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殊的農情以及豐富的實踐探索，決定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研究應該能夠做出特殊的理論貢獻，并形成和確立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話語體系與話語地位。本文首先基于研究對象（農業、農村、農民）性質的差異，分析了“三農”研究話語表達所存在的描述現象化、議題離散化與分析碎片化問題；然后，通過文獻計量回顧了“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演變軌跡及階段性特征，揭示了“學術繁榮”背后所存在的不足；接著，通過對“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現實進行反思，從研究邊界與知識分工的角度，闡明了農業經濟學與農村經濟學的話語定位。本文認為，“三農”問題研究及其經濟學話語體系構建，必須高度重視科學問題導向與研究范式。提升中國“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需要從本土化與國際化、歷史遺產與現實價值、情境依賴與知識創造、反常現象與獨辟蹊徑、學術規范與思想碰撞等方面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關鍵詞：“三農”研究; 話語體系; 農業經濟學; 農村經濟學; 研究范式;
中國改革開放所創造的“中國奇跡”與“中國道路”，受到了世界范圍內廣泛且持久的矚目。改革開放起源于農村，農業的增長、農村的轉型與農民的貢獻，支持了中國的重新崛起。4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也深刻改變了中國的農業農村面貌。總結和探索豐富的社會實踐，深入推進“三農”領域的學術研究，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是人口大國，是農業大國，更是小農大國。農業大國的歷史沉淀、“大國小農”的運行邏輯、農村發展演化的內在機理，能夠為“三農”經濟學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鮮活樣本。不僅如此，中國幅員廣闊，地域差異明顯，鄉土文化豐厚，發展形態多樣疊加，改革試驗推陳出新，開放格局不斷擴展，這些能夠為“三農”經濟學研究提供層出不窮的重要命題。立足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講好中國故事，有助于中國經濟學家在檢驗、拓展、豐富乃至于創新經濟學理論方面做出獨到的貢獻，為構建有中國特色“三農”問題研究的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尤其是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并確立其話語地位提供契機。鑒于相關討論甚少，本文拋磚引玉，希望引發學界同仁的重視與思考。
話語是人類交往的重要方式。話語體系是交往主體通過系統的語言符號并按照一定的內在邏輯來表達和建構的結構完整、內容完備的言語體系及其內含的理論知識體系（郭湛、桑明旭，2016）。但是，由于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者在問題性質上的差異，“三農”研究表達為不同學科維度的話語體系；“三農”對象的異質性以及科學研究范式的缺乏，也使得“三農”經濟學研究未能形成恰當的知識分工與話語體系。本文試圖分析中國“三農”研究在經濟學話語表達方面存在的問題，厘清農業與農村經濟學的知識分工與話語定位，闡明提升“三農”研究經濟學話語地位的努力方向。
一、“三農”問題：對象性質與不同的話語表達
中國將農業、農村、農民統稱為“三農”并正式見諸報刊始于1992年，將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總稱為“‘三農’問題”則可追溯到1994年（葉敬忠，2018）。農業的產業特性、農村的地域特性與農民的職業特性，決定了“三農”問題的特殊性與長期性。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的不同階段都有其特定形態的“三農”問題。但“三農”問題突顯于中國，則與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實施工業化“趕超戰略”以及“大國小農”的特殊性緊密相關。特別是1984年之后出現的農產品賣難、農民負擔加重、城鄉差距擴大等問題，使得“三農”及“‘三農’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重大話題。
（一）對象性質及其話語特征
農業、農村、農民，是三類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研究對象，但對象特征的不同與問題性質的差異，為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與話語表達提供了廣闊空間。
第一，農業活動最原本的特點，是通過利用有構造的生命自然力進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動（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1984）。農業的一些重要特性，例如農產品生產的生命連續性、農業活動的季節性和地域性、農業土壤及其肥力的有限性、自然影響的不確定性、農產品的鮮活易腐性、農業活動的綜合性與多樣性等，決定了對農業問題的研究不僅能夠形成農學、生命科學、生態與環境科學等眾多的自然科學與工程科學，而且能夠形成農史、農業思想史、管理學、經濟學等人文與社會科學。作物類型及產品特性不同，其受國家管制或課稅的可能程度不同，亦使農業成為人類學、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話題（Scott,2017)1。
第二，傳統村莊是農民的聚集地，它既是一個地理概念、區域概念，也是一個職場概念，還是一個社會概念。廣義的農村，不僅包括鄉村與集鎮，甚至包括“農村之首、城市之尾”的縣城。當下而言，中國的農村更是一個復合的政治經濟概念。由于對象特征的復雜性，農村成為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法學、管理學、經濟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對象，因而形成了關于農村的不同學科分支、學術流派與話語體系。
第三，在多數國家，農民是指一類以農業為職業的行為主體，但在當今中國還包括與農業職業無關卻與農村身份相關的行為主體。在家庭承包經營與自由擇業的情形下，農民事實上已經扮演著多重角色，例如農場企業家、要素（土地、資本、勞動）供給者、消費者以及社區成員。由此，農民的行為選擇的確不是純粹的經濟行為。由于角色多重并面臨著多重風險，農民的行為目標涉及經濟目標、安全目標、社區目標等。若考慮農民的組織行為，則甚至會涉及政治目標。理解農民的身份特征、行為特性與行為目標，分析農民行為選擇與其所處環境的依存關系，必然涉及人口學、政治學、宗教學、民族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廣泛的知識領域，并表達為不同的話語形式。
（二）話語表達存在的問題
話語體系的核心是知識體系。知識體系是由專業人員以特定的領域為對象，按照專門術語和方法構建起來的概念一致、邏輯嚴密、結論可靠、具有共識性和專門化的知識整體。盡管“三農”及“‘三農’問題”是專用名詞，但由于對象性質的不同，“‘三農’問題”可視為“問題集”。問題類型的多樣性雖然有助于從不同的學科維度或學術傳統進行分類研究，卻不利于分歧的梳理、學術的交流、共識的達成，更是制約了國際學術界的知識對話與中國話語權的形成。
1. 問題描述的現象化。
在多數語境下，由于假定傳統與現代、落后與效率的二元存在，農業、農村、農民往往被視為發展滯后“問題”的集中表達，由此，現象描述成為相關話語的核心，但有關話題的內涵卻是不斷轉換的。“‘三農’問題”在早期被羅列為“農業萎縮、農村凋敝、農民貧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三農’問題”又被表達為“農民工、失地農民、村落終結”，或是“農民工、老人農業、空心村”，或是“農業劣質化、農村空心化、農民多元貧困化”，或是“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以及更為具體的“誰去當農民，誰去種田，誰去建設新農村”（葉敬忠，2018）。問題的選擇性、描述的現象化、表達的情緒性，制約了“三農”研究的深刻性。分散性的個人思考并未形成系統性的知識積累。
必須承認，“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出，對于提升全社會對“三農”重要性和“三農”問題嚴峻性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缺乏一致的話語前提與邏輯起點，已有研究既難以在學術意義上達成概念的共識與問題的聚焦，也不可能形成促進學術進步的話語形式（葉敬忠，2018）。由于學界缺乏起碼的科學問題意識，加之視野屏蔽，“三農”研究結論大多表達為個人嗜好而與現實脫節（老田，2004）。如果說“三農”問題是農業、農村、農民眾多問題和現象的羅列與堆砌，那么，同樣可以認為，“三農”研究本身所存在的言說分歧與話語問題，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2. 話語議題的離散化。
