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農民收入一直是“三農”問題的難點。農業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是推動農民增收的兩個重要途徑。直觀上講，勞動力轉移可以通過增加非農就業機會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農業機械化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直接增加農民經營性收入，同時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為非農就業創造機會。有觀點認為農業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影響。但已有文獻僅局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實證證據，尤其對兩者的因果關系包括兩者對農民增收的具體作用機制缺乏深入研究。本文通過區分農業機械化、勞動力轉移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具體作用機制，引入中介效應檢驗模型，檢驗機械化是否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來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或者反過來，勞動力轉移是否可以通過機械化來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及各自中介效應所占的比例。這可以在量化估計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貢獻的同時，進一步考察勞動力轉移和機械化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綜合作用機制，探究其作用于農民增收的具體路徑，這對未來人口紅利消失條件下的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具有參考價值。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一）農業機械化進程及其對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增長的作用機制
機械化作為一種典型的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可以有效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時間，提高產量。在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的條件下，機械與人工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機械化可以有效降低農業成本。所以，機械化是農業應對“劉易斯拐點”和勞動力成本剛性增長挑戰的必然選擇。但一般農業經濟理論認為機械化具有顯著的規模偏向特征，要求相應的耕地規模作為匹配。我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特征、多樣化的地形地貌條件、耕地細碎化和地權分散化等因素，嚴重制約了農業機械化的快速推進。但近年來的農業實踐表明，中國農業在人均和單個農戶耕地規模都沒有實質性擴大的條件下走出了一條有特色的農業機械化道路。除了農戶自購自持外，出現了農機服務“外包”、跨區作業、農機合作社和“托管”等多種形式的機械化模式，尤其是通過農業生產環節的分工而非地權的集中來實現規模經營的各種新形式極具中國特色，在沒有變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條件下快速推進了農業機械化。
從理論上看，機械化極大地解放了農業勞動力，節約了農民的農業就業時間，得以將其從土地上釋放出來外出務工就業，這可以通過促進勞動力轉移和增加非農就業時間來提高農民非農收入。但機械化就一定增加農民農業收入嗎？答案是不確定的。因為對于農業本身而言，機械化更多的是要素替代效應而非產出增長效應。過于冒進的大規模機械化反而容易陷入土地的粗放經營，其傾向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非土地生產率。結合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機械化模式，農業機械化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效應會使得農民的勞均農業收入增加，但在農戶耕地規模不變的條件下，其對單個農戶的戶均農業收入效應則可能是不確定的。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和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只有當農戶獲得的非農收入超過農業收入水平時，農戶才會選擇勞動力轉移，因此無論機械化對農戶農業收入的影響如何，機械化的總收入凈效應應該都是正的，其會促使農戶總收入增加。
本文認為，機械化可以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尤其是非農收入。其可能會增加單個農民的農業收入，尤其是耕地擴大的規模經營戶，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收入水平是提高的，但在戶均耕地規模不變的條件下，其對農戶層面的農業收入影響是不確定的。
H1：農業機械化水平對宏觀層面農業收入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H2：農業機械化水平對農民的非農收入和總收入效應是正向的。
（二）勞動力轉移進程對農民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增長的作用機制
因為勞動力轉移可以使得農業部門處于“隱蔽性失業”的剩余勞動力找到新的就業機會，其首先增加的是農民非農收入。如果像劉易斯二元模型所假設的那樣，農業剩余勞動力邊際產出為零或為負的話，勞動力轉移應該不會影響到農業產出，因為其本身并不對農業產出做出任何邊際貢獻。不過，舒爾茨等并不認同這種“零值農業勞動假說”，特別是在農忙時節，農業勞動力供給尤其不足，季節性短缺明顯。那么，勞動力轉移就會影響到農業產出及收入。
近年來農業迅速走出了一條有特色的機械化道路，對勞動力形成有效替代，糧食生產實現“十三連豐”，所以至少從宏觀表現來看，勞動力轉移似乎并未對農業生產造成實質性傷害。但在一些局部地區，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和拋荒、撂荒等非常常見，如不加速推進機械化，未來“誰來種地”和“如何種地”等問題就可能成為大問題。因此，勞動力轉移需要機械化作為配套，勞動力轉移對農業收入的宏觀影響也就存在不確定性。所以，農民的農業收入增加與否，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能否以機械化作為配套也就變得至為關鍵。
結合二元經濟模型，只有當非農部門的工資率足夠高于農業部門時，農戶才會克服各種遷移成本而選擇勞動力轉移，從而獲得非農收入。勞動力轉移對農業收入的影響雖然是不確定的，但其非農收入所得一定會超過其可能的農業收入損失，凈收入肯定是增加的。所以，農民的非農收入和總收入都是增加的。
H3：勞動力轉移對宏觀層面農業收入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H4：勞動力轉移對農民的非農收入和總收入效應是正向的。
