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我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以后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這一規劃期內，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進入一萬美元區間，將更加靠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臨界值。屆時我國的內外部發展環境必將發生重大變化，經濟發展中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社會結構轉型都會繼續向前推進，這些變化可能對未來農業農村發展將帶來何種影響，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應該選擇哪種發展思路，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主要問題。
1、“十四五”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時期
通過考察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發現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從中上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農業現代化都處于加快推進時期。201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9770美元，恰恰處于中上等收入階段，距離高收入階段門檻值僅有21％，這個時期往往是一國聚集公共資源支持農業現代化的最快推進期。
從經濟結構轉換、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角度講，“十四五”時期結構轉型將會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也有利于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首先，經過多年持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建設，我國發達地區、城市以及工業領域，路水電氣網房等大規模投資建設基本完成，公共投資空間開始變得越來越小，就剩下最后“一公里”的空間，而這最后空間大多都留在了農業農村領域或邊遠地區。其次，產業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會給農業農村帶來發展機會。
其三，從國家鄉村振興具體行動計劃看。“十四五”時期是我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關鍵五年，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中82個工程行動計劃大多數都要在“十四五”期間完成，這些工程行動計劃的完成都將有利于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
因此，“十四五”期間，我國農業農村將會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后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農業農村現代化將會取得新的成就。
2、“十四五”期間農業農村發展的宏觀環境將發生變化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環境已經或將發生變化，對未來農業村的發展必將產生深刻影響。
首先，“十四五”時期經濟增長率會進一步下降，破六的風險進一步上升，將給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帶來壓力，進而擠壓政府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空間。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目前經濟增長還在繼續下行。“十四五”期間經濟增長跌破6％可能是大概率事件。經濟增長速度破六以后，會對農業農村發展帶來兩方面影響，一是國家財政收入將出現下降，各級政府對鄉村振興的支持空間會受到公共財政收入不足的限制。二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還會影響農民打工就業。眾所周知，每當經濟增長下行時，裁減就業崗位首當其沖的是農民。
其次，國內產業結構變動對農業農村帶來的可能沖擊。可以預測，“十四五”期間，來自以下三方面變化還會使工業企業用工數量繼續減少，第一，在企業成本全面上升條件下還會有一批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第二，國際市場對我國中低端制成品需求減少，第三，工業資本深化特別是智能化改造，將使工業不斷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些變量會大大增加農民就業的難度。當然，“十四五”期間服務業的發展會吸納一些從工業領域流轉出來的勞動力。但值得注意的一個趨勢是，服務領域的互聯網＋、5Ｇ＋和形形色色的電商正在替代傳統的商貿、物流、金融等行業，已經造成傳統服務行業的衰退。
其三，“十四五”期間城鎮化進程可能會慢于“十三五”時期，由此給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帶來困難。眾所周知，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不斷轉移。只有農業部門勞動力減少到一定程度時，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才具備了基本條件。自2010年以后，我國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到2018年我國人均ＧＤＰ為9770美元，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正在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靠近。按道理，此時我國城鎮化應處于加快時期，城市化水平理應達到中上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然而近幾年我國城鎮化出現三個問題，第一，一些城市出現了產業收縮，進而引起人口收縮。第二，有些地方政府對城鎮化的不當干預導致城鎮人口密度下降，甚至有些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擠走了大量中低端人口，使得城市人口數量下降。第三，城鎮化進程在中上等收入階段提前出現了減緩趨勢。可以想見，“十四五”期間原有城鄉二元結構不可能從體制上完全打破，要想使公共資源配置向農業農村傾斜、農業轉移人口向城鎮順暢流動，還面臨著嚴峻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礙。
其四，國際環境變化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對農業農村帶來極大影響。目前，世界市場的一些新動態從供求兩方面影響我國農業農村的進一步發展，一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對需求正在變弱，導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遇到外需不足的困難；二是發達經濟體利用優質營商環境吸引國際高端資本技術回流本國，對我國發展中高端產業形成競爭和擠壓；三是發展中國家正在學習我國的發展模式，發展與我國一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同我國一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同我國一樣將這些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市場，在那里對我國同類產品發生了極為明顯的市場供給替代。還有中美貿易戰對我國農產品供求和農民收入影響更是不可忽視。
其五，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將放慢，城鄉、群體間差距擴大趨勢扭轉難度加大。城鄉收入絕對差距擴大，農村內群體間收入差距拉大，既不利于消除貧困，也不利于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更不利于建立強大的國內市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慢，城鄉、農村內群體間差距擴大的趨勢還將延續到“十四五”期間。有以下理由，一是今后農業生產成本還將不斷上升，必然會引起農業收益下降，加大了農民增加農業收益的難度；二是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工業結構轉型升級都會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這使得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減少，來自非農領域的收入空間變小；三是國際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市場對中國的需求變弱，將嚴重擠壓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空間，使得農民再也不會向以前那樣外出打工進而順利實現就業和增加收入。
3、“十四五”農業農村發展應該實施“三加戰略”
今后國家對農業農村發展需要有新戰略，從宏觀上看，國家應改變以往投資打頭、出口導向和勞動密集產業為主導的發展方式，實行內需導向、消費引領、中高端產業主導的發展方式。建議“十四五”期間推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三加戰略”。第一，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支持，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第二，加快城鎮化，進一步減少農村人口，促進加快建立市民化社會；第三，加大體制機制改革，用制度、體制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第一，實施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支持戰略。在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減緩情況下，不但不應降低對農業的支持強度，還應進一步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同時，要加快城鄉區域基本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改革步伐。“十四五”時期應該在基本醫療、基本養老、社會救助等方面，實現中央財政統籌，在全國實行機構統一、標準統一、經費統一，這樣有利于勞動力等要素的跨區域流動。
第二，實施加快新型城鎮化戰略。“十四五”期間推進城鎮化的思路已經明確，關鍵要落實中央部署，切實放寬放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相關政策，除了特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應該創造條件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另外還要建立公共成本負擔機制，中央統籌承擔基本醫療、基本養老、貧困救助等公共支出，其他公共服務由地方政府負擔。
第三，實施加快體制機制改革戰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障礙。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就學、就業都要進行系統化結構性改革。
加快土地市場化改革是“十四五”期間的重要任務。2019年全國人大已經通過新土地法。建議今后農村土地改革方向是，通過土地產權改革讓農民手中的土地變成可流動、能產生帶來收益的土地資本，國家征用公益性用地，要逐漸過渡到按市場原則進行；農村建設用地一定要堅持可以直接入市的改革方向，農民的宅基地及住房應該享受與城里人相同權力，可以跨區流動，實行商品化交易政策；農民承包地在三權分置條件下，一定要強化農民承包地的人格化權力，在法律上增加農民對擁有土地的安全感。
總之，“十四五”是我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加快轉型時期，此時期對農業農村發展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既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因素，我們必須把握機遇，充分利用有利條件，轉變發展方式，采取積極的政策策略，全力推進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進程，為實現“中國夢”即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邁進貢獻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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