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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春萍等:農業人口轉移背景下鄉村精英流失的影響及對策

[ 作者:闕春萍?周畢芬?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7-13 錄入:王惠敏 ]

摘要:城市化進程中, 鄉村精英因農業人口轉移而流失, 對農村經濟發展、村民規范維護、基層組織建設帶來不利的影響, 究其原因, 主要是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鄉村精英難以在農村實現勞動價值和政治抱負, 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導致鄉村精英從農村往城鎮轉移。為了讓鄉村精英回流或培育新的鄉村精英, 應出臺更加優惠的農村投資創業政策、加強基層民主建設、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同時在農村中學開設新農村建設、農業技能、涉農企業管理等課程, 增強農村青年的鄉村情感和價值認同。

當前, 我國農村地區正在進行美麗鄉村建設, 貧困農村脫貧攻堅工作也正緊鑼密鼓地推進。然而, 目前留在農村的人口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 具備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基本都轉移到城市去務工或經商, 掌握較多經濟、文化、社會資源, 在農村有一定影響的“能人”或精英更是流失嚴重, 使得廣大農村地區呈現“空心化”現象, 這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展帶來嚴峻挑戰。

一、鄉村精英及其嬗變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任何時期, 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都有“精英”的影子, 甚至“精英”對社會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維爾弗雷多·帕雷托把社會成員劃分為“民眾”與“精英”, 把一個社會中“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稱為“精英”[1]。精英總是跟資源緊密相連的, 這些資源包括職位、財物、聲望、社會關系, 等等。精英憑借自己的能力和手段, 總能掌握比別人更多的資源, 從而比別人有更大的影響力[2]。我國學者根據不同的視角, 把精英分為不同的類型, 比如根據活動領域, 把精英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等;根據精英與政治的關聯程度, 把精英分為體制內精英與體制外精英;根據不同的時代特征, 把精英分為傳統精英和現代精英[3], 傳統精英是指那些較多地體現傳統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精英, 現代精英體現的是現代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4]。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 本文認為根據城鄉地域分布, 可以把精英分為城鎮精英和鄉村精英。其中, 鄉村精英是指在鄉村中最強有力、生機勃勃和最精明能干, 熱心參與鄉村建設和社區治理的積極分子。這些鄉村精英由于他們在農村社區掌握著一定的資源包括較高的聲望, 因而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在我國古代, 由于“皇權不下縣”, 縣以下的鄉村就由宗族領袖或士紳憑借自身的影響維持著秩序。士紳往往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財富、學識、聲望等社會資源, 在當地有較強的影響力, 能夠處理一般的鄉村事務。

新中國成立后, 人民政權為了加強對農村的管理, 以階級身份來選拔農村基層干部, 并賦予他們管理農村事務的職權。通過政府授權而取得鄉村事務管理權力的農村基層干部成為新型的體制內鄉村精英。20世紀80年代初, 我國農村地區建立起村民自治制度, 國家賦予農村更多的自治權。在1987年11月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明確規定鄉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協助的關系, 而不是上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由此, 縣以下農村管理體制就由原來的人民公社體制為“鄉政村治”所取代[5]。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又熱心鄉村事務的農村“能人”通過競選, 當選為村民委員會主任。另外, 在上級指導下, 農村黨組織又選舉產生村支部書記。村“兩委”干部成為改革開放后農村地區新型的政治精英, 他們在完成上級分配任務的同時, 依靠自身掌握的社會資源積極爭取上級項目支持, 建設村內基礎設施, 帶領村民發展當地生產以及處理農村社會事務。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 鄉村精英呈現多元化趨勢, 除以村“兩委”干部為代表的體制內政治精英外, 農村中出現一些以種植養殖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人、進城經商的農民、掌握一技之長并積累一定資本的返鄉農民工等為代表的鄉村經濟精英, 另外還有返鄉創業的大中專畢業生、退伍軍人, 等等, 這些群體都是某些方面或某個領域的精英, 他們擁有諸如財富、文化、技術、視野等不同的資源, 從而對農村的發展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

二、農業人口轉移對鄉村精英流失的影響

(一) 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 使我國農村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農村富余勞動力開始解放出來, 伴隨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逐漸松動, 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涌入城市務工或經商。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不僅增加了自身家庭的經濟收入, 而且為勞務輸出地帶來大量的資金流入, 拉動了當地的消費需求, 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但是, 從另外一個方面看, 能夠出去務工的農村勞動力, 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且多數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 而留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多為老人和婦女, 他們不僅承擔不起繁重的農業勞動, 而且還要照看年幼孩子, 而少數固守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 也多為文盲或半文盲, 他們滿足于微薄的農業收入, 不敢出去闖蕩, 也不敢在家創業。年輕一代的中學畢業生, 有些沒有考上大學的, 也不愿意回鄉務農, 畢業后就直接進入城鎮務工或經商了。因此, 所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其實所轉移的基本都是農村精干勞動力, 導致農業生產受到影響, 進而對國家推進農業現代化和確保糧食安全帶來嚴峻挑戰。