考慮到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各自的農民增收效應，本文進一步提出替代性備擇假說5和假說6：
H5：農業機械化可以通過中介變量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民收入增長。
H6：勞動力轉移可以通過中介變量農業機械化促進農民收入增長。
三、模型、變量及數據處理
（一）模型設定
1.農業機械化、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為了分析農業機械化、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因果關系，本文構建三者的動態面板回歸估計模型，以此為基礎，通過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兩種中介作用：（1）機械化能否通過促進勞動力轉移而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因變量為農民收入，自變量為機械總動力，中介變量為勞動力轉移量。（2）勞動力轉移能否通過推進機械化而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因變量仍為農民收入，自變量為勞動力轉移量，中介變量為機械總動力。
（二）變量定義
1.機械總動力。采用農業機械總動力衡量機械化水平，這可以綜合反映農業生產中的機械化程度及其投資狀況。
2.勞動力轉移量?？紤]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中所描述的勞動力轉移客觀變化規律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農業勞動力數量占就業人員總數量的比重作為勞動力轉移的代理變量。
3.農民收入。由于統計口徑的調整，采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00～2013年）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14～2015年）衡量農民收入水平，分別采用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作為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代理變量。
4.其它控制變量。包括農村用電量和有效灌溉面積等。
四、估計結果與討論
（一）農業機械化、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關系
機械化的快速推進，不僅可以通過對勞動的有效替代降低要素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民農業收入增加；還可以通過節約農業勞動投入，促進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非農就業時間，增加農民非農收入；通過農民農業收入與非農收入的同時增加，機械化變量最終會導致農民總收入增加。顯然，勞動力轉移可以使農民就業更加充分，直接增加農民非農收入。不過，農業勞動力可能仍然存在相對“過?！保呺H生產率很低的勞動力轉移后，對農業生產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另外，也可能是農業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包括機械化的推進等，有效避免了勞動力轉移可能對農業產生的負面影響。所以，勞動力轉移對農業收入的影響仍然是不明確的。
（二）中介效應檢驗
1.勞動力轉移的中介效應檢驗。機械化對農民增收的直接作用是顯著的，并可以顯著促進勞動力轉移。在控制了機械化變量的影響后，中介變量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仍顯著，勞動力轉移的中介效應是存在的，但存在的是“部分的”中介效應，并非完全的中介效應。
2.農業機械化的中介效應檢驗。勞動力轉移和機械化變量都可以顯著促進農民非農收入增長，但勞動力轉移對機械化進程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勞動力轉移通過促進機械化而增加農民收入的路徑并不顯著。即勞動力轉移未能通過機械化的中介作用而增加非農收入，其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路徑是直接的。
綜合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的中介效應檢驗來看，機械化可以直接作用于農業收入增長，也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作為中介變量“部分地”促進非農收入增長；勞動力轉移可以直接作用于非農收入增長，進而促進總收入增長，但機械化在這一過程中并未發揮中介作用，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路徑是直接的。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發現，機械化對農民總收入、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作用均是顯著的，但對農業收入的作用力度要顯著地大于非農收入。勞動力轉移可以顯著地促進農民總收入和非農收入增長，但對農業收入的作用不顯著。從東中西部的分區域比較來看，上述結論基本上是穩健的。從各變量具體作用邏輯來看，機械化既可以直接作用于農業收入增長，也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的中介效應“部分地”作用于非農收入增長。勞動力轉移直接作用于非農收入增長，進而促進總收入增長，但并未通過機械化作用于農業收入增長，其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路徑是簡單而直接的。
本文認為，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是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兩大抓手，不可偏廢。其中，機械化可以對農民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起到雙重促進作用，在勞動力大范圍轉移背景下，機械化是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和勞動力成本剛性增長挑戰的關鍵。另外，應實行城鄉統籌的就業政策，建立健全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尤其是逐步消除勞動力轉移的各種制度性障礙，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徹底市民化。
作者：李谷成1 李燁陽2 周曉時1 作者單位：1、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2、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11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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