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順應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開展生態產業化經營，關鍵在于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及其相應的制度技術條件。從資本運動的角度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具有延續時間漫長、域值空間彈性大和區域分異明顯等特點。為此，需要建立可交易的生態要素產權制度，培養新型的生態產業化經營主體，完善科學的生態產品價值評估機制，探索多元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式。
關鍵詞：生態經濟體系；生態產業化經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指出,要加快構建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這是我們黨在探索優質生態產品供給領域作出的重要政策方略,也是新時代生態文明體系建設的關鍵和根本出路。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生態經濟體系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前者要求按照生態化的理念，改造提升三次產業，加快傳統產業綠色轉型升級；后者要求按照社會化和市場化理念，開展生態資本化經營，推動生態要素向生產要素、生態財富向物質財富轉變，促進生態與經濟良性循環發展。生態產業化經營，不僅要以提供優質生態產品和服務為中心，通過政府公共支付或者碳匯交易實現價值補償，而且還要在不影響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前提下，將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發展“生態+”產業體系，提升區域產業競爭力。可見，生態產業化經營實質上是以生態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為主線的經濟活動過程。它是自然再生產過程和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統一，兩者相互交織、不可分割。既無脫離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純粹自然再生產過程，也不存在脫離自然再生產過程的純粹經濟再生產過程。因此，生態產業化經營，既要遵循自然規律，又要遵循市場規律，要在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引下，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市場實現機制，這是新時代我國生態經濟體系建設的重點和難點。
一、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生態產業化經營的應有之義
（一）生態產業化經營是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供給側來看，還是從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側來看，優質生態產品是屬于供給短缺的稀缺產品，優質生態服務也是公共服務中的短板。當前我國生態資源還未能有效地轉化為優質的生態產品和公共服務，生態服務價值未能充分顯化和量化，生態服務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僅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要創造更多優質生態環境，滿足人民群眾符合本性的生態需要。可見，優美生態環境既是高質量發展的結果，也是高質量發展的標準，同時又是影響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變量。開展生態產業化經營，就是要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讓生態環境成為有價值的資源，與土地、技術等要素一樣，成為現代經濟體系高質量發展的生產要素”{1}；把優質生態產品的生產和可持續利用，納入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將生態產業培育成為新興的“第四產業”，成為實現區域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突破口。
（二）生態產業化經營是生態產品價值生產和實現過程
生態要素一旦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納入生態產業化經營的過程，就面臨著價值生產和實現的問題。馬克思指出，未經人類生產加工的自然生態產品，例如，原始森林、天然草場、自然濕地等，它是自然形成的，沒有凝結著人類勞動，因而雖然有使用價值，但沒有價值。只有經過人類生產加工所形成的人工生態產品，由于生產過程中凝結著人類勞動，因而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追求物質產品快速增長的同時，造成了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因此，維護良好的生態環境，不能僅僅依靠自然力的作用，而且需要改變人類自身的生產生活方式，采取自覺的保護性行為。可見，優質的生態環境是自然力和人類管護性勞動投入共同作用的結果，既體現了自然界對人類生存發展的恩賜，也蘊含著人類社會內部不同主體間利益關系。