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貧困代際傳遞作為一種深度持續性的貧困問題，自提出以來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重視，消除貧困代際傳遞也已成為全球重點關注的話題。本文首先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作為數據來源，對現有文獻做了文獻計量研究，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因素，并且從家庭內部和家庭外部兩個方面進行了詳細梳理，介紹了代際貧困的測度方法，進而有針對性地從個體層面、社會層面和國家層面總結歸納出貧困代際傳遞的阻斷機制。這對我國決勝脫貧攻堅戰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貧困代際傳遞 影響因素 阻斷機制 Web of Science
目前學術界認可度較高的貧困代際傳遞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奧斯卡·劉易斯（Lewis，1959）提出：“貧困以及導致貧困的相關條件和因素，在家庭內部由父母傳遞給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復父母的境遇——繼承父母的貧困和不利因素并將貧困和不利因素傳遞給后代這樣一種惡性遺傳鏈；也指在一定的社區或階層范圍內貧困以及導致貧困的相關條件和因素在代與代之間延續，使后代重復前代的貧困境遇。”因此，貧困代際傳遞指的不僅僅是貧困現象的繼承，而且包含導致貧困的不利因素在代際間的傳遞。
貧困代際傳遞作為一種持續性的貧困問題，已經越來越得到各國政府和學術界的重視，消除貧困代際傳遞也已成為全球重點關注的話題。Rodgers （1995）采用美國1970-1990年的數據測算發現，16%～28%的“貧二代”成年后仍然貧困。Li （2015）甚至認為祖父母的貧困狀況會對孫輩的身高和體重有負面影響。更有學者認為，英國和美國的代際收入傳遞性存在加強的趨勢。2008年長期貧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估計大約3.2億～4.43億人生活在長期貧困中，而他們的孩子很有可能會繼承貧困。2018年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公平的進步？世界各國代際經濟流動》（Narayan et al,2018），基于代際流動的全球數據庫（GDIM）對代際收入流動進行的研究顯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貧困代際傳遞表現得尤其嚴重。
一、文獻計量
為了進一步把握貧困代際傳遞問題，本文首先就現有文獻做基本的文獻計量研究。本書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作為數據來源，具體檢索策略為：主題=“（inter $ generation* or generation* or transgeneration* oroverlapping generation) and （transmi* ortransf* or transition) and （poverty orpoor or impoverish*)”, 文獻類別=“article”，時間跨度從1960年開始，數據檢索和更新日期為2019年3月18日，精煉經濟學類研究方向，共檢索到452篇外文文獻。基于檢索到的這些外文文獻，采用Bibexcel、Pajek和CiteSpace等文獻計量軟件進行文獻計量圖譜分析。貧困代際傳遞相關文獻的年度發文量在2006年之前總量都不到10篇，2006年以后的發文量逐年增加。2018年發文量明顯增多，達到55篇。在學界發文量總體下降的大趨勢下，近年來對貧困代際傳遞研究的文獻反而不斷增加，說明這一問題是亟待破解的重大現實問題。
圖1為關鍵詞共現網絡，圖中節點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頻次高低，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兩個節點所表示的關鍵詞共同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的次數，連線越粗表示關鍵詞共同出現的頻次越高。如圖1所示，“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social” “education” “child”出現頻次最高，其次還有“family” “women” “health” 等，表明貧困代際傳遞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兒童、家庭、女性和健康這幾個維度。在共現網絡中，除“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外，“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intergenerational” “women” 共同出現的次數較高。
使用CiteSpace對452篇文獻的關鍵詞時區圖譜進行分析，節點類型選擇“Keyword”，時間切片選擇Top 30，得到關鍵詞時區圖譜如圖2所示。圖中節點所在位置表明在前述設定下該節點關鍵詞第一次出現的時間，節點越靠左，關鍵詞出現時間越早；同時這些節點反映了該時區內的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而且節點越大代表該關鍵詞出現頻次越高。如圖2所示，貧困代際傳遞研究領域的熱點依次為 “children” “inequality” “poverty” “inter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humancapital” “family” “education” “women” “health” 等。由此本文發現，從貧困代際傳遞這一現象展開，相關研究已經逐步引入家庭、教育、女性、健康等這些關鍵因素。那么，這些方面如何導致貧困代際傳遞，又該如何從這些方面切入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對此，本文將就關鍵影響因素的傳遞路徑進行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和歸納貧困出代際傳遞阻斷機制。
二、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因素
大多數學者認為貧困代際傳遞并不是由單一因素引起，而是多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Boggess et al （1997）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相比，貧困家庭的后代更缺乏物質資源（食物、住所和藥物等)和社交資源（好鄰居和充足的公共服務等)，父母貧困、家庭結構、鄰里劣勢、社會孤立和勞動力市場等是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影響因素。結合上文的文獻計量分析，本文以家庭作為扶貧單元，將影響貧困代際傳遞的因素分為了家庭內部因素與家庭外部因素。