“三農”問題的主流話語表達，源于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的二元性。亞當·斯密（1972）最早發現生產特性使得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揭示了工農部門增長差距的內在根源，從而形成了二元模型的雛形。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發表重要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標志著用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著名的“二元結構”理論的形成。該理論基于農業存在零值勞動力的假設，認為工業部門只需支付略高于農業部門維持生計水平的工資，就會誘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從而揭示了資本積累以及所誘致的勞動力轉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Lewis(1954）假定，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存在傳統的農業部門和現代的資本部門，前者代表低效率與落后，后者代表高效率與先進，由此構建了“兩部門模型”的基本分析范式。由于該范式契合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歷史與現實，所以引發了多樣卻離散的二元結構話語表達。
中國的“三農”研究，并沒有在標準的“兩部門模型”范式下展開討論，而是基于不同的話語指向，呈現出多樣的學術語境。主要包括：第一，從二元結構拓展到多樣的二元部門結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農業與非農部門），并泛化為三元部門結構（農業、農村與城市部門經濟）；第二，從二元經濟結構拓展到二元區域結構（農村區域與城市區域），并泛化為城鄉要素配置與公共服務的二元結構，乃至三元區域經濟結構（農村經濟、城郊經濟、城市經濟）；第三，從二元區域結構拓展到二元社會結構（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農民社會與市民社會），并延伸為二元土地制度結構、二元就業結構、二元教育結構、二元社會網絡結構、二元社會保障結構、二元體制結構等。不同的二元結構有著不同的問題性質與生成機理，進行多樣化研究當然必要，卻缺乏相對一致的研究參照系或基準點，從而難以形成關于“‘三農’問題”的學術傳統與話語體系。
3. 分析解理的碎片化。
“三農”問題及其轉換有著很強的情境依賴，一些重要的“三農”問題研究需要宏大的分析框架，才能把問題的本質梳理清楚。但是，現有研究文獻往往局限于就事論事，其涉獵的理論和制度背景不夠深厚，尤其是缺少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思辨。一方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業和農村面臨重大轉型，馬克思關于農業、土地以及經濟發展的很多論述，仍值得重新思考、比較與借鑒。忽視所有權、產權界定、產權細分以及產權實施的內在關系，不可能對所有制問題形成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的不斷推進與現代經濟體系的不斷擴展，一二三產業融合不斷深入，農業作為產業體系的一個環節已經嵌入全球價值鏈之中。如果不從整個價值鏈出發研究問題，片面化或者碎片化地解構“三農”問題，其研究結論將是單調和有局限的甚至是錯誤的。事實上，農業和農村發展已經開始契合于“五位一體”的發展理念。順應新時代的發展態勢與未來發展格局，必須更加全面、系統并動態地看待和把握“三農”問題。
二、“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與軌跡：基于文獻計量分析
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無論是在國際經濟學及農業經濟學界，還是在國內經濟學領域，都有了明顯的提升。但是，與前述“三農”問題研究多樣化的話語表達相類似，“三農”經濟學研究也存在現象化、離散化與碎片化問題。本節基于文獻計量做一個初步的梳理。
（一）中國“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
1. 在國際經濟學中的話語地位。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國際話語地位有不斷提升的趨勢。華人經濟學家在五大經濟學頂級期刊2發表的學術論文篇數逐年增加（1978～2017年共計發表645篇，其中，1978～1990年僅發表57篇，2011～2017年則發表了252篇），農地制度、農村產權制度與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取得了具有明顯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成果（張亞光、畢悅，2018）。對1989～2018年Web of Science農業經濟與政策（Agriculture Economics&Policy）領域JCR期刊論文的分析表明，中國農業經濟學家無論是論文數量規模還是影響力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尤其是通過拓展國際合作，中國學者的貢獻度有了明顯上升；“中國問題”“中國道路”“中國經驗”越來越受到國際農經學界的重視（沈軍威等，2020）。
2. 在國內經濟學中的話語地位。
《經濟研究》和《管理世界》（簡稱“兩刊”）是國內經濟管理類的兩大頂級刊物。對“兩刊”文獻的分析大體能夠反映出“三農”經濟學研究在國內學術共同體中的話語地位。在CNKI中進行檢索，剔除非學術論文后的統計結果表明，“兩刊”在1985～2019年發表學術論文共12397篇，其中，在題目或關鍵詞中含有“農”并進一步通過閱讀摘要進行甄別后的有關“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論文為992篇，占“兩刊”全部發文量的8.00%。在2000年及之前，這一占比為8.71%;2001年以來，這一占比下降為7.60%（見圖1）。采用關鍵詞的信息熵來測度學術論文所提供的信息量（見圖2），可以發現：1978～1999年，“兩刊”年均的信息熵約為9.2871，“三農”文獻的信息熵為6.7694，說明“三農”文獻覆蓋了全部信息的72.89%。2000～2019年，“兩刊”信息熵為10.2972，“三農”文獻信息熵為6.7833，盡管覆蓋面下降，但依然能夠提供全部信息的65.88%。不過，從圖2可以看出，2011年以來，“三農”文獻所提供的信息量有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三農”研究的話語影響力不斷減弱。
類似地，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8年版）中的“綜合性經濟科學”（F類）排名前10的期刊（包括《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經濟學（季刊）》《南開經濟研究》《經濟學家》《經濟科學》《經濟評論》《經濟學動態》《當代財經》《財經科學》，簡稱“Top10”）通過CNKI檢索發現，“Top10”在1985～2019年共發表學術論文44363篇，有關“三農”研究的學術論文為3444篇，占7.76%。“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經歷幾起幾落并于2001年達到最低點（“三農”研究的學術論文僅占3.92%）之后，在2003年開始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但2014年以來有不斷式微的趨勢。可見，無論是從“兩刊”來看還是從“Top10”來分析，“三農”研究在國內經濟學中的話語地位均表現出較為一致的趨勢，在近幾年有所弱化。
（二）“三農”研究的經濟學熱點議題：演變軌跡及階段性特征
《中國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問題》《中國農村觀察》《農業技術經濟》是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學界的四大主要學術刊物（簡稱“農經四刊”）。對“農經四刊”的載文進行分析，可以大體了解“三農”研究熱點議題的演變軌跡及階段性特征。通過CNKI檢索，自各刊創刊至2019年，“農經四刊”發表的學術論文共計17359篇。從這些論文關鍵詞的信息熵來說，自1985年“農經四刊”全部正式出刊之后，大體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見圖3）。進一步借助文獻計量軟件Cite Space，運用共詞分析及聚類分析方法，可對“農經四刊”的熱點議題及其階段性特征進行梳理（見圖4）。
1. 第一階段：1985～1995年。
