作業的要求不僅精細，而且需求多樣化。同一種作物，不同地區的情況也差異非常大，例如玉米，在東北地區的株高要比西南地區高50%以上。對我國而言，丘陵山區機械化十分重要，因丘陵山區耕地面積占比超過50%，覆蓋的人口超過60%，而集中連片貧困帶和深度貧困地區也主要分布于丘陵山區。機械化由平原地區向丘陵山區推進時，就面臨地形、地塊面積等多重因素制約，世界范圍內并無可資借鑒的特別成功的經驗。2017年11月27-28日，在重慶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丘陵山區農機化發展座談會，并重點介紹了重慶的經驗。重慶經驗的精髓在于“改地適機”與“改機適地”相結合，“改地適機”就是通過土地流轉、土地整理使得土地的使用“尺度”適應機械化的要求，“改機適地”則是通過對機械的技術改造，使之適應丘陵山區的地形和農藝要求。在以家庭經營為主體的農業區，在丘陵山區地帶，既然以中小地塊和多樣化需求為核心特征，直觀來看，以靈活專業化見長、應對需求更加有效的后福特主義模式顯然更為適合。
除了地形地塊和適度規模經營兩大影響因素外，筆者認為在“三農”領域還有兩個對機械化技術路線影響較大的系統性政策：一是2015年底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總體來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涵蓋三個主要目標：結構性調整；提質增效；生態環保。結構性調整是整體性目標，既包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也包括農業種植結構調整，還包括大農業內部的結構調整和融合發展，如糧改飼、農畜互補、種養加一體化等等。以調整力度最大的玉米種植為例，2007年度在東北地區玉米通過農牧深度融合實現“過腹轉化”已經出現良好勢頭。
“提質增效”與“生態環保”是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兩大抓手，前者是激勵性目標，后者是約束性目標。結構調整本身有利于提質增效，從非優勢種植種類、產區退出，如去年全國籽粒玉米種植面積下降了3000萬畝，今年在“鐮刀彎”等非優勢產區，籽粒玉米種植面積又下降1000多萬畝，達到預定調整目標。
“生態環保”是硬約束。秸稈焚燒（燒荒）問題多年來一直是農村地區頭疼的環保問題。今年的環保風暴使得許多沿河、水庫邊的小型養殖場關停，養殖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此外，還有農藥、化肥、土壤、水等生態環保問題。2017年，農業部實施的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在200個開展化肥減量增效試點，并建設600個統防統治與綠色防控融合示范區。中央專項資金支持100個縣開展果菜茶有機肥替代化肥試點，支持100個畜牧大縣，整縣推進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根據中央部署，到2020年，全國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達到75%以上。
進一步而言，農業的“生態環保”技術取向已經從“無污染化處理”到“資源化利用”，通過“物盡其用”實現“生態環保”，同時實現“提質增效”以及產業鏈條間的有機銜接，這也是我國農業在全球化背景下轉型升級并重塑比較優勢的現實選擇。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如果說“現代農業”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產業導向，“鄉村振興”則是其戰略使命。而“鄉村振興”的核心命題是“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是“三農”改革的難點，也是重中之重。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視角來看，原因在于：首先，小農戶是農業的生產起點與價值源頭，若不能實現有機銜接，脫貧攻堅、農民增收就無從談起；其二，解決農業綠色生態發展的面源污染問題，沒有小農戶層面的提質增效和生態環保，就失去了基礎支撐。第三，融合發展必須基于各環節的有機銜接，小農戶如果不能有機銜接，環節缺失，基點不穩，這也是許多現實案例中融合發展動力不足的原因所在。
