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關于如何推進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有很多觀點和想法，提出很多模式，在討論中國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很多具體政策措施之前，我們最好先要正視兩個現實，清醒認識這些現實給我們鄉村治理現代化帶來的挑戰。
一是農村社會常住人口老齡化和素質低的現實。中國農村常住人口老齡化比中國社會整體呈現的老齡化更嚴重。根據2019年統計公報，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中國農村常住人口56401萬人，戶籍人口79020萬人。依據2018年人口抽樣年齡結構分布測算，農村戶籍人口中0~19歲人口為17342萬人，45歲以上32702萬人，這兩個階段人口合計50044萬人。我們粗略地認為農村常住人口主要是這兩部分人，他們合計占農村常住人口887%，遠高于全國總人口633%的比重。同時45歲以上的中國農村戶籍人口不僅是中國整個社會，也是整個農村社會中人口素質最低的部分，主要是以文盲和小學畢業為主。優秀人才的流失、大量低素質人口的沉聚嚴重阻礙各項工作的開展，使中國延續千百年的文化傳統和治理模式失去基礎。
二是未來30年中國農村社會斷崖式萎縮的現實。伴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繼續深人，現在0~19歲的農村戶籍人口，無論他們是出生在農村還是城市，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會在城市生活，不可能留在農村。未來30年，按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人口預期壽命，45歲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將基本離世。現在20~44歲的農村戶籍人口，是目前農村在城市務工的主力，按目前城鄉融合的發展趨勢，他們大部分也會留在城市。這樣，在這30年內，中國農村常住人口將快速下降，到2050年中國的農村社會將巨幅縮小，這一現實我們必須面對，今天我們的很多投入和制度，隨著人口的減少，大量鄉鎮、村屯的消失將變得毫無意義。
這樣的現實，使中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工作面臨諸多挑戰。
挑戰一：能否建立人口的雙向選擇機制，順利實現農業生產者新老更替，在農村社會大幅菱縮的條件下，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既是挑戰，也是檢驗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成敗的根本標準。
按照現在情況，既使國家不干預，中國農業從業者也會實現新老更替，老年人離世土地無法耕種，必然流轉，隨著人口減少，土地必然集中，實現由市場機制主導的硬更替。關鍵問題是，我們能否承受這一過程對農業資源的破壞，對國家糧食安全的威脅，能否實現人民需要的農業現代化。
農業是一個非常需要專業技術知識的行業，之所以存在農業供給側問題，農民生產出來的人民不需要，人民需要的高質量農產品農業生產不出來，主要因素就是現在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年齡大、素質低，只能簡單粗放地開展農業生產。中國始終沒有培養出來一支懂得專業技術的職業農民隊伍。農業始終是由社會素質最低的那部分人從事，如果我們還延續這一現狀，任由化肥、農藥的濫用，我們國家的農業資源將受到徹底破壞，農業供給側問題將得不到解決，中國的糧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也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的農業現代化。
這一挑戰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能否建立可持續、全覆蓋的農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使低素質的農民盡快順利退出農業生產。隨著城鎮化，兒女們進城安家，傳統的家庭養老、以地養老受到沖擊，老年農民頑強地生活在農村，既阻礙土地集中、又阻礙科技進步。只有建立真正有效的農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他們才能有經濟能力融人兒女在城市的生活，可以完全脫離農業生產。二是能否建立有利于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制度體系。在現在環境下沒有幾個青年農民樂于從事農業生產，很多都是被迫回農村，內心仍有一顆到城市的心，他們不會安于農業生產。現實也是這樣，農業生產枯燥、農村年輕人越來越少，娶妻生子、子女教育、業余生活都受到極大限制，更主要的是從事農業生產的風險和收益難以對應，和城市務工穩定的收人相比還是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們要建立完整的制度，使更多有知識的年輕人選擇農業、從事農業、安于農業享受農業。
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不僅是硬件環境優越，社會監督管理手段先進，主要應該是農民的現代化，應該是對農民選擇權和發展權的尊重和實現。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單向被驅趕的過程。鄉村治理現代化達到的狀態，應該是為農民創造可以選擇的環境和狀態，農民可以進城務工，而且在城市受到公平對待，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教育、醫療、養老待遇；農民也可以選擇留在農村，并且也能獲得足夠的收人和體面的社會地位，享受和全社會一樣的教育醫療、養老待遇，子女也能享受到足夠的教育和關懷。這樣就會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最優配置，通過制度供給實現足夠數量的優秀青年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中國農業才有處于世界先進水平的可能，中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工作才能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
挑戰二：能否化解大量既得利益者對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阻礙。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全國有3萬多個鄉鎮50多萬個行政村，工作在鄉村的行政事業編制人員上千萬，過去70年他們為國家的發展，維護國家在鄉村的管制起到巨大的歷史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新的時代已經要求他們從管理者向服務者轉變，但他們能否順應時代變遷實現職能轉變，并且隨著農村社會的萎縮，減少規模，這才是鄉村治理現代化最難啃的硬骨頭。
廣大基層干部一方面承擔城鄉各種社會矛盾的化解，維護為城市經濟發展服務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通過在二元體制內游走獲取工資外收入，他們及依附于他們的利益分享者已經成為鄉村政治經濟文化規則的主要參與者，他們的活動嚴重弱化了國家涉農支出績效，同時也是很多矛盾的策源地。
