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資源稟賦在一國貿易中的決定性作用一直以來都是國際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近年來，關于資源稟賦對國際貿易影響的經驗研究不斷涌現，但大多研究都局限于二元層面。如果打破傳統二元層面因素差異引入社會網絡分析工具來解釋資源稟賦的影響，即將貿易國納入到整個世界貿易體系來考慮，考察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和體系層面結構差異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其對農產品貿易的綜合影響，既可提高新古典資源稟賦理論的解釋力，也將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
關于資源稟賦差異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一些文獻特別關注了生產要素的貿易方向。Lee et al.（1988）和Wu（2012）在里昂惕夫的基礎上重新檢驗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資源稟賦差異對農業貿易模式的影響，結果驗證了里昂惕夫之謎的存在。里昂惕夫之謎削弱了資源稟賦理論在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有效性。但是，里昂惕夫及其追隨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受到諸多方面的批評，Schott（2003）認為里昂惕夫僅采用了兩要素模型，卻遺漏了技術和其它生產要素可能存在的影響。一國貿易模式應由多種生產要素而非僅僅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決定，某些產品（如農產品）可能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的，將其歸類為資本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明顯不恰當。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也特別關注了貿易模式的其它決定因素，將新古典框架下資源稟賦差異拓展至技術（Koo and Anderson，1988）、消費者偏好（盧鋒，1997）和規模收益（Feenstra et al.，1998）等來解釋一國對外貿易模式。Koo and Anderson（1988）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框架下，實證檢驗了出口國資源稟賦對農業出口的影響，研究結果證實了土地、技術、勞動和資本是農業貿易的決定因素。此外，近年來，部分學者研究了技術和資源稟賦差異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模式的影響（盧鋒，1997；Li，2012）。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更多關注二元層面上的差異性，考察資源稟賦、技術和消費者偏好等因素對貿易的影響。
現有文獻仍主要關注二元特征因素對貿易的影響，對貿易國所嵌入的世界貿易體系背景的研究略顯不足，僅將兩國之間貿易視為兩個不同的二元主體之間的經濟交換。事實上，已有學者突破傳統二元特征因素對貿易影響的局限性，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引入貿易體系層面的結構因素對此進行經驗研究上的補充（Clark and Beckfield，2009；Zhou，2013）。結構因素在一國貿易中扮演何種角色及其與二元層面因素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相互作用機制，這一問題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濃厚興趣。例如，Kim and Skvoretz（2010）將結構對等性因素引入貿易模型，考察了結構對等性的第三方效應。Zhou and Park（2012）檢驗了結構對等性的內聚效應，結果發現貿易兩國結構對等性因素與貿易流量呈正相關。Chaney（2014）通過構建進出口廠商貿易網絡結構形成的理論模型，利用法國企業層面進出口數據，經驗驗證了貿易網絡結構對企業出口的影響。
現有從網絡結構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文獻富有啟發性，本文試圖沿著相同的思路展開研究。與已有研究不同，本文以發展中大國作為研究對象，通過UN-Comtrade和CEPII 2007～2016年SITC-4位數中國農產品進出口數據，較為全面地揭示資源稟賦差異與結構因素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及其相互作用機制。隨著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展，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增強，將結構差異因素納入新古典資源稟賦理論框架重新檢驗資源稟賦對農產品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有助于加深資源稟賦理論在農業經濟研究中的再認識和提高理論解釋力，對國家農業貿易戰略選擇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參考性。
二、結構差異：經驗證據與理論機制
