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對國內外文獻梳理總結,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 從鄉村人口、就業、糧食產量、公共服務角度, 系統解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鄉村轉型發展的歷程, 揭示了世界發展由鄉村社會逐步向城市社會轉型、由農業經濟向非農經濟轉型、發展效率與公共服務質量逐漸提升的演化特征。研究指出, 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鄉村地區人口持續、快速減少, 加劇了鄉村發展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 導致鄉村衰退, 嚴重影響到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為此, 強調全球城市化進程中亟需高度重視鄉村衰退問題, 要積極推進村鎮化, 形成村鎮化與城市化“雙輪驅動”的城鄉地域發展格局;要制定科學的規劃來指導鄉村轉型與可持續發展, 有序實施異地搬遷, 鼓勵和引導民眾“自下而上”的主觀能動性, 構建鄉村發展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要科學把控鄉村轉型發展過程, 識別并培育打造鄉村振興極, 不斷提升鄉村地域系統應對外界發展、環境變化與挑戰的彈性。
1、引言
鄉村 (亦稱農村) 是一個空間地域系統, 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 (郭煥成, 1988;張小林, 1998) , 既包含物理空間、地理特征及人口密度等物質性, 也包含民眾社會感知、道德和文化價值等非物質性 (Bell, 1992;Cloke et al, 1992;Halfacree, 19932004) 。在鄉村地域內核系統與外緣系統共同作用下, 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結構得以重新塑造, 鄉村地域功能不斷發生演化和變異 (Hoggart et al, 2001Woods, 2011;龍花樓等, 2017) 。20世紀50年代以來, 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普遍經歷了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過程, 鄉村社會結構、經濟形態、生態環境等經歷了顯著的變化和重構。改革開放以來, 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以及受全球化、信息化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鄉村地區人地關系快速變化, 鄉村社會結構、土地利用、經濟形態、地域功能格局以及城鄉關系都發生了急劇變化 (張京祥等, 2002;喬家君, 2008;林若琪等, 2012;劉彥隨, 龍花樓等, 2014;房艷剛等, 2015;孟思聰等, 2016) 。然而, 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衰退問題已成為一個全球性趨勢, 鄉村地區青壯年人口流失、經濟衰退、農業效益低下、貧窮、城鄉差距擴大化等問題不斷凸顯, 嚴重制約了廣大鄉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亟需重視鄉村振興 (Woods, 2005;Markey et al, 2008;Wood, 2008;Carr et al, 2009;Liu et al, 2017) 。
本文將鄉村振興置于鄉村轉型這一時代格局背景下, 從人口、就業、糧食生產、公共服務角度系統分析了世界鄉村轉型發展歷程, 梳理總結了世界鄉村轉型發展規律及其特征, 深入探究了鄉村衰退、全球化對鄉村轉型發展的挑戰, 研究提出了旨在推進世界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的實施路徑以及對中國鄉村轉型與重構的啟示。
2 世界鄉村轉型發展的背景
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 以勞動力、原材料、資金和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兩者間的流動與集聚為基礎而緊密聯系在一起。要素的流動與集聚又導致城市與鄉村在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方面的變化 (Li, 2012) ?？v觀世界發展史, 由于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的關系處理不當, 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比如在20世紀初期英國出現的較為嚴重的城市過密問題, 在20世紀50-60年代, 瑞典、日本、韓國出現的鄉村衰退、農村過疏、農村原有傳統文化、倫理和秩序受到沖擊問題;以及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日益顯現的農村空心化問題 (陳為, 1999;焦必方, 2004;陳曉華等, 2005;劉彥隨等, 2010;Li et al, 2016) 。在20世紀70年代, 以鼓勵城市富裕階層回歸并享受鄉村田園生活的鄉村復興運動 (rural renaissance) 逐漸興起 (Champion, 1988) , 并延伸到美國 (Nelson et al, 2010) 、英國 (Phillips et al, 2008) 、澳大利亞 (Gibson et al, 2005) 、新西蘭 (Freeman et al, 2008) 、瑞典 (Borgeg?rd et al, 1995;Westlund, 2002) 、西班牙 (Solana-Solana, 2010) 等發達國家, 促進了鄉村地區的人口增長。然而, 由于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發展仍以犧牲鄉村地區為代價, 最終導致了鄉村衰敗、空心化問題日益嚴重 (Carr et al, 2009;Westlund, 2014) 。
