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入社會治理體系，無論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還是對于鄉村治理的深度推進，均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孝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和首要文化精神，它不僅是親子間的價值觀念與倫理規范，而且包含宗教、哲學、政治、法律、教育及民俗等諸多文化意蘊，在傳統社會中對人們道德觀念的引領和社會秩序的規范作用重大。20世紀以來，西學東漸，社會轉型，文化嬗變，轉型中國鄉村也遭遇到以“孝文化”失范為明顯特征的倫理性危機，由此引發鄉村治理的諸多問題。如何借鑒傳統 “孝文化”的合理內核及其運行機理？如何探尋“孝文化”與鄉村社區治理之間的關系？這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孝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考察
孝文化在傳統鄉村社會中起著治國安邦理家的重要作用，具體來說： “孝文化”是傳統家庭倫理秩序構建的基石。孝文化從家族衍生，以親子關系為核心，以“孝”為傳統倫理文化的支撐點。它大大增強了家庭和家族結構的穩定性，促進了家庭關系和諧與養老敬老社會風俗的形成，也是中國養老模式的制度文化保障；“孝文化”的運行機理體現了社區“禮治”的思想。傳統鄉村主要通過民間形成的傳統習俗、鄉規民約、宗族文化等非制度性的規范來自我整合和治理，就孝而言，從孝知、孝行到孝禮、孝道，“孝”已演化為一套完整的禮治教化機制；“孝文化”不僅是鄉村社區共享的禮儀知識體系，也是村民認同的價值體系和村莊共同體的精神世界。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是以人倫關系為依托建構起來的共同體，人們根據倫理關系確定自己在共同體中的位置與角色，并在祠堂和家譜的序列中找到自身的分支和歸屬。因此，對于古代中國人而言，“孝”便具有一種特殊的宗教意義，起著類似宗教信仰的精神支撐作用。如國學大師梁漱溟所言“中國自有孔子以來，便受其影響，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胡適在反駁外國人說中國無宗教時也曾說：“我們中國是有宗教的，我們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宗教信仰，便就是一‘孝’字。” ①
二、轉型期“孝文化”變遷帶來的鄉村治理問題
當今急劇的社會轉型引起了“孝文化”的變遷，而“孝文化”的變遷又給鄉村社會治理帶來了諸多問題，具體表現為：
1、家庭養老模式面臨嚴峻挑戰。傳統中國社會曾經建立了一整套支配婚姻家庭生活的倫理規范，養老和生育都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意義。但轉型期村莊社會結構及道德秩序變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社會繼替的速度，傳統互惠的鄉村家庭代際關系已日益為理性互換的代際關系所代替。在當前鄉村道德輿論約束不力的情形下，由經濟導向的新秩序使不少鄉村老年人的養老和生存陷入困境，長遠來看，這場家庭代際關系的變化將對未來鄉村的倫理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當構成農民安身立命基礎的“傳宗接代”觀念失卻根基，中國農民的價值危機即關于生存意義的危機便會凸顯。
2、鄉村共同體趨于解構。假若農民傳統的本體性價值基礎被動搖，便會將追求社會性價值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這一點在村莊年輕人的身上表現更為明顯。據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8億人，其中80、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1.5%。② 這批年輕的農民工群體有干勁闖勁，也有活力，但長期的城市生活和打工賺錢經歷讓他們的物化和功利意識開始張揚，對迅速掙錢和擺脫底層地位有強烈的渴望。而這種對社會性價值的激烈爭奪會破壞村莊的團結，村莊共同體解體，村莊變得原子化。而一旦村莊原子化，村莊輿論將不再起作用。村民會依據自己的現實利益行動。沒有鄰里的輿論約束，沒有宗教的信仰約束，驅使人們行動的唯一理由就會變成赤裸裸的現實利益和物質利益，鄉村社會陷入紊亂無序狀態的風險上升。
3、鄉村禮治與法治沖突增多。中國鄉村正處于轉型期，“禮”已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而法律在鄉間并未產生普遍的有效性。當下的鄉村社會，多元權威并存而又相互沖突，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市場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力量進入鄉村。身處禮俗和國法夾縫中的孝道進退維艱，處于“舊禮管不了、新法管不到”的尷尬境地。學界的諸多調研亦已表明，在農民對現代法制和法治的觀念還沒有經過長時期的內化為信仰而根深蒂固之時，轉型鄉村出現“禮治不合法”和法治不具備傳統“合法性”的雙重困境便在情理之中，而鄉村社會的失序亟待重構系統、完整的農村社會整合機制。
三、傳承與創新：以新型“孝文化”推進鄉村治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現代化的浪潮席卷而來，傳統鄉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開始了艱難轉型，很多問題逐漸浮出。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多次提到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方面是源于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反思發展中的經驗和路徑。鄉村振興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鄉村社會人際關系的和諧和人的現代化。盡管目前的鄉村已經受到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持續沖擊，但相較城市而言，禮治的運作方式依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況且，當今世界各發達國家的城市社區都在嘗試建立“守望相助”的鄰里關系①，改善由城市化而帶來的人際關系的生疏和淡漠。作為禮治傳統深厚的中華民族，我們又何不未雨綢繆思考將中國傳統的禮治資源轉化為現代的社區治理資源呢？
具體來講，在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同時并舉的新時期，作為中華民族根脈的“孝文化”也需要兼容并蓄、不斷創新：①內涵重構：在繼承傳統“孝文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如其養親敬親、團結睦鄰、珍愛生命、修身立品等），借鑒西方民主、平等與法治理念，賦予其嶄新的時代內涵。②機制組合：加強村規民約的發掘和建設，加強扶植鄉村精英的鄉賢文化培育，加強鄉村基層政權運作中的禮治約束和法治監督，加強家規、家訓和家風的建設，形成鄉村禮治與法治融合新秩序。③組織創新：借助于鄉村社區的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公共空間，如村民道德評議會、老人協會、各類鄉賢組織等，營造孝的文化制度環境，與村莊社區秩序形成互構，轉化為鄉村治理的小傳統和敬老風尚。④體系整合：國家出臺導向政策，政府設計養老敬老方案，網絡電視報紙等媒體介
入對不孝與孝的懲惡揚善。企業也可考慮將員工的福利獎勵與員工父母的養老相結合，以建設企業孝文化的方式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村莊則是孝文化踐行的主場域。現階段國家仍應加強家庭與社區在孝文化構建中的主體性地位及行為機制的穩定與運行，從發掘鄉村“孝文化”的內生性資源角度去優化鄉村養老及社區治理問題解決的有效路徑。
概言之，筆者認為，要使懸浮型的國家權威進入鄉村并深入民心，可從文化的視角介入，借鑒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的生成機理及再生產機制，將自上而下的“法治化”和自下而上的“禮俗化”對流結合，發揮“孝文化”對社會治理的引領、規范、整合、矯正的中軸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向縱深度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是2015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鄉村治理視閾下的“孝文化”變遷及其當代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5BSH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劉芳(1977- )，女，山東青島人，社會學博士，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當代中國鄉村社會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