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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6日 星期一

吳重慶:“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 作者:吳重慶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1-04-02 錄入:曹倩 ]

摘要:具流動型兼業傳統的沿海偏鄉孫村,依托鄉土社會網絡,以“同鄉同業”形式,興起遍及全國的金銀首飾加工業,并形成該行業各生產要素的在地集結,體現了“城市中心—鄉村邊緣”格局的翻轉、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以及經濟與社會互嵌的“社會經濟”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類、多元以及可能顛覆“中心”的“邊緣”。

關鍵詞:孫村;界外;打金;同鄉同業;反向運動

孫村所在的福建莆田沿海地區史稱“界外”。“界外”之名來自清初莆田的“遷界”政策。鄭成功于1647年(清順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鄭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諸島。清政府為剿滅鄭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線并筑界墻,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將沿海居民遷至“界”內,在“界外”實行堅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諸島方為清軍收復。康熙二十年(1683年),臺灣納入大清版圖,莆田沿海復界。[1]

雖然“界墻”之存不過21年,但“界外”(有時也被稱為“界外底”)之名卻一直沿用至今,并演變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視。在莆田城里及平原地區的居民看來,“界外”意味著邊緣、落后、貧窮、愚昧、粗魯。不過近二十年來,“界外”也漸漸在去“污名化”。“你們‘界外’人能闖,有錢”,這是莆田城區居民對“界外”作出的史無前例的正面評價。從城里人口里說出的對“界外”的這一貌似不經意的逆轉性評價的背后,是“界外”人手胼足胝的“突圍”與“翻身”。

一、邊緣地帶的社會網絡

城里人對“界外”的評價,其實部分符合事實。孫村所在的“界外”,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緣,也是經濟、文化及社會意義上的邊緣。“界外”實屬傳統所謂的“化外之區”。

姚中秋先生有“錢塘江以南中國”之說,西晉滅亡,“居住于洛陽及其近旁的上層士族南遷,其組織嚴密,人數眾多,不可或不愿與吳中豪強爭鋒,乃選擇渡過錢塘江,分布于會稽一帶”,“建立起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后來的南遷者無法滲入,只能繼續向南移動。錢塘江就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條重要分界線”,每一次戰亂都會推動相當一部分“儒家化程度較高的人群向南遷移”,以致“錢塘江以南中國”(寧波以南之沿海地區、皖南、江西等)后來居上,在儒家文化保存并且發揮治理作用的程度上,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區。[2]他以歷史上因戰亂而豪族南遷解釋今天錢塘江以南中國農村何以宗族文化及民間社會網絡較為發達的現象,這是從“豪族”看“社會”的構成,算是精英主義的視角。

其實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許多偏僻村落里,自然資源的稟賦稀薄,不足以支持大家族的扎根、開枝和繁衍,但其民間社會網絡也照樣發達。這就引出如何從底層視角看社會構成的問題,具體說就是社會如何在底層人民日常的經濟活動中得以構成。[3]這也是施堅雅的視角,他說“基本市場”(standard marketing area)乃是中國農村最為重要的交往空間,其自成一個具“地方性”色彩的社會文化體系。[4]

今天的研究者多少帶有將帝制時期中國農村視為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社會單位的傾向,想當然地認為一個自然村的地理邊界大體就是它的社會邊界。其實,在東南沿海地區農村,其鄉土社會網絡的開放度超乎常人之想象。而其形成開放性社會網絡的關節點,是源遠流長的發達的流動型兼業傳統。

農民兼業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常見的在地型兼業,即自給自足的“男耕女織”,如黃宗智先生指出“中國歷史上的‘男耕女織’是個非常牢固的經濟體”,這種類型在中國傳統農業小農經濟體系中占有相當的比重。[5]另一種就是流動型兼業。在地型兼業是由家庭輔助勞動力承擔副業,而流動型兼業則是由家庭主勞力承擔副業,即男主外當流動貨郎或游走四方的工匠,聊稱之為“男商(匠)女耕”。此種兼業多出現于人多地少、十年九旱的沿海地區,其農業產出不足以糊口,逼迫男人常年或者在農閑季節紛紛外出謀生。

