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學是一種基于田野的政治學研究路徑。進入田野時，政治學者的大腦不是“白板”（洛克），而已有相應的政治學理論。只是田野政治學不是以已有的政治學理論去剪裁田野，恰恰相反，是通過田野調查回應和拓展已有的政治學理論。下得了實地田野，還需上得了理論“殿堂”。田野政治學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在田野中獲得新的問題、新的知識、新的經驗、新的靈感，由此激活原有的政治學知識，進行再加工再認識，豐富了既有的政治學理論體系。
1.由村民自治建構“草根民主”
民主是現代政治理論的基本命題之一。馬克思認為“民主因素應當成為在整個國家機體中創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現實因素”。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便是以民主為指引。但在中國，如何實現民主卻是一個相當大的難題。我是1980年代開始從事政治學學習和研究的。當時，民主問題是社會關注的熱點，我也因此具有一些民主理論知識，但還沒有進行相關的研究。
我將民主作為研究對象則是進入田野之后，由村民自治引起的。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在農村基層實行什么樣的治理體制，存在爭議。一種思路是加強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一種思路是強化村民自治。后者以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為代表。在彭真看來，10億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權利，當家作主，這是一個很大的根本的問題。其最基本的兩個方面是:一方面，10億人民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在基層實行群眾自治，群眾自己的事情由群眾自己依法去辦，由群眾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權利。村民自治是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程開始其進程的。在我進入村民自治領域進行調查和研究時，也是基于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我1997年出版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集中反映了當時的研究進展和成果。1998年，村民自治成為熱門話題，也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引起了我進一步的思考，這就是如何看待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形式，它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000年夏季號發表《草根民主的崛起：價值與限度》一文。論文開頭表示：
一直讓我奇怪的是，村民自治，即所謂的草根民主在中國崛起已有十多年，在知識界卻反應廖廖：一時間曾有這一說法，中國有九億多農民，研究村民自治的學者卻不到九個人。只到近兩年，村民自治這一“靜梢悄的革命”才引起一些知識精英的關注。村民自治這一草根民主由冷落寂寞到興盛火爆，個中緣由，令人深思。
在中國，20世紀是對民主追求的世紀。一批仁人志為民主奔走呼號。但民主化進程卻屢屢受挫，使我們不得不把民主這一問題帶向21世紀。究其原因，我以為有二點是不可忽視的。一是民主長期未深入到民間大眾，植根于社會經濟和心理結構之中，而是上層人士動員民眾獲得權力的手段。民主與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而運動猶如風暴，有起有落，民主也往往隨風而去。二是民主長期停留在理念的層面，未形成一套嚴密的規則和程序。在中國，民主是舶來品，是外部傳遞的一種價值理念，而不是內生的游戲規則和程序。人們只知道要民主，卻不知道怎樣運用民主。特別是當民主只是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后，人們所注重的是目的的合理性，道義的正當性，容易忽視過程的規則性和程序的嚴密性，以致于許多對民主理念一往情深的知識精英一旦進入民主過程卻一籌莫展，甚至理念是民主的，行為卻是反民主的。一直至20世紀90年代，這一缺憾都沒有引起知識界的足夠注意，人們仍然只是期盼著某一“春天”的來臨。出乎意料的是，村民自治這一草根民主的崛起，正以其實踐的力量彌補著中國民主的缺憾。
我將村民自治定義為“草根民主”，在于它有根基，是內生于中國社會土壤上的民主。
它植根于社會經濟和心理結構之中，使民主的理念得以深入到廣大的農村民眾。近代以來，民主一直未真正進入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之中，成為農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持民主緩行論的觀點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中國農民太多，他們的經濟文化落后，不具備運用民主的素質。而在中國，民主如果不進入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就缺乏牢固的根基。我們也不可能專門開辦學校對億萬農民進行民主培訓。提高農民民主素質的最好學校只能是民主實踐。農村經濟改革激發了農民的民主要求，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使這一要求有可能變為現實，民主第一次大規模深入到千百年作為專制統治最深厚社會土壤的農村。
村民自治既然是大眾參與式民主，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必然會在各種沖突和矛盾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一套規則和程序。盡管這些規則和程序有許多是在無意中形成的，并沒有深厚的理論作為支撐，也不是刻意的制度設計。但它畢竟為中國貢獻出了一套民主操作規則和程序。
當村民自治成為民主的一個亮點時，許多人又將過多的光環加以其上。而在我看來，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應遠遠大于其實質性。村民自治的限度也是顯而易見的。村民自治雖然有根，但還只是一株小草。
將村民自治視為草根民主，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它的弱小性。村民自治只是社會形態的民主，而不是國家形態的民主。這種民主的范圍只是發生于村莊。它可以通過一套民主規則和程序培育現代公民意識和公民人格，選舉本村領導人，決定本村公共事務，但在超越社會之上的國家權力面前卻往往無能為力。
村民自治作為草根民主，還在于它的粗糙性。作為村民自治組織載體的村民委員會一開始是作為人民公社的替代性組織產生的，民主的價值和功能是在民間經驗中逐漸凸現出來的。這種來自于民間經驗的民主，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和精心的制度構造，從而使它的進一步發展受到種種限制。村民自治盡管在一個村的范圍，但必須有相應的國家制度環境作為依托和保障。而在現階段，國家的權力體制與村民自治的原則存在著結構性矛盾。
我在《開放時代》2000年第5期發表《中國民主之路：從形式到實體——對村民自治價值的再發掘》一文，進一步指出：
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民主化進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規則和程序，并通過形式化民主訓練民眾，使民眾得以運用民主方式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從而不斷賦予民主以真實內容。一旦儀式固化為習慣，成為日常的生活方式，民主才是真正不可逆轉的。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民主化的外部條件日趨成熟，民主化進程便可以順利實現由形式到實體的轉換。
進入21世紀后，我本人及團隊對包括村民自治在內的基層民主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基層民主發展的途徑與機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以民主促進和諧——和諧社會建構中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作，發表了大量論文。