一旦當生態要素成為稀缺性資源、成為產業資本投資獲利的對象時，生態產品就具有商品性質，成為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從使用價值屬性看，生態產品具有多功能、復合型的使用價值，它既可以提供各類生產和生活資料，滿足人類的物質性需求；又可以提供景觀游憩，陶冶情操，滿足人類的精神性需求。從價值屬性看，生態產品生產過程凝結著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它需要通過市場交換或者政府補償等方式才能實現其價值。例如，對于一片人工森林，如果僅僅看作是作為木材或燃料的物質產品，林木所有者可以通過市場銷售實現其價值；如果將它看作是生態產品，把它封禁保護起來，那么它就成為公共產品，生態產品有價，使用時必須付出代價，政府就要對林木所有者進行必要的經濟補償。因此，充分發揮市場在生態產品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市場實現機制，這是生態產業化經營的應有之義，是培育加快綠色發展新動能的客觀要求，也是開辟實現綠色惠民新路徑的重要政策著力點。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受限于諸多制度技術條件
在相當長的人類歷史進程中，自然生態產品是大自然向人類提供的恩賜。然而，在現代經濟社會中，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生態產品的需求呈現邊際遞增趨勢，這就為生態產業化經營提供了可能。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態要素具有多種使用價值，但如果不稀缺，可以隨意獲取，那么也不會有人產生占用的欲望。只有在生態資源既稀缺同時又具有明確產權的區域，生態資源才可能轉化為生態資產，轉化為可以經營的生產要素，才能給所有者帶來經濟收益。{2}當前我國產品高價、資源低價和環境無價的不合理價格體系仍然存在，森林、草原、濕地等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經濟價值難以顯現，也就制約了生態產品價值的市場實現。Wunder認為，理想的生態系統服務付費（PES）是一種市場化的保護機制，需要滿足五個條件：自愿交易行為；定義明確的生態系統服務；至少有一個服務購買者；至少有一個服務提供者；當且僅當服務提供者保證提供生態系統服務。{3}按照生態產品市場發育程度，可以細分為私人間雙邊市場、政府主導型準市場和政府規制型生態產權市場。私人間雙邊市場是指生態產品生產者與受益者本著互惠互利、平等協商原則開展的直接交易。例如，流域下游企業直接購買上游土地及其開發權等。政府主導型準市場是政府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向特定區域的生態產品生產者支付生態補償的行為。例如，政府基于農民自愿、協商而實施的土地休耕補貼、生態公益林補助等。政府規制型生態產權市場是指政府創設區域（企業）間碳排放權、排污權、取水權、用能權等生態產權交易體系。由于生態產品特性決定了其難以像物質性產品交易進行實物交割，而是在虛擬市場交易上開展權利轉讓，因此，必須健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技術體系，包括構建適應市場交易的生態產權制度，開展科學合理的生態價值評估，形成程序規范的公開交易機制等。
二、從資本運動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特殊性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理論，揭示了產業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如果撇開其資本主義的屬性，這些理論也適用于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產業化經營過程。隨著我國市場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生態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增值性和生態產權關系日益明晰，資源資產化和資產資本化趨勢不斷加強，使得生態環境資源逐漸成為產業資本投資并進行資本化運作的經濟資產，即生態產業化經營的過程。可見，生態產業化經營是以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為基礎，以提供生態產品和服務為主要手段，以實現價值增殖為目標導向的產業資本運動過程。生態產業化經營中的資本循環過程，依次經過三個階段、采取三種形態，執行三種職能，每一個點既是起始點又是復歸點，同時只有保持各種資本形態在空間上的并存性和時間上的繼起性，才能保證產業資本循環的連續性。生態產業化經營過程的資本運動，不僅具有產業資本循環運動的一般特征，而且包含生態產品生產和價值實現的特殊屬性。鑒于森林是陸地生態的主體、自然生態系統的頂層和國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資本，這里以森林生態產業化經營為例，揭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的特殊性。
2015年12月，習近平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承諾，“中國2030年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由此，生態林業在我國現代化進程和建設生態文明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顯。當前我國正在加快林業發展模式轉型，即“由木材生產為主轉變為生態修復和建設為主，由利用森林獲取經濟利益為主轉變為保護森林提供生態服務為主”{4}。因此，開展森林生態產業化經營，以提供森林生態服務為主導，改善生態環境，成為我國新時代林業發展的根本方向。
