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廣西地區部分縣域的觀察與思考
摘要:鄉村經濟精英因其生長于鄉村，且立足鄉村經濟獲得精英地位，在精準了解貧困群體需求，精準選擇和培育產業方面更具比較優勢。廣西地區部分縣域的鄉村經濟精英，通過精準選擇產業，敏銳把握新經濟模式，在獲得自我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在帶動貧困戶發展方面有較好的表現，他們的成功更直觀地展示了鄉村經濟精英在精準扶貧工作中的價值。為更好地發揮這些鄉村經濟精英在精準扶貧過程中的作用，建立多元主體分工協作機制，改進相關政策設計，便利鄉村經濟精英參與一些項目，多渠道增強鄉村經濟精英的獲得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精英俘獲”避免鄉村精英價值扭曲，通過多方面措施激勵和強化鄉村經濟精英更深入參與精準扶貧工作的積極性。
關鍵詞:鄉村經濟精英；精準扶貧；產業培育；激勵機制
城鄉統籌發展、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一系列工作，要想取得良好的成效，都需要有一大批了解農村情況，扎根農村發展，有能力有想法的人才，尤其是農村內生的精英人才參與。鄉村經濟精英屬于農村內生精英群體，他們的成長本身就意味著農村某種程度上的發展，而他們在農村治理過程中的參與，對于許多農村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具有獨特的價值。特別是對于農村精準扶貧工作，想要真正做到“精準”，離不開那些內生于農村，了解農村社會狀況，熟悉貧困戶情況，對鄉村鄰里有著高度責任心，對村民具有極強感召力，又善于捕捉市場機會和政策機遇，能夠高效整合利用各類資源，在產業培育和市場經營方面有較強帶動能力的鄉村經濟精英的參與。雖然政府以及學界對鄉村經濟精英在精準扶貧工作中的作用認識越來越深入，但在激勵鄉村精英參與動機，提升鄉村經濟精英自我發展能力和對貧困戶帶動能力方面，仍然有一些工作需要改進和提升。本文以廣西地區部分縣域鄉村經濟精英參與精準扶貧為分析案例，分析鄉村經濟精英特有優勢，提出激勵其更深入參與精準扶貧的建議和思路。
一、鄉村經濟精英參與精準扶貧的案例引入
鄉村精英是指鄉村社會中，“某些在經濟、個人能力、社會資源等方面擁有優勢，并利用這些資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為社會做出突出貢獻，同時被賦予了一定權威，能夠對社會本身乃至其成員產生影響的社會成員”{1}。鄉村精英包括多個類型的精英群體，鄉村經濟精英則主要指那些依托鄉村資源，開展創新創業，并取得較好經濟效益，先富起來的一批人。這些鄉村經濟精英中相當一部分人，在自己發展致富的同時，因其利益需要和對鄉土、村民的責任感，愿意且積極配合國家精準扶貧政策，通過自己的產業或事業整合，帶動了相當一部分貧困村民，幫助他們也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因為鄉村經濟精英們與村民的關系更緊密，選擇的產業常常也更貼近農村現實，因而更容易獲得村民的接受和信任，由他們通過發展產業帶動的脫貧，往往效果更扎實、持久和穩定。
2015—2017年間，筆者多次赴廣西地區貧困農村開展調研，與不少鄉村經濟精英接觸，了解他們的創新創業項目和他們對精準扶貧工作的看法。在調研中發現，這些鄉村經濟精英，大多數既具有現代市場經濟經營頭腦，又對鄉村社會和鄰里鄉民有很強的責任情懷，有能力也有意愿帶動貧困群眾脫貧致富。多個鄉村經濟精英團隊，在整合農村資源、培育農村產業，引導貧困戶參與產業開發方面，都有著較好的表現。他們的參與更有利于中央提出了的精準扶貧六個精準指標——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落實，在真扶貧、扶真貧方面與政府、市場等主體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