作為一種民主形式的村民自治生不逢時，其成長過程正是中國“三農問題”最為突出的時期，村民自治的弱小性和粗糙性暴露無遺，選舉導向的草根民主遭遇挫折，甚至水土不服。民主的話語讓位于治理的話語，村民自治的話語讓位于鄉村治理的話語。但在我看來，強調治理，但無需將民主與治理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中國的治理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是體現人民主體地位。人民中心不過是民主的另一種表述。離開了人民主體和人民中心的治理并不是理想的治理，甚至可能是“惡治”。我在《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4期發表《民主與治理：村民自治的偉大創造與深化探索》一文，指出：
村民自治進入到有效治理的通道，并不意味著民主與治理是對立的，更不是只要治理不要民主。從廣義說，民主意味著國家治理以人民為中心。無論是國家大政方針，還是基層黨組織和政府，其基本依據都是為了實現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離開了民主談治理，治理有效就無法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從狹義上看，治理不僅僅是領導者的行為，更是廣大民眾的直接參與。鄉村振興的主體最終是廣大人民群眾，沒有基層民主保障村民群眾的制度化參與，鄉村振興便難以實現。從這一意義說，鄧小平在農村改革之初，將調動積極性視為最大民主的提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市場化進程容易，民主化進程艱難，后者的制約因素更多，且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實現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仍然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課題，村民自治只是一個小小的試驗，但其中內蘊的基本價值則具有穿越時空的意義。
2.提出本質平等與事實不平等
平等是現代政治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盧梭提出“人生而平等”。列寧指出：“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對平等的追求，消滅“三大差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但是，是否社會主義制度一建立，平等便已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呢？我在1980年代承擔“我國城鄉基層政治發展研究”這一課題時，便注意到這一問題。我在《求索》1990年第4期發表《本質平等與事實不平等：現階段社會主義城鄉關系分析》，指出：
在社會主義社會，城鄉關系在本質上是平等關系，而且這種平等關系隨著社會主義發展日益在實際生活中得以體現，并為促進城鄉共同發展，縮小城鄉差別提供了有利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已基本上改變了舊社會那種畸型繁榮的都市與日益衰敗的鄉村的兩極分化現象，長期十分落后的鄉村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
當然，我們在肯定社會主義的城鄉關系在本質是平等關系的同時，也不應忽視，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尚處于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鄉村傳統的生產方式尚未得到很大改變。城鄉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差別還很大，構成了以先進工業為基礎的城市和以落后農業為基礎的鄉村二元并存的格局，而且這一狀況在相當長時間內都難以消除。由于歷史原因而造成的城鄉差別必然會使鄉村因為較為落后的種種條件的限制，難以與較為先進的城市一樣享有政治法律賦于的平等權利并均等發展，從而形成城市與鄉村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關系。
存在未必都是合理的，當我們肯定城鄉事實不平等關系具有一定歷史必然性時，也必須看到，這種現象與社會主義城鄉之間本質上的平等關系不盡一致。在這篇論文中，我提出了應該優先促進鄉村發展的觀點，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路。
正確處理城鄉利益關系，還必須充分考慮到鄉村長期落后于城市的狀況，促使城鄉差距不斷縮小。否則，僅靠鄉村自身的自然發展，很難迅速改變貧困落后面貌和消除城鄉間事實不平等關系，甚至陷于先進更先進，落后更落后的“馬太效應”的窘境。
為此，在經濟上必須樹立以農業為基礎，全社會支持農業的觀念，給農業發展提供更優惠的政策和條件。在政治上應根據鄉村實際狀況支持農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特別是拓寬和增加農民利益表達渠道，使農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及時和真實的反映。1958年“大躍進”中，正是由于農民利益未能有效表達，干部層層虛報浮夸，造成決策失誤，給鄉村發展帶來極大困難。在現階段鄉村經濟有所發展而文化仍然落后的情況下，努力促進鄉村文化事業發展便成為當務之急，治“愚”比治“窮”甚至更為緊迫。隨著鄉村發展和社會進步，在鄉村建立醫療衛生和勞保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使鄉村人口同樣能享受社會文明成果，提高生活質量和人口素質，也成為必須注意的事情。而在鄉村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城鄉差別日漸縮小的過程中，限制人口自然流動的嚴格的戶籍措施也需趨于松弛。只有這樣，人們才可能從馬克思所說的天然的城市動物或鄉村動物的局限中解放出來，使城鄉之間的本質平等和事實不平等愈來愈走向本質和實際高度統一的平等關系。
以上的認識不僅僅是基于理論，更有切身體會。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消除“三大差別”的理想中成長起來的，成長的過程又處處在“差別”之中。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生活常識。但我們成長時的話語是“下鄉”和“進城”。這之間便存在差別。我是通過考試才“進城”的，之后從事農村研究，做田野調查照樣使用的是“下鄉”的話語，繼續體驗著有差別的城鄉生活。1990年代，大批農民工涌向城市，用自己的勞作改變自己的命運。但他們仍然處于嚴重的城鄉差別之中。2003年的一次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充分暴露出這一問題，這就是行走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在這一事件中的遭遇。我在1990年代開始關注農民工問題，并出版了《流動中的鄉村治理》一書。農民工在這一事件中的遭遇很快引起我的注意，并在《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發表了《農民流動、SARS與公民保障網絡》一文。文章指出：
中國社會現正處于大規模、高頻率的流動狀態之中，這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源泉和結果。在流動中的人群中，比例最大的是離開鄉土社區外出務工的農民。據統計，近年來，外出務工的農民達1億人次以上，實際的數字根本無法統計。如果將這些農民工乘坐的火車車廂連接著擺，可以圍繞地球一周以上。正是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面對SARS的攻擊，卻顯得特別的弱小和無力。在SARS的攻擊下，他們一度猶如“驚弓之鳥”，競相逃散，從而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我們將流動中的農民喻為“驚弓之鳥”，在于他們是缺乏組織性和體制性保護的群體，他們所棲息的“弓”稍有動彈就可能使其落荒而逃。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飛翔，卻得不到相應的庇護，一旦遭遇狂風驟雨，便處于生命的危機狀態。而這都與他們亦城亦鄉、非城非鄉、亦工亦農、非工非農的“農民工”身份及其形成這一身份的體制相關。
2003年4月中旬，在SARS向全國蔓延之際，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動員北京等地高等學校學生、農民工就地學習務工的緊急通知》，被視為邊緣人群的農民工第一次與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相提并論。