選擇“男商女耕”作為流動型兼業內容的家庭,因為無日常盈余及資本積累可言,所以只能加入低門檻的流動貨郎行列,而且必須想方設法最大限度地減少經營資本的投入。

孫村位于福建省最大的海水曬鹽場莆田鹽場附近,民國時期此鹽場為地方軍閥(俗稱“北軍”)把持專營,但還是有鹽工偷運出來低價轉賣,此謂“私鹽”。孫村貨郎往往在離家出行時購上一兩百斤“私鹽”,肩挑至二三十公里外的平原稻作區(俗稱“洋面”),沿途販賣。售賣告罄,殆日暮行至莆田縣城(俗稱“城里”),他們在“城里”簡陋客棧歇腳一宿,次日一早上街購買一些洋日什用品及平原地區物產如火柴、發夾、紙煙、茶葉、橄欖、柚柑、菱角之類,之后出縣城穿平原奔沿海,在“界外”的廣大鄉間兜售。在貨郎往還城鄉的過程中,事實上從事著跨區域的物產交易,他們且行且止,在每一趟的往返中,細心收集不同區域的消費者在不同時節的不同需求。貨郎大體都有各自的行走線路、店家、熟客、歇腳點,流動貨郎成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村落之間的信息傳遞者及社會關系網絡的締結者。

另一種流動型兼業模式就是“男匠女耕”。“界外”人往往認為男孩拜師學手工藝的年齡越小越好,說是年少手巧,其實是想著在其還沒有成為農業足勞動力之前外出學藝,家里可以少一張嘴吃飯。在強制性的義務教育實施之前,孫村的男孩往往在十二三歲就會被父母安排去“學一門手藝”。這些手藝都是服務于日用民生的,除了少數需要動用較笨重工具的手藝如裁縫(俗稱“車衣裳”)、鐵匠(俗稱“打鐵”)、染布(俗稱“移烏移藍”)等是設店營業的,其他如木工、泥瓦匠(俗稱“土水”)、石匠(俗稱“打石”)、繪工、雕工、漆工等是流動接活的,而竹匠(俗稱“補篾嫁笠”)、炊具匠(俗稱“卷炊”)、鍋匠(俗稱“補鼎”)、剃頭匠、閹豬等則是沿途吆喝的。 

貨郎的經營內容及特點決定了其活動范圍部分是單線的(“城里”到“界外”的距離),部分是小半徑范圍的(賣鹽的平原地區及賣洋貨的“界外”)。就活動半徑而言,流動工匠的活動范圍可能還大于貨郎。所以,在跨村莊社會關系結成的廣度上,工匠絲毫不亞于貨郎,而在這種社會關系的穩固程度上,貨郎無法與工匠的師徒關系、同門關系、雇主關系相比。所以,孫村人把拜師學藝靠手藝活外出謀生的匠人稱為“出社會”,指其真正走進了孫村之外的社會關系網絡。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化時期,貨郎和工匠的活動都是可以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而加以割除的。由于孫村所在的“界外”人多地少,如果沒有這種流動型的兼業模式,農民的確無法維持生計,加上有限的農業也無法吸納過多的勞動力,所以,生產隊干部基本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讓貨郎和工匠繼續從事當時被稱為“副業”的這種流動型兼業,只是他們需要向生產隊繳納一筆“副業金”,以換取口糧。

二、從邊緣到中心:“打金”業相關生產要素的在地集結

早在改革開放之前的70年代初期,手藝門類眾多、能工巧匠輩出的“界外”出現了一門被稱為“打金”的新手藝活,人們沿用傳統的“打鐵”、“打石”之說,將黃金首飾加工稱為“打金”。其始作俑者是與孫村相距不過3公里的埕頭村葉先峰。葉先峰自創“打金”手藝,他以游走經營的方式,專為女兒將嫁的家庭打制金耳環、金戒指(時未有金項鏈)。葉先峰雖然平日樂善好施,但拒絕收徒,以免“打金”手藝外傳。無奈“打金”為新興手藝,獲利頗豐,惹得村人尾隨偷師,該手藝終于流傳開來。此時恰逢改革開放,農民可以自由流動,加上城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復蘇了對黃金首飾的消費需求,“打金”行情看漲。