（一）家庭內部因素
1.家庭結構與內部環境。Hoynes etal （2005)通過對美國貧困家庭的研究發現，隨著社會變遷和價值觀念的轉變，家庭結構與貧困有很強的相關性。離婚家庭或單親家庭數量的不斷增加，使得美國的家庭貧困率由1967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17%。尤其是，女性戶主家庭（或單母親家庭)處于貧困狀態的數量明顯在增加。Wojtkiewicz （1993）認為，由繼父撫養的兒童的教育投資可能比由單母親單獨撫養時更差。Boggess et al （1997）進一步研究發現，單父母更有可能遭受失業風險，更多地依賴福利救濟，其子女也更有可能成為失業者。Van de Walle （2013）對馬里的研究顯示，寡婦和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顯著低于其他家庭，即使寡婦再婚，生活水平依然存在差距，這種影響會傳遞給子代，導致由喪偶產生的貧困代際傳遞。Bird & Shinyekwa （2005）在對烏干達的研究中發現，寡婦大多會受到鄰居或親戚的侮辱和欺負，甚至可能會失去他們的房屋和土地等資產，這又會對其子女造成心理上的創傷。因此，單親家庭的孩子比雙親家庭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處于相對劣勢，相對同齡人的表現也更差。對于失去雙親的孩子，由老人撫養的問題在于孩子成長過程中視野的局限導致技能的缺失，進而限制了其成年后的賺錢能力。Engle et al （1996）則研究指出，失去雙親的孤兒，即使被送去孤兒院，也無法獲得良好的教育與關愛；若被人領養，其所能獲得的資源取決于領養家庭的情況和領養的原因。
家庭暴力和酗酒等不和諧的家庭內部環境會降低子女的家庭榮譽感，提高子女的輟學率，甚至影響子女身心健康發展。Harper et al （2003）提出，良好的童年環境對兒童成長與發展很重要，目睹或經歷家庭糾紛與家庭暴力可能使兒童和青少年受到嚴重創傷，并對其行為產生長期影響。Bird & Shinyekwa （2005）認為，酒精是推動貧困代際傳遞的一個關鍵因素，飲酒是對貧困的反應，而飲酒的結果就是貧困。此外，Engle （1999）還指出，兒童遭受心理虐待與生理虐待會對其營養狀況造成破壞性影響。
2.營養與健康。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曾估計，全球每年有4億人無法獲得一項或多項基本衛生保健服務；1.5億人因自費支付系統而遭受災難性的衛生保健支出，1億人陷入貧困。此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窮人獲得衛生保健服務的機會相對不足，因此處于不利地位。這些不利因素和貧困往往會阻礙窮人獲得可靠的衛生服務，并隨后使其陷于貧困之中。因此，良好的身體發育，包括營養和健康等，對貧困的代際傳遞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營養是兒童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投入之一，Harper et al （2003）研究指出，營養對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可能從子宮內開始，因為營養不足的母親腹中胎兒的生長速度會低于營養充足的母親。營養不足對貧困代際影響的路徑主要在三個方面：其一，兩歲前營養缺失以及因此導致的疾病和感染所造成認知方面的損傷是很難逆轉的，無論其后來的營養水平和生活環境有何改善。而早年認知受損的兒童在學校和重要生活技能方面的學習可能會更加困難，這將限制他們未來的勞動力市場機會。其二，對于長大后依靠體力勞動生存的兒童來說，早年營養不良可能會降低其身體素質并削弱其在成年期的體力，從而降低其收入前景。其三，營養不良和亞健康狀態也會限制孩子社會情感的發展，以至于后期在學校和社會的表現都不佳，也不會對下一代有更多的關愛，并將這一不良狀態進一步傳遞下去。
遺傳、傳染性疾病或損傷也會在貧困代際傳遞中發揮作用。Moore （2001）研究指出，結核病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重要的代際傳染病，對窮人的健康和生產力產生重大影響。Bird & Shinyekwa （2005）研究發現，艾滋病的傳播更是加劇了貧困的代際傳遞，因為家庭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對艾滋病患者進行治療，而且損失了勞動力，影響了其他家庭成員的福利，尤其是其子代。艾滋病可能會傳播并延續家庭的貧困，相關子女都會受到周圍人的排斥而無法很好地融入社會，兒童的身心健康將受到影響，從而無法跳出貧困。
3.教育和人力資本。Moore （2001）將兒童輟學等行為視為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源。Emerson & Souza （2009）基于巴西全國家庭抽樣調查（PNAD）數據研究指出，相對于未完成基礎教育的人，完整接受基礎教育的人的第一份工資收入將高出約50%。但貧困家庭在滿足家人基本溫飽的前提下，無法再為其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投資，其子女可能會進入教育質量較低的學校接受教育，進而其受教育程度有限。Kabeer & Mahmud （2009）研究指出，貧困家庭在面臨突發的外部沖擊時，其子女極有可能輟學，即使該家庭從沖擊中恢復過來，其子女也很難再繼續接受教育。Erikson et al （2005）基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研究表明，不同階級的孩子在其16歲之后是否繼續接受教育的選擇會有明顯的差異。Wahba （2000）通過對埃及的案例研究發現，童年時期工作的父母將其子女送去做童工的可能性是童年時期不工作的父母的兩倍。Sam （2016）針對加納的研究發現，貧困家庭更有可能把孩子送出去工作，童工主要是一種貧困現象，并遵循代際模式。因此，教育作為財富的代表，父母與子女之間教育的代際傳遞同時反映了父母與子女之間收入的代際傳遞。包括加納、巴基斯坦、秘魯、埃及和巴西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證據都表明，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教育水平有很強的相關性。
教育對貧困代際傳遞影響的另外一個途徑是神經機制。近年的研究顯示，親代的教育水平與子代的顳葉、扣帶回、額葉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親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顳葉的皮質面積越大；親代的教育程度越低，子代的扣帶回表面積越小且皮質越薄。親代的教育水平還與子代的左側額上回皮質厚度具有顯著相關性。貧困家庭的子代往往IQ得分低，相比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的兒童，閱讀能力和數學技能也要差一些。貧困的親代給子代所帶來的這些負面影響最終使得貧困在兩代人之間產生了代際傳遞的現象（周加仙等，2018）。