為什么在SARS的攻擊中，農民工的命運能夠得到如此空前的關注呢？除了一般原因外，還在于SARS這一疾病的傳染性特性：一是空氣傳播，具有非地域限制性，難以防范；二是疾病機理和醫治的不確定性，風險性強。這種特性賦予“驚弓之鳥”以無主觀故意的攻擊性。也就是社會不關心農民工，農民工就會關心社會，只是這種關心是對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的危害。他們如驚弓之鳥競相逃散，就有可能將病毒到處擴散，影響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大規模流動有可能帶來疫情的大面積擴散，這是高度關注農民工命運的基本假定。
人生來平等，卻無不在差別之中。SARS的攻擊卻將所有的人重新置于或還原于同等地位——每個人都可能受到SARS的攻擊，而不論你是富人，還是窮人；不論你是城里人，還是外來的鄉下人。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舉凡對所有公眾開放的場合，我們都稱之為‘公共的’”)。流動中的農民已超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私人性和地域性，具有公共性身份。他們的命運不再只是關涉本人，同時會關聯到他人和社會。他們第一次真正的與城市人一樣面臨著同樣的命運和環境，其政治上的公民身份第一次有了社會地位上的“公民性”作為支撐。多年呼吁給農民工以“國民待遇”竟然一時間成為現實。
論文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角度，提出了平均民權，建構覆蓋全民的公共保障網絡的主張。
現代化是從各種先在的、命定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現代國家第一次賦予其國民以主權者地位。人民建立國家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擴展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資源的占有和福祉的享受，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全體公民不可剝奪的神圣權利。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是穩定而又幸福的國家。我們要將SARS攻擊下的“驚弓之鳥”變為自由飛翔而又無后顧之憂的展翅大鵬，便需要從平均民權的角度，建構覆蓋全體公民的公共保障網絡。
2020年，中國遭受了遠比“SARS”更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農民工的境遇比當年好了許多。我在1990年發表的《本質平等與事實不平等：現階段社會主義城鄉關系分析》一文中提出的縮小城鄉差別的對策思路基本都成為現實。近日，我對剛回城務工的人員訪談得知：回城上班時，平日三小時的車程，花了9小時，一路上不敢吃也不敢喝。原因是高速路上極度擁堵。回城務工人員開著自己的車從四面八方的鄉村回到城市。農村家鄉的標配是兩層小樓和私家車。家鄉人推舉其父親擔任村民小組組長，但堅決不當。理由是權力不大，報酬不高，還得罪人。回想我50多年前在農村時，生產隊長（相當于后來的村民小組組長級別）何等的威風，被稱之為“管天管地管空氣”。正是改革開放，農民有了支配自己勞動的自由，才有了改變命運的可能，城鄉差別得以日益縮小。當然，平等是一種多層次的理想目標，總是與特權相對應存在的。只要還存在特權，平等的實現便仍然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3.田野中發掘“東方自由主義”
自由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命題，也是人類的理想目標。但“自由”話語傳遞的信息卻十分復雜。我是在1960年代讀書期間接受“自由”話語的，當時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三自一包”，其中之一便是“自由市場”。1970年代我下鄉后為茶場賣桃子，沒有去城鎮而是就近賣給一家工廠的職工，很快就賣光了，茶場賺了一點小錢，領導很高興。我切身體會自由買賣的好處。只是沒有市場行情，本來可以賣五分錢一斤的，結果我只賣了三分。在農村讀書，主要學習毛主席的老五篇，其中的《反對自由主義》印象尤深。1980年代大學畢業工作后，不時掀起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19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進入中國，與此相隨的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思想。只是這些信息都積聚在腦海里，并沒有引起深度思考。因為，當我從事學術研究后，便進入了田野。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外來思潮好象與田野無關。只是到了21世紀初期，由于“三農問題”特別突出，引起了關于農村改革的爭論。我帶著爭論的問題調查農民對分田到戶的認識，許多農民回答分田到戶的最大好處是“自由了”。由此引起了我對“自由”問題的思考：中國人有無自由？如果有自由，是一種什么樣的自由？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分田到戶，而農民的最大感受為什么是“自由了”？這一連串的問題使得我對自由問題進行了探討，并在《學術月刊》2012年第4期發表《東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發掘－－兼論西方話語中的“東方專制主義”》的長文。論文開頭表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崛起，引起西方人士的驚呼，認為這是“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戰”。這一挑戰不僅在于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事實，更在于長達三百年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范式的危機。因為，根據西方理論認為，自由是發展的基礎。在西方學者看來，西方的發展來自于其自由主義傳統，中國則是典型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而專制主義是壓抑人性、壓制經濟自由發展的。有人因此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歸之于外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引進。但是，西方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大規模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中后期，且沒有任何證據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依據和動力源泉是西方自由主義學說。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是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的認可。而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性則是中國千百年來歷史形成的。由此就需要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制度底色，這就是東方自由主義。在中國文明的歷史長河里，流淌著生生不息的自由泉源，并不時翻卷起層層激浪。只是這一泉源長期被高高矗立的上層外殼所掩蓋。改革開放極大釋放了潛藏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自由活力，并促成了中國崛起。從理論上發掘被長期遮蔽的東方自由主義傳統，來自于正在崛起的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無論中外，早期自由都是相對于人身依附和奴役關系而言的。在古希臘，不同于奴隸的人稱之為“自由民”，其最大特點就是享有人身自由。這是自由主義的根基。隨著歷史的發展，自由的含義才愈益豐富。簡言之，自由主義是對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一種概括和向往。中國自告別原始社會，幾乎就沒有經歷過奴隸制時代。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使農民成為獨立的生產經營主體。自由的個體家戶農民更是一種久遠的理想形態。秦始皇的偉大功績不在于修建萬里長城，而在于形成了一個能夠不斷再生產億萬自由家戶小農的制度。與農奴相比，中國的農民屬于自由小農。其特點表現為：人身自由、經濟自主、社會自治、思想自在、政治自力。