個案一：桂北F縣毛某領銜的FQ果蔬合作社。由當地鄉村經濟精英毛某引領，自2012年以來，陸續整合了100多戶村民（包括兩個村莊近30戶建檔立卡貧困戶），500多畝土地，從事特色瓜果種植和銷售，使參與合作社戶均增收2.2萬元左右（2017年數據）。毛某在組織專業合作社，從事規模化經營過程中，主要有兩個亮點：第一，種植品種選擇，不追求短期利益而是尋求長期競爭力。毛某沒有選擇廣西大多數合作社都傾向于選擇的當地特色農產品，而是從北方引進黃金瓜（主要適宜于在長江中下游地區，而非嶺南地區種植），結合廣西本地水土條件進行培育和改良，包括選種、有機肥配方、灌溉模式、農藥去殘留方式等都經過多年實驗形成科學方法，進而為合作社打造出主打產品。因為其選擇的品種在廣西非常稀有，且有較長期的研究和改良，相關產品在本地乃至廣東、香港市場具備一定競爭力。其黃金瓜畝產量可達1200—1500公斤，產值可達14400—18000元，畝均利潤可達1萬元左右。相比之下，F縣不少外來企業整合土地后，選擇種植百香果、嶺南臍橙、砂糖橘等南方作物，反而受市場波動影響嚴重，難以形成穩定的收益。第二，毛某更重視農田水利、農產品物流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與建設。自成立合作社以來，毛某先后投入了數百萬元資金，并爭取了一定規模政府資金，用以改善其種植基地及鄰近區域的灌溉設施、大棚設施、交通設施；2016年，還自出資金200來萬元，建設了小型冷庫，在改進基地生鮮冷鏈物流的同時，也為鄰近居民提供相關服務。
個案二：桂北F縣林某領銜的YY農場。這是由F縣瑤族鄉村經濟精英林某領銜組建的電商+農業基地協同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林某及其團隊整合了F縣多個鄉鎮山區、丘陵地區瑤族村寨，以臍橙種植、銷售為主，兼顧特色林下產業培育，帶動了數以千計的瑤族群眾共同脫貧致富發展，其中近1/3為貧困群眾。YY農場的主要亮點體現在：第一，對山區瑤族貧困群眾帶動力強。由于歷史、文化和傳統習俗的影響，我國少數民族貧困比例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在扶貧開發工作中，少數民族接受新的生產、生活理念存在更多困難，外部主體想要深入到少數民族社區內部，開發產業，帶動他們脫貧，也存在更多障礙。而內生于少數民族社區的少數民族鄉村精英，天然地會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接受、認可，所以他們一旦選擇對了產業，不但可以更好地帶動少數民族群眾發展，也會極大地沖擊、改變一些制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觀念、習俗和社會制度束縛。第二，將扶貧—產業開發，與電商、文化創意結合在一起的營銷策略具有創新意義。林某等通過挖掘瑤族文化，以線下—線下協同開展“我為家鄉代言”“臍橙文化節”“瑤族臍橙文化大使選拔”“瑤族風情與農場生活攝影大賽”“瑤山特產淘寶眾籌”等活動策劃，既提升了瑤族群眾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又強化了他們參與相關產業開發、產品營銷的積極性，同時還讓全社會對瑤族文化、瑤族群眾的貧困狀況、瑤族聚居區豐富的物產和瑤族山區農產品的獨特優勢，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認識，提高了市場消費者對瑤族山區、林下產品的認可度和接受度。
