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的獨特道路
摘 要：當下，學界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國農業產業的升級問題，并且以此推動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以及鄉村振興。然而，對于如何升級，升級什么，大家看法各異。我們認為，中國農業產業升級的唯一路徑是將平臺嵌入到農業產業鏈中，通過平臺賦能引領要素聚集和產業升級，升級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平臺改造現有的流通模式以及生產經營模式，從而讓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包括廣大的小農戶）可以獲得更加穩定可靠的利潤，讓消費者能夠獲得價格不太貴但品質更加好的農產品，從而使中國農業發展走進新時代。
關鍵詞：平臺；互聯網+；賦能； 農業農村現代化； 鄉村振興
一、為什么要通過平臺給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賦能？
賦能是一個網紅詞匯，但實際上賦能的舉措歷史上早已有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就是賦能的表現。國家通過這種制度變遷，讓小農戶身上的制度束縛消失不見，一方面獲得了土地種植的自由決策權，另一方面也能獲得收益權，在“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分配機制下，小農戶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比在生產隊時多得多的勞動，結果就是農產品連續增產，讓束縛中國經濟發展多年的糧食問題一舉得到解決，而且，不僅如此，農戶還開啟了自主創業的過程。中國自古就有兼業傳統，在已經足夠照料好自己土地后，農戶選擇了創辦村辦或者鎮辦企業或者去這些企業里務工。鄉鎮企業的崛起讓國家都沒有想到，而它們的崛起則為國有企業改革鋪平了道路。這就是黨中央為中國小農戶賦能的結果。
當然，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我們今天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賦能內容與方法與歷史上的已經不同了，因為條件變了。以農業產業為例，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讓這些農戶開足馬力進行生產的問題，中國的很多農產品產量都是世界第一了，人均產量也足以保障所有國民免受饑餓之苦。當下的問題是升級，是農產品質量得以提升且老百姓普遍都能消費得起的問題。因此，我們就不能賦能小農戶讓其單純地增加產量，而是要賦能他們在保障產量的同時有意愿提高品質。
平臺也是網紅詞匯，但平臺的快速發展也讓人們感受到它的力量。學界已有很多學者在研究平臺經濟。實業界更是把平臺的概念落地生根，切實地打造出很多平臺，比如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京東、拼多多、美團、海爾等都是平臺企業，美國的亞馬遜、谷歌、臉書也都是這種類型的企業。在企業市值全球排名中，平臺企業已然位于佼佼者之列。平臺企業為什么能發展到如此規模呢？平臺是什么？能做什么呢？我們從傳統企業開始討論這件事情。我們知道，認識傳統企業的價值可以有兩個角度：一個是分工的角度。工業社會講求的是一種分工經濟（與農業社會的分工含義不同），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分工可以提高效率。[2]其原因有三個：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需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礎上方才可能。為了追求效率，社會的分工不斷深化。分工和效率會形成一個正反饋。Young（楊格）深化了斯密的認識，闡述了分工會進一步導致分工的道路。在Young看來，分工和專業化之所以會提高生產率，是因為勞動分工通過“迂回生產方法”實現了規模收益遞增；反過來，規模收益遞增又降低了生產的單位成本，并使得給定的家庭收入購買力上升，從而擴大了市場規模，這又會導致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即分工具有一種自我強化的機制。[3]我們今天的世界之所以能有這么多的產品，這么豐富的生活，都在于分工的不斷深化。每一個分工都對應著一個企業或者是企業中的一個環節。企業是分工的承載者。分工可以提高效率，然而，與此同時，我們的這個世界也會出現這樣一類問題，即知識和信息不對稱的加深。而由于信息和知識的不對稱，分工深化必然同時加大分工主體之間合作的困難。
另一個是交易成本的角度。不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企業都是有邊界的，企業邊界的決定是管理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相比較的結果。如果管理成本大于市場交易成本，那么，企業就要減小自己的規模；如果管理成本小于市場交易成本，那么企業規模還可以擴大，總之，企業的邊界定格于交易成本等于管理成本的那一刻。市場的規則是主體之間的平等交易，企業內部的規則是科層制，即上級管理下級，下級服從上級。實際上，上述兩個角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信息不對稱是前互聯網時代一個慣常現象。由于有信息不對稱，我們在一邊享用分工的好處時，另一邊也希望信息不對稱不再成為我們的束縛。互聯網上的平臺正是通過滿足人們的這一愿望應運而生。