2018年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公平的進步？世界各國代際經濟流動》基于代際流動的全球數據庫（GDIM）對代際收入持續系數進行分解，總結了教育與收入代際流動之間三個渠道，分別為：（1）父母教育會影響子女教育，進而影響其收入，如受過教育的父母會更傾向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2）父母教育會影響子女的非教育特征，如受過教育的父母會幫助其子女獲得更好的非認知技能，從而提高子女的收入水平。（3）父母的非教育特征對子女收入也存在持續性影響，如相對富裕的父母所居住的地區以及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都更好，可以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經濟機會。
4.女性貧困與女性就業。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中提到:“當今世界上10億多人生活在令人無法接受的貧窮狀況下,其中大多數是婦女。”隨著女性貧困群體顯著增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女性貧困就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貧困婦女社會地位低下也使得女性貧困特征在跨代傳遞中尤其突出。鑒于女性在撫育后代、家庭未來發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貧困的代際傳遞與性別差異存在很強的關聯度（王愛君，2009）。
Altonji & Dunn （1991）基于NLS數據庫分別對子代不同性別的代際收入關系進行測度，得出父親與兒子之間的代際收入相關系數為0.36，而父親與女兒之間的代際收入相關系數為0.48，表明女兒比兒子更容易繼承父親的貧困，而且母親與子女之間的代際收入相關系數為0.56，也即貧困母親更容易將貧困傳遞給子代。Sen & Begum （2002)則證明了女性健康與收入都是傳遞貧困的重要渠道之一。母親不僅可以將疾病直接傳遞給下一代，其對營養健康問題的認識也決定了子代的健康水平。此外，Engle et al （1996）還研究指出，性別歧視的教育投資會導致女性教育和收入的惡性代際傳遞。正如Alderman et al （2006）進一步指出的，母親如果沒有受過教育，其女兒不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會更大。因此，婦女貧困帶來的直接后果主要體現在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貧血患病率、低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婦女就業受到影響，進而陷入貧困的代際傳遞和惡性循環（閆坤、孟艷，2017）。
女性就業是否能緩解女性貧困？Leslie （1988）根據25項貧困兒童營養援助計劃的實施效果在其研究中做了兩方面的說明：一方面，對處于斷奶時期的嬰幼兒，女性就業對其負面影響較大，因為嬰幼兒生長迅速，免疫力低下，往往需要頻繁的營養膳食的喂養，這對于外出工作的女性來說較為困難。另一方面，女性就業帶來的收入可以改善貧困家庭的經濟條件。女性就業更有能力為其子女購買更有營養的食物。此后的研究也都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Harper et al （2003）的研究也指出，迫于經濟壓力出去工作的女性必然因外出而減少對子女看護和教育的時間。缺乏對子女的看護意味著父母無法防止子女從事有害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事故。Barbarin & Richter （2001）就南非兒童的觀察還指出，父母均工作的家庭，如果不能負擔幼子的看護費用，則會強迫年長的孩子在家照料年幼的孩子，導致其錯過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且缺乏與同齡人的交往和接觸。同時，父母均工作會缺乏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可能會對子女的情緒發展產生影響，而這些潛在影響都是終身的。
但隨著相關救助計劃的不斷完善和社會的不斷進步，近年來的一些研究指出，女性就業對代際貧困傳遞有阻斷作用。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工作的非正規化程度越來越高，女性的工作時間逐漸變得靈活，能夠調整時間來對子女進行看護與教育。這使得女性能夠將工作收入和對子女的陪伴相結合。與此同時，工作也使得這些母親更快樂、更自信，從而也使其子女受益。可見，對女性就業影響的判斷要受到一些前提條件的限制，不能一概而論。Ludwig & Mayer （2006）在充分考慮了家庭結構特征這一前提后，研究發現，對于正常家庭的孩子，母親工作會比沒有工作的情況更糟糕；對于單身母親家庭的孩子，母親工作會比沒有工作更好。
（二）家庭外部因素
1.社會關系網與社會排斥。Dasgupta& Serageldin （2000）研究指出，通過強大的社會關系，人們能夠獲得工作、在危機時獲得資源、更好地應對危機、互相看護兒童、進行資本借貸并提高發言權和影響力等，從而能夠阻止貧困帶來的負面影響。Vanderpuye Orgle et al （2009）研究發現，加納南部被社會孤立的家庭面對特殊沖擊時無法維持平穩消費，而具有強大的社會關系網的家庭能夠有效地應對沖擊。因此，Chantarat & Barrett （2012）研究指出，社會關系網還可以補充或替代生產性資產，以促進一些貧困家庭擺脫貧困。然而，建立社會關系網并非易事，并非所有家庭都能與其他家庭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有些家庭在建立關系的過程中會遭到拒絕。而且對于貧困家庭來說，建立和維持社會關系網所需成本過高，一些家庭可能會選擇退出社會關系網，從而被社會孤立，無法從社會關系網中獲益，進而處于持續貧困的狀態。還有一些研究表明，窮人所處的社會關系網作用有限，無法有效幫助窮人擺脫困境。
因此，社會關系網的有用性取決于關系網中群體所在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并非每個人都能從社會關系網中獲益。Gordon （2005）對英國的貧窮與社會排斥的調查研究表明，貧窮的社群就是被社會排斥的一群，他們被社會排斥（歧視）的方式廣泛而多樣。Panda （1997）指出社會歧視和不平等會減少單身母親能夠獲得的資源，并且對單身母親的社會歧視將會降低她們構建社會關系網的能力，其孩子可能會變得更糟。Agarwal （1992）對印度部分地區的研究表明，因性別歧視而限制婦女耕種將導致她們陷入貧困。Adato et al （2006）研究指出，南非較富裕的白人家庭非常排斥與較貧窮的黑人家庭構建社會關系網絡。Corcoran （2001）基于美國的案例研究表明，黑人的代際貧困現象比白人更為嚴重。Sharkey （2008）基于PSID數據對美國貧困地區的種族不平等現象進行研究得出，在美國貧困地區長大的黑人兒童成年后超過70%仍然居住在貧困地區，而白人兒童只有40%。另外，遭受社會歧視的孩子更容易遭遇暴力事件，產生心理問題，其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而且，被社會排斥的兒童很難跳出貧困，這些最終造成了貧困在代際間的傳遞。