從生產端來看，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必須依靠機械化。截至2016年底，我國農業機械保有量已達5000萬臺，其中大中型拖拉機645.35萬臺，配套機具1028.11萬部，小型拖拉機1671.61萬臺，配套機具2994.03萬部。而安徽、山東、河北等地秸稈還田離田機械化率超過85%，從小麥到玉米的“一條龍”作業，今年在各小麥主產區普遍推行。
問題在于，在上述背景下，今后機械化的發展也將進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各種因素綜合起來加以考量，“收”環節的機械化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即“收”的環節，機械化應實現田間地頭的農作物有效率地進入下一環節，同步實現“物盡其用”和“綠色生態”，而且要解放勞動力又不“拋棄”小農戶。本文接下來將以山東豐神農機為案例，進入微觀實踐層面，來進一步探討該問題。
山東豐神農機是一群農機發燒友“湊”在一起以研發農村種養機械為主要產品的、以創新研發為主的農業機械設計制造公司。歷經數年的努力，卻在技術上取得了關鍵性突破。在調研過程中，其獨特的技術特征引起了筆者的興趣，并激發了作者關于農業后福特主義的思考。
“土”在這樣幾個方面：第一，主要研發者呂德玉并無機械學科背景，完全是“觀摩+摸索”探索機械設計，也不會畫機械原理圖，用其本人的話說，其優勢正在于“非機械思維的機械研發”；第二，工人均為兼業農民，并無焊接等技術經驗，經過老師傅幫帶上崗；第三，研發最終成功靠的民間專家的團隊合作，團隊成員趙洪章田間作業豐富，張永正[2]有多年的農機銷售經驗，將模塊化思想引入研發，并經常到作業實踐中現場發現問題，改進機型[3]。可以說，這是一家以田間作業實踐需求為導向的符合后福特主義特性的農業機械研發公司。
而正是這樣一家由“土專家”組成的企業，該項目從2011年開始研究玉米收割機械，經過六年的持續研發試驗，共申報專利12項：其中發明專利3項，1項已經獲得發明專利證書，其余2項正在審查過程中；實用新型專利9項，5項已經獲得專利證書，4項已經獲得受理證書；此外，2015年3月，獲得德州市科學技術一等獎；2015年10月，獲得德州市職工優秀技術創新成果二等獎。至今，已經開發出七代機型，在作業效率、適應性、多樣性等方面取得了關鍵性突破（見表1）。
表1中的主要技術突破在于立式割臺收割技術，其簡要收獲工藝流程：玉米機進地自行開道開始收獲作業—將玉米整株從根部以上適當位置（在一定高度范圍內可調）切斷——拉莖鏈將切斷的玉米植株（帶果穗）拉向立式摘穗輥——立式摘穗輥摘穗。然后作業路線被分為兩路，一路摘穗處理，一路秸稈處理，分路處理后根據后續需要選擇是否繼續合并處理。
相比傳統臥式割臺，立式割臺收割的技術優勢在于：1、（秸）稈（籽）粒一次性收獲，這樣一來，秸稈不與地面接觸，可以做到無土無雜收獲秸稈，可有效避免霉變或接觸霉菌；2、可以實現完全不對行作業，突破傳統玉米機必須對行收獲的桎梏。
對于第二點，在丘陵山區可以兼顧不同地形、不同地塊的差異性，滿足不同地區的玉米行距不同的收獲要求，可以實現玉米收獲跨區作業，可以滿足玉米“大小行”種植方法[4]的收獲要求等等。
對于第一點，技術基礎在于立式收割可以從玉米根部15公分以上到40公分之間任意位置切斷（而非臥式割臺的拽拉式），從而可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株高的玉米收割要求。切割后分兩路處理，既實現稈粒同收，同時又先分離單獨處理。
依托這種靈活性，形成了秸稈進一步綜合化利用的獨特優勢。切斷以上部分進入機器內部進行秸稈處理（可以鍘切、揉絲、劃切、榨汁等），實現秸稈“不落地”收獲，從而無土無雜。從表1可以看出，“一機多用”實現的綜合化利用目前可以涵蓋下述四個方面：
1、還田。根據秸稈還田的技術要求，將秸稈切碎還田。
2、養殖。
首先是一路玉米穗收獲部分。收獲玉米時，立式割臺可以有效防止或解決“啃根”、“啃尖”、“脫離”、“碰撞”等問題，提高玉米收獲效率。青貯收獲的籽粒破粒率是一項重要指標，立式割臺技術可達95%以上，遠超臥式割臺破籽率[5]。
其次，是秸稈的收獲問題。立式割臺的秸稈切碎形式和長度任意可調，可以切段（牛飼料）、揉絲（羊飼料）以及劃切成條（纖維提取，滿足造紙等需要）等等，根據不同的養殖需要。
第三，青貯黃貯功能可以在幾分鐘內實現轉換。