如圖1所示，森林生態產業化經營的產業資本運動過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森林生態產業化經營過程中，產業資本循環分為三個階段：（1）購買階段，即林業投資者購買種苗、化肥等生產資料（Pm）和聘用勞動力（A）。（2）生產階段，林木種養和管護環節（…P…）。生態投資者要依靠自然力的作用和必要的人工管護，維護健康的森林生態資源。（3）售賣階段，森林資源發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并實現其價值增殖。以提供森林生態產品為導向的生態產業化經營，不同于以獲得木材、果實等物質性產品為導向的傳統林業投資活動。前者的生產過程和銷售過程是同時進行的（…P…—G'），林木的種養管護過程也就是森林生態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過程，通常由政府提供生態補償或者開展碳匯交易來實現價值增殖（G'）；后者則需要林業投資者將林木及各種副產品投放市場售賣獲得收益，完成“驚險的跳躍”，由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W'—G'）。因此，森林生態產業化的資本運動公式可以簡化為：G-W〈 …P…—G'，依次循環往復、周而復始。可見，生態產業化經營的過程，不僅是產業資本投資生態領域實現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是生態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具有資本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的雙重屬性。與一般的物質性產品價值實現相比，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具有自身特殊性。
（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延續時間漫長
森林的生長、發育、成熟和繁衍遵循特定的自然規律，并依賴于一定的陽光、雨水、土壤等自然條件。因此，森林生態產品生產是一個自然力持續作用和人類勞動間歇性投入共同作用的結果，勞動時間只占生產時間很小的部分。馬克思曾經指出：“木材生產，同大多數其他生產的區別主要在于：木材生產靠自然力獨自發揮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況下，不需要人力和資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新，人力和資本的支出，同自然力相比，也是很小的。此外，在不長莊稼或種莊稼實在不合算的地方，森林還是可以茂盛生長的。”{5}為了縮短自然力作用的時間，傳統林業投資者通常會種植速生豐產林，采取“重采伐、輕營林”的掠奪性短期行為，在獲取短期經濟效益的同時容易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在木質利用為主的森林經營階段，“漫長的生產時間，從而漫長的資本周轉期間，使造林不適合私人經營，因而也不適合資本主義經營。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簡直不起作用”{6}。然而，與傳統的林業投資不同，以提供森林生態服務為主的生態投資，強調生態效益優先，注重林分結構和森林生態系統的整體服務功能，即使漫長的甚至超出人體壽命期限的林木生產時間，也不會影響投資的公益性特征。因為森林資源的種養管護過程，既是生態公共服務公平消費的過程，也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過程。因此，森林生態產品的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同時并存，并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使得單純依靠自發性的市場機制，生態服務私人供給在短期內難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只能依靠政府生態贖買或者生態保護補償等政策來維持利益平衡，甚至采取必要的強制性法規或者道德教育，引導私人提供生態公共服務，從而改善自然生態環境。
（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域值空間彈性大
在沒有外部政策限制條件下，林業投資者通常是以追求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導向，基于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分析，自主作出銷售商品林或者提供森林生態服務的兩種選擇，以實現產業資本的投資回報。林木是具有實物形態的物質性產品，其交易遵循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和供求規律，林木所有者可以通過讓渡林木的使用價值而實現其價值；而森林生態產品則是無形的生態公共服務，其消費過程具有空間逃逸性、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外部性等特征，反映森林生態生產過程中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投入的交換價值評估非常困難，難以像物質性產品一樣完全通過市場化交易手段實現價值補償。然而，實踐表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通常會遠遠高于其作為物質性產品的價值。作為物質性產品，其交換價值實現是一次性，且價格比較低；作為生態產品，其交換價值實現是長期的，且可以通過發揮多種生態服務功能，實現多元化的價值補償。根據研究表明，對于一片森林，通過市場出售林木獲得直接經濟效益與其提供的生態效益的比例是1∶9，森林生態效益顯著高于其經濟效益。