2.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Chakra borty（2004）指出環境質量與人的預期壽命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所以環境的惡化也是導致貧困代際傳遞的一個重要因素。Moore （2001）研究指出，環境的惡化、私人和公共自然資源的枯竭對后代的生計會產生不利影響。人們在特定地區生活或工作，面臨特定的自然資源限制，生活在農村地區的長期貧困人口面臨著基于生態和氣候限制；在城市地區，污染意味著更高的生活成本，比如因水污染而不得不購買飲用水，空氣污染造成健康問題，以及住宅區廢物處理等。因此，Varvarigos （2010）研究指出，自然環境惡化會對人的健康造成不利的負面影響，加重醫療負擔。Clootens （2017）還指出，環境惡化導致那些靠天吃飯的低層勞動者無法獲得足夠的勞動收入，進而陷入貧困。
除家庭生活的環境外，家庭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是造成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Bird & Shinyekwa （2005）通過對烏干達不同地區的研究得出，離市中心和超市越近、社區基礎設施越完善、交通越發達、醫療服務水平越好的地區的家庭經濟水平越高。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發達的通信技術更有利于幫助低收入家庭轉變生計策略，良好的醫療衛生服務有利于改善健康水平和預期壽命，減少因病致貧。因此，Ludwig & Mayer （2006）和Jiao et al （2017）的研究都指出，貧困家庭由貧困地區轉移到相對發達地區對年輕的孩子脫貧可能更有利，他們可以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
3.外部沖擊。來自家庭外部的沖擊包括戰爭、暴亂、突發自然災害、流行性疾病和其他影響家庭財富的重大事件等。Bird （2007）研究指出，經過戰爭洗禮后的家庭失去了大量的生產資料和家庭財富，極易陷入貧困。長期的戰爭可能會限制兒童的整體發展，破壞其社會關系，因戰爭而受到創傷的父母可能無法照顧子女或甚至無法謀生，兒童可能會受傷或成為孤兒，無法接受教育甚至無法正常生活，而這些都可能會對父母和子女造成長期的影響，促使貧困在代際間的傳遞。Silove （1999）和Steel （2002）則指出，暴亂也被認為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發生暴亂的地區，成人和兒童均會面臨較大的危險和壓力，甚至受到精神創傷，比如焦慮和抑郁等可能對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長期影響，并使受害者接觸包括艾滋病在內的性傳播疾病。Uppard （2003）進一步指出，長期遭受暴亂等沖擊還會導致家庭成員養成酗酒等不良習慣，更加劇了貧困的代際傳遞。
Punamaki et al （1997）研究指出，貧困家庭的孩子在生活的社區或者學校可能會受到鄰居或同學的排擠與歧視，甚至會遭遇一些暴力事件，經歷過暴力事件的兒童可能會產生心理問題，心理承受能力降低。在巴勒斯坦，遭受暴力事件的兒童更有可能與父母有嫌隙、產生心理問題、認知能力下降。Tomlinson et al （2005）的研究顯示，在開普敦卡雅利沙，經歷過社區暴力的兒童中超過40％患有一種或多種精神疾病。
4.宗教、文化和心理因素。Moore （2001)研究指出，文化對于貧困代際傳遞的影響也頗為深刻，貧困家庭的兒童本身能夠獲取的資源就少，更是缺乏跳出貧困的機會，于是這些家庭的兒童即使有遠大的理想抱負，在缺少條件以及周圍人的日益“同化”之下，他們逐漸降低自己的期望，接受“像我這樣的人”的某些愿望。尤其，在追求理想的兒童經歷了持續失望的情況下，他們會有更低的期望。長期生活在貧困地區的人會自覺將自己代入“窮人”這個角色。BrooksGunn （1997）研究發現，在貧困社區長大的孩子，其認知發展和志向等都會受到極大的限制。貧困家庭的兒童肯定比富裕家庭的同齡人的抱負更有限，或者說談不上有任何抱負。貧困家庭的父母也不會給子女傳遞有助于阻斷代際貧困傳遞的態度，以至貧困狀態繼續傳遞。Horii & Sasaki （2012）研究發現，兒童會觀察與自己同等條件的人的行為，觀察別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更廣泛的機會并目睹了其他人如何做，便會相信他們也可以這樣做。如果兒童發現同伴沒有接受教育，其輟學的可能性會增大，這些代際間和代際內的機制相互加強，會造成嚴重的貧困陷阱。
此外，Corcoran （1995）還研究指出，窮人從社會福利中獲得了不正當的激勵，比如他們不愿意尋找工作獲得低工資，而更愿意享受福利，更有可能會非婚生子，以及有更低水平的理想抱負。于是，他們逐漸形成了懶惰、不作為、無抱負的習慣和認知。但宗教可以幫助貧困人口樹立生活信心。宗教身份作為一個人社會身份的元素之一，與就業、收入等有著密切的聯系。許多國家長期存在宗教沖突，其中，烏干達、印度等國家的宗教沖突覆蓋了種族差異。Ludwig & Mayer （2006）基于NELS數據的研究表明，假設宗教與兒童貧困有著因果關系，那么，八年級學生參加宗教儀式將使他們這一代人的貧困減少9％。
三、貧困代際傳遞的測度
（一）測度方法
1.代際收入彈性。自Becker &Tomes （1979)實證測度美國代際收入彈性以來，諸多學者將代際收入彈性運用到了貧困代際傳遞領域，以父輩與子輩之間的“收入”為代理變量，以代際收入彈性系數測度貧困代際傳遞的程度。
代際收入彈性的基準回歸模型為：
2.轉換概率矩陣法。除通過建立雙對數模型計算代際收入彈性考察代際收入流動性大小外，另外一種較為常用的測度貧困代際傳遞的方法是轉移概率矩陣法。
轉移概率矩陣由俄國數學家馬爾科夫于20世紀初提出，該矩陣最初用于狀態轉移的研究，即指客觀事物從一種狀態轉移到另外一種狀態的概率。運用到貧困代際傳遞的研究中，轉移概率矩陣可以用來測度子代相對于父代所處經濟地位的變化情況。
轉移概率矩陣可表示如下：
將社會收入分為n個等級，通常用行來表示父代的收入等級，列表示子代的收入等級，矩陣內的元素表示代際收入的相對流動概率，矩陣中各元素均非負，且每行元素之和為1。例如，表示父代收入等級為i、其子代收入等級為j的概率。矩陣中主對角線的元素表示子代收入等級相對于父代未發生變化的概率，值越大表明代際收入流動性越弱。特別地，當主對角線的元素位于低收入等級時，值越大則表示貧困代際傳遞程度越高。在對貧困代際傳遞的測度中，我們較為關注的是，對于處于低收入等級的父代，其子代維持在低收入等級或跳出低收入等級的概率。
（二）數據庫與收入變量的選取