初期的“打金”全賴匠人純手工打制,并不需要假以模具鑄造。但這樣不僅加工速度慢,而且技術難度高。這次是孫村的幾個年輕鐵匠和石匠捕捉到了商機,他們以家庭作坊手工打造出加工黃金首飾的鐵模具(俗稱“鐵模”)。“鐵模”的款式設計者與模具加工者是合二為一的,“鐵模”匠往往不需要任何平面設計稿,單憑巧運匠思,就可以在方鐵上使用金剛鉆直接雕刻成款。

由于“打金”不再需要手工打制,“打金”的技術門檻突然降低了,這讓家長及年輕人覺得“打金”已是一門最易習得的手藝,加上有利可圖,“打金”者陡增。又因為“鐵模”發明于孫村,加上孫村恰好位于“界外”的埭頭、北高、東嶠三個鄉鎮的交界處,導致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以孫村為中心的“打金”業在以上三個鄉鎮迅猛發展。

“鐵模”的發明對“打金”業來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促進了“打金”這一新興手藝的行業細分,催生了黃金首飾款式設計者、模具加工者、模具推銷者、“打金”匠,同時也使“打金”從作為少數人在區域內流動兼業謀生的手工藝發展成為帶動具有流動兼業傳統的“界外人”在全國范圍內發財致富的支柱產業。

孫村出品的“鐵模”款式多樣新穎,此鼓勵了原在本地鄉間游走“打金”的匠人跨出“界外”,背上一批孫村的“鐵模”,遠赴當時富甲一方的鄰省廣東,在潮汕及珠三角開設“打金店”。“打金”匠一旦在異地設店經營,則不便隨時離店,因此,一支往返于福建廣東之間的專業的“鐵模”推銷隊伍應運而生,他們從莆田坐汽車到達廣東后,靠雙腳沿街兜售“鐵模”,俗稱“走街”。

2010年春節,我在孫村訪問了第一批的“鐵模”推銷者國恩、國泰兄弟,國恩說:

當時鐵模相當重,每次用軍用帆布包,最多裝三四十個,挎在肩上,那就有四五十斤重了,一趟不敢裝太多。一般從莆田坐汽車到潮州,落車后就沿途找“打金店”推銷。反正是“走街”,且走且坐且吃茶且講新聞,什么款銷路好什么款銷路次,當地又有什么別途的新款,反正都是走走坐坐茶吃吃新聞講講得來的消息。

“鐵模”推銷者與“鐵模”生產者之間都是非親即故的鄉里,生產者允許推銷者先銷售后付款,推銷者返回孫村后也樂于將沿途所得的來自最前線的款式需求及最新穎的款式信息及時反饋給生產者。因為“鐵模”本身就有笨重、成本高、款式更新慢的缺點,加上受到來自廣大推銷者的反饋信息的刺激,促使“鐵模”加工者下決心改變模具的材料,轉向石膏模具(俗稱“石膏模”)的批量生產。他們為了解決資金缺口而聯合起來,從福州引進了一條石膏模的生產線,依然在廣大“鐵模”推銷者已經熟門熟路的孫村附近設廠,先后興辦了“亞太”、“金得利”、“金達美”三個黃金首飾石膏模廠。

石膏模生產具有量大、款式繁多、產品更新換代快、體積小、重量輕、價格低廉等優點。所以,新品甫出,即大受模具推銷者及各地“打金”店的青睞,一時間來自埭頭、北高、東嶠三個鄉鎮的模具推銷者蜂擁而至,石膏模瞬時行銷各地。據孫村業內人士估計,三個鄉鎮從事石膏模具推銷者最多時高達兩三萬之眾,他們足跡遍布全國。在當時遠未出現物流公司的情況下,與孫村相距兩三公里的上塘村應運而生多家個體客運(實為客貨混運),先后開辟每天通往廣州、深圳、蘇州、上海、昆明、重慶等地的班車,成千上萬的石膏模推銷者從孫村出發,直達各大中心城市,再輻射到二三線城市及縣城。