從世界發展過程來看, 在工業化初級階段, 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發展提供原始積累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手段。工業化的持續推進也為城市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策略通過政策引導生產要素向城市聚集, 廣大鄉村地區逐漸成為城市發展重要的資源供給地以及環境壓力的承載地 (李玉恒等, 2013) 。然而, 這種發展方式加劇了不斷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 其直接后果是城市與鄉村間在生產活動、就業機會、公共服務、人口空間分布等多方面的不平衡, 導致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擴大。
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 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 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例如,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瑞典等國都曾采用規劃、投資和補貼的策略來鼓勵農村發展。20世紀80-90年代, 英國鄉村發展戰略的制訂由先前的“自上而下” (Top-down) 轉向“自下而上” (Bottom-up) , 注重地方的需求, 強調社區的建設 (龍花樓等, 2010) 。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莫桑比克和肯尼亞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對農村的政策從征稅轉為扶持, 以此糾正對城市的偏向。中國從2004年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方針, 并連續15年制定了中央一號文件, 支持農業、農村、農民發展。2017年,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首次將“三農”問題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通過政策與機制創新來推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隨著世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 鄉村與城市聯系愈加緊密, 城鄉間的界限愈加模糊 (Mc Gee, 1991;Davoudi et al, 2002) 。鄉村地區不斷受到貿易、投資、信息、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影響, 鄉村發展依賴多重內外部關系而展現其自身特殊性。例如, 2008年以來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進行國際土地投資, 如中國在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和非洲等國進行了土地投資,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國際糧食安全和糧食價格上漲有著密切關系, 并直接導致了被投資地區鄉村生產及生活方式的轉變。此外, 融入到全球貿易格局中的農地經營者在全球經濟與其所在的農業社區間扮演著重要的紐帶作用, 也通過全球化與地方參與主體等因素助推了全球鄉村重構 (Woods, 2007) 。
3、世界鄉村轉型發展歷程及特征
根據世界銀行對世界各國及主要地區在1960-2015年間鄉村人口、產業、耕地、公共服務等指標的統計數據, 本文分析了世界鄉村轉型發展歷程及其特征 (1) 。
3.1 鄉村人口數量變化
1960-2015年間, 世界鄉村人口由20.08億增至33.83億, 增長了68.48%;而鄉村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卻由66.44%下降到46.16%, 降幅達30.5%。如圖1所示, 在過去55年間, 世界五大地區鄉村人口占比表現為持續減少的趨勢, 平均降幅達42.2%。其中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的鄉村人口占比降幅最高, 達到60.2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鄉村人口占比降幅最小, 為27.09%。截至2015年, 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外, 其他4個地區的鄉村人口占比均低于50%, 處于以城市人口為主的空間分布格局;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鄉村人口占比為62.24%, 處于以鄉村人口為主的空間分布格局。
從世界鄉村人口的空間分布來看 (表1) , 2015年鄉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亞洲及北非地區, 鄉村人口占比分別為45.02%、52.15%與61.91%。歐洲、美洲、大洋洲地區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鄉村人口占比較低, 平均不足30%, 這些地區保持著較高的城市化水平。作為世界新興市場代表的金磚國家, 在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同樣經歷了鄉村人口占比減少的問題。1960-2015年間, 俄羅斯、中國、印度、南非鄉村人口占比分別減少了44%、47%、18%和34%, 而巴西鄉村人口占比減少幅度更高, 達到73%, 這也印證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為1960-2015年間全世界鄉村人口占比降幅最高的地區。
3.2 鄉村人口就業變化
隨著世界鄉村人口占比的減少, 第一產業 (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和采集業) 的就業人口占比也相應降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 全世界第一產業的就業占比從1991年的41.85%降至2015年的29.51%, 降幅達29.41%。同時, 第一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也由1995年的7.87%降至2015年的3.79%, 降幅達51.8%。