“農經四刊”的信息熵從1985年的9.6722增加至1995年的9.7980，表明“三農”研究的用語及其表達體系逐步形成。中國于1992年確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因此，這一階段的話語重點與中國從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的轉型實踐緊密關聯3。本階段研究的特征是：重視計劃經濟（宏觀控制）和市場經濟（企業管理、鄉鎮企業、市場機制、金融機構）兩類發展模式的比較，特別是對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包括資源和勞動力的有效配置等。其中，市場價格機制尤其受到重視。此外，畜牧業經濟學一度是相對獨立且活躍的學科分支。
2. 第二階段：1996～2003年。
這一階段“農經四刊”的年均發文量維持在425～484篇，其信息熵不僅超越以往而且穩定在10.1445～10.1940。這一階段的話語重點表達了從經濟發展模式向宏觀發展問題的轉型。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本階段研究的特征是：聚焦“三農”在宏觀層面暴露的問題，具體包括農民減負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鄉鎮企業、農業增長方式、合作制）。需要指出的是，前一階段受到關注的畜牧業研究，在這一階段讓位于種植業及相關問題（耕種用地、糧食）研究。在這一階段，中國加入WTO，農業安全問題開始受到重視。
3. 第三階段：2004～2014年。
“農經四刊”的信息熵在2014年達到峰值10.3456，相較于期初的2004年增加了5.74%。這一階段體現了從理論問題探討向實證分析的話語轉型。如果說前一階段研究仍然以思辨性討論為主，那么，這一階段研究的特征就在于，將計量模型（影響因素、技術效率）引入“三農”議題的討論。同時，農業的傳統與工業的現代、農村的落后和城鎮的繁榮在這一時期產生明顯反差，于是，農民工、城鎮化、鄉村治理、現代農業和經營模式成為本階段的研究熱點。
4. 第四階段：2015～2019年。
“農經四刊”的信息熵在這一階段從10.2687下降至10.1282。其主要特征是從宏觀問題向微觀問題的話語轉換。其中，基于自下而上研究視角的微觀數據（農戶數據）的計量研究文獻迅速增加，農戶、農地流轉和滿意度等成為本階段的高頻詞匯。這一階段反映了“三農”經濟學研究的最新動向，其中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第一，議題的分散性。從關鍵詞共現網絡來看，不僅聚類類型增加，而且內部關聯性不強，表明研究議題呈現分散化趨勢。第二，話語表達的分化。這一階段被持續關注的議題有集體經濟、鄉村振興、農民專業合作社、農地流轉，但聚類集中程度不高，缺乏良好的學術規范與話語共識，意味著理論深度上有其局限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總體印象：第一，中國“三農”經濟學研究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其轉型發展密切關聯，體現了話語熱點的需求引領與現實回應；第二，糧食問題、農村土地以及農地制度一直是持久的熱點議題，反映了學界對中國特殊國情與農情的重視；第三，實證研究的轉型尤其是計量模型的廣泛運用，體現了研究方法的進步。不過，議題的分散與話語表達的分化等問題值得關注。
三、“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體系：反思與定位
中國“三農”經濟學研究未能獲得其應有的學術話語地位，一個重要根源是過于追逐熱點，既缺乏規范的經濟學分析范式，也缺乏對一些關鍵科學問題的深刻把握。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1. 熱點議題的轉換。
2005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通過CNKI以“新農村”為搜索詞在篇名中對“學術期刊”（中圖分類號F）進行檢索發現，對應的文獻量在2006～2017年為28692篇，而在2005年及之前僅為400篇，2017年后為837篇。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學界的熱點議題隨之迅速轉換。同樣以“鄉村振興”為搜索詞在篇名中對“學術期刊”（中圖分類號F）進行檢索發現，2018年以來的對應文獻量高達11685篇，而2017年及之前的這類文獻僅為289篇（2017年之前僅有32篇）。當然，追逐熱點有助于回應現實關切，但經常轉換議題則不利于系統化話語體系的形成。分析表明，1978～2017年，CNKI共收錄農經類期刊論文1325297篇，但零被引論文高達70.12%（陳秋紅、朱侃，2018）。“熱情過度而學理性不足”，呈現出表面的學術繁榮。對此有必要進行反思。
2. 研究范式的缺失。
應該強調，中國有著自己的國情與農情，“三農”問題有其特殊性，所以，與國際農經研究相比，國內農業農村經濟研究的議題勢必有所差異。然而，無論是怎樣的熱點議題，科學研究都必須遵循基本的研究范疇、研究范式與學術傳統，對此不應該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與對立。事實上，國內“三農”經濟學研究所呈現的議題聚焦不足、分散有余，或許與缺乏科學規范或相對一致的研究范式有關。離開學術傳統，缺乏規范的研究范式，即使是再生動的“故事”與經驗事實也難以表達有意義的理論意蘊。對2015～2019年Web of Science國際農業經濟與政策領域文獻的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可以發現，國際農經文獻關注的議題聚焦于出口、傾向評分匹配、支付意愿、保險、性別、反向關系、價格傳遞等（見圖5）。
國際農經研究的現實話語表達（包括華人學者的貢獻），應該對中國農經學界具有啟迪性。第一，關注經濟學范式下的基本命題。例如，生產率、支付意愿是主流經濟學老生常談的問題，但依然是國際農經的熱門議題；價格理論是“古老”的議題，但在國際農經文獻中仍然廣受關注。由此可見國際農經學界對研究范式與學術傳統的重視程度。第二，研究視野的開放性。在遵循基本研究范式的前提下，不僅體現了人文關懷（例如性別問題），而且將研究視野延伸到健康、生物多樣性以及生物質能源等。第三，重視并開發分析工具。既重視實證研究，包括廣泛采用的傾向評分匹配，也重視新的研究方法的發掘與應用，例如在“成對比較法”基礎上改進的“最佳最差縮放”（best-worst scaling，簡稱“BWS”）已經在2018年發展為主流分析工具。第四，研究領域與對象范圍明確。國際農經文獻主要集中于“農業經濟學”研究領域，而農村經濟學的研究則屬于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生態與環境經濟學以及更為廣義的經濟學范疇。這也表明，學科邊界與研究范式具有緊密關聯性。
（二）反思：話語體系的扭曲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發展出現了一場重要運動，即越發廣泛地進入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領域而發生的所謂“帝國主義”擴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家將經濟學視為一門關于人類行為選擇的科學。一方面，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非經濟領域，由于人類行為均具有目的性和選擇性，所以，經濟學的分析范式能夠進行廣泛滲透；另一方面，經濟學發展了一套形式化、工具化以及更為一般化的數學分析，所以能夠便利地進行非經濟行為的經濟分析（金祥榮，2010）。然而，任何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研究對象所決定的，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的行為領域，人們的目標是不盡相同的，以致經濟學的發展路徑出現了重大分岔。
事實上，農業經濟學原本的研究對象是將農業作為一個經濟部門，重點討論農業生產者的決策行為、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農產品流通的組織形式、農產品價格和供求平衡以及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鐘甫寧，2011）。但是，一旦將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具有多樣性的“三農”問題，就不僅僅是話語體系的分岔問題，而且將是話語體系的撕裂與扭曲。
1. 學科門類的扭曲。
學界普遍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學者應該“以本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林經濟管理學科評議組，2006）。但這一界定面臨著兩個非常尷尬的現實：第一，“三農”并非是農業經濟學獨立的研究對象，“三農”性質的差異決定了農業經濟學不可能涵蓋超越農業產業問題以外的知識領域與任務范圍；第二，農業經濟學盡管在學理上被視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并可做進一步的科目細分（例如農業經濟學、林業經濟學、畜牧業經濟學、漁業經濟學），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被歸類為應用經濟學，但是，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原國家教育委員會于1997年頒布并沿用至今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則將其置于管理學門類并改稱為“農林經濟管理”（包括農業經濟管理、林業經濟管理）。事實上，中國的農林經濟管理學科無論是研究生招生目錄及專業設置，還是研究方向與學術領域選擇，要么超越了作為研究對象的“三農”的范圍，要么超越了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學科范疇。