雖然說平臺是新生事物，但也不是沒有歷史基礎。古代集市實際上就是一種雙邊平臺。在這個平臺，有買者也有賣者。在集市里，產品的價格發現和交易是同時完成的。由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實際上集市都具有區域性。一般而言，是集市網絡讓產品和信息不斷上下流動。但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讓信息交流的成本大為降低，人們不需要見面就可以進行交易。這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便利，無論是對賣家而言，還是對買家而言，都是如此。而且，由于不受時空限制，市場規模可以變得非常大。這也帶來了分工的極致深化，因為在一個龐大的市場上，理論上可以說任何一個個性化的需求都能找到供給，而任何一個供給者都很容易通過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對于消費者而言，還有一種通過一個市場完成自己所有購買的內在沖動，因為這樣可以讓自己的交易成本最小。而對于供給者而言，也有鏈接多個市場的需要。這樣，整合消費者多樣化需求和供給者個性化供給的一種組織機制應運而生，這就是平臺。平臺的盈利模式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的企業，傳統的企業是購買原材料生產產品，主要是生產端，而平臺則有獨特的定價模式和盈利模式，主要解決的是流通端的問題。極致分工還會導致不同產業之間的融合。因為，在“分工促進分工”的機制下，分工一定會細碎化，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創新維度，即跨界整合。沒有互聯網時，由于信息不對稱，跨界的難度大，而有了互聯網之后，跨界整合變得容易。這在某種意義是也有分工，多樣化的產品使得消費者愿意借助于某一個節點，某一個通道來完成對所有產品的發現，而作為供給者也愿意通過這樣一個通道來讓所有的消費者能夠認識到自己。如果有企業想通過成為節點或者管道而獲利，其就具有從整個經濟中獨立出來而成為專業化平臺的激勵。于是平臺就誕生了，而且“贏者通吃”。
平臺這樣一個性質，對于農業產業升級也非常重要。通過平臺可以重構中國農產品的流通方式和生產經營方法，可以解決目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所面臨的挑戰。
二、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所面臨的挑戰
第一，農產品問題。普通農產品供給較多，價格低廉，超過市場容量時容易浪費能源和資源，而優質的農產品則供給不足，有限的供給只能滿足高端消費群體的需求，因為生產成本高昂。普通消費者也難以承擔優質農產品（比如，有機農產品或者綠色農產品）的高價格。農產品生產面臨結構性調整問題。另外，由于優質農產與普通農產品在外觀上難以區分，因此，在沒有第三方認證背書的條件下，消費者根據自己的感覺來選擇農產品，追求的是價格低廉同時外觀較好。而作為生產者來說，由于優質農產品得到了價格上的補償，因此效益的不確定性增強。在外在消費市場不足的情況下，生產者不會主動選擇生產優質農產品，因此其效益可能不比生產普通農產品更有保障。因此，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均衡共識，即生產者生產普通農產品，通過增加產量來提高收益。而在消費者端，則樂于消費普通農產品，因為食用普通農產品的弊端具有長周期性，且成本較低。農產品需求升級也面臨著“囚徒困境”式的障礙。[4]好的農產品生產不出來或者說生產出來之后也逐漸被普通農產品擠出了市場，則讓農業生產陷入到“檸檬市場”的泥潭，即“劣幣驅逐了良幣”。農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滿足不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滿足不了全體國民消費升級的需要。[5]
第二，農業對環境的影響問題。隨著農產品產量的不斷增加，農業對環境污染的問題也日漸嚴重。我們不能說中國的環境污染主要是農業帶來的，但農業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農業種植過程中對土地的污染和水的污染。中國農地重金屬超標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約有2000萬公頃（3億畝）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約占耕地總面積六分之一。環境能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歐美等先行工業化國家走的是一條這樣的路，并將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總結成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但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的周期性對于不同代際的人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把污染和治理污染的責任留給未來的人。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農業在環境改善和治理上也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也應該擔當這樣的角色。