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戰“疫”對廣西戰“貧”的影響及若干建議
中國扶貧發展中心 廣西社會科學院聯合課題組
【內容提要】本報告是“新冠肺炎疫情對廣西‘三農’影響”聯合調研組的專題成果之一，主要側重于對貧困戶收入、產業扶貧、公共服務、心理影響、穩定脫貧等關鍵領域受沖擊狀況進行評估。經研究分析，調研組認為：應客觀全面看待此次疫情對廣西脫貧攻堅的影響，總的看來影響屬局部性暫時性，不會改變廣西脫貧攻堅總體進程，但疫情所帶來的嚴峻挑戰和壓力不容忽視，應抓住戰“疫”釋放的政策紅利、要素轉化等“利器”，盡快補齊關鍵領域突出短板，轉危為機，為打贏戰“貧”硬仗、提高脫貧質量、鞏固脫貧成果奠定堅實基礎。
為密切跟蹤此次疫情對廣西“三農”的影響狀況，中國扶貧發展中心、廣西社會科學院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對廣西‘三農’影響”聯合調研組，于2020年2月15日完成了線上問卷調查，廣西全區共有1778位農戶參與了問卷調查（其中建檔立卡貧困農戶938人），樣本量覆蓋全區14個地市；同時，課題組還對基層干部、第一書記、農業企業家和小農戶等30余人展開了深度訪談。本報告作為課題組調研的專項成果之一，主要基于問卷統計數據和焦點訪談素材的整理挖掘，側重于對貧困戶收入、產業扶貧、公共服務、致貧返貧新風險等關鍵領域受沖擊狀況進行評估。現將主要調研結果分析如下。
一、對貧困戶收入來源的結構性影響明顯，需防范收入回落的傳導風險
（一）貧困戶收入來源受結構性沖擊明顯
調查結果表明，貧困農戶兼業化特征明顯，外出務工（58.42%）、種植業（38.27%）和養殖業（17.38%）構成貧困戶三大主要收入來源，如圖1所示。
經分層研究發現，在此次疫情的沖擊下，貧困農戶收入普遍受到沖擊，不同收入來源受到的結構性影響顯著，主要表現為工資性收入呈現困境化沖突、經營凈收入受損明顯、轉移凈收入保持基本穩定等特點。
值的注意的是，在這一特殊階段，貧困戶工資性收入陷入困境化處境，對貧困戶脫貧摘帽的負面干擾較大。調查數據顯示，從主要收入來源上看，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主的貧困戶比例，比非貧困戶比例高出17.47個百分點。而當前，貧困戶的就業復工率（含部分復工和全部復工）僅為15.64%，比非貧困戶的復工率低了15.62個百分點，詳見圖2。
由此可見，在停工潮一時難以恢復的特殊時期，與普通農戶相比，人力資本處于弱勢的貧困戶收入的困境化矛盾更為突出，表現出工資性收入貢獻率最高和當前復工率最低的明顯反差，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同時，貧困戶家庭經營收入受損明顯。據廣西區統計局資料顯示，2018年廣西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2435萬元，其中，第一產業經營凈收入達3961元，占經營凈收入的73.5%，對廣西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貢獻率達31.9%。此次受疫情沖擊較大的柑橘、養雞業等傳統種養業，在相當一部分貧困地區作為主導的扶貧產業，覆蓋眾多貧困戶，由此對貧困戶的打擊不容忽視。
此外，貧困戶的轉移凈收入基本未受影響。轉移性收入比例較高的群體，主要為深度貧困地區的部分人口和一般地區的老弱病殘等特殊困難群體。這說明，一方面，上述群體作為脫貧攻堅最難攻克的貧困堡壘，其兜底收入的相對穩定，有利于脫貧攻堅目標的如期推進；另一方面，需要關注因疫情帶來的食品、生活用品物價上漲，對這一群體實際收入的抑制。而物價上漲對貧困戶的沖擊較大，這一狀況在我們的調研中也得到了驗證。調查結果顯示，32.94%的貧困戶認為“日用品價格上漲太多，難以承受”，比非貧困戶高出了7.81個百分點。
（二）對貧困戶收入預期的基本研判
1.總體上看，貧困農戶短期增收面臨較大壓力，但在國家經濟基本面長期穩定、戰“疫”投入更多向貧困地區傾斜、經濟社會提振政策密集出臺等利好的驅動下，貧困戶收入增長仍保持持續穩定向好的基本面。
2.貧困農戶對全年預期收入信心不足所帶來的預期困境，極有可能加劇其發展動能的不足，成為影響增收的消極因素。
如圖3所顯示，分別有27.54%、15.51%、10.58%和8.55%的貧困戶判斷，今年自己的家庭收入將比去年減少50%以上、30-50%、20-30%、10-20%；僅有6.66%的貧困戶認為，今年收入基本不受影響或略有增長；而另有31.16%的貧困戶選擇了“無法判斷”，其謹慎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迷茫徘徊的心態。