個案三：桂中H縣鄉村經濟精英秦某領銜的小型農業合作社。秦某整合本村20多戶農戶（其中7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山地70多畝，以合作社形式種植百香果并面向國內大中城市銷售。秦某以全方位帶動貧困戶共同開發產業為典型特色，在村里動員貧困戶參與，動員貧困戶積極申領政府扶貧產業資金和優惠信貸資金，以土地入股、信貸參與、勞動參與等多種方式，參與到合作社經營中去。實現每畝收入8000—12000 元，其中大部分收入以土地入股分紅和農戶勞務形式，轉化為農戶收入，7戶貧困戶加入合作社之后第二年便實現脫貧。因為秦某一直以小規模合作為理念，帶動同村人共同發展，其合作社可以更靈活決策，而這也使得貧困戶在申領政府的一些扶持資金時，可以采取更靈活的方式，避免政策中一些限制性條款的制約。在其合作社經營過程中，7戶貧困戶僅免息小額信貸就有35萬元（戶均5萬），同時還有35萬元政府貼息貸款。在廣西大多數地方，普通貧困戶往往不愿意也不敢申請這些貸款，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貸款，但在秦某的引領下，貧困戶將貸款申請后作為參與合作社經營的重要資源，既給合作社生活經營解決了很大一部分資金問題，也使貧困戶基于貸款獲得了年均3000元以上的額外收益。同時因為合作社經營狀況不錯，貧困戶參與合作社經營，敢于貸款也知道如何使用貸款，還讓相關扶貧貸款的違約風險大大降低，可謂一舉多得。
個案四：桂中X縣鄉村經濟精英黃某領銜的XP農業開發公司。黃某過去長期在本縣經營農村超市和農資專賣店，并整合了2000多畝山地種植大瑤山特色農產品。2014年在縣政府支持下建立X縣微信銷售平臺，以手機微信和互聯網渠道銷售產品。2015年開始，建設和運營縣域電子商務服務平臺，依托其覆蓋全縣11個鄉鎮的連鎖超市和農資店，以及與各鄉鎮農民的密切聯系，形成了電商+產業培育，帶動農民包括貧困戶發展的模式。在黃某的帶動下，X縣通過他的平臺每年銷售農產品1300多萬噸，實現農民收益800多萬元，X縣農產品遠銷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黃某在實現公司發展的同時，還解決了100多人就業，其中相當一部分是X縣貧困農民。黃某是非常典型的農村普通商貿精英，向現代電子商務精英轉型的成功者，在農村電子商務方興未艾的2014年（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于該年啟動，被行業內稱為農村電商“元年”），他就敏銳地把握了電子商務商機，在X縣財力有限，缺乏政府扶持資金的情況下，主要憑借自己的經營和在地方的人脈，建立起了覆蓋全縣的農村電子商務服務體系，推動了全縣農產品銷售從線下向線上轉移。同時，由于黃某本身也經營實體農場，深知農業基礎設施改進對于農產品在線銷售的價值，在公司經營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黃某在X縣各鄉鎮大力投資建設生鮮冷鏈物流設施，引導農民建設、購買農產品田間初加工、預包裝設施設備，按現代農業標準化、規模化要求平整土地，改良種子，建設設施農業，與政府合作建設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和可溯追查系統。
二、鄉村經濟精英參與精準扶貧的優勢分析
通過對廣西地區這些縣域鄉村經濟精英的觀察，并結合學術界對其他地方鄉村經濟精英活動的研究，可以觀察到，鄉村經濟精英在參與精準扶貧，尤其是幫助貧困村（屯）精準培育特色產業，帶動貧困戶參與方面，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1.鄉村經濟精英在培育貧困村產業方面可以做到更精準
在精準扶貧過程中，鄉村經濟精英生于斯，長于斯，對當地自然環境、風土人情和物產狀況了如指掌，與周邊鄰里關系緊密，也更熟悉本地的局限性。因此，他們一旦獲得市場機會和外部支持，可以更精準地找到適合本地的產業，也可以更精準地實現相關產業與真正的貧困戶對接起來，進而達到真扶貧、扶真貧的效果。例如，F縣毛某的合作社，主要在相對平坦的壩區經營，雖然起步艱難，但是毛某對當地的土質、氣候條件非常熟悉，也知道當地市場環境，所以選擇了以面向廣州、香港銷售的黃金瓜和一些南方稀有的果蔬進行培育，從而形成了與廣西乃至華南區域主流瓜果種植完全不同的產業品種，這使得他的產品迅速獲得市場機會，合作社也快速發展起來。林某選擇以臍橙為主，并向瑤族特色山林農產品延伸的思路，也是基于對當地環境的了解，在當地有豐富的社會關系這一優勢條件下，作出的比較精準的判斷。相比外來資本化運作的農業企業和電商企業，這些鄉村經濟精英在產業選擇，培育方式選擇方面無疑做到了更精準。