與中世紀西歐的“城里空氣使人自由”不同，古代中國是“地里空氣使人自由”。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產生于城市商業社會，那么，東方中國的自由主義則產生于鄉村農業社會；西方自由主義是商人自由主義，那么，東方中國的自由主義則是農民自由主義。所謂東方自由主義，是在東方中國自由小農經濟社會基礎上產生的農民的自由狀態和追求。其核心要素就是自主性和積極性。自主性是前提，積極性是結果。只有自主的人才有來自人自身內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農民的自由狀態和追求，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那么，為什么東方自由主義長期被歷史所遮蔽，不為人所重視，甚至不為人所知？在西方流傳已久的是東方專制主義，即使在中國，也無人論及本土之上的自由主義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中國特有的上下雙層社會結構所影響。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的社會結構呈上下雙層結構。如果說上層政治是專制主義，那么下層社會則是自由主義。……連胡適這樣的現代自由主義大家也沒有注意到深藏于古代下層農民社會中的自由主義形態，從而建立傳統與現代的連接。因此，以胡適為代表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始終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泉，從而只是飄浮于社會上層，未能進入下層民間社會之中。
其二是中國農民自由主義屬于日常生活形態及其意識。農民自由主義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呈現為原始的粗陋的生活狀態，而沒有精加工，進入經典文獻之中并為他人所知，為后人所學。西方學者根本不可能接觸農民日常生活，他們主要依靠文獻了解中國，所接觸到的經典文獻中并沒有自由主義的點滴記錄，相反大量的是為專制主義論證的學說。而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依附于官府。他們中的許多人盡管出自農家，但嚴格的國家考試使他們埋頭于經典文獻中，并沒有實際感受和體驗農民的生活。而農民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生活形態的自由主義，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才能領悟其實質和精妙之處。
其三是中國農民自由主義具有自然法的特性。古代農業經濟屬于自然經濟。人受制于自然并為自然所限。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獨立生產、自主經營、自由交換，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受他人支配的自由經濟。正是這種自由經濟蘊含著自由主義精神。只是在農民眼中，這種自由來自于自然，是“天理”所然，而不是人為所構。農民是沒有自由意識的自由主義者。而自由如同空氣，只有在失去時才感受其存在和可貴。因此，農民及其他們的代表不可能建構起一套系統的學說，將其追求和向往理論性、系統化，并提升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
其四，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是建構社會秩序。任何一種學說都是專門從事知識生產的人創造的。在西方，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能夠成為一種系統的學說，主要在于有知識分子的創造。而在東方中國，自由主義是一種自然狀態。但這種狀態并不是自然的和諧狀態。……建構以“名分”順序為核心的秩序成為中國思想經典的主要內容。無論儒家、法家，還是道家，都是一種秩序主義思想。而種思想恰恰是為專制主義所利用的思想資源。
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只看到了東方中國社會的專制政體一極，并將這一極無限夸大，而忽視了東方中國社會的自由主義另一極，并以東方專制主義將這一極完全遮蔽，使之陷入歷史和理論的“黑洞”之中。中國知識界也因此長期處于蒙蔽狀態，缺乏對本土文明的自覺，并將自由這一人類最寶貴的價值奉獻給他人！我的論文就是試圖發掘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論證自由的價值在中國是有根的。
發掘東方自由主義是為了恢復歷史，并不是簡單地頌揚。任何一種思想都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在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有其生產方式決定的局限性，并始終未能進入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其局限主要在于它是一種缺乏選擇和保障的自由、一種缺乏國家制度保護的自由、一種具有放任和極端傾向的自由、一種具有秩序之上傾向的自由。
盡管農民自由主義有其歷史局限性，且未能進入國家意識形態主流，但它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群體――農民的一種向往和追求始終存在并綿延不絕，深深影響著中國歷史進程。毛澤東曾經說過：“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這就是說，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一樣也是酷愛自由的民族，且在一定歷史階段是最為自由的民族之一，而不是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所說的天生的“奴性民族”。中華民族的主體是農民。相對于上層統治者而言，下層農民又是最酷愛自由的。是自由引導著下層人民掀起一次次對暴政的反抗。
特別是東方自由主義深深植根于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有小農經濟社會存在，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就會延續。東方中國的農民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草根自由”，盡管沒有系統化、理論化、成文化，但它有賴于生存的深厚土壤，有生存之根；盡管在專制政治的壓制下，它十分脆弱，但它仍然會頑強的生存，一有機會就會蓬勃生長。正是這種基于自由激發的農民積極性創造并支撐著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
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源于對中國數千年以自主性和積極性為核心的農民自由主義傳統的尊重，它是中國文明發展內在規律的邏輯延伸和提升，而不是源于西方自由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后的農村改革的許多做法與歷史上的農民自由主義傳統是相銜接的。如家庭自主經營、勞動力流動、土地流轉、農產品自由流通、村民自治、鄉村工業、民間文化的活躍等都可以從農民自由主義傳統中找到歷史依據。
論文提出了東方自由主義的提升，在這一提升過程中會吸收西方自由主義的優秀成果，但也不是簡單的照搬。東方自由主義的提升主要表現為：提升為有選擇和保障的自由、提升為有制度保護的自由、自由的隨意性和極端化受到制約、自由與秩序走向平衡。正如著名美國學者傅高義所說：“重新定義和管理自由的邊界。也許鄧小平當初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設定自由的邊界，既可以滿足知識分子和公眾的要求，同時又保證領導者能夠維持公共秩序。”應該說，傅高義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對自由之于中國的關系的見解是具有洞察力。
我的這篇論文主要是基于事實和田野調查，一方面發掘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資源，對農民的分田到戶的“自由了”的事實和向往作理論表達；另一方面也是對長期歷史上存在的“西方自由、東方專制”定論的解構。
4.田野揭開“專制主義”遮蔽