“界外”人數眾多的石膏模推銷大軍與上世紀80年代形成的“溫州模式”中的推銷員的職能類似,也是身兼數職,扮演了“信息采集者、產品推銷員、市場構筑人、生產組織者、轉型導向者”的角色,他們給石膏模具廠家帶回大量的產品信息反饋,設計者及時推陳出新,孫村一躍成為著名的石膏模具生產中心。同時,孫村人巧妙善用這個不需要任何組織成本而又在國內無遠弗屆的推銷網絡,競相通過熟人關系網絡委托這支推銷大軍在返鄉時順便帶回全國各地與金銀首飾有關的任何款式樣品及生產工具樣品,此導致孫村出現了一些專門生產“打金”成套工具如汽油爐、噴火槍、錘子、鑷子、天秤、首飾盒等的小工廠;同時各地各式各樣的銀(首)飾品也被帶回來,有人轉而開發銀飾品,銀飾業最終也成行成市,出現一批銀飾品展銷店,孫村出外“打金”的人也習慣順便帶一些銀飾品出去,擺在他們開在全國各地的“打金”店里零售。

石膏模的出現,其革命性效應絲毫不亞于當初的“鐵模”。如果說“鐵模”刺激了更多人加入“打金”的行列,催生了模具推銷者,那么,石膏模的出現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這兩種從業人員的隊伍,還推動了與“打金”行業相關的其他生產要素的在地集結,如全部是個體經營的客運與物流、“打金”工具生產、銀飾品批發、與首飾業相關的各類信息的匯總以及黃金地下收購點。依托于由在地人員構成的龐大推銷大軍的不斷往返以及新開辟的直接通往國內各大城市的大巴的日夜穿梭,孫村成為了國內規模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與“打金”業相關的各種生產因素的集結地與流轉地。

黃宗智先生說,“在英國和西歐的‘早期工業化’過程中,手工業與農業逐漸分離。前者逐漸成為獨立的工場生產,亦即由個體化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生產,主要在城鎮進行”,“但在中國,手工業則一直非常頑強地與家庭農業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直到20世紀中葉仍然如此”。[7]孫村“打金”業的在地興起,意味著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其分離過程的特殊之處在于,既不是像當年西歐那樣移到城鎮去開設工場,也不像80年代中國那樣表現為鄉鎮企業模式。借用今天流行的“總部經濟”概念,孫村類似“打金”業的總部,成千上萬遍布于全國都會城鎮的“打金”店、“打金”工具及模具批發店,不過是總部經濟的延伸與輻射,孫村從“界外”突入中心,這是經濟史上罕有的“中心—邊緣”格局的翻轉,鄉村是中心,城市反成了邊緣。而其奧妙在于,孫村人以其特殊的經濟—社會網絡,將“打金”業的所有產業鏈條、生產環節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以非正規經濟的靈活與低成本優勢,不給任何大資本、大企業在競爭中獲勝的機會。

三、制勝端在“同鄉同業”

上世紀80年代末,與“打金”業相關的各種生產要素在以孫村為中心的“界外”基本集結完畢。對當時“界外”的年輕人來說,“打金”成了非農就業中準入門檻最低的一個行業,不僅技術門檻低,信息易得,網絡易入,而且資金門檻也低。踏入“打金”行業的年輕人一般是拜有血緣關系的親戚、姻親兄弟及父輩結交的朋友為師。在此特殊人際關系背景下,師傅并不把徒弟視為雇工,師徒關系并非常見的雇傭關系。師傅不僅在最短的時間內教給徒弟關鍵的技術,而且還得幫徒弟尋找合適的店面,無償借給生產工具及少量資金,助其快速另立門戶。在各個微型的非親即故的親緣關系圈中,共同致富毋寧成為共識。如果有人只顧自己發財而不扶持徒弟,其日后也將得不到親緣關系圈中其他人的幫助。此種情形不同于有學者在研究湖南新化人數碼快印業店覆蓋全國現象時得出的“親緣和地緣關系從未也不可能代替雇傭關系”的結論。[8]