伴隨著第一產業產值貢獻率的降低, 其所吸納的勞動力也相應減少。如表2所示, 1991-2015年間, 世界五大地區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占各地區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 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降幅最大, 達到43.7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降幅最小, 為6.43%。截至2015年, 歐洲及中亞地區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最低, 為9.33%, 說明該地區的人員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產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水平最高, 為55.00%, 說明該地區農業仍然為人口就業的主要領域, 這也印證了圖1所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仍為鄉村社會, 處于以農業產業為主的經濟社會狀態;其他4個地區處于以城市社會、非農產業為主的經濟社會狀態。
農業機械化的快速發展、現代農業耕作技術的提升、農業比較效益的降低, 使得大批鄉村勞動力得到解放, 轉而進入城市從事獲利更高的非農產業。1980-2000年間, 美國中部地區有700多個農業縣減少了10%以上的人口 (Wood, 2008)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 1995-2016年間, 中國鄉村就業人數處于持續下降的狀態, 從4.90億減少到3.62億 (中國統計年鑒, 2017) , 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下降速度更為明顯。迫于生計的壓力, 中國的外出農民工數量則在不斷增加, 從2008年的1.40億增至2017年的1.72億 (圖2) 。
3.3 耕地及糧食生產變化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 1961-2015年間, 世界耕地面積持續增長, 從4673.63萬km2增至4834.54萬km2, 增長了3.44%, 增速緩慢。然而, 世界糧食產量卻從1961年的7.41億噸增長到2014年的28.19億噸, 增長了2.8倍, 增長迅速。按照單產測算, 每公頃土地的糧食產量由1961年的1421.62 kg增至2014年的3907.03 kg, 增長了1.75倍。按照人均產量測算, 世界人均糧食產量由1961年的241.12 kg增至2014年的387.74 kg, 增長了60.8%?？梢? 過去半個世紀里, 在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減少、耕地面積增長緩慢的情形下, 世界糧食產量、單產、人均糧食產量均得到顯著增長, 說明農業技術提升、農業生產條件改善、農業機械化發展等因素極大地助推了農業生產效益, 提高了世界糧食保障水平。
如圖3所示, 1961-2014年間, 世界五大地區的糧食單產數量總體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其中東亞及太平洋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糧食單產增長顯著, 分別增長了2.5倍和2.28倍。糧食單產增速較緩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由1961年的805.84 kg/hm2增長到2014年的1451.7 kg/hm2。截至2014年, 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糧食單產量為4958.46 kg/hm2,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糧食單產量的3.42倍, 差距十分明顯。
由圖4可見, 1961-2014年間, 世界五大地區的人均糧食產量表現為小幅波動中增長與低水平徘徊兩種趨勢。歐洲及中亞地區、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人均糧食產量在經歷小幅度波動后均有增長, 其中歐洲及中亞地區的增長尤為明顯, 從1961年的209.08 kg/人增至2014年的657.42 kg/人, 增長了2.14倍。然而, 中東及北非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均糧食產量始終處于低水平徘徊的狀態, 分別從158.96和163.05 kg/人降到158.72和155.27 kg/人。截至2014年, 人均糧食產量最高的歐洲及中亞地區為人均糧食產量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4.23倍, 差距十分顯著。
3.4 鄉村公共服務變化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 1990-2014年間, 世界范圍內獲得電力供應的鄉村人口占全世界鄉村總人口的比例從61.64%增至73%, 增幅為18.43%。在此期間, 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歐洲及中亞地區、中東及北非地區鄉村人口獲得電力供應的比例均高于世界水平 (圖5) 。其中歐洲及中亞地區鄉村人口獲得電力供應的比例處于較高水平, 進入21世紀以來, 該地區鄉村人口的電力供應達到100%全部覆蓋。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鄉村人口獲得電力供應的比例長期處于較低水平, 僅從1991年的8.26%增至2014年的17.19%, 而且與世界其他4個地區的鄉村電力供應水平相差較大。