2. 話語體系的扭曲。
中國農經學界普遍將農業經濟學泛化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行為性與規律性研究，并與生物生命、農業生產、農村區域和農民群體發展緊密結合（李谷成，2019），由此帶來的問題是：第一，農業經濟學作為研究農業生產及與其相聯系的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學科（鐘甫寧等，2013），其特定的對象性質、內在邏輯與分析范式顯然難以覆蓋農村社會、農村區域、公共治理、農村商務管理、生態服務和管理等更為廣泛的“三農”領域，從而導致話語體系的名不副實；第二，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農業作為部門經濟的重要性不斷下降，使得中國的農業經濟學由早期的農場經營研究逐步轉向政策研究進而轉變為市場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結合，既未充分挖掘中國悠久燦爛的農業文化所內含的經濟學意蘊，也缺乏對“大國小農”特殊國情及其豐富實踐所隱含的經濟學邏輯的提煉，不僅未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經濟學話語體系并維護其話語地位，而且與國外農業經濟學一樣受到統計學、經濟學、管理學甚至于環境科學的不斷擠壓（于曉華、郭沛，2015），既動搖其學科的獨立性，其話語地位也不斷被邊緣化。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城市化與農村發展格局的轉型，農村人口與要素流動、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遷、農村建設、農村公共政策等眾多農村經濟學范疇的論題，未能得到系統化的梳理與把握。
（三）定位：經濟學話語的邊界與分工
化解“三農”研究經濟學話語體系的扭曲，必須“雙管齊下”：一是厘清問題性質，明晰話語邊界；二是強化知識分工，明確話語定位。
1. 重新認識：“三農”問題性質及其邊界。
對于“兩部門模型”分析范式來說，農業及其經濟增長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話題。以下兩項經典研究有助于明晰農業經濟學的研究邊界：一是Lewis(1954）的研究。他的“兩部門模型”不包括“農村”，其重點關注的是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的工資率差異是如何誘導農業勞動力轉移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二是Schultz(1964）的研究。他撇開非經濟特征，將傳統農業視為一個經濟概念進行分析。基于“窮而有效率”的判斷，他提出了引進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并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改造傳統農業的思想。由此，在“兩部門模型”及新古典經濟學傳統下，二元經濟結構及其轉型、勞動生產率、人口增長率、工資率、農業剩余勞動力以及工業化問題，成為農業經濟學的研究重點。而中國的二元城鄉結構、二元社會結構以及二元體制結構，并不在“兩部門模型”范疇之內，這些應該屬于農村經濟學（或農村發展學）的研究范疇。從廣義上講，農業既是一個產業問題，是一個價值鏈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一個生態問題，糧食問題甚至是一個國際地緣政治問題。所以，廣義的農業問題也能夠延伸為農村經濟學的研究議題。
2. 知識分工：“三農”研究話語體系及其定位。
在真實世界里，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件及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因每個人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領域掌握的信息與知識具有比較優勢，從而就出現了類似勞動分工的知識分工（哈耶克，2003）。在哈耶克看來，知識分工至少是與勞動分工同等重要的問題，甚至是經濟學中的“中心問題”。科學研究的世界，不是人們既有的觀念或所感覺到的世界，而是需要對有關外部世界的全部經驗重新加以組織，由此，知識分工及其專業化才使得學術領域與學科門類出現分野與細分。個人分立的知識，只有在競爭性的知識市場中才能進行有效率的交流、“協調運用”及配置（Hayek,1978），并由此在學術共同體基礎之上形成學科與專業的“制度性”表達。學科既是專門化的知識體系，是組織化的專業設計或制度安排，也是進行有效交流的知識市場。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錢穎一，2002）。“三農”涉及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客體的農業與農村。一方面，如果說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選擇的科學，那么，研究農民在農業與農村經濟活動中行為選擇的經濟學就可稱為“農民經濟學”；另一方面，如果說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規律的科學，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下將隱含著不同的行為特征與內在規律，從而具有對象依賴性。由此，從主體角度定義“三農”研究的經濟學性質是不恰當的。一旦將農民視為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與農村經濟社會活動的行為主體，那么，從對象性質與知識分工的角度來說，“三農”研究的經濟學就可分為農業經濟學和農村經濟學兩大板塊，進而構建各有側重并有其知識內核的話語體系。
（四）重構：農業經濟學與農村經濟學
中國“三農”經濟學研究，并不存在共同信念的學術共同體。必須改變以農業經濟學應對“三農”問題研究的扭曲狀態。樊綱（2020）認為，經濟增長理論是“一般理論”，適用于研究任何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如何通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制度改進等“增長的要素”來提升收入水平，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核心。發展經濟學則是特殊理論，它重點研究落后國家如何實現較快增長等一系列相關聯的問題。類似地，本文也可以對農業經濟學與農村經濟學做相應界定。
應該注意的是，最近30年來，由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發展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信仰。其基本的話語特征在于：一是問題化，即西方國家通過區分“發達”與“欠發達”，將亞非拉國家建構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力圖讓西方模式尤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成為典范；二是專業化，即西方國家壟斷所謂的發展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讓其他聲音和敘事無法彰顯；三是體制化，指國際、國內、本地等各類發展機構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將婦女、農民、環境等卷入發展產業之中（葉敬忠、汪淳玉，2018），從而使其失去本土性與獨立性。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小農問題、中國的農民工與留守兒童問題、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問題，以及中國鄉土文化所內含的根脈、情感與鄉愁，并不是主流經濟學的中心議題，因而易于被學界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些有中國特色的特殊問題，極有可能對標準的市場經濟理論或成說提出挑戰，并促使中國學者發出自己的聲音。
1. 關于農業經濟學。