當其時也,孫村的“打金”業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而呈幾何級數擴張之勢。“天時”即“界外”人在全國首創“打金”業,“地利”即與“打金”業相關的各種生產要素在孫村集結,“人和”即依托共同致富的親緣網絡。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不到十年時間里,以孫村為中心的“界外”人便把近萬家“打金”店開到了全國各大小城市、縣城、鄉鎮,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只要看到掛著“打金”招牌的小店面,不用問,其店主基本都是來自孫村一帶的“界外”人。

這些從地理邊緣、社會邊緣、經濟邊緣甚至文化邊緣殺出來的“界外”人,既無雄厚資本,亦非依靠現代連鎖經營理念,為什么可以在“打金”這一新興的行業上攻城掠地?為什么其他區域的人難以與其開展同業競爭?在此,需要討論孫村“打金”業特殊的經濟—社會網絡,即“同鄉同業”問題。 

有學者在研究馬來西亞芙蓉坡莆田裔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時對“同鄉同業”作了界定:“所謂‘同鄉同業’,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群經營相同的行業,利用同鄉或同族關系建立商業網絡,實現對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論者還從歷史學的角度,追溯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同鄉同業傳統,如傅衣凌先生揭示的明清時期地域性商幫與族工、族商現象,以及傅衣凌的學生鄭振滿、陳支平等教授對明清以來的鄉族經濟的研究,分析了同鄉同業傳統與鄉族組織的內在歷史聯系。[9]

“同鄉同業”的概念準確地反映了經濟活動與特定社會網絡之間的相互嵌入關系,我試圖借用這一概念來概括孫村的“打金”業。不過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同鄉同業”的現象并不盡同。歷史上的“同鄉同業”可能的確存在對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問題,所以,傅衣凌先生認為“鄉族勢力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不能順利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0]但今天的孫村“打金”業,其實并非如此。首先,孫村“打金”業都是一些個體戶、小業主,他們在城市里開展的經營活動,僅僅依托于各自的微型親緣網絡,各網絡之間并沒有形成進一步的聯合或者結盟(如近代城市里的同鄉會館或同業公會)以壟斷市場;其次,孫村“打金”業雖然是在城市里設店營業,但其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勞動力、技術、款式、信息等生產要素都來自孫村本土,不存在依靠同鄉網絡在城市里控制生產資源的問題。

如果不是以同鄉網絡在城市里控制和壟斷市場資源,那么,孫村“打金”業為什么具有強勁的競爭及擴張能力?  

譚同學研究了湖南新化人如何在全國范圍經營數碼快印業,他認為“對于市場中的部分主體而言,社會因素有利于幫助它們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在市場中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對比科斯(Ronard H. Coase)關于企業的經濟性質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判斷,可以說,包括親緣和地緣關系網絡在內的社會因素,與市場有著深度契合的一面”。[11]其實,“同鄉同業”形態的小本經營活動,并不嚴格依循現代企業制度,從其“企業總成本”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的比例應該遠低于“生產要素成本”。換句話說,在研究“同鄉同業”形態的小本經營活動時,除“交易成本”外,還應關注此種特殊業態為何可以有效降低“生產要素成本”。

首先,孫村的“打金”業依托于地方社會網絡,其所有的生產材料都可以在孫村完成一站式采購,不僅價格低,而且如果一時資金周轉不了,還可以賒賬。“打金”者可以隨時通過電話,請遠在孫村的家人或者熟人將貨品以每大包僅十元的“手續費”托給孫村直達各大城市的客運大巴,這也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其次,一個加入“打金”行業的年輕人依托于親緣關系網絡,無需任何培訓費就可以拜師學藝,而創業所需的資金,也可以快速地在親戚朋友間籌集完成,籌資成本幾近于零。已是行業前輩的親戚朋友還會根據經驗幫助剛剛入行的后輩盤下較有商機的店面。