1990-2015年間, 獲得衛生設施的鄉村人口占世界鄉村總人口的比例從34.16%增至50.33%, 增幅達47.32%。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外, 世界其他4個地區的鄉村人口獲得衛生設施的比例均高于世界水平, 其中歐洲及中亞地區鄉村人口獲得衛生設施的比例長期保持80%以上的較高水平,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鄉村人口獲得衛生設施的比例增幅最高, 從36.36%增至64.12%, 增幅達76.34%;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鄉村人口獲得衛生設施的比例長期處于20%左右的較低水平, 與世界其他4個地區的鄉村衛生設施建設水平具有較大差距 (圖6) 。
1990-2015年間, 獲得安全飲用水的鄉村人口占世界鄉村總人口比例從62.17%增至84.58%, 增幅達36.05%。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外, 世界其他4個地區的鄉村人口獲得飲用水的比例均在60%以上, 其中歐洲及中亞地區鄉村人口獲得飲用水的比例長期保持在90%以上的較高水平,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2005年以后才有超過半數的鄉村人口獲得飲用水, 與世界其他4個地區差距顯著 (圖7) 。
4、世界鄉村轉型發展面臨的挑戰
4.1 鄉村衰退問題
隨著各國城市化發展, 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從1960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4%, 其中亞洲和非洲地區的增長尤為明顯。在此過程中, 鄉村地區人口快速、大規模的減少與轉移直接導致了鄉村衰退問題愈發凸顯, 也給鄉村地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一方面, 當鄉村人口日漸減少時, 鄉村地區面臨著勞動力短缺、本地市場萎縮、經濟衰退等挑戰, 致使以本地市場為依存的家庭作坊和小企業難以為繼。另一方面, 隨著鄉村經濟的蕭條以及人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 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紛紛選擇離開, 人才外流問題嚴重。例如, 2000-2003年間, 美國愛荷華州鄉村地區損失了30000個制造業崗位, 占該州就業總數的10%以上 (Carr et al, 2009) 。據統計, 2016年中國鄉村地區20歲和30歲左右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選擇到城市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 其中約有30%的鄉村外遷人口擁有高中及以上學歷 (2) 。
此外, 鄉村人口外流還導致了農村空心化現象蔓延 (Carr et al, 2009;劉彥隨等, 2009) 。同時, 大量鄉村留守人口的存在也為鄉村地區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2015年中國有6000萬留守兒童、4700萬留守婦女和5000萬留守老人 (3) 。由于長期缺乏關愛與關心, 鄉村留守人口普遍承受著嚴重的心理壓力與精神負擔, 自殺現象不斷發生。據統計, 中國鄉村留守老人的自殺率 (每10萬人中47人死亡) 為美國 (每10萬人中15人死亡) 的3倍 (Mc Laughlin, 2016) 。
4.2 全球化對鄉村發展的挑戰
全球化發展、現代通訊技術提升及交通設施的改善, 使得連接世界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紐帶關系得以繁衍、延展和加強。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 在為世界各國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 也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同時, 鄉村逐漸成為全球化的對象, 鄉村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本土化特征在減少, 更加具有全球化色彩。全球化為鄉村地區帶了了多方面、綜合性影響 (Long et al, 2011) , 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及交通系統的改善擴大了鄉村地區對外交流廣度與深度, 并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 同時也對鄉村本地產品、就業及文化等造成了沖擊 (龍花樓等, 2012) 。
隨著國外大量質優價廉的糧油產品的涌入, 傳統農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振蕩。尤其是國際大型跨國農業企業的進入, 憑借其在資本、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面的優勢, 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產業化經營、特別是農副產品加工企業造成強勁沖擊。在全球化農業生產中, 獨自經營的農場逐漸被大型農業公司所取代 (Higgins, 2006) 。鄉村地區一些非農產業生產工藝落后, 產品技術含量低, 在國際貿易中受到綠色貿易、品質要求等因素影響, 難以與國際同行業企業進行競爭, 致使鄉村地區產業轉型升級舉步維艱。同時, 發展中國家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使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 直接導致發達國家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外遷或關閉, 就業機會減少。此外, 一些跨國公司將淘汰的技術設備、生產工藝以及高污染密集產業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尤其是環境監管薄弱的城郊、鄉鎮地區, 導致了鄉村地區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