關于貿易影響因素的文獻通常假設雙邊貿易由二元層面因素的差異來解釋，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受第三方影響。諸多學者采用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對國家間經濟交換的二元觀點進行了理論批評（Uzzi，1999）和實證補充（Kim and Shin，2002；Zhou，2013；Chaney，2014），取得了大量成果。
（一）結構對等性與資源稟賦的替代效應
關于結構對等性對貿易流量的影響還是一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Kim and Skvoretz（2010）考察了結構對等性的第三方效應。Zhou and Park（2012）檢驗了結構對等性的內聚效應，結果表明，貿易兩國結構對等性與貿易流量呈正相關。結構對等性對貿易的作用機制會通過何種途徑表現出來？現有文獻從3個方面對此進行了總結。首先，結構上相似的國家會與相同的第三方產生貿易關系并表現出相似的社會文化價值和市場偏好（Kim and Shin，2002）；其次，結構上相似的國家會從它們相同的貿易伙伴市場中獲取彼此的信息和商業機會（Zhou，2013）；最后，與同一國家貿易會使兩國置于共同的正式制度環境（如法律法規和勞工標準）和非正式制度環境（如經營方式），從而有助于它們在處理相同制度規范上累積經驗（Zhou and Park，2012）。從現有研究來看，資本、勞動、土地資源、地理區位等二元層面要素差異性在貿易促進效應中起著重要作用，而結構對等性是體系層面貿易促進作用的來源。綜上研究發現，盡管二者在不同層面上對貿易產生影響，但它們在雙邊貿易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效應，即替代效應。就結構對等性而言，結構上相似性水平較高的兩個國家可以從它們與共同的第三方貿易伙伴的關系中獲取適當的貿易促進渠道，這樣就會弱化資源稟賦等二元層面要素差異性對貿易的決定作用。反過來，結構上相似性水平越低的貿易兩國對二元層面要素差異性的依賴程度會越強。
（二）角色對等性對資源稟賦的分層效應
就角色對等性而言，以往諸多文獻發現，世界體系位置在雙邊貿易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Clark and Beckfield，2009；Zhou，2013）。世界體系理論及其相關的貿易網絡研究發現，二元層面要素和角色對等性因素之間存在另一種聯系（Zhou，2013）。位置不同或者說類型不同的貿易國，其貿易流量受資源稟賦等二元層面要素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即資源稟賦對角色不對等的貿易國產生了分層效應。這種以貿易為主要經濟聯系的國家分層結構（即國家層級結構——核心、半邊緣和邊緣結構）的形成，使得核心國家受二元層面要素差異性約束的可能性降低。相對于半邊緣和邊緣國家而言，核心國家及其企業在技術水平和經濟實力上的比較優勢，令其在多邊貿易體制中擁有國際話語權和定價權，能夠于全球范圍尋求資源和市場，影響世界文化和制度規范的制定和擴散，從而有效應對資源稟賦等二元層面要素差異性所帶來的約束作用（Clark and Beckfield，2009）。在后文的分析中，為簡化討論和便于報告，本文采用基本的兩層世界體系（即核心和非核心結構）而非核心、半邊緣和邊緣三層結構，將不同國家按其角色對等性指數劃分為核心國家和非核心國家，從而揭示資源稟賦等二元層面要素在不同類型國家樣本組中對貿易影響的差異性。鑒于以上分析，本文初步認為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在不同類型國家之間會產生分層，即資源稟賦差異在核心—核心國、核心—非核心國和非核心—非核心國之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程度不同。
本文的邊際創新之處主要表現在：第一，在現有從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解釋貿易產生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引入體系層面兩類結構因素，包括結構對等性和角色對等性，考察二元層面和體系層面因素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及其相互作用機制。本文以Bergstrand（1989）廣義引力模型為邏輯起點，構建了一個包含資源稟賦和結構因素的引力模型框架，實證描述了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和體系層面結構因素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綜合影響。第二，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考察資源稟賦對發達國家加工或制造農產品貿易的影響（Sun and Woo，2002；Fert?，2005），而對發展中國家農產品貿易的討論略顯不足，開展本研究是對現有文獻的一個有益補充。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將運用泊松家族模型，對資源稟賦和結構差異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考察結構差異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及其是否與資源稟賦差異之間存在兩種相互作用機制，即替代效應和分層效應。
（一）來自結構對等性對資源稟賦差異的替代效應
從估計結果看，與二元層面的資源稟賦差異的影響相比，體系層面的結構對等性因素也在中國農產品的雙邊貿易中發揮著重要的決定作用。中國在資本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出口上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考慮了來自貿易體系層面的結構對等性因素以后，這種比較劣勢會有一定程度的緩和，物質資本和土地資源稟賦在農產品貿易中的作用程度有所減弱。中國與貿易國之間在貿易體系中的結構對等性水平越高，二元層面的資源稟賦差異對農產品貿易的抑制效應（由中國的資源稟賦特征決定）越低；反之，資源稟賦差異的影響將會越強。因此，體系層面的結構對等性是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的一個替代因素，二者之間存在一種替代效應。結構對等性因素的存在削弱了中國農產品貿易對資源稟賦差異的依賴。