最后,他們在都會城鎮的“打金”活動,往往是同一個親緣關系圈的人相對集中于同一個城市,方便于互幫互助。一個“打金”店的收入一般來自代客翻新首飾款式的加工費、加工過程必要耗損的金粉的提煉、零售金銀首飾品賺取的差價。這些業務的開展需要他們不間斷地交流信息,如黃金及生產材料價格的起落、何種款式好賣、該進什么貨等。他們也開展互惠式的合作,如相互間的資金借貸、生產材料的互通有無、生產工具維修及首飾加工技術的相互幫忙相互指導、店面的相互照看等。[12]

在這樣一種經濟活動與在地社會網絡緊密相嵌的情形下,孫村“打金”業的交易成本及生產要素成本都大為降低,其競爭擴張能力相應強大,這也是外來者無法步孫村人后塵涉足“打金”業的原因,但其間體現的并非通過資本擴張達到壟斷市場資源的“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可以說,越是成現代企業建制的競爭對手,其企業的交易成本及生產要素成本就越高,就越是不可能擊敗“同鄉同業”的孫村“打金”業。所以,對一個想加入“打金”業的孫村年輕人來說,只要他緊緊依托于熟人社會及親緣關系圈,便很容易走上自主創業的道路。今天的孫村年輕人幾乎無人到珠三角或者長三角的代工廠打工就是一個明證。

四、鄉土社會資源與“同鄉同業”經濟的相互激活

有道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個依靠熟人社會及親緣關系圈的幫助而自主創業的孫村“打金”人,也必須對這個熟人社會及親緣關系圈的節慶參與及人情往來投入時間和金錢,這既是回報,也是其在孫村的鄉土社會里作為一個成員的自我確證與他人認同,更是為了其自身的進一步創業而不斷累積社會資本的必要投入。對缺乏社會資本的底層人民來說,已然形成的鄉土社會網絡幾乎是他們唯一可動用的“社會資本”,理性驅使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一唾手可得的關系網絡。

如今,孫村的年輕男子十有八九是離家出外從事“打金”業的,但與一般進廠打工的人不同,“打金”的孫村人其實隨時都與村里保持各種渠道的密切聯系。

首先是“打金”的日常業務聯系。都會城鎮不過是孫村“打金”業的賣場和客源所在,此外,其他所有的生產要素幾乎都從孫村流出,每天五六部大客車穿梭于孫村與全國各大城市現象的背后,是源源不斷的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

其次是親緣關系圈情感溝通。每逢孫村重大節慶如春節、清明節、中秋節、自家或者親緣關系圈家庭的婚喪嫁娶壽慶滿月,他們總是不惜時間及花費,不遠千百里返鄉或設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如有“謝恩”或“拜懺”儀式舉行,[13]也必特地回家虔誠跪拜跟香。這種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費,實為一種生產性的開支,因為孫村“打金”人的業務往來及社會交往一直是以本土的熟人社會及親緣關系圈為主,作為“打金”業中心的孫村是累積他們的社會資本的不二場域。

再者是成功取向的在地化。孫村既是“打金”人的家鄉,也是他們在外創業的重要基地。與一般的經商人士不同,孫村“打金”人最為看重的是回到村里展示創業成功,他們賺到錢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蓋新房,所謂“方便別人稱呼”,意思是新房矗立在村表明他任何時候都是孫村的一分子。有個年輕人不是先回孫村蓋新房,而是先到莆田城里買了一套商品房,結果頗受非議,輿論壓力之下還是于次年回孫村另擇宅基地。今天,三至六層的新樓房已遍布孫村,在他們競相夸富的背后,其實是對鄉土社會的內向認同,此大不同于“外向型村莊”的行為邏輯。[14]