(二) 對村民規范維護的影響。

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業轉移人口大軍中, 除了種田能手、養殖能手這些鄉村經濟精英外, 一些村干部也忙于在縣城、集鎮從事商業活動, 或承攬一些工程項目, 已經無暇顧及村務, 甚至有些村干部干脆辭去職務, 到外地經商或務工。鄉村體制內政治精英面臨較為嚴峻的流失風險。鄉村中的傳統精英, 包括一些大姓家族的元老, 也在人口城市化的大潮中或者自己進城定居, 或者跟隨子女進城, 漸漸遠離了長期生活的農村。不少農村長期以來形成了自己的村規民約, 它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 對維護鄉村秩序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村規民約常常需要借助在村里有威望的村干部或者大姓家族的元老等進行維護。但是, 如果有威望的家族元老或村干部進城就業或定居之后, 村規民約就失去有影響力的“執行者”, 村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也得不到有威望的精英的調解, 農村社會秩序面臨失落的危險。

(三) 對基層組織建設的影響。

我國的行政體系在農村最低一級政權機關是鄉鎮, 村民委員會只是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按照黨章的規定, 黨的基層組織以及支部委員會的書記、副書記由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報上級黨組織批準。農村基層組織由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所構成。農村基層組織并不是鄉鎮黨委政府的派出機構或下級機關, 但是在實踐中, 鄉鎮黨委政府不僅實際指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 而且還存在向農村基層組織延伸業務的客觀現實, 鄉鎮政府承擔的不少事務都需要村委會及村干部來協助完成。作為農村基層組織, 不僅要承擔著鄉鎮黨委政府分配的各項任務, 還要負責村內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務的處理。然而, 以農村精干勞動力為核心的農業人口鄉城轉移, 導致鄉村精英包括潛在的政治精英的大量流失, 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面臨著物色不到合適人選的尷尬境地。

三、鄉村精英流失的內在機理

(一) 在農業生產領域難以實現鄉村精英的勞動價值。

在農業生產領域難以實現鄉村精英的勞動價值, 這是導致鄉村精英外流的最根本推力[6]。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根本原因是農業是弱質產業, 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較低。雖然國家不斷調整農產品收購價格, 但是農產品價格的漲幅遠遠跟不上農業生產資料和農業勞動力價格的漲幅, 導致扣除生產成本之后的銷售收益嚴重縮水。農業生產利潤低, 農民紛紛放棄農業生產, 從而導致大量農田被撂荒。鄉村精英本身就是在農村中比一般勞動力擁有更高人力資本的群體, 其人力資本的回報率理應比別人更高, 在農業比較收益低下的情況下, 比一般勞動力更傾向放棄農業生產就顯得理所當然。城鎮的就業機會比較豐富, 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下, 到城市務工所獲得的工資性收入普遍高于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而且, 鄉村精英通常信息比較靈通, 工作搜尋的成本也較低, 因此在城市比較容易找到的理想的就業機會。此外, 因為鄉村精英往往更具風險投資意識, 更富開拓精神, 所以有些鄉村精英進城之后選擇自己經商當老板。正是因為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因而在城市經商或務工能獲得比在農村更高的預期收入, 才使得鄉村精英義無反顧地從農村流入城市。

(二) 政治抱負的實現遇到障礙。

鄉村精英通常年富力強, 才智技能比其他村民優秀, 不僅希望在農村能獲得比別人更高的人力資本回報, 而且還希望能夠擔任村“兩委”職務, 以實現自身的政治抱負。因為擔任村干部多少能夠掌握一定的資源, 或者對村屬資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話語權, 因而能夠在村民中受到職權帶來的尊重。在一些農村地區, 能夠擔任村干部甚至被看作家族榮耀的象征。另外, 政治抱負的實現還包含著因為完成工作任務, 超越人生的挑戰而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從經濟學上說, 這也是時間、精力、勞累等成本付出后的一種非物質的收益。正因為如此, 村干部職位的換屆競爭往往非常激烈, 不僅村里能人之間激烈競爭, 而且還有宗族勢力的強勢介入, 甚至一些黑惡勢力不擇手段企圖攫取村干部職位。在這種情況下, 一些能力出眾、熱心奉獻、為人正派但社會資本比較薄弱的鄉村精英可能無力角逐村干部職位, 個人的政治抱負得不到實現, 進一步強化轉移到城市就業和生活的動機。