（二）來自角色對等性對資源稟賦差異的分層效應
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等變量在不同層次國家之間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結果顯示，資本和土地資源稟賦上的差異對農產品貿易的作用程度，在和兩個樣本組中不同，這一結果也反映了中國在農產品貿易中所表現的資源稟賦特征與事實。為進一步驗證上述資源稟賦等變量在不同層次國家之間影響的差異性是否統計上顯著，估計結果表明，與進口國為核心貿易國相比，相對耕地勞動比會削弱對非核心貿易國農產品相對出口能力的預期。盡管總體上二元層面的資源稟賦差異、地理距離以及關鍵控制變量相對市場規模和需求條件，對中國農產品貿易預期的影響會隨著進口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所處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均產生了來自世界貿易體系角色對等性所帶來的結構因素的分層效應，但是，這些因素在該結構因素的作用下，所產生的貿易分層效應在不同層次的進口國之間是不同的。
（三）穩健性分析
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察了估計結果的穩健性：一是資源稟賦變量的不同度量；二是另一種零貿易值情況下的引力估計方法。
首先是資源稟賦變量的檢驗結果。估計結果顯示，資源稟賦變量與結構對等性之間的交互項依然顯著為正，這一估計結果再次證實了資源稟賦差異與結構對等性之間替代效應的存在。其次，筆者發現，運用2SHS模型進行估計的結果與上述采用NBPML模型的極大似然估計的結果相比，2SHS模型可能會導致回歸系數的低估，Xiong and Beghin（2012）和Philippidis et al.（2013）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另外，重要的一點是，2SHS模型的第一階段選擇方程得出的逆米爾斯比率為負且不顯著，這一結果反映了本文所關注的研究樣本并不存在選擇性偏差，Heckman模型更進一步證實了NBPML估計結果的可靠性。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UN-Comtrade和CEPII 2007～2016年SITC-4位數農產品貿易數據，在新古典資源稟賦理論（H-O）框架下，利用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和廣義引力模型，檢驗了二元層面資源稟賦差異與體系層面結構差異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從結構對等性的估計結果來看，資源稟賦差異和結構對等性在中國農產品貿易中均發揮著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單純考慮傳統的資源稟賦，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在資本和土地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只是在勞動力稟賦上的比較優勢較為顯著。引入體系層面的結構對等性之后可以發現，在控制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結構對等性會削弱新古典H-O理論中二元層面上資本和土地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有意識地選擇與結構相似性水平高的國家開展農產品貿易，這能在相當程度上緩解資本和土地等資源稟賦的約束作用，從而減少農產品貿易對資源稟賦的依賴。從角色對等性的結果來看，中國與處于世界體系不同位置上的國家之間的農產品貿易，資本和土地所產生的影響不同：資本稟賦差異對非核心貿易伙伴國的農產品貿易的抑制作用顯著大于核心國，而土地稟賦差異的影響則相反，對核心國的影響大于非核心國。簡言之，就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因素來看，體系層面的結構差異對二元層面的資源稟賦產生了顯著的替代效應和分層效應。
本文為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提供了一定的啟發和引申含義。和前人的研究一樣，本文認為資本和土地等二元層面因素是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難以提高的制約因素。但是，如果將中國農產品貿易嵌入世界貿易體系，結構差異通過替代和分層效應能夠大大降低中國農產品貿易對資本和土地等資源稟賦的依賴，而且處于不同位置的國家，其影響各不相同。從而，中國在對內調整農產品生產布局、優化農產品貿易政策，對外選擇農產品貿易伙伴國以及自貿區談判中的農產品貿易策略時，不能孤立地只考慮中國自身的情況，還應充分考慮結構因素的影響，揚長避短，充分發揮本國的資源稟賦優勢。
作者：喬長濤1, 2 付宏1 陶珍生1, 3 汪金偉1 作者單位：1湖北經濟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2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4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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