核心議題是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產業及其經濟增長，重點是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研究農業生產要素、農產品（食物）市場、農業微觀組織、農業政策與制度，探討農業增長的內在機理并總結一般性規律，由此促進經濟增長與經濟效率的不斷提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所揭示的“增長的要素”，也是農業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中國的語境下，農業經濟學研究必須立足于人口大國與“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關注中國的農業安全（包括食物安全、資源安全、生態安全）尤其是糧食安全，在要素流動、資源配置與分工深化中改造傳統農業，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可以認為，劉易斯的“兩部門模型”或二元結構理論、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理論就是經典的農業經濟學理論，也是基本的分析范式或參照系。
需要強調的是，在“兩部門模型”下，經典理論往往將農業看成一個被動的經濟部門，強調農業的產品、要素和市場等經濟貢獻，忽視農業更為廣泛的非經濟功能（包括文化功能、生態功能、景觀功能、康養功能，以及與自然交往中所獲得的智慧、敬畏、驚奇、祈禱、傳承、關懷與感動）。農業不僅需要滿足人類的生存與安全需要，更應該滿足人類對愛與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這意味著，現代農業經濟學，不應該局限于“生產的農業”，更需要關注“生命的農業”，其學科性質就不僅僅是食物與纖維的生產經濟學，而且是農業功能的經濟學（羅必良，2020）。農業經濟學必須涵蓋農業生產與生態，關注生產要素、生命要素與服務要素，關注生產組織、產業組織與交易組織，關注農藝技術、減量技術、供應鏈技術、價值鏈技術、網絡交易技術、大數據與機器學習技術。
2. 關于農村經濟學。
農村經濟學也可以稱為農村發展學4。農村經濟學的核心主題是農村區域發展面臨的若干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具有特征性或特殊性，也具有時代性、動態性和長期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5。把握時代性與規律性，是中國特色農村經濟學研究的歷史性使命。
中國的農村經濟學不僅要關注城鄉二元結構突出、城鄉收入差距明顯等現實問題，更需要討論農村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特殊現象、特征性問題以及農村現代化進程及其規律性。其中，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以及城鄉融合發展是重要議題。前文所述的城鄉二元結構與二元體制結構及其轉型過程中的人口（包括遷徙、教育、生育、健康、性別、扶貧等）、環境、生態、社會資本（包括社會網絡、信任等）、傳統與習俗、管理體制與組織治理、村莊建設等等，均可納入農村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中國的農村經濟學是研究中國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功能、轉型以及與城鄉融合發展相關聯的若干問題的經濟學分支。
農業經濟學相對側重于“一般理論”，而農村經濟學則關注特征性與特殊性問題。因此，深化中國“三農”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將一方面有助于修正和豐富農業經濟增長的理論與認知，發出中國聲音，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農村經濟發展的中國流派，提升中國農村經濟學的話語權。
四、構建“三農”研究經濟學話語體系的關鍵：導向與范式
（一）研究導向
科學研究選擇怎樣的研究導向，決定著研究者們看待和解釋世界的方式。盡管有關科學研究導向存在問題導向、現象導向、理論導向、前沿導向、創新導向、需求導向、目標導向甚至方法導向等眾多表達，但“科學問題”作為學術研究的核心導向在學界有著基本共識。所謂科學問題，是一定時代的科學家在特定知識背景下提出的關于科學知識和科學實踐中需要解決而尚未解決的問題。科學研究始于問題，進而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并積累知識（袁振國，201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資助導向，是以科學問題屬性進行分類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將科學問題屬性分為以下四類：A鼓勵探索、突出原創，旨在通過自由探索產出從無到有的原創性成果；B聚焦前沿、獨辟蹊徑，旨在通過獨辟蹊徑取得開拓性成果；C需求牽引、突破瓶頸，旨在通過解決技術瓶頸背后的核心科學問題，促使基礎研究成果走向應用；D共性導向、交叉融通，旨在通過交叉研究產生重大科學突破，促進分科知識融通發展為知識體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于2017年設立經濟科學學科，并調整學科代碼，將“農林經濟管理”學科（含“三農”經濟學研究所有項目）置于經濟學門類之下。在整個經濟科學學科中，無論是相關項目的申請數還是立項數（見表1），均表明農林經濟管理占有重要地位。但應該注意的是，農林經濟管理的資助率相對還較低。
表1 農林經濟管理類項目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的申報占比與資助率
注：本表數據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青年、地區三類項目的數據。資料來源：任之光、陳中飛（2019）。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農林經濟管理學科在科學問題屬性上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鑒于經濟科學于2019年開始試行科學問題屬性的分類資助，本文以2019年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由表2可見：第一，“三農”研究項目的問題屬性大多為“需求牽引、突破瓶頸”類，注重需求導向與目標導向。相比于經濟科學的其他學科，“三農”經濟學研究的原創性與開拓性尤為不足。第二，農林經濟管理類項目在經濟科學學科中普遍缺乏競爭力（比較資助率大于1為有比較競爭優勢，小于1為缺乏競爭優勢）。沒有明確的話語定位，缺乏科學問題屬性的前沿意識與研究導向，顯然使其難以獲得應有的話語地位。因此，構建“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體系，在科學問題導向下不僅要重視應用研究以回應現實需求，也應該聚焦前沿、突出原創，強化原創性與開拓性研究，還必須吸收其他學科的精華，通過交叉研究以豐富知識體系。“好的”農業與農村經濟學研究只有立足于基本事實、情境依賴與關聯性證據，才可能發現理論并推進理論創新。
表2 經濟科學和農林經濟管理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的項目申報與立項資助分布情況（2019年）
注：本表僅統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和青年兩類項目。感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三處提供的數據。
（二）研究范式
1. 研究范式及其爭論。
庫恩（2004）將“范式”看作是某一階段在學術共同體的理論體系下的一整套的信念、原則、理論、方法。學術共同體的基本特征是：一批科學工作者在面對共同的問題時，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而采用有助于達成共識并便于對話的思想方法、判斷準則和研究手段。其中所謂的“問題”，往往是指一些“反常”的問題。一旦現有范式無法解釋越發眾多的“反常”問題時，就會發生“范式”的轉換或科學革命（王曉明、施建軍，2006）。
庫恩和波普爾曾經有過一場關于研究范式的激烈爭論（拉卡托斯、馬斯格雷夫，1987）。遵循傳統理性主義思維的波普爾有一個總體判斷，認為一個科學家，無論是理論家還是實驗家，應該基于“假說—觀察或實驗—經驗檢驗”的邏輯順序，先提出一些陳述或陳述體系，然后再逐步檢驗它們。庫恩則指出，波普爾試圖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做法，漏掉了科學實踐中最能把科學和其他創造性探索活動區別開來的特征。庫恩強調，要關注學術共同體實際關注的問題和做法，并盡力思考他們所關注問題的各種復雜關系及其可能發生的復雜變化，這些才是真實和可行的做法。因此，科學研究必須在自由探索中形成學術共同體，從而將那些處于混沌無序狀態的認識統一到共同的現象本質、理論前提、哲學邏輯和解決問題框架的研究范式之中。相較于此，“三農”經濟學研究尚有較大差距。
2.“三農”經濟學研究范式問題。
庫恩（2004）將科學發展分為“前科學”“常規科學”以及“科學革命”三個階段。在“前科學”階段，科學工作者對于他們所從事的學科的原理、概念甚至現象的描述都不一樣，經常發生爭論。經濟學的發展也有類似的規律，大體要經過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對基本事實和關鍵問題的發現，第二階段是提出解釋事實和問題的新理論，第三階段是對新理論的檢驗、運用和預測。甘犁、馮帥章（2019）認為，與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學發展所處的第三階段相比，中國經濟學總體來說仍處在發現基本事實和關鍵問題的第一階段。與之類似，中國“三農”經濟學研究同樣存在研究對象寬泛、科學問題意識缺乏的狀況，亦未能形成有助于學術對話的科學的研究范式。