事實上，我們的環境已經污染得很厲害了，我們需要邊發展邊治理我們所賴以生存得環境了，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第三，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無力感”問題。這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恰恰是被學界和政界很多人所忽略的問題。至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農產品已經由買難轉變為賣難，即由原來的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這就造成了中國農產品價格的不穩定。由于普通的農戶家庭掌握的信息有限，因此完全采取一種“跟隨”和“賭博”的戰略，“跟隨”意味著別人種什么我就種什么，“賭博”則意味著撞大運種植。這些戰略更加加劇了農產品的價格波動。農戶不能掌握有效信息，尤其是農產品需求信息，因此，也不敢進行差異化的種植和優質農產品的生產。與此同時，要素投入的邊際效應遞減，使得農業自身的“內卷化”和“過密化”發生。小農戶也想有所突破，但資金缺乏，技術價格昂貴，使得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更好地資源配置。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戶一直不缺乏經濟理性，他們有能力在可控的范圍內合理安排資金和勞動力。但是，中小企業存在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農戶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商業資金由于征信體系缺乏不會下沉到農村，而其他資金數量則寥寥無幾。實際上，除了小農戶之外，一些農業種植大戶和合作社以及龍頭企業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對于普通農戶家庭來說，離開農村從事非農就業給他們帶來了額外的收入，也使得他們盡管農產品效益低下，但家庭收入還能穩步增長。農業由于其相對價值地下，正在淪為“副業”，也得不到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視。在現有的生產模式下，大多數的農業經營主體似乎也找不到改變的方法，對于農業生產的“無力感”越來越強。這也對農業生產經營產生了不利影響。
農產品問題的以及農業對環境的影響問題，核心是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包括廣大的小農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存在著“無力感”。因為農產品是他們生產的，農業與環境的關系也是由他們來“落實”的，他們也想改變，也想生產出好的產品，也想擁有好的環境，但是由于他們這么做得不到正向的激勵，即好產品可能讓自己的生產經營更加窘迫，他們只得在一條他們也不愿意走的軌道上前進。這實際上是我們的制度體系沒有給他們“賦能”，而且還有可能是在“忽視”和“剝奪”他們。
三、不能再用工業化思維來理解和指導農業
我們說“忽視”和“剝奪”，很多人會覺得很冤。因為政府在財政上也不斷加大投入呀，每年的一號文件也是在談論農業和農村呀，但如果我們不把今天農業的成績主要歸結為農戶家庭為了提高自己收入的辛勤勞作，而是政府的精心謀劃，則容易讓我們走在錯誤的道路上。確實，黨和政府關心農民和農業，也做了很多事情，但這些事情實際上都是“賦能”，即幫助廣大農戶，讓他們“有方向”、“有力量”。
我們知道，在經濟發展理論或者說發展經濟學的視野里，農業是作為支持工業的一部分而談的。因為發展經濟學主要關心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怎樣完成工業化，或者說現代化。工業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農業作為支撐，尤其是那些沒有外援的國家。農業一方面可以給工業提供原材料，還可以出口創匯換來支撐工業化發展的資金或者說資本，沒有資金是難以購買國外的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另外，農業還可以提供產業勞動力，沒有勞動這一要素的參與，工業也是發展不起來的。基于這種認識，張培剛也總結出農業的五大貢獻，即食糧、原料、勞動力、市場、資金（包括外匯）５個方面的貢獻。這與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的看法相一致。庫氏認為，農業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貢獻”主要有：即產品（包括糧食和原料）、市場、要素的貢獻（包括剩余資本和剩余勞動力），以及國內農業通過出口農產品而獲取收入的貢獻。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化》也講了后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以及場景。
因為主要關心工業，因此，對于農業的理解就很簡單，而且與工業一樣，我們習慣上關心農業生產效率，把效率放置在第一位，我們習慣于用工業化的思維來審視農業，認為農業在工業化的大潮中也能夠自然而然地發展。馬克思的理論實際上講出了這樣一個道理。農業的命運是大農場或者說是農業資本主義，所需的機器多，工人少，然后農民群體分化成有產者和無產者，大多數都是無產者，然后進入到城市，成為產業工人，也稱為無產階級。發展經濟學家的看法類似，農業存在于剩余勞動力，或者說是零值勞動力。這些人轉移到城市，成為產業工人，他們工資要求低，因此工廠的成本就相對低，因此，產品有競爭力，從而市場占有率就高，工業也能發展。與之相隨的是就業機會進一步增加，于是農村的勞動力繼續進城，從而讓農業的勞均生產率不斷提高，從而農民的收入也能提高。這一過程的終點是農業的邊際產出與進入到城市的工資水平大致相當，這時候勞動力的遷移過程就停止了。城鄉二元結構從而也發生了變化。劉易斯的發展理論就是講了這樣一個邏輯過程。農業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生產效率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農業發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發展經濟學家，包括一般的經濟學家看農業主要就是從效率視角來審視。