(三) 公共服務的城鄉差距。

長期以來, 我國財政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城鄉失衡, 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務質量高于農村, 這是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從而也是鄉村精英流失的重要誘因。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會成員越來越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和子女更好的未來發展, 作為民生核心內容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 城市的條件顯然都比農村優越。出于孩子培養的需要, 農村中的家長越來越傾向把孩子送到城鎮的小學讀書, 有經濟能力的家長在城鎮買房居住, 沒有經濟能力的則租房陪讀, 小學生源的流失加劇了農村小學教育條件的凋敝, 不少農村小學由于沒有生源而被迫關閉, 或者相鄰幾個村的小學進行合并。農業人口的鄉城轉移與農村小學教育的衰落相互影響。另外, 城鎮的醫療條件、社會保障水平等公共服務均優于農村。公共服務的城鄉差距以及城市便利的生活條件和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 也對追求高質量生活的鄉村精英產生強大的吸引力, 使得不少鄉村精英放棄了在農村的生產和生活, 轉而在城鎮居住, 加劇了農村精英的流失。

四、農業人口轉移背景下鄉村精英回流與培育的路徑

農業人口鄉城轉移是當前及今后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趨勢。但是, 農村承載著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生產任務, 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背景下, 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廣大村民, 更離不開鄉村精英發揮積極作用。所以, 讓鄉村精英回流及培育新的鄉村精英就顯得尤為迫切。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出臺更加優惠的政策舉措, 吸納鄉村精英致力于農村投資和創業。

經濟收入是鄉村精英愿意留在農村的首要考量。如前文所述, 由于糧食種植的低收益性特點, 再加上進口糧食的低價沖擊, 導致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 農村地區出現土地被撂荒的現象。人力資本較低的農村勞動力出于經濟理性而傾向放棄農業生產。但是, 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大量投資與創業的機會, 比如依托當地資源條件的鄉村旅游、特色養殖、特色農產品加工, 等等。鄉村精英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相對較高, 同時也掌握著較多的社會資源, 獲取經濟信息和社會信息的成本較低, 對市場信號反應比較靈敏, 更容易捕捉到鄉村投資與創業機會。為鼓勵鄉村精英在農村投資創業, 地方應該在項目審批、小額信貸、稅費減免等方面, 出臺更加優惠的政策, 使鄉村精英在農村投資創業的收益高于在城市務工或經商的收益。

(二) 加強基層民主建設, 為鄉村精英打造能發揮才干的政治舞臺。

對于鄉村精英來說, 如果放棄在城鎮的職業發展而選擇返回農村創業和生活, 這種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必須高于在城鎮所得。而人的收益除了經濟方面, 還包括精神方面, 比如某種心理上的滿足感、愉悅感等。不少鄉村精英在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 希望能在基層組織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 依托自己掌握的社會資源, 為鄉村發展做實事, 從而在鄉村中獲得良好聲望, 得到更多的尊重, 帶來更多的家族榮耀;另一方面, 在鄉村中為公眾辦成事情之后, 自己因能得到成就而享受精神愉快。所以, 要打造有助于鄉村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轉變為體制內鄉村政治精英的順暢通道, 建立鄉村政治精英的選拔機制, 避免非正常因素的干擾, 讓鄉村精英有一個發揮才干和施展抱負的舞臺。另外, 由于基層組織職位的稀缺性, 鄉村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即便有意愿, 也不一定能謀得基層組織職位。所以, 可以在法律法規范圍內, 大力發展鄉村民間組織, 這樣既可以整合村民, 避免無序, 又可以滿足未能進入基層組織的鄉村精英的政治夙愿[7]。

(三) 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 創造農村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

為了增加農村的吸引力, 必須切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加大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要改變過去村內道路硬化由村民自己籌資建設的現象, 把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真正付諸實踐。按照現有政策, 雖然城鎮連接行政村的公路由地方政府負責鋪設, 但是不少公路長年失修, 路況不良, 因此, 政府要投入財力, 拓寬改造鄉村公路, 便捷城鄉交通。在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 要努力改善村容村貌, 整治環境衛生, 積極建設美麗鄉村。這樣鄉村居民不僅能方便快捷享受城鎮的物質文化生活, 又能享受鄉村清新的空氣和秀美的田園風光。隨著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 農村兒童數量將逐步增加, 一些已經停辦的小學可以恢復招生辦學, 而且要加大城鄉教師交流的力度, 提高鄉村教師的補貼標準, 吸引更多優秀教師投身于鄉村教學。一旦鄉村呈現優質教學資源, 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鄉村精英的流失。

(四) 在中學開設農村發展方面的技能課程, 培育潛在的鄉村精英。

剛剛走出中學校門又未能考上大學的青年是近年來進城務工的新生力量, 這些青年群體已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 思維比較活躍, 視野比較開闊, 是服務于農村發展和基層治理的潛在精英, 應該加以引導和培育。針對這一情況, 應該加快中學課程體系的改革步伐, 增設有關農業種植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管理、美麗鄉村建設、基層治理等相關理論與實踐課程, 促進農村中學生的鄉村情感和價值認同, 培養涉農企業或社會組織的管理能力, 提高農村基層治理的實踐創新能力。通過講授農村發展、農業技能、農民未來等相關課程, 引導未能考上大學的農村中學畢業生投身于農村發展和家鄉建設, 并逐步把這些青年學子培養為新時代的鄉村精英, 使他們致力于新農村建設和基層治理, 通過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協調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和現代化進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社會科學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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