如果說經濟學是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研究經濟運行規律的一門社會科學，那么，農業經濟學就不僅要研究農業產業發展的經濟規律，還要研究農業功能拓展所決定的經濟行為及社會福利問題。尤其是，對中國而言，農村經濟學不僅要研究農村區域的發展規律，還要研究因為人的社會性行為、地緣性差異所決定的社會經濟現象。當然，農業與農村經濟學不可能窮盡所有的變量與參數，而只能將復雜的現實經濟社會系統投射到一個既便于理論研究、又能恰當反映系統基本特征的分析空間上，去構建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及其分析框架。因此，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經濟學研究，需要在遵循經濟學基本研究范式的基礎上，契合中國“三農”的特殊性及其具體情境，進行多樣化而又邏輯自洽的話語表達。
3. 農業與農村經濟學的分析范式。
經濟學不同于其他社會學科的關鍵不在于它的研究對象，而在于其分析方法。其中，效用最大化即“理性人”或自利性的假設，是整個經濟學的理論基石。經濟理性的含義是，人們總是在特定約束條件下在各種可能的機會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標實現的選擇（林毅夫，2001）。作為應用經濟學，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經濟學不能因為中國的特殊農情而拒絕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事實上，由于人們能夠觀察到農民一些行為“非理性”，往往會質疑經濟學“理性人”的基本假設，甚至提出自然人、社會人等替代假設，而不是在原有假設基礎上挖掘導致農民行為“扭曲”的約束條件與情境依賴。這樣的研究不可能被經濟學的主流話語體系認可與接納。
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即研究視角、參照系（或基準點）和分析工具（錢穎一，2002）。將“三農”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的農業與農村經濟學，也應遵循現代經濟學的學術傳統與研究范式。
一是研究視角。研究視角的確立可以由“目標—行為—約束”來表達。“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其核心目標都可歸結為追求效率。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從最初的財富生產與資源配置，再拓展到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廣泛的人類行為分析，都遵循著效率最大化之行為選擇的研究視角。經濟學所討論的行為選擇，關注于效率目標實現的約束條件，包括行為偏好與理性程度、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等等。正因為如此，農業經濟學必須考慮到農業的市場風險與自然風險，不僅要考察農業生產的產量最大化與收益最大化，還必須考慮不確定情境下的成本最小化與風險最小化。對于農民來說，可供利用的資源不僅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本，還包括文化、倫理以及異常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所以，農村經濟學必須將親緣、地緣、業緣乃至于更為廣泛的社會與政治交互關系納入研究視野，進而在更宏大的敘事層面討論農民的福利最大化問題。
二是研究參照系。參照系的構建可以由“基準—偏差—校正”來說明。參照系之所以也被稱為基準點，是因為它提供了與現實進行比對從而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現實格局的標尺（錢穎一，2002）。參照系通常是一種理想狀態，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準確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通過它增進了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并進行“邊際刻畫”。例如，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而基于這一參照系，可以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情境下研究產權制度的選擇。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也是一個參照系。例如，與這一基準點對比，才能夠有效分析農業生產中勞動質量考核的困難并揭示勞動合作的機會主義行為或集體行動的困境。劉易斯的“兩部門模型”也可以視為一個參照系。正是在這一參照系的基礎上，拉尼斯和費景漢引入勞動邊際生產率、人口增長率等因素，討論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階段性特征，而喬根森則進一步考察了農業剩余與技術進步的重要性（譚崇臺，2001）。同樣，根據“兩部門模型”這一參照系，人們才能夠深刻認識農戶家庭勞動力非農轉移的“粘性”、人口的戶籍管制、就業歧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中國的特殊性問題，從而加深對管制、扭曲和錯配的制度性根源的理解。
三是分析工具。現代經濟學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由“圖形模型—數學模型—理論模型”表達的分析工具，用以幫助學者們深入分析紛繁蕪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例如，經濟學家用供需曲線圖不僅可以研究市場扭曲問題，也可借此研究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等問題（錢穎一，2002）。交易費用的可檢驗性一直存在爭議，但Williamson(1985）的“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交易頻率”分析模型不僅能夠有效描述交易的基本方面，而且有助于解釋交易特性、交易形式與組織制度的匹配關系。尤為突出的是，相對于其他社會科學來說，經濟學較多地使用了數學分析方法。對2015～2019年“農經四刊”載文的分析表明，大約有77.67%的論文采用了計量模型分析。計量分析當然重要，但也有必要強調合理選擇分析工具的重要性。過于強調“硬”的數學模型，將導致一些重要的問題被忽視而產生“遺落之罪”（Akerlof,2020）。科斯（2010）認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根據研究對象的性質和類型，以是否有助于正確理解真實的經濟運行狀況作為選擇分析方法的判定標準。
堅持科學的研究導向，有助于從社會經濟現實中凝練出新穎的科學問題，從而促進知識創新、思想創新與理論創新；遵循科學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源于實踐、高于實踐、指導實踐”的高度統一，從而揭示本質、開拓前沿并達成理論共識。沒有創新，缺乏共識，中國“三農”經濟學研究顯然難以獲得應有的話語地位。
五、提升“三農”研究經濟學話語地位的努力方向
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樣，總結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的經驗，直面農業農村轉型發展的現實，中國經濟學家有了得天獨厚的“試驗田”。立足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講好中國“三農”故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體系，提升“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地位，需要在下列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一）本土化與國際化：中國故事及其理論意蘊
所謂本土化，就是使用規范的經濟學研究范式，研究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問題，亦即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國際化則不僅涉及研究范式的國際接軌、學術成果的國際化，而且還包括本土問題研究的理論貢獻。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國際化的重要渠道。只有直面現實，深刻把握要解釋的現象與科學問題，在科學范式前提下構建起邏輯體系，才可能有新的知識發現與理論創新。下面的兩個例子說明了立足中國“三農”的本土化研究能夠做出有國際影響的創新性貢獻。