因此，實行嚴格的基礎性生態用地規劃和管制，是各國生態環保政策的普遍經驗。我國現行法律也明確規定，嚴禁砍伐森林景觀、水源涵養林、水土保持林、防風固沙林等公益林和“三沿一環”重點生態區位林；嚴格限制用林材（商品林）輪伐；全面禁止天然林商業采伐；等等。上述森林管制政策,實質是政府對林木“非開發性所有權”的征用，進而推動了森林生態產權的分離。{7} 即“非開發性所有權”歸政府所有，政府給予農民一定利益損失補償；開發性所有權歸個體農民所有，農民在不影響生態產品正外部性的前提下，盤活生態資源，開展生態產業化經營。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角度看，要確保農民獲得的征用補償收入和森林生態產業化經營收入之和，至少不低于傳統木材經營收入，并在此基礎上具有一個比較大的彈性空間。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對森林生態產品需求的公共支付能力有限，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助標準偏低。以福建省為例，國家與省級的生態公益林補助標準為每年22元/畝，其中林權所有者經濟補助費13.69元/畝，村集體組織監管費3.11元/畝，管護費4.95元/畝，公共管護支出0.25元/畝。可見，林權所有者獲得經濟補助收入明顯低于每年商品林經營收入300元／畝左右的平均水平，兩者相差近22倍。{8}因此,在逐步提高政府公益林補償標準的基礎上，要加快培育生態產品交易市場，探索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同時出臺林業補助、重點生態區位林贖買以及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引導由傳統單一的林木生產加工向林木深加工、林化產品深加工、林下經濟、森林旅游綜合發展轉變，延伸拓展產業價值鏈，提升森林生態經營的價值增殖空間。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區域分異明顯
森林、草原、濕地等屬于不可移動性、不可替代性的自然生態要素，在空間分布上呈現明顯的集聚性和不均衡性。以森林生態為例，區域內林木的種養和管護并無清晰的時間界限，林木生長的連續性、交替性、多層次性使得同一時期不同育齡的林木同時并存，這使得森林生態產品供給表現為集中連片的自然保護區、公益林管護區、國家公園等組織形態。在經濟發達地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多元化和市場化趨勢比較明顯，既包括政府購買服務、碳匯交易等形式，又包括發展林下經濟、森林旅游等近郊休閑產業，可以為森林生態產業化經營提供相應的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然而，我國許多重要生態功能區域，往往地處交通不便的老少邊窮島等地區。據統計：我國貧困地區各類主體功能區中，重點生態功能區分布最廣，占貧困地區總面積的76.52%，全國14個連片貧困區大多與重點生態功能區在地理空間上高度重疊、項目實施區域一致。{9}因此，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難點重點在山區林區沙區,當地政府和居民面臨著擺脫貧困和保護環境的雙重任務，在區域內部難以形成生態產品價值市場實現的條件,不同程度上存在“守著美麗的風景，過著貧困的生活”的現象，甚至出現諸如甘肅祁連山自然保護區生態破壞嚴重的兩難境地。雖然我國政府已開展區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但仍然存在著補償標準偏低、范圍偏小，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程度低等缺點，難以彌補當地農民的生態投入以及發展權受限制的機會損失。要充分發揮林產業進入門檻低、產業鏈條長、就業容量大、收益可持續的優勢,將貧困地區的生態產業經營與精準扶貧政策有機結合，實施政府向社會購買生態公共服務，讓貧困戶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員承擔生態修復、森林種養和管護工作，讓貧困人口在生態建設與修復中享受到更多實惠，在綠色發展中改善民生福祉。
三、生態產品價值市場實現機制構建
按照維持生態產品持續穩定供給的客觀要求，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必須根據生態產業化經營的要求，明晰生態要素產權制度，培育生態產業化經營主體，科學評估生態產品價值，探索多元化價值實現方式，確保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常態化、規范化和科學化。
（一）建立可交易的生態要素產權制度
可交易的產權制度是經濟活動的基石。生態產業化經營是以森林、草地、水流等生態要素產權制度明晰為前提和基礎的。當前我國所有國土空間、各類生態要素所有者不夠明晰，沒有厘清國家所有國家直接行使所有權、國家所有地方政府行使所有權、集體所有集體行使所有權、集體所有個人行使承包權等各種權利的邊界。{10}生態要素所有權主體代表不到位、所有權權益得不到落實，使得生態服務供求雙方無法明確界定，各種生態要素產權主體的權利、義務與責任無法協調統一，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大大降低市場主體主動提供生態服務的積極性，不利于社會資本的投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森林生態產權為例，現有法律只是原則規定國有林權所有權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但并未進一步明確具體代理或托管部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國有林權歸屬、權責利等尚不明確，致使部分自然資源全民所有權虛置、自然資源資產經營缺乏有效的監督主體。