3.貧困農戶為化解疫情沖擊，做出調整當下生計方式的考慮，是對擺脫貧困性累積機制慣力的能動性反應，所釋放出來的樂觀信號，為政策設計提供了“當事人”的視角參考，政府部門應對此做出積極回應和引導。
圖5表明，32.75%貧困戶考慮在疫情后調整自己未來的種植（養殖）方向。
二、對農村產業沖擊程度各異，調整產業結構、培育可持續發展能力尤為迫切
（一）農村一二三產均受影響，旅游、餐飲、扶貧車間等受損最為嚴重
從一產看，影響主要集中在柑橘等季節性果蔬、禽業養殖等領域。廣西貧困地區農村產業多為傳統性種養產業，尤其是受此次沖擊較大的柑橘、雞禽業等農產品，正是很多貧困地區縣級“5+2”、村級“3+1”扶貧產業中的主導產業。以D縣為例，2019年，全縣共有114個雞禽養殖場，養殖規模達180萬羽，共有4個繁育場，年產雞苗500萬羽以上，輻射帶動全縣40%以上的貧困戶。受交通中斷、市場超市關閉、餐飲業歇業、活禽暫停銷售等疫情防控措施影響，養雞業一度出現斷崖式行情，該縣雞禽產業也因此幾近“冬眠”，肉雞被迫壓欄、雞苗被迫填埋、孵化被迫中止，甚至出現局部拋售現象，100元4只雞、100元6只雞的行情，使貧困養殖戶受到很大影響，脫貧摘帽壓力加大。
從二三產看，沖擊主要集中在旅游、餐飲、商貿零售、電子零配件加工等行業，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帶貧益貧效能力短期受限。據廣西區文旅廳資料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區鄉村旅游、農家樂預計減少接待游客1775萬人次，減少收入15.56億元，預計同比下降均超過50%以上。據廣西區扶貧辦資料顯示，河池市作為廣西脫貧攻堅任務最艱巨的地區，截至2019年底，全市已建設就業扶貧車間521個，其中工廠型、居家式就業扶貧車間約占47%。目前，以電子零配件加工、制衣加工等工業鏈條末端產品為主的工廠型和居家式車間基本“停擺”，直接影響了約2.1萬就業人口的短期收入，其中包括了近2300名貧困人口，這些貧困人口絕大部分為城鎮化安置的易地搬遷貧困人口，非農務工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外出務工受阻和“家門口”就業難的雙重擠壓下，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剛剛離土進城安置群眾的生計脆弱性。
（二）對農村扶貧產業發展的基本研判
1.總體上看，疫情突襲加大了產業扶貧的壓力，但也帶來了新一輪的發展契機，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培育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大意義更為凸顯
2.突如其來的疫情進一步暴露了廣西產業扶貧存在的沉苛積弊，必須全面加以審視反思，聚焦弱項短板，創新突圍路徑，才能為脫貧攻堅提供更加強有力的支撐
我們認為，“同質化”與“規模化”中間，相隔只有兩個字，那就是：市場！一方面，由于貧困地區產業發展條件的高相似性，帶來了產業選擇的高趨同性，從客觀上加劇了貧困地區產業的同質化挑戰。另一方面，扶貧產業長期以來存在盲目的規模偏好，加上缺乏龍頭品牌企業強有力的帶動，從而在市場“利刃”下，片面的“數量至上”未能有效轉化為培育貧困地區農產品區域性公共品牌的資源優勢。
3.需要在產業扶貧中，給予貧困地區小農戶更務實更精準有效的發展扶持
在疫情影響下，貧困地區小農戶的脆弱性進一步凸顯，如果不能及時為柑橘、禽業等受創較大的種養農戶提供更精準的務實扶持，不僅會影響相關扶貧產業的提振，而且更重要的是，極易使一些有勇氣試水市場經濟的致富帶頭人，被動從“商業小農”的邊緣退回到低收入、低產出的“自然小農”模式，甚至引發某些扶貧產業向自給性生產方式退化的逆向調整風險。
三、對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考驗加劇，補齊短板對提高脫貧質量尤為關鍵
（一）醫療教育供給痛點猶存待解