3、造紙。可以根據需要進行縱向劃切成條絲狀，皮芯分離秸稈的皮可以用于造紙，減少造紙工藝中因廢料產生的污染（芯）。基本流程為：在作業中將收獲的秸稈進行縱向劃切成條，再切成20公分左右，將秸稈中的“芯”用風機吹出灑在田里，將劃切后切斷的秸稈“皮”成條狀的收集起來，為造紙企業提供良好的、污染性小的造紙原料。
4、打漿榨汁（生物農業）。2017年7月16日，國內首臺玉米秸稈榨汁機在試驗收獲作業，該機是利用立式割臺技術與北京天地日月有限公司的榨汁技術融合而成。
其技術研發路線則主要基于零部件模塊化的靈活專業化，包含三大核心工作部件：立式專利收獲臺；籽粒破粒機；多樣化秸稈處理裝置。田間作業實踐表明，其總體收獲效率是同馬力、同寬幅臥式收獲臺機型的1.5倍，消耗動力節省20—30%。顯然，豐神農業的技術路線更加符合后福特主義。
從豐神農機的微觀實踐可以看出，選擇合宜的機械化技術路線可更好地實現可以同時實現提質增效和綠色生態兩大政策訴求。總體而言，秸稈的綜合化利用，是解決燒荒問題和廢棄秸稈污染問題的治本之策。為此，農業部提出秸稈的“五化”（肥料化、飼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綜合化利用。這本身已經隱含了對于靈活專業化的技術需求，而這正是后福特主義技術路線的優勢所在。而這僅僅是農業生產眾多環節、眾多領域之一，也是最為重要的基礎性環節，由此從豐神農機的技術創新中已可管窺后福特主義在農業領域的獨特優勢。
“大農業”是我國現代農業轉型發展實現提質增效和綠色生態的必由之路。仍以玉米為例，根據北大未名集團潘愛華教授的構想和測算，玉米本身可以加工成幾十種產品外，通過生物技術等實現秸稈的綜合化利用，可以產出超過玉米三倍的價值，除了提取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素外，榨汁后也可以提取琥珀酸、纖維素乙醇等，故其經常開玩笑說“我們不是種玉米，而是種秸稈”[6]。潘愛華教授稱這一農業發展道路為“農業高速公路”戰略。而從本文的微觀案例可以看出，走上農業高速公路的基礎環節仍在田間收獲環節，而后福特主義的技術路線將有助于獲得最優入場券。
同時，需要采取措施保障小農戶能夠分享這種發展收益，即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問題。機械化與合作化是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兩條路徑，前者是技術路徑，后者是社會路徑，不可偏廢。截至今年７月底，我國在工商部門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１９３．３萬家，注冊數量年均增長６０％，入社農戶超過１億戶，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４６．８％。可見，在過去十多年間，機械化與合作化均取得長足發展，兩化協同的時機業已成熟。在滿足適度規模經營的基本約束下，大力推進兩化協同發展，可更好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小農戶才可能享受到農業高速公路的收益。
進一步而言，如文中所述，基于后福特主義的機械化將解放勞動力但不“甩棄”勞動力（小農戶）。從田間作業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可以專注于農藝，可以選擇養殖，可以選擇外出務工。基于后福特主義的農業機械化，發揮引領作用，將促使農戶家庭在農業生產不同作物、不同領域（種養）、不同環節的優化配置勞動力等要素，可更好地實現恰亞諾夫意義上的“差異化最優”。
就技術特性而言，后福特主義就是靈活專業化，借助靈活專業化，后福特主義不僅實現規模經濟，更重要的在于實現范圍經濟，而從技術哲學上講，后福特主義是作業單元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可以說，“后福特主義”的精髓在于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激發對勞動者的創造性。在農業后福特主義的圖景中，既可以看到中國傳統農業“物盡其用”哲學在現代技術條件下的再現，也可以看到“精益農業”的微觀機制，更重要的是，農業領域的“工匠精神”必定在其中煥發勃勃生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實驗主義治理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