第一個例子是張五常教授的佃農理論。長期以來，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家均普遍認為，與工資契約和定額租約相比，分成租佃制度是低效率的。甚至有經濟學家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停滯與其農業中盛行的分成契約聯系起來（Rey,1998）。張五常基于中國實際，對上述定論提出了質疑（Cheung,1969），開創了現代契約理論意義上的佃農理論從而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研究表明，與科斯定理相一致，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形下，分成契約與其他契約形式一樣有效率。放松零交易費用的假設，由于監督土地肥力的變化非常困難，地主和佃農通過分成契約來分散風險能夠實現收益最大化。羅必良、何一鳴（2015）的后續研究在考慮風險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要素異質性，從而證明，低質土地和高能力佃農的要素組合與分成契約匹配，定額租約適宜于優質土地和低能力佃農的要素組合；定額租約和分成契約分別是信息對稱和不對稱結構下的最優制度選擇。
第二個例子是林毅夫教授關于農業合作的退出權假說。1959～1961年的中國農業危機是一個典型事件。對于其發生機制，傳統的解釋包括：三年的自然災害；人民公社的內部鼓勵不當，外部政策失誤；公社規模太大造成社員勞動缺乏激勵等。Lin(199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這些假說均與經驗事實不符，這三方面都不是導致這一農業危機的主因。他基于博弈論的分析認為，由于農業生產中的勞動監督極為困難，一個農業合作社或集體農場的成功，只能依賴于社員間達成一種“自我實施”協議。但是，只有在重復博弈的情形下，每個社員才會承諾提供與他在自己農場勞動時一樣大的努力。在合作社里，社員如果擁有退社的自由，那么，這個合作社就具有“重復博弈”的性質。如果退社自由被剝奪，其性質就變為“一次性博弈”。正是因為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運動剝奪了農民退社的自由，“自我實施”協約無法維持，才致使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下滑，從而造成了這場農業危機。林毅夫的這一研究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于1993年組織了6篇文章圍繞Lin(1990）的假說進行了一次專題討論，極大地推動了合作理論的發展。
（二）歷史遺產與現實價值：獨特性與互通性表達
在經濟思想史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了“中國中心取向”。這不僅與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有關，也與中國悠久的經濟思想積淀和充足的話語養分有關。下面的一些研究就說明，中國以農業經濟為主線的思想遺產在真實語境下能夠表達出理論創新的獨特性和與學理的互通性，從而在學術共同體中形成話語權的邏輯表達。
第一個例子是平均地權及其影響。平均地權是中國農地產權研究繞不開的話題，頗具“中國特色”。中國的均田制由來已久，表面看來似乎與中國的人地關系或生存壓力有關，但最為關鍵的是租稅制度。由租稅制度所誘發的逃役策略，從秦朝開始就逐步形成了不斷固化的諸子均分的制度遺產（趙岡，2006）。李楠、甄茂生（2015）利用清代至民國初期浙南鄉村的族譜及分家契約文書，對中國傳統社會分家制度與農民生育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該研究發現，在分家制度的作用下，出生次序與其生育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出生次序每滯后1個單位，其生育子女數量平均減少0.3人。其原因在于，分家制度導致分家前后財產產權屬性變化，這對處于不同婚育周期的兒子產生了不同的生育激勵。出生次序靠前的兒子，容易產生“搭便車”行為，可以用分家前大家庭的財富養育自己的兒女；而出生次序靠后特別是分家時還未到婚育年齡的兒子，其家庭生育水平會受到抑制。這一研究不僅增進了對農民行為理性的認識，而且加強了對文化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理解。
第二個例子是高利貸與農村借貸市場。由于與傳統農業社會的“道義經濟學”假說沖突，人們總是將高利貸和“剝削”等同起來，所以，歷朝歷代的基本主張是禁止民間金融、消滅高利貸。陳志武等（2014）利用清代1732～1895年刑科題本中的近5000件命案記錄，對民間借貸雙方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該研究表明，在借貸糾紛引發的命案中，一旦借貸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為貸方的概率超過借方；隨著借貸利率的升高，貸方死亡的可能性相應增加。這說明，一旦發生債務違約，與借方相比，貸方所面臨的違約成本將不對稱地提升，甚至包括生命風險。這一發現不僅與傳統“高利貸剝削”論和放貸者“超經濟強制”論的推斷相反，而且從人命風險等交易違約成本的角度揭示了傳統高利貸的成因。該研究強調，對高利貸的道義批判所形成的社會認知，可能加劇了借貸糾紛中的極端沖突。事實上，現有關于民間借貸和高利貸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的片面理解基礎之上的。這一研究對于重新認識高利貸的性質、理解社會道義與契約規范的意義、深化民間尤其是農村金融改革與金融發展，有著重要的啟迪價值。
（三）情境依賴與知識創造：直面現實與理論創新
對經濟學的批評往往存在一種對立的現象：一方面質疑經濟學家將復雜的社會生活過于簡化與抽象，另一方面又指責經濟學家往往把平常的東西復雜化。事實上，經濟學家構建簡單模型，恰恰是其價值所在而非缺陷（羅德里克，2017）。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構建怎樣的模型，而在于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模型是否反映了給定條件下最重要的現實。一個好的故事，應該有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而理解問題的關鍵是要增強對真實世界的理解，把握與問題關聯的情境依賴和現實約束條件（周其仁，1999）。20世紀70年代崛起的信息經濟學、90年代起步的行為經濟學正是因為對現實更為貼近的抽象，才成為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前沿。正是基于對現實的重視，希勒（2020）甚至將“敘事”引入經濟學，將過去依賴于抽象建模和數理統計的經濟學還原到有溫度、有感知的生活切片或歷史場景中，人們的言談、議題和故事，均可成為解構經濟現象的重要維度。下面兩項研究或許是直面現實、拓展研究范疇并能做出邊際貢獻的“好”研究。
一項是關于農業種植方式影響社會信任的研究。費孝通（2013）認為中國社會的信任結構表現為一種“差序格局”，而Weber(1968）等人更是直接把中國歸為低信任度社會。但中國社會并非一個同質的共同體，北方的一般性信任水平明顯高于南方，而受限制信任模式更多地在南方出現。信任模式的異質性源于何處？丁從明等（2018）基于“南稻北麥”的種植格局，研究了農業種植方式對中國南北方信任模式的影響。該研究利用CFPS等微觀數據的分析表明，南方水稻區農戶與村莊內部更高的短半徑協作需求，誘發出親友近鄰間相對緊密卻將陌生人排除在外的受限制信任模式；北方小麥區為應對農忙期種植壓力而誘致出的異地雇傭關系拓展了協作半徑，進而發展出跨越血緣與地緣的一般性信任模式。該文還進一步驗證了信任觀念在代際的“復制”與傳承，表明中國傳統的農業種植方式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不同的信任模式。該文將對信任問題的研究置于更可觀察的現實情境，從而挖掘出農作物種植格局所隱含的文化與制度含義，為理解區域文化、經濟差異與社會變遷提供了新的視角。
另一項是關于農村社會保障與宗教信仰關系的經濟學解理。中國農村一度掀起一股“宗教熱”。數據表明，1990年中國居民中無神論者所占比例是信教者所占比例的9倍，2001年這一比值下降為2倍，2005年信教者比例（21.79%）已經超過了無神論者比例（17.93%）。在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居民中，農村居民占絕大多數（鄭風田等，2010）。農村居民的信仰結構為何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宗教熱”緣何興起？鄭風田等（2010）認為，農村居民的信仰行為是其面對風險（例如疾病）進行理性選擇的結果。在中國農村，人們信教的動機主要集中在增加今生收益，而不是來世回報。信教者禱告的內容主要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和幸福。既然參與宗教是人們獲取社會保障和規避風險的一種策略，那么，宗教信仰與社會保障將是兩類可以相互替代的機制。該文基于新農合與信教之間關系的分析表明，農村“宗教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下造成的：當人們不能從政府和社會那里獲得其應對風險的社會保障，那么，他們只有求助于神靈，皈依宗教。該研究表明，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以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意義，而把握現實與情境，是理解和認識這些意義的前提。