在這樣的思維指導下，我們容易把工業發展中的一些概念拿到農村農業中來。比如，我們會經常提及規模經濟，我們提倡家庭農場和種植大戶時，實際上潛意識中我們都相信，農業的發展應該走專業化、規模化的道路。然而，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從微觀層面上看，專業化、規模化是有極限的。正如前文所述，分工不能無限發展，因為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實踐上看，農業有其特殊性，分工不能完全像工業那樣，這個產業的發展也與工業不同。比如，斯密就講過：“農業由于它的性質，不能有像制造業那樣細密的分工，各種工作，不能像制造業那樣判然分立。”“農業上種種勞動，隨季節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個人只從事一種勞動，事實上絕不可能。所以，農業上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跟不上制造業上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6]張培剛也認識到農業的特殊性。比如，他說農業實際上是一種“生長”（Growing）產業，種植業和養殖業都是如此，這讓農業生產與“加工”（Processing）或“制造”（Manufacturing）大不相同。農業會受自然規律或生物學規律的制約，工業則不大會。因此，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與工業不可比。另外，就是農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要遠比工業品低。人們收入增加時，會購買和享用更多的工業產品和勞務，而對于食糧以及其他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產品，則不會大幅度購買。這也是農產品的特點決定的。這些認識有助于扭轉當下在農業政策中過分強調做大做強做成專業化大戶的趨勢。
相反，農學研究者的一些看法倒是值得我們借鑒。比如，研究農學和農史的學者一般會把農業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他們會強調農業的特殊性，而且習慣于從歷史、文化等角度去研究農業甚至是農村問題。在他們的視野里，農業生產效率也是重要的，但提高生產效率的方法有多種，不單單是通過土地的規模集中、勞動力的向城市轉移來提高效率。他們認為傳統的農業有很多提高農產效率的好的方法，比如說通過間作等方法來提高單位面積上的產品種類和產量以及由此帶來的產值增加。古代也有循環農業或者說是生態農業，比如流行于珠三角地區的桑基魚塘模式，中國西南等很多地區流行的鴨稻共生模式。[7]富蘭克林·H·金（F.H.King），威斯康星大學的農業物理學教授，在20世紀初期來到中國以及日本、朝鮮等地區，就觀察和研究東亞是如何解決人多地少的這一農業約束問題，研究發現，這里有很多技術來讓農業具有高產和可持續性的特點。中國農業興盛不衰的關鍵在于中國農民的勤勞、智慧和節儉，在于他們善于利用時間和空間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地力長久不竭是因為這里的人們懂得用人畜糞便和農場廢棄物堆積漚制成的肥料來持續養地，從而讓農業具有可持續性。有點類似現在的有機農業和循環農業。
四、通過平臺給小農戶賦能：中國農業產業升級之道
中國的農業生產主體主要還是小農戶，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也反映了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道路的約束。而且，歷史和現實也已經證明包括廣大小農戶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都具有理性決策能力，但并不是說政府就無事可做了。因為，農業生產經營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需要一定的科技投入，需要質優價廉的要素投入，需要信息傳遞和溝通。這些都是政府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
我們認為，“互聯網+”代表著現代農業發展的新方向、新趨勢，也為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供了新路徑、新方法。目前，黨和政府也已經認識到了“互聯網+”對于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尤其是對于農業來說。因此，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指出，“大力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應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現代信息技術，推動農業全產業鏈改造升級。”