2.鄉村經濟精英對于農村發展的責任感更強烈
鄉村經濟精英對農村發展進而對貧困群眾脫貧，有更強的責任感。這是因為農村發展是鄉村經濟精英實現、維護、強化自己精英地位的基礎。前面提到的兩個從傳統經營向電商經營轉變的鄉村經濟精英，在過去較長時期就已經與農村社會在利益上天然聯系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同時，鄉村經濟精英與貧困戶存在親緣、地緣關系，這種關系超越簡單的利益聯系，使其更關心貧困戶脫貧。例如，在毛某、秦某整合的村民中，貧困戶或者是其自己的親戚，或者是參與合作社的其他社員的親戚，且都居住在同村或鄰村。毛某、秦某對這些貧困戶相識相知，有較深厚情感，有帶動他們脫貧的非功利性意愿。“鄉村經濟精英通過組織參與社區集體行動（還能）從整個社區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額外的物質收益、聲望、社會地位、榮譽、個人社會資本等，也正是由于社會激勵的存在，鄉村經濟精英有強烈的組織參與動機。”{2}
3.鄉村經濟精英在精準識別貧困戶需求和帶動力方面有突出優勢
精準扶貧工作中，如何精準了解貧困戶的需求，如何精準打造適合貧困戶參與的產業，歷來是工作的難點。長期以來，我國扶貧工作往往過度依賴政府行為，而政府受其行為模式制約，在實施相關項目時，往往會導致相關項目—產業開發過程中忽視“社會與經濟的互嵌，既違反自然規律，也違反經濟規律”{4}，很難在各環節做到真正精準。筆者在廣西的調研中也發現，雖然從自治區到市、縣兩級政府，為精準識別貧困戶情況，制定了有800個細項的識別卡。然而，僅僅是精準識別過程，就出現了許多走過場的情況，更不用說后續的產業精準培育了。相比之下，鄉村經濟精英由于其生長在鄉村社會，與貧困群體互為鄰里或親屬，彼此熟識，互相有信任基礎，因而在精準識別貧困戶需求方面，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例如，前述H縣秦某，作為本地鄉村經濟精英，在決定建立百香果種植合作社之后，主動動員本村貧困戶入社，且很容易便獲得村民支持和參與；這說明在農村依然存在濃厚宗法傳統的情況下，農民對人、產業與市場機遇的認可，往往高度融合在一起，使鄉村經濟精英在參與精準扶貧工作中，對貧困戶的識別和帶動能力更有優勢和效果突出。
4.鄉村經濟精英在產業培育方面更具持久性和穩定性
農業生產經營有其特殊規律，許多農產品特別是優質農產品的種植（養殖）需要長期觀察、試驗，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土地的改良、規模化基地的建設與運營和標準化生產方式的推廣應用，也需要著眼長遠，才能實現投入和產出的平衡。相較于其他參與扶貧工作的主體，或缺乏規劃、培育長遠可持續產業的動機，或缺乏精準識別農村、農戶狀況和有效培育相關產業的能力。因為對短期利益、直接利潤的追求而忽視農民和集體利益，不注意農業開發過程中土地的承載力，鄉村經濟精英更愿意考慮所發展的產業的持久性和穩定性，這既涉及他們長遠的經濟利益獲取，也涉及他們作為鄉村經濟精英，在社會地位和威望方面的鞏固。例如，前述F縣的毛某很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在百香果價格高，銷路好的情況下，毛某并沒有選擇種植百香果，用毛某自己的話來說，他要為幾百戶人家的身家性命負責，不能什么能掙錢就急著去種什么，而必須謹慎決策，尋找更有生命力的產品來種植和經營。同時，毛某更愿意投資一些周期長、基礎性作用強、回報不明顯的公共性事務，如水利設施建設、冷鏈物流設施建設和農產品研究開發設施建設等，但來當地投資的大多數營利企業則缺乏投資這些基礎設施的興趣。
三、激勵鄉村經濟精英更深入參與精準扶貧的建議