早期能夠提供數據供學者進行代際收入彈性測度的數據庫較少，初期的研究多采用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數據庫 （PSID）進行測度，而且一直持續被學者所廣泛使用至今。除PSID數據庫，可供學者們進行研究的數據庫還有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數據庫 （NLS）。數據庫的樣本量也在不斷豐富，從Solon （1992）的348個觀測值到Eide & Showalter （1999)和Cooper （2011)分別使用612個和1424個觀測值對代際收入彈性進行測度。Palomino et al （2018）則使用25258個觀測值進行測度。結果顯示，雖然使用不同數量的觀測值得出代際收入彈性的不同性質，但是對于低收入群體的高代際收入彈性這一觀點，學者們已經達成了普遍的共識。
在收入變量的選取方面，若使用短期收入則會使測量結果產生偏誤，原則上應該選擇整個生命周期的永久性收入進行測度，然而永久性收入的獲取存在困難，于是學者們采用一段時間內收入的均值來替代。Black & Devereaux （2011）和Palomino et al （2018）研究指出，對于子代整個生命周期來說，早期收入偏低，因此，整個生命周期中期的收入是永久性收入的最好代理變量。Mayer & Lopoo （2005）更是明確所謂生命中期的具體范圍應該是30～40歲。Osterbacka （2001）和Bratsberg et al （2007）則認為由于女性收入會受到較多家庭外因素的影響，因此研究多選取兒子的成年收入作為子代收入變量。然而，也有學者分別對不同性別子女的代際收入彈性進行了測度。Mayer & Lopoo （2005)基于1977-2000年的數據測度得出，父代與兒子之間的代際收入彈性均值為0.44，與女兒之間的代際收入彈性均值為0.43。此外，不同研究對父代樣本的選取也不盡相同。Solon （1992）將父親的收入作為父代收入變量；Bratsberg et al （2007）和Palomino et al （2018）等則將父親與母親的收入均納入考慮。
（三）測度結果
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NLS和PSID數據庫測度美國的貧困代際傳遞情況。Solon （1992）基于收入雙對數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變量法實證測度代際收入彈性為0.4。Zimmerman （1992）基于NLS數據，測度得出的代際收入彈性為0.538。Rodgers （1995)基于PSID數據庫，通過構建轉移矩陣對美國的貧困代際傳遞水平進行測度。結果顯示，若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條件沒有改善，貧困家庭子女成年后繼承父母貧困的概率為32%～46%；即使成年后脫離貧困的子女中，也仍然有大約50%的家庭凈收入不及貧困線的兩倍。Palomino et al （2018）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數回歸測度了1980-2010年美國百分位數的代際收入彈性。研究結果顯示，代際收入彈性呈現U型，在第5百分位數為0.7，第10百分位是0.66，這表明在低收入群體中，代際收入的相關性較為明顯，也即存在著貧困代際傳遞，而且父代收入越低，子代越難以跳出貧困。他們認為，之前研究結論的不同是由于其所用觀測值較少。同時他發現，進入21世紀后低收入群體的代際收入彈性在上升。
Dearden et al （1997)研究發現，英國代際流動的程度是有限的。在勞動力市場收入和受教育年限方面，父親和子女之間存在明顯的代際關系。Corak & Heisz （1999）對加拿大的研究發現，代際收入彈性在收入底端最低，呈現倒V型。Osterbacka （2001）對芬蘭的代際收入彈性進行測度得出，貧困家庭的代際收入彈性較低，而富裕家庭的代際收入彈性較高，也即代際收入彈性隨收入的增加而遞增。Saczewska Piotrowska （2016）基于波蘭的面板數據，將收入分為貧困、類貧困與非貧困三大類，通過馬爾科夫轉移矩陣分析得出，農村貧困家庭持續貧困的概率為63.71%，高于城市貧困家庭的持續貧困概率（52.71%）。Corak （2006）對不同國家的代際收入彈性進行比較得出，英國、美國和法國的代際收入彈性較高，是代際收入流動最差的國家，貧困家庭子女大約40％～50％會陷入貧困，在加拿大、芬蘭、挪威和丹麥則大概20％或更低。Bratsberg et al （2007）的研究表明，北歐福利經濟國家的代際收入流動性高于美國等較為市場化的經濟體，尤其對于低收入群體，北歐國家與英美之間代際收入彈性的差異更大。他們還通過分位數回歸法得出，父代收入在最低百分位數的子代成年后收入前景與父代收入在第15~20百分位數的子代非常相似。
基于微觀數據的代際收入彈性法和轉換概率矩陣法是對代際貧困概念的最直接測度，但這一回歸模型最大的弊端在于會出現計量上的“向上偏誤”，后續學者圍繞該方法不斷地進行了計量上的修正。因此，可以嘗試從宏觀層面進行測度，以從更多的視角理解代際貧困問題。Corak （2013）以各國基尼系數為橫軸，代際收入彈性為縱軸得到了著名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基尼系數”與“代際收入彈性”基本成正相關關系（一條直線)，即一個國家的社會不公平程度越高，其“代際收入彈性”越高，代際流動性越低。結果顯示，丹麥、瑞典、挪威、加拿大等高福利國家的代際流動性較大，而發展中國家的代際流動性較小，中國在圖的右上角，收入情況的代際傳遞較為明顯，情況僅僅好于巴西、智力、秘魯和阿根廷。近年來，中國學者也基于1988-2011年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CHNS）數據進行了研究（張立冬，2013；馬文武等，2018）。結論顯示，雖然中國整體的貧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貧困代際傳遞機會基本呈上升趨勢，從空間分布上看，貧困代際傳遞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且農村貧困代際傳遞機會大于城市，城鄉子代貧困機會差距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不斷拉大。
四、貧困代際傳遞的阻斷機制
Hickel （2016）研究指出，1999-2008年全球GDP增長所產生的所有收入中，最貧窮的60%人口只獲得了5%的收入。如果按照這個速度，通過增長消除貧困將需要100多年的時間。Berger et al （2018）進一步研究指出，當前減貧的挑戰是已經經歷了顯著的經濟增長，但生產力增長和勞動力市場參與的成果并未被很大一部分人口享受。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面臨著工資低（且停滯不前）、就業和工作時間不穩定、雇主提供的福利最少、晉升機會有限。特別是黑人，面臨著巨大的勞動力市場壁壘，幾乎無法獲得應有的公共利益。社會經濟地位和種族族裔所帶來的機會和結果的代際不平等以及代際傳遞廣泛存在于跨社區、住房、教育、勞動力市場和刑事司法等系統中，對下一代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對此，Sherman & Trisi （2014）和Ziliak （2015）研究指出，如果反貧困政策越來越多地提供了以工作為條件的福利，那么沒有正式就業收入的家庭沒有資格獲得多種形式的公共援助，特別是現金援助，因此現金收入很少、嚴重貧困或物質困難率很高的家庭比例將增加。綜上所述，這些因素表明反貧困創新是非常有必要的。