互聯網+落地農業的最好方式，就是利用平臺給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包括小農戶等賦能。平臺經濟對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是新業態、新模式，生產力的新的組織方式，是我們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發展以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李克強總理也強調，要壯大數字經濟，堅持包容審慎監管，支持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促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健康成長。
平臺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雙邊網絡效應，即一邊使用者的行為取決于另一邊使用者的數量。比如，滴滴打車平臺，司機是否愿意加入平臺取決于平臺上乘客的數量。而乘客是否愿意加入平臺取決于平臺上司機的數量。因此，平臺初期需要通過定價模式來吸引用戶，從而跨過集聚效應的門檻。一旦集聚效應發生，平臺則會改變原有的商業模式。對于農業也是如此。原來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廣大小農戶是生產者，產品賣給中間商，由中間商借助于市場層層傳遞到消費者那里，農戶和消費者信息是不對稱的。要素的供給者，比如種子商、化肥、農藥店，他們在村鎮上有門面，農戶自行來購買。信息交流的成本也非常高。平臺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溝通的成本，而且，通過一些制度設計，平臺很快就能把小農戶、農業生產經營的要素供給者以及消費者等集聚在一起。小農戶可以在平臺上獲得要素的信息，產品的信息，消費者的信息，可以與消費者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從而可以讓中間商線下獲得的巨大差價大大降低。農戶還可以在平臺上選擇自己合意的性價比較高的種子、化肥、農藥、農機具以及各種科技服務等。消費者借助于平臺，可以與供給者直接溝通，可以提高對農戶和農產品的信任。平臺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因此，其邊際成本非常之低以至于理論上可以容納中國的所有農業生產經營者。平臺集聚效應的好處就是改造了原有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作為生產者的廣大農戶不再受制于中間商，可以把農產品的大部分利潤回流到自己手里，同時，由于要素供給者眾多，科技服務者眾多，生產者還可以獲得質優價廉的要素和服務，從而提高自己的利潤，而對于消費者而言，由于沒有中間商的加價也可以獲得便宜且相對優質的農產品。因為消費者通過平臺可以了解和監督農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消費者甚至可以先行付費給生產者，從而保障了農產品價格的穩定。要素供給者也愿意加入進來，因為在這個平臺上，他可以面對眾多農戶，從而有規模效應。這樣，這個平臺就擴展為三邊甚至多邊。總之，借助平臺，農戶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解決過去經常所言的小農戶和大市場的問題。過去我們主張建設合作社，實際上也是解決這一問題。在新的歷史時空條件下，我們仍然可以推動合作社的建設，但一定需要嫁接在平臺上，我們的思路和方法可以不同于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可以打造他們的升級版。
這個升級版對于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來說尤其有意義。很多人認為，中國小農戶的命運最終與歐美等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相似，也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的那樣，即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或者農村的農業雇傭工人，但實際上，這不符合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也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我們不認為公司化或者企業化是農業生產經營的唯一命運，事實上，盡管全球有很多的農業大企業和大公司，但是小農戶的生產也頑強地存在著。而且，世界也出現了再小農化的趨勢，完全不是“農民的終結”。這種趨勢即便是在規模經濟非常發達的歐美也是存在的。小農戶不是不可以進行標準化的生產，小農戶不是不可以通過品牌來發展自己，關鍵是如何組織。我們認為，平臺經濟的發展為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道路和城鄉融合、鄉村振興提供了一個新條件和新契機。只要我們用平臺思維、互聯網思維來重構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我們在農業上就可以實現世界上的“彎道超車”。