在精準扶貧工作開展過程中，要突出鄉村經濟精英人才的帶動作用，激勵他們立足農村創新創業，將他們對鄉土鄰里的情感責任，轉化為帶動貧困群體發展的動力，將他們在生產經營和社會治理領域表現出來的卓越能力，轉化成凝聚農村資源，挖掘農村發展機會，培育可持續發展產業的動力。“需要讓愿意留在鄉村、建設家鄉的人留得安心，讓愿意上山下鄉、回報鄉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勵各類人才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華、大顯身手，打造一支強大的鄉村振興人才隊伍。在鄉村形成人才、土地、資金、產業匯聚的良性循環。”{4}為此，要著力化解鄉村經濟精英面臨的困難、障礙，以綜合性措施激勵鄉村經濟精英，維持、強化其參與精準扶貧工作的積極性。
1.建立多元主體分工協作機制
雖然鄉村經濟精英在參與精準扶貧開發過程中存在諸多優勢，但目前許多地方扶貧開發過度依賴政府，過度迷信大資本、超規模化、市場化的思路，卻使一些鄉村精英的活動空間受到擠壓，積極性受損。同時，由于地方政府對大企業、大資本、大市場的盲目崇拜，農業發展和扶貧開發領域，相關政策對農業基地建設、示范合作社申請等，設置了過高門檻，導致鄉村經濟精英無法獲取必要社會資源和政策補助。對于大企業、大資本而言特別有利的農業規模化，“確實可以提高人均的產出效率，但不等于能提高土地畝產的效率”，在未能有效解決農村轉移勞動力安置問題，無法提升貧困群體轉移就業能力的情況下，推動農業規模化，以資本方式運作，“必然會導致大量農民失業、農村社區經濟萎縮甚至消亡”{5}。因而，在精準扶貧過程中，要在綜合考慮各類主體特征的情況下，建立多元主體分工協作機制：政府——主要角色是制度提供者，宏觀性公共物品供應者，鄉村各類社會主體活動的支持者和監管者。鄉村經濟精英——涉農產業項目的承接者，農村基層治理團隊的組織者和引導者，鄉村基層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市場精英——與鄉村精英結盟，參與涉農產業項目；為農村相關產業發展提供市場渠道；農產品和農村非農產品、服務的生產、供應的組織者、協調者。其他社會精英——從不同角度幫助鄉村發展解決某個具體領域的問題。各類主體既要謹守角色界限，又要形成協作關系，形成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精準扶貧格局。
2.調整精準扶貧相關政策—項目設計思路，便利鄉村經濟精英參與
我國目前存在的貧困地區，往往都是土地資源有限，自然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的地區；現有貧困群體，大多數屬于深度貧困群體，普遍缺乏轉移就業可能，缺乏自主創業、自謀發展的能力。這種情況決定了，立足鄉村，通過扶持本地能人創業，然后由能人一帶一幫扶，政府、市場主體則通過幫助能人排除創業障礙，開拓能人創業產品的市場銷售渠道，反而更有利于帶動貧困戶持續穩定脫貧。為此，有必要改進相關政策—項目設計，適當降低政策門檻，便利鄉村經濟精英獲得政策資源扶持，可以較便利進入一些市場渠道。例如，對于貧困戶的小額信貸，比較合適的做法，是鼓勵和支持鄉村經濟精英通過與貧困戶簽署帶動脫貧協議，共同申請和使用。對于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要通過金融、項目風險控制機制的優化來應對，而不是直接剝奪鄉村經濟精英參與資格。在出臺針對合作社、家庭農場、非農創業的扶持政策時，要更多基于這些經營實體的經營實績和對貧困戶的帶動效果，設計扶持標準，優化扶持資金落實流程，而不能片面追求規模化、高標準。對于農村電子商務發展，也不能過度迷信大平臺、大企業和大資本，通過與大型電商企業簽署戰略協議，擠壓本地鄉村經濟精英生存空間；而要綜合考慮相關電商機構對本地發展的帶動力，特別是在促進農產品上行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做到更精準的扶持和引導。
3.多渠道增強鄉村經濟精英的獲得感