從上文對貧困代際傳遞影響因素的梳理可以發現，導致貧困代際傳遞往往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因此，阻斷不利因素的代際傳遞應采取分層次的各個擊破。第一個層次是個人層面，貧困個體首先要有脫貧的愿望和信心，然后才有動力和決心改變家庭內部不利環境。第二個層次是社會層面，負責消除社會排斥問題，包括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以及單親家庭等弱勢群體的被排斥，在一些國家往往與宗教聯系在一起。第三個層次是政府層面，由于貧困個體物質的極度匱乏已經限制了其自身能力的完善和發展，要阻止營養與健康、教育和人力資本、女性就業、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外部沖擊這些方面不利因素的代際傳遞，必須依靠政府公共支出，構建社會安全網。下面將就三個層次的阻斷機制逐一展開。
（一）個體層面
Gugushvili （2016）研究指出，從個人主觀層面考慮，那些延續父代貧困甚至更貧困的個體，他們更容易將貧困視為是由社會不公正等外部性因素造成的，而跳出貧困的個體則將貧困歸因于個人因素，比如懶惰、缺乏意志力等。因此，個人態度對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學會良好的行為習慣，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Schady （2011）也指出，貧困家庭的父母應該加強對子女的早期激勵，要為其樹立脫貧的信心，并為跳出代際貧困而努力奮斗。
首先，家庭可以通過轉變家庭生計策略來實現貧困代際傳遞的阻斷。CPRC （2009）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好的生計策略能夠幫助低收入群體擺脫惡性貧困陷阱，比如農村家庭可以由從事農業活動轉為農業與非農業相結合或從事小型貿易來提高家庭收入。但家庭在通過改變生計策略來提高家庭收入時，可能會遇到進入壁壘，例如，Walelign （2017）在尼泊爾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小型貿易能夠使人們擺脫貧困，但并不是所有貧困家庭都有能力去從事貿易。于是便需要政策干預來降低不同生計策略的進入壁壘，從而為低收入群體擴大生計選擇的范圍，使其能夠通過改變生計策略來跳出貧困。Walelign et al （2019）認為改善貧困家庭生計策略選擇范圍的單一政策是不夠的，需要實施輔助資產保護措施來阻斷貧困家庭再次陷入貧困。
此外，還有學者們倡議要為子女構建健康的家庭結構和家庭環境。針對單親家庭等弱勢群體，Berger et al （2018）的研究直接考慮改變家庭結構。他們回顧了改善避孕方法的可能性，特別是長效避孕藥，以減少意外和非婚姻懷孕，以此改善經濟和社會福祉。對于改變家庭環境，Robertson （2017）指出父母吸煙對子代的影響是長期且不利的，加大了子代吸煙的可能性，損害了子代的健康；并且長期吸煙是代際貧困的一個特征，父母停止吸煙或減少在家吸煙次數能夠有效改善貧困代際傳遞現象。而就酗酒這一不良嗜好而言，Ahern et al （1999）早期的研究建議，通過提高酒的價格改善家庭情況，因為窮人對價格很敏感，提高酒的價格，貧困家庭就會減少酒的消費。Bird & Shinyekwa （2005）則不同意提高酒的價格，因為酗酒者無法在短時間內戒酒，提高酒的價格則會使其在短期內面臨更加貧困的困境。所以，更重要的是個人通過自我努力逐步戒除吸煙和酗酒的惡習，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借助相關社會機構的力量，如嗜酒者互誡協會。
（二）社會層面
和諧文明的社會環境對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有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貧困家庭由于受到不平等待遇與社會歧視，較之非貧困家庭缺少可以跳出貧困的機會以及相關的社會資源；另一方面，貧困家庭的子女由于被歧視，經常會遭受社區或學校同齡人的冷落甚至暴力，被排斥在同齡人的社交圈外，這些可能會導致這些孩子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不利于其日后的發展。因此構建和諧文明的社會環境有利于改善貧困代際傳遞的困境。
法國學者勒內·勒努瓦（Rene Lenoir)早在1974年就提出了社會排斥概念，隨后，歐盟在其反貧困計劃使用了這樣一個概念，訂立了消除貧困和社會排斥的共同目標，并試圖通過社會政策改變社會資源的分配,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參與。2010年6月，歐盟夏季首腦會議通過的“歐洲2020戰略：實現智能、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增長”依舊把消除貧困和反社會排斥定為歐盟在這十年內社會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提出要實現社會融合。Bird & Shinyekwa （2005）提出解決社會排斥問題，減少貧困家庭的恥辱感，消除貧困家庭的經濟參與障礙，提高貧困家庭的自信與社會參與度。長期貧困研究中心也提出要想使長期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必須解決不平等和歧視問題，鼓勵貧困人口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更加廣泛而深入地融入社會。
Bird et al （2005）提出可以通過立法維護弱勢群體 （比如單親母親、殘障人士）的權利，或者借助眾多社會組織的力量減少貧困的代際傳遞。比如就上文提到的吸煙和酗酒問題，各國的癌癥協會（Cancer Society）都在不遺余力地宣傳其對健康的危害。嗜酒者互誡協會也在積極幫助有需要的人戒除惡習。世界銀行（2001）也指出，還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從擴大貧困者的經濟機會、促進賦權和加強安全保障三個方面來形成持續性的減貧動力。此外，一些學者研究了非政府組織的小額信貸項目的扶貧效果，Sendi & Anderson （2009）利用小業主貸款融資項目（SELF)檢驗了坦桑尼亞農村地區小額信貸的扶貧作用，認為SELF項目有助于提升貧困婦女經營小型項目的能力，但從長遠來看對增加家庭財富的作用不明顯。Kotir & ObengOdoom （2009)利用加納西部農戶調查數據分析了小額信貸與農戶發展的關系，認為小額信貸有利于提高家庭生產率和增加財富，但對促進農村社區發展的影響不大。
與此同時，Ludwig & Mayer （2006）研究認為，鼓勵宗教信仰可以幫助父母和兒童改善貧困現狀，父母的宗教信仰可以鼓勵父母以有利于孩子的方式行事，他們的婚姻也會更加牢固，并將宗教態度傳遞給孩子。宗教信仰為兒童提供了一種道德指南針，影響他們的行為，使其遠離犯罪、吸毒和酗酒等其他可能造成貧困的行為。宗教灌輸了良好的職業道德，這使得孩子長大后更有可能獲得并保住工作，提高他們未來的經濟收入，進而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三）政府層面