從農村醫療衛生看，鄉村醫療條件落后與村民科學衛生素養缺乏并存的矛盾亟待化解。據調查顯示，此次疫情，家里“備有口罩”的貧困戶比例（30.11%）比非貧困戶低11.56個百分點，而“想備，但買不到”的貧困戶比例比非貧困戶低15.52個百貧點。這說明，貧困戶對疫情的認知程度和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均滯后于非貧困戶。在多數貧困戶認知不甚理想的情形下，村醫作為醫療體系深入到基礎社會的觸角，在疫情防控中理應成為專業性和權威性力量。但廣西多數農村村醫建設配置嚴重缺位。以T縣為例，截至2019年6月，該縣167個行政村共有現任在崗村醫325人，每個行政村平均擁有村醫1.95個，村醫“以一看百”、“以一看千”的現象十分普遍，同時村醫老化狀況十分嚴重，30歲以下的村醫僅有17人，僅占5%；41歲以上的村醫占比高達76.66%，其中50歲以上的村醫達40%。一旦出現疫情等公共衛生應急事件，如此薄弱的鄉村醫療衛生體系，何以堪重負？
從農村義務教育看，停課不停學進一步挑戰貧困鄉村義務教育短板，同時疫情對控綴保學有所沖擊，應及時加以應對。疫情當前，通過互聯網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學資源，是一個不錯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但這一選擇在貧困鄉村面臨諸多實施困境，網課硬件條件有限、網絡信號傳輸不穩、家長教育觀念落后、孩子學習習慣長期缺乏引導等因素疊加，使得我們所訪談鄉村的網課開設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二）對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基本研判
1.農村公共服務建設質量關系到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直接影響著全面小康社會成色。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及多項政策措施的出臺，將更有力地推動公共服務下鄉下沉，助力廣西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
2.應抓緊總結和評估廣西脫貧攻堅以來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政策體系和地方實踐經驗，探討這些特惠性政策向常規性、普惠性政策轉變的可行性、銜續性，為后小康時代儲備相關政策。
3.醫療教育突出短板，最大的制約在于人才。因此，應把人才政策的有效創新創設，作為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一個最關鍵的環節。
四、疫情帶來的影響是制約今年脫貧質量的最大因素，需在構建防貧長效機制上下功夫
（一）應謹慎對待“戴帽”又“戴罩”的憂慮心態
如圖6所示，分別有61%的貧困戶擔心受疫情影響難以脫貧或有可能導致重新返貧，（即“非常擔心”和“比較擔心”兩者合計）達61%，，可見，6成貧困戶對實現脫貧致富表現出一定的悲觀傾向，而持樂觀態度的群體（即“不太擔心”和“不擔心”兩者合計）僅為18%。
顯而易見，在貧困文化代際傳遞、市場經濟“現代性”缺失以及貧困性累積機制等復雜因素制約下，相當一部分風險抵御能力本就弱勢的貧困戶，對疫后期的心理預期表現得更為脆弱，內生動力受挫，對穩定脫貧致富信心不足。此外，疫情的沖擊還有可能導致極少數貧困戶“等靠要”思想的加劇，極易給戰“貧”工作造成“破窗效應”，其他貧困戶甚至會受此影響滋生出“戴帽”又“戴罩”的心理。為此，如何恢復貧困戶信心，必須下足“繡花”功夫。
（二）對受疫情影響的貧困戶心態等相關研判
1.疫情是影響今年脫貧質量的最大制約，除關注疫情帶來的貧困戶收入風險、產業沖擊、醫療教育挑戰等影響外，對疫情引發的憂慮心態同樣應給予謹慎關注。
2.對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非貧困戶邊緣群體要及時納入政策扶持范圍，在戰“疫”中更應注重糾正幫扶資源集中過量向貧困戶輸送所形成的“懸崖效應”。
3.在原發型積累性絕對貧困即將全面“清零”的關鍵時刻，需要同時銜續解決受疫情等沖擊型風險導致的次生型新增性相對貧困，并不斷探索和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五、化危為機，攻克貧困最后堡壘的具體建議
建議一：用好用足國家各項政策