農業的低效率，使得農民甚至鄉村經濟精英利益獲得普遍不足，而這又對農村留住人才，對鄉村經濟精英的成長帶來不利影響。有調查年輕人選擇入城務工且10年內不返鄉的比例高達76.01%，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選擇率高達96.4%；大專學歷選擇率高達89.5%。{6} 也就是說，越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不愿意回鄉村發展。有鑒于此，需要考慮采取綜合性措施，強化鄉村經濟精英的獲得感。第一，幫助鄉村經濟精英發展產業，提升效益，強化其經濟安全感和利益獲得感。政府需要與市場主體分工合作，針對農村不斷提供各類優質公共服務，夯實鄉村經濟精英發展的社會基礎；促進各類先進的市場經濟理念、機制、渠道下沉，為鄉村經濟精英更便利進入大市場獲得機會提供條件。要通過優化產權制度，使鄉村經濟精英能更踏實地從事有利于農村長遠發展和帶動貧困戶脫貧的事業。第二，通過鼓勵鄉村經濟精英參與鄉村治理、公共政策和市場開發項目提高其社會認可感。例如，參與鄉村治理、參與公共政策決策過程、參與一些由政府主導或外來企業主導的鄉村發展項目等，通過這種參與，強化其社會地位感知，進而激發其追求更高層次發展，帶動更多貧困群體發展的動機。第三，積極營造尊重能人、宣傳能人的輿論環境。要在公共輿論平臺，如廣播電視、報紙、政府宣傳渠道中，多宣傳鄉村經濟精英帶動貧困戶發展的事跡。通過輿論場的引導，形成尊重能人、宣傳能人的良好輿論環境，讓鄉村經濟精英獲得精神滿足。
4.優化精準扶貧政策—項目實施的監管體系，壓縮“精英俘獲”空間
在農村發展過程中，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扶持資金，一些項目的實施，“鄉村精英獲益多，小農戶被邊緣化現象”{7}往往難以避免；更有一些村匪、惡霸通過脅迫農村兩委，強占公共資源的方式攔截各類扶持農業、農村發展和貧困戶脫貧的資金、資源。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會損害真正做實事的鄉村經濟精英的積極性，同時也會讓不少人將普通鄉村精英與之畫上等號，影響鄉村經濟精英的社會形象，進而影響其在農村的威望。對于農村存在的這類“精英俘獲”現象，要在準確區分具體個案的情況下，區別處理。首先，不要直接將之與鄉村經濟精英群體簡單畫上等號，不要因為存在一些負面現象和這樣的價值扭曲群體，就在政策安排、資源分配上一刀切，將所有鄉村經濟精英都排斥在部分政策之外。其次，要積極探索既發揮鄉村經濟精英作用，又能有效約束各類“精英俘獲”現象的制度設計，通過壓縮精英俘獲空間，讓真正敢干事、干實事，有帶動貧困戶發展情懷和能力的鄉村經濟精英得到精準支持。最后，要構建針對涉農項目、扶貧開發項目的多維監管體系，將政府的宏觀監管，農村兩委實施環節監管，農村輿論場的輿論監管，新聞傳媒的監管，司法系統通過接受訴訟等的監管等整合起來，形成圍繞涉農、扶貧項目，乃至整個農村治理場域無全視角，無縫隙的監管體系。通過監管體系的優化，讓“精英俘獲”無機可乘，反過來對真正做實事的鄉村經濟精英，卻是更好地激勵。
5.鼓勵農村新型發展模式探索，激發鄉村經濟精英創新潛力
目前一些新的鄉村發展模式，在確保農民不離開農村，不脫離農業生產也能脫貧致富方面，顯現出了一定的生命力。例如，尋找相對高效的經濟作物進行種植（養殖），并以合作社的形式帶動貧困戶參與；通過農產品加工企業，組織包括貧困戶在內的農民圍繞農產品加工形成產業鏈；通過打造特色旅游村寨，形成旅游+特色農產品+特色工藝品產業鏈。但這些模式，都離不開鄉村經濟精英的創新創業，和對農村勞動力、土地、產品等的整合。因為這些模式一般不要求農民脫離鄉村，脫離土地，只是根據鄉村經濟精英的引導在種植（養殖）和農產品供應方面協同，并就近參與一些非農產業獲取勞務收入，是一二三產業聯動兼顧的發展模式。這些發展模式往往不需要太大的規模，對于資本投入的依賴度也相對較小，同時在整合農民、土地等資源方面面臨的阻力也更小。因此，對于部分鄉村經濟精英在這方面的探索，政府要提高重視程度，出臺有力的措施進行扶持，并且引導市場主體，為農村在這方面的探索提供更優良的市場化服務。
注釋：略
作者簡介:盧小平，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志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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