按照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救濟窮人可提高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增加消費擴大內需，刺激生產，進而實現充分就業。因此，減貧更多的是政府的重要職能，這可以追溯到英國早期的濟貧法。通過政府支出構建起的社會安全網在減貧實踐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Meyer & Wu （2018）等采用2008-2013年美國收入調查數據測算了社會保障（OASDI）、補充保障計劃（SSI）、所得稅抵免（EITC）、補充營養（SNAP）、公共援助和住房援助的政策實施效果。結果顯示，社會保障將貧困率降低了1/3，是其他五種轉移計劃綜合效應的兩倍多。除所得稅抵免外，其他項目都大幅減少了深度貧困（低于貧困線的50%），其中，OASDI項目主要針對貧困的老年人和殘疾人。單親家庭從EITC、SNAP和住房援助中受益更多，但他們仍然相對缺乏安全網的服務，六個項目加在一起只將貧困率降低了38%。因此，要從更深層次、更本質的節點上去減少貧困的發生。
1.優化教育和人力資本投入。在理論上，從舒爾茨到阿瑪蒂亞·森都強調了以教育和人力資本投入來改善和消除貧困。Barham et al （1995)構建世代交疊模型證實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有效途徑，然而貧困家庭由于初始稟賦有限，可能難以支持子女接受教育。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使任何有能力的人得到最佳的教育水平，進而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Solon （1992）研究指出，政府支出是比家庭投資更為重要的個體人力資本積累投資。Cardak et al （2013）采用1968-2005年間美國PSID數據庫父代與子代的配對數據，通過分解代際收入彈性，具體研究了公共政策緩解貧困代際傳遞的機制，研究發現代際收入彈性中約1/3的部分來源于投資，即公共支出政策能夠通過提高貧困個體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式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Strumbos et al （2018）主張建立基于城市大學ASAP模式的國家社區學院模式，該模式為學生提供廣泛的建議、學術、職業和財政支持，同時要求學生在高度結構化的學位課程中全職入學。Holzer （2008）為各州制定了一個競爭性的補助計劃，以實施基于績效的社區大學計劃來改善弱勢群體的學業和就業成果。DuttaGupta et al （2018）主張為低技能工人提供全國在職培訓和補貼就業計劃。以教育減少貧困代際傳遞的可能性已經毋庸置疑，父母接受教育完成人力資本的積累才有能力參與就業市場，通過工作取得收入實現脫貧，從而才有投資子女的教育的條件。越來越多的研究也證實，隨著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對子女的教育投入也會增加。最終，接受充分教育的子女在成年后自食其力，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本文將這一過程簡化為以提高人力資本實現收入提高為目標的閉合路徑。
從圖3可以看到，減貧實踐中接受教育的主體存在父（代）子 （代）關系。因此，1965年美國健康及公共事業部的兒童與家庭管理處組織實施了針對低收入家庭兒童的Head Start項目，協助父母和兒童分享社區資源，促進低收入家庭學齡前兒童的健康發展，協調家庭和社區關系，為父母提供就業機會和支持。這是將幼兒教育與父母人力資本發展結合起來的最初的兩代扶貧概念。但是正如很多人所擔心的，由于父母經濟和能力水平有限，從Head Start畢業之后大部分孩子都就讀于一些教學質量差的學校，原來參與這個早教項目的孩子所獲得的知識經驗及優勢并沒有在日后的成長過程中得到持續發展和體現。針對當前早教項目僅僅為家長提供就業機會而不是人力資本提升，社區大學無法解決就讀學生的子女照料問題，Sommer et al （2018）據此提出了新的兩代反貧困戰略，建議是將原本孤立的Head Start項目和社區大學有機結合起來，有計劃地安排接受早教項目孩子的父母去社區大學接受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培訓，充分發揮早教項目的育兒功能和社區大學的技能培訓和就業指導的優勢，可以簡化過去兩個項目的功能交叉，提高扶貧效率，而且基于兩個平臺的數據分析，對貧困家庭和個體的需求和定位更為精準，也進一步提高了貧困家庭父母的參與度。
2.增加就業且提高最低工資。貧困主體接受教育就是為了就業以提高收入。就業 （尤其是穩定的就業）被廣泛視為擺脫貧困或阻止進入貧困的最可靠途徑之一。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人員Haskins & Sawhill （2009）調查了影響貧困的各種因素，并且估計，如果所有非老年、非殘疾的家庭負責人都是全職工作的，那么有孩子的家庭的貧困率將減少一半。Mc Kernan et al （2009）的研究證實了更高的就業率是家庭擺脫貧困的主要途徑。Berger et al （2018）提議了一項聯邦工作保障方案，建議保證所有美國成年人都能得到全職的貧困工資和福利，并且進一步指出，雖然該提案的成本很高，但也是最具變革性的。因為通過確保就業獲得足夠的工資和福利，許多其他扶貧項目的投入需求將被消除。Dutta Gupta et al （2018）也估算得出，如果每年為240萬參與者提供直接補償的總成本為159億美元的就業補貼，參加者的貧困率將從35%降至20%，深度貧困率將從14%降至4%以下。與影響貧困風險和持續時間的幾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全職工作與較低的貧困率有著最為密切的關系。Romich & Hill （2018）根據美國勞工局2010年3~6月當前人口調查（CPS）年度退出輪換組（ORG）數據，從工資分配的角度研究指出，小時工資在7.26美元到10.15美元之間的小時工，貧困率最高。其中有16.89%的小時工貧窮，另外13.6%的小時工接近貧困。因此，聯邦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已經遠遠低于生活成本，這加劇了美國的貧困和不平等。建議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2美元，并臨時擴大現有的雇主稅收抵免以提高低收入工人的向上流動性。Dube （2018）也認為，平均而言，最低工資增加10%，貧困率降低1.5%。