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南方地區林地確權一山多證、山證不符、界址混亂等遺留問題普遍存在，引發諸多新的林權糾紛和矛盾；林改后隨著林木資產價格的不斷提高，林地承包者和經營者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因此，要按照生態產業化經營的要求，建立適應市場化的生態要素產權制度。探索研究森林、草原、濕地、水流、灘涂、荒地等各類生態要素產權主體的界定辦法，明晰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之間、不同集體所有者以及國家所有、不同層級政府行使所有權的邊界。厘清生態要素產權主體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責權利關系，明確生態要素國家所有權的管理權能，完善以不動產統一登記為基礎的生態要素確權登記平臺，穩步推進生態要素的確權、登記和頒證工作。只有在明晰生態要素產權關系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有效開展森林碳匯服務、水文服務、生物多樣性服務、景觀服務等生態產品交易活動。
（二）培育新型的生態產業化經營主體
區域生態環境保護與特色產業發展密不可分的，缺乏優質生態環境作為依托，生態產業化經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樣，沒有特色產業發展作為支撐，就沒有競爭優勢，生態產業化經營也難以持久。因此，促進生態產業與現代農產業之間的經營主體融合，培育“生態+”的新型業態，是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突破口。它既可以延伸農產業價值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又能培育生態產業化經營主體，把小農戶吸引到現代經濟體系發展中來。以森林可持續經營為例，在不影響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前提下，通過投資補助、貼息貸款等優惠政策，依托專業大戶、家庭林場、股份制林場、合作組織、工商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發展林下種養經濟、森林旅游休養康養、濕地度假、野生動物觀賞等產業，把生態產品、物質性產品和鄉村文化產品“捆綁式”經營，使森林生態要素成為綠色產業發展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讓其價值轉移到生態型農產品和旅游產品中去，并通過產品銷售實現其價值。要鼓勵農戶以承包的集體林地經營權、林木所有權量化或作價入股，發展林地林木股份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形成生態產業化經營的利益共同體，采取由股份合作組織開展集體生態資源統一對外出租，推廣“保底收益+按股分紅”等模式，切實保障集體農民合法權益。在國家公園等項目建設中，采取多種產權模式，引導社區資本參與市場運營，將森林生態服務的公益性和集體林權的市場化經營有機結合，共同提升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達到綠色富民的目的。
（三）完善科學的生態產品價值評估機制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以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為基礎。生態產品價值評估包括生態產品服務價值（使用價值)和生態產品交換價值兩個方面的核算。前者是反映生態產品對人類社會的生態服務價值，體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后者是反映生態產品生產過程中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投入，體現人與人的關系。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以交換價值核算為基礎，而不是以使用價值核算為基礎。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運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意愿支付法評估生態產品服務價值，并把它作為交換價值的依據，其理論依據源于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其實，生態產品交換價值和它的服務價值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以生態服務價值作為補償依據，就好比把使用殺蟲劑后增產糧食的價值作為殺蟲劑的價值一樣，都極不合理的。實踐證明，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開展生態產品交換價值評估，更加科學、客觀，且符合現實國情。