（四）反常現象與獨辟蹊徑：發現問題與研究拓展
如何尋找科學問題或研究選題，如何尋找研究視角或分析線索，一直是困擾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學者的兩大難題。國內農經學界的一個重要進步是越發重視文獻綜述，但這卻帶來了一個“反向激勵”，即不少論文根據已有文獻的分歧來確定研究選題，然后按照自己的預設或能夠獲取的數據對其分歧進行檢驗。這樣做的壞處是：一方面，僅僅羅列和堆砌文獻，卻不了解每個文獻尤其是重要文獻所面臨的實際情境與可能性約束，更沒有增加自己基于新的觀察與比較后所提供的新認識，結果只能是做重復性的“依樣畫葫蘆”，使原有分歧得不到厘清；另一方面，用文獻綜述替代理論梳理與邏輯分析，導致研究假說與變量選取的隨意性，結果是研究成果的理論含義與政策含義貧乏。而先“跑數據”再“做假說”的“操作”方式，當然是更不可取的。這既是研究范式的問題，更是學術態度與學風問題。鑒于現代經濟學理論已經達到的水平，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學家必須高度重視“真問題”與“真學問”。下面的例子對于如何通過反常現象發現問題、如何獨辟蹊徑拓展知識，應該具有啟迪價值。
一是反常現象與發現問題。鄉村治理是農村經濟學關注的重要議題。在中國傳統社會，士紳是政府和地方社區的協調者，也是基層公共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在科舉廢除前，大多數地方下層士紳可以通過鄉試獲得功名；廢除科舉則打亂了讀書人的晉升機制。Bai(2019）認為，這些讀書人只好另尋出路，例如通過興辦新型企業或出國留學，來實現個人和民族的抱負，從而促進了清末國家近現代化的發展。但是，對于多數仍留在農村地區的士紳來說，他們依然有積極性參與鄉村治理來維護村莊秩序嗎？Hao et al.(2019）利用1902～1911年的府級數據檢驗了廢除科舉制和農村地方治理惡化的聯系。該研究表明，仍留在農村地區的士紳，由于缺乏原有的聲譽機制且不再接受當地政府官員的監督，從而產生了機會主義行為動機。尤其在曾經晉升前景更好的地區，廢除科舉前作惡的機會成本更高，科舉廢除后的貪腐、攫取民眾財產的程度會更嚴重，激起的反抗也會更強烈。該文還證實了廢除科舉對于下層士紳的逆向選擇作用：在晉升前景更好的縣，農村外流的人才越多，越有可能加劇農村地區基層治理的惡化。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對制度與秩序內在關聯性的認識。
二是獨辟蹊徑與研究拓展。消費與儲蓄是經濟學的長期議題。如何對老話題進行新研究，以求“舊瓶裝新酒”，獨辟蹊徑尤為重要。經濟學家以往關注語言問題的研究，大多是從信息經濟學或交易成本經濟學視角來展開的。問題是，世界上的語言多種多樣，分別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是否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征呢？Chen(2013）注意到了語言在時間表達或編碼上的巨大差異，并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說：說話不區分時態的群體會將未來和現在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或者說人們會更多地兼顧未來。這緣于語言結構與跨期選擇之間的緊密關系。Chen(2013）將考察對象區分為兩類，即使用區分時態的語言和使用不區分時態的語言的群體，并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多國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研究結果表明：使用不區分時態的語言的人更傾向儲蓄（高出31%），到退休的時候擁有更多財富（高出39%），吸煙更少（減少24%），鍛煉的頻率更高（高出29%），更少肥胖（減少13%）。該文進一步使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數據進行了穩健性檢驗，使用區分時態的語言的國家，其儲蓄率比使用不區分時態的語言的國家低5%。這一研究無疑具有可拓展性，因為中國的民族語言與方言豐富多彩。
（五）學術規范與頂天立地：知識傳統與思想碰撞
繁榮農業農村的經濟學研究，構建中國“三農”研究的經濟學話語體系，必須強化農業農村經濟學研究的知識傳統，倡導頂天立地，改善學術研究的規范性，促進思想碰撞與理性批評。
1. 學術規范與知識傳統。
前文列舉的代表性研究表明，把一個本土化的問題，或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或一個差異化現象，基于恰當的情境梳理并置于一個學術共同體的話語傳統與分析范式之中，就有可能進行理論檢驗，或挖掘相應的理論意蘊，或進行新的知識創造。堅持直面現實講述“中國故事”，實際上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要有引人入勝的故事，關注“沒有得到解釋”或“反常”的事實與經驗；二是要遵循知識傳統與學術規范。知識傳統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一個研究領域，都可能存在著相互競爭甚至相互沖突的各種理論。當各種理論爭持不下時，必須求助于經驗檢驗。所以，研究者所“言說”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包含的新事實或新經驗，應該融入某個知識傳統，從而與已經積累的知識進行“匯合”，由此支持、反對或修正某個理論，推進理論進步乃至于范式創新。
2. 頂天立地與用心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學無論是學術研究、學科建設，還是人才培養，都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依然存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問題，影響著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所謂“上不著天”，是指一些成果既沒有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也沒有可以證偽的理論假說，更沒有像樣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所謂“下不著地”，是指一些研究缺乏基本的事實依據，要么一知半解和想當然，要么思想空洞，缺乏實感（張曙光，2009）。以問卷調查替代田野調查、以數據替代真實世界，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張曙光（2016）曾尖銳地指出，盡管“三農”問題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熱點，但真正有理論價值的研究并不多。好的研究必須用腳丈量，用心思考，才有可能接近頂天立地。
3. 思想碰撞與學術繁榮。
理論創新是“頂天”，直面現實是“立地”，而在知識傳統中進行規范研究，才有可能在學術共同體中進行有效的交流、碰撞與啟迪，由此發育的知識市場將有助于理論的擴展與話語權的形成。僅僅是中國農地產權制度的研究，就存在著多種分歧。例如，對于農地租賃期限與投資的關系，學界就難以達成共識。其重要原因之一或許是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問題：一方面，產權穩定能夠誘導行為主體的投資，所以，契約期限越長，承租人越愿意對土地進行投資；另一方面，一個打算進行長期投資的承租人，可能更愿意簽訂一個長期的契約。不僅如此，區域特征與政策差異也會導致有關實證結果的不同。所以，學術共同體的思想交流與碰撞有利于形成對話及話語共識。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提倡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康、活潑和充分說理的學術爭鳴，活躍學術空氣。農業與農村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建設與學術繁榮，同樣有賴于知識市場的交流、爭鳴與競爭。縱觀近些年來“農經四刊”的載文，可以發現，引證研究專著的論文很少，批評或爭鳴類的論文更是稀缺，這既不利于知識的積累與學術傳統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識市場的發育或學術互動“合作剩余”的分享，更不利于學術影響力與話語地位的提升。鑒于“三農”問題的多樣性及其相互依存的復雜性，開放知識市場，鼓勵批評精神，誘導理性爭鳴，才可能在科學問題導向下，連接現實與理論，做出具有原創性、開拓性、現實性與交叉性的成果，從而不斷夯實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三農”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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