自由與專制是政治學的核心概念。政治學產生并發達于西方國家。長時間以來，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形成了“西方自由東方專制”的話語定論。德國學者魏特夫以“東方專制主義”概括東方國家的政治，并將東方專制論的來源歸之于馬克思的論述，因而更具欺騙性。對于魏特夫等人的偏見已有眾多批判。只是這些批判更多的是理論性，尚不能從根本上顛覆這種簡單、武斷且片面的論斷。其重要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學界存在兩大遮蔽，一是既有理論遮蔽著豐富的事實，二是上層政治遮蔽了基層社會。我很早就讀過《東方專制主義》及其批判這本書的論著，但沒有參與討論。只是隨著2015年的“深度中國調查”，進入中國基層社會內部，我才意識到《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事實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由此在《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4期發表《從中國事實看“東方專制論”的限度——兼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東方政治論斷的辨析與補充》一文。
在魏特夫看來，由中央政府主持的大規模治水，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起源。但大規模治水是東方中國社會的內生需要，不宜簡單貼上專制主義的政治標簽。更重要的是，中國除了旱作區以外，還有大片稻作區。只是這一區域的治水特性沒有得到關注，為基于大規模治水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所遮蔽。在田野調查中，我才發現南方稻作區的治水與中央政府主持的大規模治水有所不同。
對于江河湖泊、堰塘溝渠構成的水網體系來說，大江大河因為區域跨度大，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加以治理。但在南方，大江大河并不經常泛濫，因為雨水過多造成的災難屬于“百年不遇”或者“十年不遇”。在相當長時間，中央政府對于南方大江大河的治理少有作為。在南方，更多的治水事業屬于堰塘溝渠的小型水利的治理。而這種小型水利的治理主要依靠的則是當事人的自我治理，屬于當事人為了獲得共同利益自愿聯合的水利自治。
論文運用了大量實地調查材料，說明稻作區治水的自治性及其政治價值：
治水的共同特征是當事人自愿的聯合，并形成了人們自我認同的習俗，不需要外在強制性力量加以監督。水利自治是“人民的事業”而不主要是“政府的事業”；是當事人自組織形成的“自治”而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他組織的“他治”；是權利與義務均衡的“籌資籌勞”而不是單向義務的“徭役”；是貢獻與收益利責對等關系而非強制下的主—奴關系。
對于20世紀以前的西方人來講，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更多的是華北黃河區域，更多的是國家上層，對于南方豐富的基層水利治理體系缺乏了解，得出的結論難免片面和簡單。事實上，中國南方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產區，其豐富的水利治理體系是世界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特別是這種基于當事人自愿聯合的水利自治，遠遠超越佛蘭德和意大利之類的非稻作區，是不能以所謂“東方專制主義”話語以蔽之的。
寫作此文前，我剛經歷了南方區域的調查，特別是夏季的長江區域，所到之處都與水有關，要么是暴雨成災，要么是天干缺水。農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開展治水活動。治水成為他們生活的內在需要。曾經是我的博士生并與我同行的郝亞光教授生長于北方，對南方稻作區治水有強烈對比感受。后來我應《政治學研究》組稿時，他在該刊2018年第4期發表了《“稻田治理模式”：中國治水體系中的基層水利自治》，后在《云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發表了《治水社會：被東方專制主義遮蔽的社會治水——基于“深度中國調查”的案例總結》等論文，進一步論述了被東方專制主義遮蔽的社會治水問題。他在2020年7月23日的田野政治學公眾號論壇作了“治水社會與治水國家”的主題報告。
東方專制主義除了來源于大規模治水以外，還來自于村社制。馬克思已注意到東方的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區別。盡管同樣是東方，國家制度同樣表現為專制形式，但其結果是有相當差異的，有的自甘為奴，有的不甘為奴，原因就在于經濟社會基礎不同。印度是典型的村社制，中國已從村社制脫離出來了。而中國從村社制脫離出來后是一種什么農村制度呢？受材料所限，馬克思沒有能夠像對印度和俄國村社制的研究一樣，有過清晰完整的表達。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發表的《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比較》一文提出了家戶制，之后的田野調查深化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從中國事實看“東方專制論”的限度——兼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東方政治論斷的辨析與補充》一文中，我根據調查材料對家戶制的特征作了進一步概括，這就是：財產權的家庭私有性、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交易交換的開放性、血緣基礎上的家庭責任、勤勞節儉的家庭意識等。這一制度會帶來什么政治后果呢？
以家戶為單位的經濟社會基礎錘煉出中國民眾的自主性、責任性和積極性，而非村社制內生的依附性、被動性和消極性，由此使農村基層社會內生和保持著活力。這是傳統中國“皇帝無為天下治”，能夠創造出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的根源所在。如果單從政體看，東方國家存在著類似的專制政體，但因為經濟社會基礎不同，專制政體的結果有所不同，一些地方是停滯，而在中國卻存在內生的活力，并因為自主的利益激發出對外部強制的反抗。這也是馬克思天才預測到印度與中國面對同樣的英國殖民者的反映和結果卻不同的重要原因所在。只是馬克思的天才預測未能有足夠充分的事實所證明，大量的中國事實被“東方專制主義”一類的簡單論斷所遮蔽。
5.在關系社會中建構“關系權”
權力是政治學的核心議題。權力是一種支配力和影響力。從權力來源看，它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實體權，或稱物質性權力，因為占有某種特殊物質而獲得的支配力和影響力。這種權力能夠通過實在的東西加以度量。如對土地、資本占有而獲得的經濟權力，對國家權力占有獲得的政治權力，對武裝力量占有而獲得的軍事權力。一是意識權，或稱非物質性權力，因為占有某種優勢思想而獲得的支配力和影響力。這種權力沒有具體實在的東西加以度量，更多的是一種隱性的存在。如因為信仰而產生的宗教權，因為思想及其傳播形成的話語權。除以上權力類型以外，是否還有其他類型？這是過往沒有注意到的。我在長期的田野調查，特別是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中，發現農村是一個“關系社會”。
通過實地調查，我們發現，在中國，單個的農民雖然以家戶為基本單位，但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農民的生產生活都不可能完全獨立的完成，由此形成對其他人的廣泛的相互依賴關系。在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中，“幫忙”是十分常見的現象。無論是生產領域，還是生活領域，處處可見尋求他人“幫忙”的事例。在日常生活中，找誰幫忙，找關系好的人。進一步追問，與誰的關系好？從次序看，有親人、鄰居、熟人、朋友，即日常生活交往最為密切的人。“關系好”是人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條件。這種關系是在長期互動中日積月累形成的，具有相當的情感成分，因此又稱之為人情關系。有了這種關系，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達成默契一致，產生共同信任和共同行為。在尋求他人幫助時，人們非常自然地會想到與自己關系好的人，而不論是否親人、鄰居、熟人和朋友。為了使得日常生活延續下去，人們還必須主動與他人“搞好關系”。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與那些有些有影響力和支配力的人搞好關系。從我們調查形成的上億字村莊調查報告材料看，在農民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就是“關系”。包括家庭內各成員間關系、家庭外的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可以說，離開了各種“關系”，農民的日常生活根本無法進行下去。如果“關系”不好，簡直會寸步難行。
“關系社會”在中國是一種社會常態，“搞好關系”已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我是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所要關注的是人們與那些有影響力和支配力的人搞好關系是為了什么，這種通過特殊關系獲得的權力又是什么？為此，我在《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7期發表《“關系權”：關系與權力的雙重視角》一文，提出了“關系權”的概念。