近段時間，中央及各部委先后密集出臺了非常有份量的政策“抗疫包”，比如，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國務院扶貧辦或聯合相關部門,或單獨下文印發的相關文件已近10項，這對貧困地區而言，無疑帶來了一場“及時雨”。為此，廣西應結合原有政策，善用戰“疫”利器，打好戰“貧”組合拳，做好銜接與落實工作，進一步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結合、鞏固成果與提升水平相結合、重點突破與全面統籌相結合、扶貧防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等方面提高反貧治理效能，把疫情對脫貧攻堅的影響降到最低，保障廣西貧困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
建議二：以穩崗穩產破解貧困農戶收入預期困境
針對疫情帶來的就地就近務工需求上升的契機，加強對在家貧困外出務工人員的就業扶持，在脫貧攻堅項目建設、扶貧車間復工復產、農業春耕專業化服務、衛生防疫公益崗位等方面，有效吸引貧困勞動力就地就業創業；同時，用足用好中小企業復工復產扶持政策，進一步鼓勵區內企業吸納貧困人口就業，以此為契機破解近年來南寧等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用工緊張難題。深化粵桂扶貧勞務協作機制，提升對粵復工復產的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進一步強化用工信息發布、點對點出行等服務，落實好赴粵務工人員的交通補貼和穩崗補貼等扶持政策。同時，引導貧困農戶和各類經營主體有序抓好春耕備耕，保障生產農資供應，發揮各級供銷社、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在測土配方施肥、統防統治、代耕代種等社會化服務中的作用。
建議三：加快推進扶貧產業突圍進階
創新扶貧產業益貧帶貧模式，結合廣西大健康產業等重要戰略，瞄準疫情沖擊下的逆襲產業和業態，以中藥材種植、康養保健特色農產品等為突破口，引導貧困地區因地制宜做好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文章。針對在旅游扶貧基礎較好、此次疫情中受損嚴重的貧困縣（村），制定“一縣（村）一策”旅游振興扶持措施。對受疫情沖擊較大的龍頭扶貧企業和合作社在復工補貼、信貸扶持、稅收減免等方面實行優先政策。
建議四：加強農產品產銷精準對接
在科學防控前提下，盡快恢復全區農產品產銷各環節的有序暢通。探索農產品物流扶持機制，對承運企業或個人給予補貼。創新線上線下銷售渠道，與阿里巴巴、拼多多等網絡電商合作，開設“抗疫農貿專區”，加強對滯銷農產品的消化轉化。立足市場需求與扶貧產業的聯結共建，支持引導有意愿的各地市和區內外有實力、有誠信的龍頭企業開展消費扶貧行動創新試點。強化貧困地區冷鏈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
建議五：完善農業保險制度
針對因疫情出現較大發展困難的區域性扶貧主導產業，探索設立大災保險基金，建立完善農業保險大災風險分散機制，積極申請把廣西納入國家開展農業大災保險、完全成本保險試點范圍，持續增加農業保險險種持續，促進農業保險覆蓋面有效提升。
建議六：補強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短板
優化教育資源布局，有序引導教育資源合理適度向縣城集中，支持城市優質學校因地制宜在貧困地區布局分校，推動“雙師制”等模式有效落地，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共建共享。推動醫療資源和服務下沉，在全區推廣北海、百色鄉村醫生“鄉聘村用”成功經驗，在轉變村衛生室管理模式、轉變鄉村醫生身份、提高鄉村醫生待遇、建立鄉村醫生社會保障機制等方面取得突破。
建議七：探索建立動態監和防貧機制
對因疫情影響失去收入來源、生活陷入困境的貧困群眾和特殊困難群眾，落實好臨時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建議在全區設立村級防貧監測員（可考慮由村級信息員兼任），對受疫情及疫情次生災害影響較大的非持續穩定脫貧戶、非建檔立卡低收入戶，乃至因疫情遭遇重大變故、突發致貧的非貧困戶群眾，進行動態監測預警，密切關注以上重點人群，創新設立“防貧基金”，探索建立梯度救助制度。
作者簡介：黃承偉 中國扶貧發展中心主任；劉東燕 廣西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長。（執筆人：劉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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