以森林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為例，森林生態產品服務價值包括森林水文服務、碳匯服務、生物多樣性服務和景觀服務等多種服務功能的價值評估。根據中國林科院評估顯示，我國森林生態系統的涵養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釋氧、凈化大氣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等6項生態服務總價值為每年10萬億元，高額的生態服務價值顯然難以納入國民經濟的交易體系。正如學者徐嵩齡指出的，“只要生態系統功能價值的計量沒有真正與經濟學接軌，它就難為經濟學所接受并對經濟實踐產生影響”{11}。可見，森林生態產品交換價值（P）評估顯得更加重要，它不僅要考察林業投資者投入的活勞動（A）、物化勞動（Pm），以及資本的平均利潤（平均利潤率用P表示），而且確保林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形式——地租（R）。設利率為r，則森林生態產品交換價值評估的基本公式為：P=[R+（A+Pm）（1+P）]/r。若考慮生態產品的時間價值，設P為現值，Pt為t年的生態產品價值，i為貼現率，則t年的森林生態產品價值Pt=（1+i）t [R+（A+Pm）（1+P）]/r，t=1，2，3……。如此，才能夠確保森林資源資產的所有者獲得地租收入、林業投資者獲得合理的利潤回報，從而實現森林資源的擴大再生產。因此，要按照森林生態投資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的要求，完善森林生態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既要將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環境破壞、污染治理等環境成本納入經濟運行成本，也要建立生態環境服務的價值評估體系，使其進入國民經濟統計核算體系中，真正讓“綠水青山”轉變為可計量、可考核、可獲得的“金山銀山”。{12}
（四）探索多元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式
按照實施主體和運作機制的差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式主要有四種類型：（1）公共支付補償。它是指各級政府向特定主體開展購買生態公共服務,它具有準政府或準市場的性質。目前我國公益林管護面積達1.2億公頃，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面積屬于集體和個人所有的林地。政府實施的生態公益林補助政策具有定向性、行政化和強制性特征的制度安排，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程度偏低。從長遠看，由政府全面主導逐漸向政府主導的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是大勢所趨。按照公平性、自愿性和科學性的原則，實行長期租賃、合同管理，是農民比較接受的公私合作方式，也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要推廣使用示范文本，加強合同檔案管理，明確規定林業經營者的相關責任，促進森林資源可持續經營。近年來，中央政府實行的第三批退耕還林還草、各地試行的重點區位商品林贖買等生態保護項目已經按照市場化方式運作，補償標準已接近農民種植作物或林木經營的機會成本。例如，2017年我國退耕還林中央補助標準為2.4萬元/公頃{13}，退耕還林項目每公頃平均補貼額已經高于美國的土地休耕保護項目（CRP）{14}。（2）生態產權市場交易。生態產品具有涵養水源、固碳釋氧、維護生物多樣性、景觀游憩等多功能性，這就為創設多層次的生態產權交易體系提供了可能。將碳排放權、排污權、取水權、用能權等四大生態產權分配納入法律調整的范圍,以替代當前由環保部門“頒證確權”的方式,并賦予生態產權主體可自由交易的市場性權利。鑒于生態產品的區域性、公共性、外溢性等特征，需要加快建立不同層次生態產品區際成本共擔、效益共享的利益補償，通過創設區域“虛擬”市場或者依靠財政轉移支付，實現生態產品供給成本的區際分攤機制，建立區域之間、企業之間生態產權公平分配與交易機制, 提高生態產品價值的市場化實現程度。（3）貿易計劃與保護銀行。盡管《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購買碳減排額，推動全球減排”的政策面臨著暫時的困難，但是國際間碳匯交易機制仍然是國際社會共同推動的事業。加強生態環保領域的國際合作，有利于拓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市場空間。通過由許可證、配額或其他產權形式構成的交易市場，可以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境外資金來源。目前我國已有1500多個項目在國際清潔發展機制（CDM）、減少毀林排放機制（REDD）等平臺注冊，碳匯交易規模不斷擴大。貴州省還依托大數據平臺探索單株碳匯精準扶貧試點,將貧困戶種植的樹,編上身份證號碼,科學測算碳匯量,納入全省單株碳匯精準扶貧平臺,面向全球致力于低碳發展的個人、企事業和社會團隊進行銷售，并將社會各界對貧困戶的碳匯購買資金，全額返給貧困戶,推動綠色發展與精準扶貧有機結合。同時，應當借鑒國際經驗，創設保護銀行、棲息地銀行和物種銀行等新模式，探索新的生態產權交易機制。（4）捆綁物質性產品銷售。完善“互聯網+”生態產業模式，發掘區域特色文化，積極發展農業新業態和旅游新經濟融合發展。開展生態產業化經營輔導和技術援助，加強生態產品科學規劃設計，健全生態產品和服務的技術支持體系，推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加強特色農產品“三品一標”認證工作，提升物質性產品的品質和附加值，充分釋放區域生態環境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生態公共服務政府購買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5BKS05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黎元生，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志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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