這一挑戰要求我們，正確區分哪些政策是尊重實現農民選擇權，真正能夠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政策，哪些政策是維護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政策，還要適時克服各種阻力推出這部分人員的退出機制。
挑戰三：能否克服各種不具普遍意義的思想理念和實踐的干擾，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現代化道路。中國社會復雜多元，中國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70年，建立在各種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鄉村治理實踐異常豐富，今天中國的鄉村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各種思想傾向萌生。我們不能否認各種嘗試，但很多已經經過歷史檢驗行不通，長期實踐惡果叢生的錯誤的思想觀念和模式，仍然大行其道，誤國誤民。這里僅舉一例：農業合作化。
農業生產本身的特點決定，農業合作化只能小范圍，低層次開展，不具普遍意義。農業生產是人的主觀勞動和動植物自然生長過程的統一，勞動成果不僅取決于勞動者的努力程度，還取決生長過程中所處的自然條件，勞動成果很難和勞動者的勞動一一對應。勞動成果少，很難確定是人的努力程度不夠還是自然條件不夠造成的，這一現實決定農業生產很難以合作化的方式組織生產，每個參與者的努力程度的差異，不會在成果分配時體現，最終大家都不會努力工作。
社會主義國家農業合作化的歷史也說明它不是一種現代化的組織形式。我們黨的合作化理論來自于列寧的實踐。列寧在1921年提出合作化思想，是在蘇聯農村開展社會主義失敗后不得已的選擇，這一形式既能實現對農民的管制，又能夠尊重小農的意識水平。后來介紹到中國被毛澤東同志采用，作為農村未來的發展方向。土地革命徹底結束后，中國產生2億多戶小農，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被推翻，大量的小農存在，無法和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戰略相銜接，無法實現按著國家要求向工業和城市發展輸送低價糧食和有序流動的勞動力，國家開展合作化運動，進而推進人民公社運動，試圖把整個鄉村納入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中來，實現對農村的管制。由于大躍進的失敗，我們黨及時調整政策，實行農民的集體所有。這一歷史過程說明中國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不是中國農業內生的，是外生的，那些還繼續主張：農村走合作化道路，把農民集中起來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是徒勞的，只能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浪費資源。
中國已經進人新時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一萬美元，困擾中國幾千年的溫飽問題得到根本解決，這一新時代為我們徹底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創造堅實物質和實踐基礎，創造很多難得的歷史機遇。
機遇一：國家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堅實財力保障。首先，國家財政實力大幅提升，為開展大幅度制度創新，實現城鄉融合提供空間。現在涉農支出“小散亂”，每年3萬多億的涉農支出被條塊分割，修修補補的改革已經難以撼動各方利益。一方面說明改革艱難，各方利益難以達成一致；另一方面也為開展大幅度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可能。其次，民間資金充裕，為農業現代化建設提供資金保障。改革開放40年，中國積累大量財富，這些資金只要渠道暢通、體制機制有保障就會流入三農，為農業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資金支持。
機遇二：技術上變革，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技術保障。首先，農業本身的技術變革，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為在從業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下，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可能，育種技術，種植技術、大型新式農業機械的廣泛采用，大大提升單戶農民的耕作能力，使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大幅減少，農業產值仍然實現增長。其次，非農技術在農業的廣泛應用，為在現有產權制度下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可能。例如地理信息系統的廣泛使用，不僅為農機的精準耕作提供技術支持，也為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各種分立組合創新提供可能。
機遇三：絕大部分農戶已經從生產單位逐漸轉變為核算單位，為開展大規模制度創新，打下堅實組織基礎。我們現在三農方面的改革創新，最擔心的就是是否會影響農業生產，影響糧食產量，影響農村穩定。實際上隨著農業機械的普遍使用、勞動力成本的提升，絕大多數農戶已經從生產單位轉變為核算單位，農戶只負責決定由誰來播種、除草收割，生產和經營已經分離。即使我們開展制度創新，并不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只是農戶在經濟上的利益分配。只要我們堅定的維護農民利益，就能夠實現改革過程的平穩有序。
機遇四：農村人口老齡化即是挑戰也是機遇。首先，隨著老年人逐漸退出農業生產，為在現有產權制度基礎上實現生產要素的集聚提供了可能。現在阻礙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農戶承包土地細碎化問題會逐漸得到化解。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無力開展農業生產，只能把土地轉包。隨著農村老齡化的日益嚴重，土地集中將是一個內生過程，即使我們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的性質，隨著人口的減少，土地也會集中。其次，隨著農村規模的縮小，農村會多出很多資源。大部分農村宅基地、鄉村道路都會轉化為耕地，增加全國的耕地數量，提高中國農業的產量。
只要我們認清歷史現實，直面各種挑戰，打破阻礙改革的各種利益藩籬，開展制度創新就能夠抓住機遇，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就能夠實現2050年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博士后、吉林財經大學稅務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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