當然，我們也希望平臺的建設者是國有企業。因為，從某種角度上說，農業也是高科技產業，而且，更重要的是，農業與其他產業不同，它是關乎于吃的產業。民以食為天，人的生存離不開一日三餐，我們吃的飯菜都來源于農業。因此，農業關乎國計民生。工業再發達，如果沒有農業，也失去了意義。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來說，農業的自主性是必須的。我們必須發展自己的完整的產業鏈，從種子到肥料，從生物技術到機械技術，我們都應該掌控，這樣才能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平臺具有要素聚集的作用，平臺可以完成產業升級，這里一個很重要的依托就是農業大數據。大數據就是未來的重要資源，需要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里，最好還是在國家的手里。國有企業履行這一職能較為合適。農業生產經營升級不僅是生產方式的升級，而是還是銷售渠道的改進，控制農產品流通渠道也很重要，這其中需要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國有企業也適應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說平臺具有去中間化的作用。去中間化的目的就是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改善物流，讓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收益增大，即生產端能夠獲得高利潤，消費端能夠獲得好產品。而過去的利潤總是被中國的批發商所獲得。然而，落地這一模式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去中間化”打破、重組了既有產業鏈，進而連接兩個或更多特定群體，為他們提供互動機制，滿足所有群體需求。最重要的是，去中間化在重新整合各方資源后，打造了一個能激勵多方群體互動、成長潛能強大的“良性生態圈”，即新型盈利模式。然而，要做成這樣一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既需要做線下工作，也需要做線上工作；其次，雙邊用戶還要達到一定的“臨界點”，聚集才容易發生，只有聚集發生，產業升級才有希望。這一切工作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也包括一些政策支持。國有企業在這方面也是政府可靠的助手。
我們認為，政府需要轉換思維，尤其是在目前的網絡條件下。過去，我們政府給農戶賦能，見一個市場都算是，但現在條件不同了。中國農業和農村已經不是改革開放時的農業和農村了。很多省份都是“村村通”和“戶戶通”了。農村的各級市場也已經很完善了，并且組成了一個市場體系。我們也不需要再建立大量的批發市場了。實際上，我們也不需要建立大量的示范園區和高科技產業園了。中國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已經不是那么封閉了，在移動互聯網都非常發達的今天，農戶都可以在網絡上直接看到以色列和荷蘭的農業“植物工廠”，并且能夠學習他們的技術。政府有限的資金干什么？應該讓國有平臺企業為更加需要“賦能”的生產者“賦能”。
比如，給他們賦“標準化”之能。“標準化”是農業發展的重要路徑之一。我們曾經認為，農戶很難從事“標準化”和“規模化”的生產。實際上，小農戶完全可以與現代農業相結合。當然，小農戶獨自實現標準化生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農業生產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從管理學上看也是不可行的，全國有2億多的小農戶，沒有誰可以建立起直接掌握小農戶標準化生產的能力。但我們可以通過合作社的方式來實現一定規模下的標準化生產組織。讓小農戶只負責農產品生產，由合作社統一承接生產計劃，組織合作社內部的日常生產管理就好了。但合作社還不可能直接對接市場，因此在合作社上層應該還需要一個負責整體運營的平臺，來協調統一的標準化農產品生產與運營，例如解決合作社生產的銷售渠道問題，資金結算問題等服務。這個事情平臺就可以完成。
平臺還可以給生產經營主體賦“金融”之能。平臺可以給小農戶賦很多“能”，比如，信息的傳遞，從而讓小農戶可以方便地知道市場信息以及生產技術等方面的信息；社會化的技術服務；與物流企業的對接；更好地與種植協會、專業合作社溝通等。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金融之能。因為，在目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缺乏資金的現象比比皆是，而且，與金融對接的體制機制也不暢通。商業銀行不愿意下沉到農村，農戶資產有限，不動產抵押貸款難以實施，與此同時，信用貸款由于征信體系的不完善也不易實施。事實上，因個體需求分散且成本高、信息不對稱、征信不足以及擔保抵押不足等因素讓小農戶很難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得金融服務，因此，與中小企業相比，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包括小農戶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更加突出。這從而也制約了我國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發展進程。