政治屬于眾人之事。處理眾人之事，必須借助權力。權力是特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關系政治”從本質上看，是通過特殊關系獲得特殊權力。這種特殊關系又分兩類：一是自然天成的，如父子、鄉親關系，一是人為建構的，即通過人的行為形成的特殊聯系。如“拉關系”、“找關系”、“搞好關系”。那么，人們為什么要“拉”和“找”呢？實際上是為了獲得一種特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也即權力。因此，“關系”作為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某種性質的聯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一種權力，是一種因為某種特殊關系而獲得的影響力和支配力，有了這種力量，便可以占有居于他人之上的地位和影響。我們可以將此類因為“關系”而獲得的權力稱之為“關系權”。人們通過特定關系賦予自己以權力。在這里，“關系”是作為一種權力資源使用的。它強調：“關系即權力”。
作為一種特殊權力資源的“關系權”，可以依據不同的關系分為不同的類型。一是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關系權”。如皇親國戚，便是基于與皇帝的親戚關系獲得的特殊權力。母以子貴，便是基于兒子地位的母親所獲得的特殊權力。二是基于地緣關系而產生的“關系權”。如經常所見到的“三個公章抵不過一個老鄉”。三是基于人際關系而產生的“關系權”。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熟人”、“門生”、“故舊”等都是因為個人關系緊密而產生的特殊權力。可以說，人類社會有什么關系，就可以因為某種關系獲得某種權力。
中國是由農業社會直接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雖然經過了近代以來的一系列革命，但數千年的歷史傳統并不是很快能夠改變的，特別是傳統社會土壤仍然存在，并無時不刻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將私人領域的人際關系帶入公共領域生活之中，利用特殊關系獲得特殊權力。由此很容易導致公共權力私人化。如日常生活經常可見的“拉關系、走后門”、“搞好關系”、“打官司就是打關系”、“特定關系人”等。2017年播放并收視率奇高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展現了大量借用各種關系獲得政治資源的現象。“關系權”正是對這一類政治社會現象的概括。這一概念豐富了政治學的“權力家族”的內容，也有助于深化對中國政治多面性的認識。
6.從宗族社會發現“祖賦人權”
權利是政治學的重要命題。一般來說，權利是為道德、法律或習俗所認定為正當的地位、資格、利益、地位和權力等。權利和權力一樣，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就是人們認可的“正當性”從何而來。權利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無論是否學習過政治學，都會遇到權利問題。我是在1960年代接觸到相關信息的，當時曾經流行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時還沒有能力思考這是基于血緣關系而生成的一種權利觀念。我1980年代開始政治學學習和研究。成為老師之后，我給研究生專門講授了西方政治思想史這門課程。“天賦人權”的觀念在我的政治學知識中根深蒂固。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關于權利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論斷，我也熟悉。只是這些相關的生活經驗和政治學理論沉淀在腦海里，并沒有專門研究。
2008年之后在廣東農村的三次調查激活了我的“權利”意識。一是廣東云浮的農村社會建設調查，發現了自然村的凝聚力。二是清遠市將村民自治的重心下沉到自然村。三是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的首站便是廣東的宗族村莊。這三次調查的共同特點便是見識了一個保留著古老血緣關系的宗族社會。全村同一個姓氏，圍繞祠堂聚族而居，祖宗在這里居于神圣的地位。盡管我做農村研究時，知道中國有一個“華南學派”，專門研究華南農村社會，主要是華南宗族，但只是在論著上的了解。自己在不斷深入的田野調查中，才真正感受到宗族社會的特性。而將宗族社會與政治學的權利理論關聯起來，則是訪談農民時的一句話。我在調查中追問農民為什么要經常調地？當地農民脫口而出：“都是同一個祖宗的子孫，大家都要吃飯。增加了人口自然要增加土地。”這句話實際反映了在一個以血緣關系作為紐帶的宗族社會里，人們的身份、資格、利益、地位和權力的來源問題。這種權利來源顯然不同于我們頭腦已有的“天賦人權”。如何對這一權利來源問題加以解釋，經過充分的思考，我在《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發表《祖賦人權：源于血緣理性的本體建構原則》一文。論文談到：
僅僅是就表象看，中國與西方比，有許多不同之處。在西方，隨處可見的是教堂，教堂在社會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由此有“教區”之說。西方創設“天賦人權”理論是借用了宗教至高無上的神圣性。而在中國，特別是當下的華南農村，隨處可見的是祠堂，祠堂在社會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由此有“宗族”之說。教堂和祠堂均是敬奉神靈的地方，也是人們追溯自己來源的地方。但教堂和祠堂供奉的神靈卻不同，教堂是上帝，祠堂是祖宗。在我們調查的中國農業文明核心區域，至今到處還可見到農村家戶供奉著祖宗先人的牌位，并有各種祭祀活動。這些活動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最為重要的部分。……華南一些地方因為偏遠，血緣關系及其信仰受到的沖擊較小，還保留著大量的歷史遺跡。在那里，每個村莊都有祠堂。祠堂在人們心中具有神圣性地位。所謂“聚族而居”，實際上是圍繞祠堂而居。祠堂是供奉祖宗的場所。族人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活動都要在祠堂舉辦儀式，以表示“認祖歸宗”。即使是死后也要通過祠堂為靈魂尋找一片安息之地。涉及宗族共同體的大事、對族人獎勵等都要在祠堂，即在祖宗面前進行。祖宗如“上帝”，在每時每刻關注著族人的存在和延續。
在這些地方，人們為什么特別重視祖宗呢？其行為的內在依據是什么？為什么在“聚族而居”的地方，能夠形成以祖宗為中心的權威和秩序？其支配性的依據便是血緣關系。
從血緣關系看，作為血緣起始者的祖先就是具有本源性、本體性和終極性的“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血緣決定了成員資格、身份、責任、權利和活動。”祖先是血緣關系的人格化。而由祖先賦予其生命的人是具體的“人”，是處于血緣繼替關系中的后人。祖先賦予后人以存在資格和地位是不言自明的，由此所產生的祖先“權威”也是不言而喻、自然天成的，無需，也不可能由后人與祖先簽定契約，經由“同意”而獲得權威。因此，“祖賦人權”是基于人類最古老最原初的血緣理性而生成的，也是血緣理性的最高本體原則。
“祖賦人權”所要表達的是比“天賦人權”更為古老的一種權利來源觀。這種權利觀建立在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社會基礎上，體現著宗族共同體的權威與秩序并維系著宗族共同體的存在和延續，是一種歷史的產物。
在“祖賦人權”血緣理性本體原則下，同等、差等和對等是一個相互銜接的整體。同等是指起點公平，即同為血緣共同體成員應該一視同仁對待；差等是指過程差異，血緣共同體成員是在血緣關系中一個個具體的人，并根據血緣關系享受不同的待遇；對等是指結果公平，即盡管不同的人居于不同的位置，享有不同的權力，但都是以其承擔與其位置和權力相等的責任為前置條件的。“祖賦人權”賦予人的存在的正當性，且這一正當性與人的責任是一體的。如果說“天賦人權”側重于個人權利，那么，“祖賦人權”強調權責一體。同等、差等和對等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撐著血緣共同體的存在和延續。從血緣共同體的角度看，它具有內在的自洽性，反映血緣共同體自身的要求，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當然，歷史的合理性與局限性是并存的。血緣理性產生并維系著血緣共同體。這一理性以單一的血緣關系為基礎，發揮著血緣內聚力的作用，但同時具有排他性，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共同體意味著其成員不可離開、不能離開、不愿離開，共同體為成員提供著遮風蔽雨場所的同時，也將成員限制在場所之內。……血緣理性盡管支撐著血緣共同體，但這一共同體畢竟具有狹隘性和限制性。如調查中的一位老人所說的祠堂，“風能進，雨能進，異姓不能進，甚至同姓不同宗也不能進。”其邏輯是“血統正宗，非種必鋤”。由于生產條件和利益擴展，血緣理性也難以阻擋人們脫離血緣母體，尋求個體的獨立性，盡管這種獨立性需要個體獨自承擔責任，缺乏共同體遮風蔽雨的保護。