5、結論及討論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 伴隨著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世界鄉村地區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在人口、就業、糧食生產與公共服務領域經歷了較為顯著的變化。世界逐步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 產業與就業形態逐漸由農業經濟向非農經濟轉型, 鄉村地區的發展效率與公共服務質量逐漸提升。在此過程中, 鄉村與城市的聯系更加緊密, 鄉村地區的轉型發展在資金、就業、信息、市場、教育、醫療等方面對城市地區的依賴性不斷增強。然而, 鄉村地區人口持續、快速減少不僅影響到鄉村產業發展與公共服務供給, 還嚴重影響到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降低了鄉村地域系統應對外界發展環境變化與挑戰的彈性, 加劇了鄉村發展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 由此導致的鄉村衰退問題加劇了鄉村人口外流, 形成惡性循環。作為緊密聯系的有機體, 鄉村衰退必然對城市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影響。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對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帶來巨大挑戰, 造成城市地區產業升級困難、人力資本積累緩慢、社會矛盾沖突加劇。因此, 全球城市化進程中亟需高度重視鄉村衰退問題, 城市與鄉村只有同步實現可持續發展, 兩者才能相互支撐 (Liu et al, 2017) 。
為了扭轉鄉村衰退的趨勢, 實現鄉村地區可持續發展, 世界各國都進行了各種嘗試, 例如20世紀60年代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實施的通過土地規劃與整理再造鄉村的“巴伐利亞試驗” (Guenther, 1986) ;20世紀70年代在韓國推廣的“新村運動”, 以及在日本大分縣興起的“一村一品運動” (Nobuya, 2008) ;20世紀80年代以來, 瑞典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實現瑞典鄉村地區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政策與措施;進入21世紀以來, 中國政府積極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并在2017年10月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國內外的大量實踐表明, 世界鄉村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首先應加快村鎮建設, 積極推進村鎮化發展, 形成村鎮化與城市化“雙輪驅動”的城鄉地域系統格局 (劉彥隨, 陳聰等, 2014;Li, Jia et al, 2018) 。以縣城、小城鎮、中心村與新型農村社區為載體, 通過產業發展與基礎設施建設, 為鄉村勞動力就業、返鄉農民工創業搭建平臺, 并發揮其為偏遠鄉村地區提供教育、衛生、信息和服務的重要節點作用 (Tacoli, 1998) 。村鎮化發展既是夯實農村發展基礎的需要, 也是優化鄉村空間重構, 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與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必然選擇。其次, 世界鄉村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需要科學規劃進行指導, 基于對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動態監測的大數據分析和模擬來診斷不同地域鄉村發展短板因素, 科學識別并培育打造鄉村振興極 (劉彥隨, 2018) , 因地制宜制定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路徑, 差異化實施鄉村發展供給側支撐方案 (技術、政策、資金、產業等) 。此外, 針對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的村莊和空心化嚴重的村落, 要科學有序推進移民搬遷與合村并居, 通過土地整治工程為村莊發展提供支撐性的水土條件, 改變以往基礎設施落后、自然條件惡劣、公共服務難以保障的局面 (Li, Wu et al, 2018) 。在此過程中, 需要鼓勵和引導民眾“自下而上”的主觀能動性, 通過創新發展方式, 不斷提升農業經營效益與農戶收入水平, 增強鄉村發展內生動力?？傊? 應科學把控鄉村轉型發展過程, 分區分類分級制定實施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路徑, 從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綜合打造鄉村振興極, 提升鄉村地域系統應對外界發展環境變化與沖擊的能力, 即鄉村彈性。
上述研究對中國的鄉村重構與轉型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 要分析研判鄉村地域系統發展演化的過程、格局及機理, 甄別鄉村轉型發展的地域性、階段性及差異性規律特征, 分區、分類、分級推進構建鄉村新型經營與管理主體, 提升鄉村地區應對外界發展環境變化的能力, 打造彈性鄉村地域系統。其次, 基于中國廣大鄉村地區老弱化、空廢化、污損化、貧困化的現實境況, 鄉村空間、經濟、社會重構應更加注重鄉村主體對工業化、城鎮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外部發展主導過程的響應, 形成鄉村地域內部子系統與外部發展過程的良性互動。再次, 要開拓創新鄉村綜合整治的路徑與模式, 注重土地整治工程在重構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 協調鄉村人地關系過程中的作用, 這也是對中國農村土地空廢化、農地經營分散、碎片化、小規模以及大量退化及未利用土地進行整治與再利用的積極實踐與探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科學進展,2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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