平臺還可以賦“綜合服務”能和“生態圈”能：農業產業升級是必須的，重要的，但必須要有一個機制。根據機制設計理論，好的機制必須是激勵相容的。哈維茨（Hurwiez）在機制設計理論中說明了“激勵相容”的含義，即我們可以創造一種制度安排，讓行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能實現集體價值的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中，每個理性經濟人都會是自利的，我們不能指望用道德來約束他。只要他的自利與集體利益是一致的，那么這種制度安排就是“激勵相容”的。現代經濟學理論與實踐表明，貫徹“激勵相容”原則，能夠有效解決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沖突，能夠讓個人與集體的目標函數實現一致化。農業產業升級中的相關主體也必須在一個激勵相容的框架下，包括小農戶。小農戶在成為生產經營主體的同時，必須同時成為獲益主體，否則，就不要激勵相容機制。通過平臺賦“綜合服務”之能，讓小農戶配置資源的能力大大加強。小農戶可以通過市場獲得更高的利潤，與此同時，平臺企業也可以發展。而且，在未來的競爭中，不僅僅是農業，其他產業也是如此，競爭已經不是單個企業的競爭，而且以平臺為核心的產業“生態圈”的競爭。平臺通過賦“生態圈”之能，可以讓中國的農業產業更具有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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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劉和旺：《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新發展》，《經濟評論》2006年第2期。
注釋：
[1]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中的農戶家庭經濟研究：一個以“無錫、保定農村調查”為基礎的長時段視角以及用友基金會“商的長城”重點項目：中國農民的商業化行為研究：一個歷史的視角（項目編號：2019Z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隋福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秘書長，中國農業歷史學會農學思想與“齊民要術”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會刊《中國經濟史評論》執行主編。電子郵件：suifumin@126.com。
[2]他曾列舉制針業來說明。“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么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也制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來。”見（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4頁。
[3]這也被稱之楊格定理。楊格定理強調的是生產效率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對市場范圍和分工水平的促進作用。而巴斯夏楊小凱定理強調的是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費用降低對市場范圍和分工水平的促進作用。參見（美）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年第2期。
[4]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兩個被捕的囚徒之間的一種特殊博弈，說明為什么甚至在合作對雙方都有利時，保持合作也是困難的。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個人最佳選擇并非團體最佳選擇。
[5]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目前正在經歷一個消費升級的過程。按照黃宗智的測算，中國人的食品消費，在近三十年中經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食品消費結構，基本上是一個“八一一”的結構，也就是說八成糧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這樣一個結構。但是在近二十年來，它已經很快速地朝著這個“四三三”型在轉化，也就是說四成糧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水果。盡管在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大旗下，農業生產的變革有所成績，但距離真正匹配我們的消費結構變化還有待時日，需要通過創新體制機制，需要通過新技術的應用來加以改變。
[6]（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5頁。
[7]中國的稻魚鴨共生農作方式，最早可溯源至二千年前的漢朝，二千年來，中國南方種植水稻的地區，幾乎都養田魚及養田鴨，然而由于鄉郊都市化，自2000年開始，這系統的數目正在逐年遞減，更有瀕臨消失的危機，這亦是它能成為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選定的農業文化遺產首批項目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秘書長，中國農業歷史學會農學思想與“齊民要術”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會刊《中國經濟史評論》執行主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導報》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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