3.提高貧困兒童的現金補助。幫助貧困兒童脫貧就等于切斷了貧困的代際傳遞途徑。眾多學者在關于美國扶貧政策的反思中指出，當前最底層的家庭所能獲得的援助越來越多地采用實物形式而不是現金形式。雖然這些福利對于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至關重要，但美國極端窮人面臨的一個核心困境是缺乏可獲得的現金收入。越來越多的證據則表明，收入轉移甚至較小的收入轉移都可以改善兒童的健康和發展。Villa （2018）研究指出，青年時期人力資本的增加將導致成年后更高的生產能力，改善兒童早期個體的營養狀況，增加學齡兒童的教育年限，“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CCT）效果明顯。CCT向貧困家庭中的成年人提供現金轉移，條件是他們的孩子保持上學出勤率和健康檢查。迄今，在拉美以及亞洲等地區，超過1億貧困家庭參與了這些計劃。從長遠來看，向有孩子的家庭轉移支付也可能通過促進教育、娛樂、減少犯罪、減少無家可歸和提高勞動力市場生產力來降低社會成本。Shaefer （2018）研究指出，在兒童免稅的情況下，福利通常隨收入增加而增加，而且他們的一年一次的支付計劃很難適應越來越多的家庭每月收入的不穩定。因此，建議用每月通用兒童津貼取代兒童免稅和兒童稅收抵免，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包括最脆弱的家庭）提供定期、可靠、每月現金津貼和最低收入。普遍兒童津貼將為最脆弱的家庭甚至是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現金來源。
五、總結
子女不斷重復父母的貧困境遇，貧困階層之所以長期不能脫貧，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本文以家庭為單位將影響貧困代際傳遞的因素劃分為家庭內部因素與家庭外部因素，繼而根據這些因素總結出針對性的扶貧方案，構建多層次的扶貧體系。通過對多年扶貧實踐的反思，學者們更多強調的是貧困主體之間的聯系和扶貧政策之間的互通。在社會安全網充分的前提下，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核心，父代通過接受教育取得就業機會，輔之以最低工資和就業補助確保其就業收入可以幫助其完成脫貧。父代收入的提高為子代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質基礎，政府配套以兒童津貼等現金補助，為進一步確保子代順利完成人力資本積累，從幼年就降低其能力貧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當前對代際貧困的原因和機制的研究已經較為全面和系統，但在測度上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拓展。一方面，當前的研究都是基于家計調查的微觀數據進行測度，其最大的弊端是在計量上存在向上的偏誤，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是否可以擴展到宏觀層面進行測度。另一方面，教育的剝奪與受教育水平的代際傳遞問題還未能定量測算。正如2006年11月30日據英國《獨立報》報道，由于英國兩極分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布萊爾想擴充進入大學學習的貧困家庭學生數量的計劃也將面臨失敗。最新的美國名校的招生丑聞等事實也說明，雖然以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已經能夠達成共識，但是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將成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瓶頸，必須對此加以測度和考量。
我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連續6年平均每年減貧1300多萬人，2020年將完成脫貧攻堅戰，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徹底解決中國千百年來沒有解決的絕對貧困問題。但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地位并沒有改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相對貧困還會長期存在，減貧在中國還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雖然我國整體貧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貧困代際傳遞機會呈現上升趨勢，并以中西部落后地區尤為明顯，且農村子代貧困的機會要高于城市（盧盛峰、潘星宇，2016；馬文武等，2018）。為此，2018年，教育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印發《深度貧困地區教育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年）》（以下簡稱《實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實現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保障各教育階段建檔立卡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全程全部資助，保障貧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學，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更多建檔立卡貧困學生接受更好更高層次教育，都有機會通過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或職業培訓實現家庭脫貧，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脫貧攻堅的能力顯著增強。從《實施方案》的具體內容可以看到，我們目前依舊是停留在提高貧困主體受教育年限的階段，已經從義務教育擴展到學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教育質量問題還沒有提及。而接受低質量教育終將形成“教育機會不均等——教育水平質量較低——就業市場上競爭力較低——世代較低收入水平”的路徑傳遞，這也是相對貧困中的教育相對貧困。此外，《實施方案》在學前教育中只是明確省級統籌學前教育資金向“三區三州”傾斜，但學前教育其實是整個教育體系的短板，即使在發達地區，諸如北京地區，公立幼兒園也是一位難求，私立幼兒園爆出虐童事件。因此，對貧困兒童，除了享受社會救助中的特困人員供養以及教育救助，還應借鑒國際經驗，設立專門的婦女兒童救助計劃，為低收入家庭的婦女提供生育津貼及分娩前后服務，為有兒童的低收入家庭發放兒童營養必需品，提供兒童照護服務。
作者簡介：劉新波，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文靜、劉軼芳，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動態》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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