“祖賦人權”概念的提出，具有相當的爭議性。畢竟“天賦人權”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為此，我在《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9期發表了《實證思維通道下對“祖賦人權”命題的擴展認識》一文。胡鍵先生在《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6期發表《“祖賦人權”辨析——兼與徐勇教授商榷》一文。“祖賦人權”能夠引起廣泛關注本身就說明，這一提法在政治學的“權利”問題研究方面有新的貢獻。“天賦人權”是建立在個體社會的基礎上，解決的是個體權利正當性問題。但在近代個體社會之前，人類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團體社會時期，包括宗族團體。“祖賦人權”正是產生于這一時期。只是在中國，古老的宗族團體長期延續下來，其中內在的權利意識還在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更重要的是，社會形態決定著政治國家。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血緣意識深刻地滲透到政治生活之中，并長期延續。包括前面所說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過往我們只是將其視為封建觀念一批了之，沒有看到這一觀念的深刻社會根源。這正是本文的重點所在。提出“祖賦人權”并不是主張“祖賦人權”，即使我個人也經歷過“血統論”的負面影響。但科學研究主要是發現事實并解釋事實。從現在看來，“祖賦人權”這一古老的權利觀念還可以實現現代轉換，它對于維持一個共同體的存續仍然有其特殊的價值。論文最后指出：
“祖賦人權”內生的是血緣社會與地域國家的共生共榮，基于利益又超越利益的情感塑造著命運共同體意識。因此，基于血緣關系的中國理性在經過歷史性的揚棄后，可以展現其特有的理性之光，成為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貢獻的一種可以共享的理念和思想，并為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歷史著力點。
論文發表后的相關討論和研究愈來愈多。我相信“祖賦人權”概念的提出可以開拓人們對權利問題的認識。
7.中國場景中發現“積極政府”
政府是政治的核心元素，也是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但政府也有不同類型。我們在學習和接受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時，最為流行的是“守夜人”的消極政府和“小政府”理論。但進入田野研究之后，事實給我們展示的政府與西方理論并不一致。在對實地調查基礎上，我于《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3期發表《民主化進程中的政府主動性——四川省達州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動調查與啟示》一文，從事實本身提出了中國的“政府主動性”觀點，但之后并沒有對政府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只是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不僅農民有“農忙”，而且承擔公務的各級干部都很“忙”。有時為見一個領導，得等好長時間。在一次為參加有關中國場景的公共管理研討會作準備時，我頭腦里馬上浮現出的是官員的“忙”。這正是中國政府的形象，而且源遠流長。我在《黨政研究》2019年第1期發表《基于中國場景的積極政府》一文指出：
積極政府可以說是中國自有公共治理以來的角色定位，并有著自身的邏輯。從整體上看，有一個有作為的積極政府是中國的政治優勢。只是這一優勢曾經為近代西方主流價值，也為歷史上伴隨積極政府產生的負效應所遮蔽，甚至被扭曲，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和理解。只有將積極政府這一角色置于中國政治與社會的事實場景之下，才能還原歷史事實，深刻認識中國政府的存在和運行依據。
一是積極政府的社會需要邏輯。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基礎。作為公共管理機構的政府及其職能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是伴隨農業文明而生長的。中國很早就有大禹治水的傳說，說明治水在國家形成中的巨大作用和公共管理機構在治水中的重要作用。……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自然條件十分不平衡。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積極作為，組織修建公共工程，農業生產不僅難以延續，更不可能創造出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
二是積極政府的家國治理邏輯。政府作為公共管理機構，其行為受制于國家的特性。依照血緣關系組成的家庭，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出發點，也是國家形成的組織前提。但由于歷史條件不同，各個國家的形成和組建路徑有所不同。與古希臘西方世界不同，中國的社會進程一直“在家”，其特點是以家組國。……家庭具有“種的蕃衍”和為維護這種“蕃衍”而必須的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特性。以勤勞來維持生計，發家致富、光宗耀祖成為人生的使命和榮光。韋伯盡管對傳統中國持有偏見，但也不得承認中國人的勤奮是世界其他民族無與倫比的。這種勤勞為生、勤勞為榮的理念會自然延伸到國家治理中，使得國家統治者具有一種使命感。盡管他們享有天下無限的權力，但也承擔著讓天下蒼生得以生存延續的責任。開疆拓土、保護百姓、興辦工程等成為政府確立自己權威并獲得認同的重要來源。守衛疆土、大河治理、道路修建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能和天命所在。這種使命感驅使著政府以“勤政”為榮。百姓也以政府官員是否勤勉為認同依據，對于不作為的“懶政”持否定態度。如“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積極政府”是中國發展的需要，但為什么受到諸多負面評價呢？除了價值觀的偏見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積極政府”的行動經常會超越必要的邊界，產生消極后果，甚至造成對社會的極大傷害。這種消極效應遮蔽了積極政府的正面效應。首先是沉重負擔，其次是官員腐敗，再次是消極民眾。
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實踐看，一個積極有作為的政府是必要的。中國自大禹治水傳說開始，就表現出對積極政府的需要。這是中國發展的優勢。但是如何將歷史延續下來的優勢得到繼續發揮，則必須在充分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大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其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政府的積極作為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之外的公共工程領域，如道路、水利等。這一外部性的公共問題是社會自身的力量無法解決，而必須由政府解決的。而在經濟領域，完全是經濟主體——家戶加以支配的。國家除了收稅以外，對于微觀經濟運行，完全是由經濟主體自主決定。由此使社會經濟保持著活力，即使是王朝更迭也能通過家戶使經濟得到迅速恢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重要經驗就是，確立經濟主體的自主地位，激發社會的經濟活力。
其二，通過國家治理現代化重新塑造積極政府的形象。積極政府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產生諸多負效應，且在改革開放中有所延續。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解決的，并需要超越歷史，重新塑造積極政府的形象。首先，中國需要積極政府，但需要的是能夠有所節制并有合理邊界的積極政府。政府能夠集中和調配資源，具有巨大能量，但這一能量需要有所節制，有合理的邊界。其次，中國需要積極政府，但需要的是高效廉潔的積極政府。再次，中國需要積極政府，需要的是能夠為社會保留自主空間并塑造出積極公民的積極政府。
《基于中國場景的積極政府》一文的主要貢獻是將中國政府置于中國場景下理解，而不是以先在的觀念去理解和評判。這正是田野政治學的思維特征的體現。
8.往來理論殿堂與田野調查間
田野政治學是基于田野路徑的政治學研究，要產出高質量理論成果，需要處理好田野與政治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往來于理論殿堂與田野調查之間。
田野政治學必須進入田野，以事實為依據，這是前提。但田野政治學視野下的田野是有理論關懷的田野，是要提出理論和回答理論問題的田野。這是由田野政治學的政治學者身份所決定的。
田野政治學要講故事，但僅僅是講故事，講不過小說作家。田野政治學要講事實，但僅僅是講事實，講不過媒體記者。田野政治學要關注時事，但僅僅是關注時事，不如時事評論員。學者之所以為學者，在于講道理。大學者之所以為大學者，在于講具有普遍性的大道理。政治學作為一門理論學科，本質上是講“大道理”的學科。田野政治學要關注故事，在于故事中有道理，甚至有大道理。只有發現道理，將道理講出來，才算是政治學。那么，如何從田野中講出大道理？
其一，居廟堂之高，才能行江湖之遠。
田野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田野政治的具體問題的研究，一是在田野中獲得新發現、新知識、新靈感而對政治學基本問題的研究，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觀點。一門學問要能夠立得住，最終要看回答了多少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問題。美國學者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便反映了田野研究的普遍性：只要有弱者的地方，便會有弱者特有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便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是小田野上產生的大理論。
從具體問題的研究到普遍性理論的提出，依次所需要的政治學理論準備愈來愈廣博。田野政治學起步于村民自治這一具體的政治問題的研究，所需要的理論儲備不多，相關的理論貢獻也主要在于村民自治領域。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愈來愈多。要回答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問題，必須具備廣博的理論知識。只有具備廣博的理論知識，居廟堂之高，獲得廣闊的理論視野，才能行江湖之遠，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田野一隅；只有具備廣博的理論知識，才能煉就一雙理論的慧眼，并借助慧眼去發現田野，發現田野中內在的“大道理”。如果沒有有關自由理論的儲備，就難以在田野發掘“東方自由主義”；如果沒有對專制主義理論的了解，就難以在田野上發現被專制主義所遮蔽的事實；如果沒有與權力相關的知識，就很難將田野上的“找關系”提升為一種“關系權”；如果沒有對“天賦人權”的了解，就難以在田野上發現“祖賦人權”；如果沒有對“守夜人”政府理論的了解，就是整天見到繁忙的政府，也難以提煉出“積極政府”。
其二，挖田野之深，才能有廟堂之位。
田野政治學要回答政治學理論的大問題，但它與其他路徑不一樣，它是通過田野的路徑來回答問題。這就是宏大理論關懷，田野的路徑。條條大路通羅馬。早在1992年我在《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中便提出：“真理總是裹在重重面紗之中。只有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去撩開面紗，才能顯露其真面目。”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是一座無數學者為之貢獻思想和理論的廟堂。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徑為這一廟堂添磚加瓦。田野政治學便是從田野的路徑。之所以要從田野的路徑，在于僅僅是文本的路徑遠遠不夠。
通過田野進行政治學研究已逐步成為共識。但是，田野研究所產生的成果質量與對田野的深度發掘相關。政治學要通過現象發現背后的內在機理。這種內在機理掩藏在表象的深層。只有進入到深層才能發現其事物的內在特性。美國學者斯科特是經過長期的田野觀察才發現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對付強權的種種方式，從而為政治學的沖突理論貢獻出“弱者的武器”這一獨到的見解。
田野政治學起步于村民自治問題研究，主要是對制度表象的調查，主要理論貢獻也在于村民自治理論本身，包括建構“草根民主”。隨著對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包括實地實驗，之后的田野調查日益深入，注重發現事實現象背后的機理。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有了深度調查的自覺。正是因為這一自覺，使得我們能夠將深度調查中獲得的新問題、新知識、新經驗、新靈感與既有的理論相映照，從田野的角度回答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問題。沒有對農民自由意識持續不斷地追問，便難以發掘出“東方自由主義”；沒有對南方稻作區的調查，就難以揭示為“東方專制主義”遮蔽的水利自治；沒有對農民關系社會的了解，便難以建構起“關系權”；沒有對農民不斷調整土地的追問，就無法想象出“祖賦人權”。這些理論盡管出自于田野，但豐富了政治學理論體系，能夠在政治學廟堂中獲得一席之地。通過將田野發現建構為理論，我深刻感受到大理論的重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一直存在有理說不清，說了不為人信的被動狀態。重要原因是理論表達欠缺。雖然有理論表達但不足以撼動原有的理論。基于田野調查，從事實發現原有理論的局限性，或許是一種進路。
其三，田野與廟堂的轉換與往來。
田野政治學要進入田野。但田野上不能自動生成理論。如果能夠自動生成理論，田野上的老農應該是最好的學者。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當過農民。當時流行農民學哲學、用哲學，還出過“哲學姑娘”的農民典型。但是，理論畢竟是專門的學問。田野政治學進入田野，要用理論的眼睛發現田野，將田野的發現理論化。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沒有這個飛躍便難以在理論廟堂居一席之地。斯科特研究東南亞的農民行為，如果限于農民行為，其理論意義有限。他將“農民”轉換為“弱者”，賦予農民以“弱者”的身份，其理論意義便大大超越農民本身，只要有弱者的地方就會有弱者的武器。我在寫作《包產到戶沉浮錄》時，對毛澤東說過的“瞞產私分”是農民“和平的反抗”的話印象很深，后來杜潤生先生歸納為“無權者的抵制。”這都是比斯科特有關“弱者的武器”更具有理論性的命題，但由于沒有轉換為學術命題而未能學理化。后來，我有了將田野調查轉換為學術命題的意識，才有可能在關系社會中建構“關系權”，在宗族社會中總結“祖賦人權”。這些命題已超越一般的田野了。
當然，要從田野上建構理論，需要有田野的深度發掘能力和將田野發現理論化的提升能力。這種能力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長時間的積累，也需要借鑒已有的理論成果。我之所以反復推薦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便在于其深度的田野發掘和將田野提升為理論的超凡能力。當然，這種超凡能力不是一日形成的，關鍵要有能力培養自覺。我們從事政治學研究時，正是政治學恢復重建之際，其研究主要依靠自我摸索。只是經歷很長時間才有了一些自覺，所以我將微信號取名為“頓悟”。其他人可以在前人基礎上有更多的自覺，其能力提升可以更快一些。
要從田野上建構理論，除了善于將田野發現提升為理論以外，還要經常往來于田野與廟堂之間。畢竟人們的認識都是有限的。田野是永遠開挖不盡的礦藏。我1990年代便讀過美國裴宜理教授的《上海罷工》，20多年前她尋訪安源罷工，多次來我校訪問并交談。這種沿著一個線索不斷開掘的學術進路，是中國學者所要學習的。田野政治學以田野為路徑，這一路徑是一種持續不斷的行為。參與過2015年“深度中國調查”的師生們非常懷念那一段艱苦而愉快的歲月。我說，要將當年的村莊作為長期跟蹤觀察的根據地，不斷進入田野汲取理論的源泉。這才是田野政治學所要追求的研究路徑！
(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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