最后是對熟人社會成員身份的積極認同。孫村是沿海偏鄉,既無族譜亦無祠堂,只有一座小規模的社廟永進社。自上世紀80年代“打金”業興起之后,永進社供奉的主神楊公太師每年正月十一元宵(孫村一帶,各村元宵日期不一)出游及農歷四月二十六和九月二十六的神誕就日益熱鬧,楊公太師的靈力及主持社廟事務的鄉老的號召力也隨之看漲。原因是“打金”人越來越積極參與孫村的重大節慶,他們既看重本土神明的護佑,也想借機盡到他作為孫村人的職責。楊公太師元宵出游時,每家每戶都會給“壓歲錢”,初期是一二十元不等,如今已自發提升至上千元。神明的“壓歲錢”其實就是孫村的公益基金,鄉老將這筆錢用于社廟修繕、香火、節慶社廟筵席、神誕會演莆仙戲等。鄉老往往在元宵期間提出本年度的一些公益項目(如鋪路、修橋、辦學、成立老人協會等)并提議大家贊助,大多認捐熱烈。而神誕會演,“打金”人也必回家大擺宴席大宴賓客,說是“給神明做熱鬧”,其實與參與孫村公益一樣,都是為了尋求熟人社會的身份認同。

施堅雅根據“中地系統”(central place system)研究中國鄉村的市場體系,認為由于存在“距離成本”(distance costs),市集往往位于等邊六角形中心。[15]如果從“中地系統”及“距離成本”的角度看,似乎很難理解偏于東南沿海一隅的“界外”孫村為什么會成為“打金”業各種生產要素的集結地與流轉地,而處于更為核心地理位置的城市反而成了孫村的次級市場。但我們不能像經濟地理學家那樣單從“距離成本”的角度考慮問題。事實上,施堅雅本人并非經濟地理學家而首先是一個人類學家,雖然其“中地系統”揭示的中國市場體系與經濟地理學家建構的普遍模式相比并無不同之處。作為人類學家的施堅雅,他強調的是市場體系所具有的社會意義的重要性不亞于經濟意義,空間經濟體系也是一個社會文化體系。[16]如果既看到孫村是一個“打金”業各種生產要素的集結地與流轉地,又看到它是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體系;既看到經濟活動的“距離成本”,又看到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和生產要素成本;既看到各種生產要素集結與流轉的過程,又看到各種社會及文化的要素的集結與流轉以及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嵌入,那么就可以理解孫村何以維持其在成千上萬的“打金”者心中的中心地位。

費孝通先生曾經以“離土不離鄉”來概括“蘇南模式”,也曾以“離土又離鄉”來概括“溫州模式”。[17]在費先生那里,“離土不離鄉”指的是蘇南的鄉鎮企業,“離土又離鄉”指的是溫州數十萬勇闖全國市場的小商品推銷員。“土”指依賴土地的農業,“鄉”指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家鄉。孫村的“同鄉同業”經濟肯定是“離土”的,也肯定不是“離鄉”的。但說它“不離鄉”,又并非指其在地辦鄉鎮企業。在此,似乎很難以費孝通先生意義上的“離土不離鄉”或“離土又離鄉”來概括孫村的“同鄉同業”經濟。如果一定需要借用費孝通先生“離土不離鄉”的說法,則應該把“鄉”的含義擴大,“鄉”不僅是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同時也是社會空間意義上的,那么,孫村“離土”在外的“打金”人其實從來就沒有脫離過社會空間意義上的“鄉”。

且不說孫村“打金”人出于業務、親緣情感溝通、社區身份認同的需要,積極地往返于城市與家鄉之間。就是他們在都會城鎮從業的過程中,他們也是緊緊依托家族網絡、鄉土社會網絡形成經濟活動的紐帶,創造出有別于今天流行的市場經濟的經濟形態,這一經濟形態就是社會網絡與經濟網絡的相互嵌入。其經濟活動不僅與鄉土社會網絡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間還相互激活,使傳統、鄉土、家族這些有可能被認為是過去式的遺存,在孫村所在的“界外”卻呈現活態,其不僅滲透于人倫日用,還貫徹于經濟民生。

五、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中國鄉村“空心化”指的是農村的勞動力、原材料、資金都被工業化城市化吸納殆盡,農業凋敝,勞動力流失,農村的經濟及社會皆已失去再生及可持續發展的能力。[18]鄉村空心化之所以已成不可逆之勢,其原因在于經濟全球化的浪潮無可阻擋。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及全國范圍內對各類生產要素的重新整合和價格的“逐底競爭”(race to bottom),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全國化(nationalization)。[19]經濟全球化或者經濟全國化必然帶來“經濟”與“社會”的徹底分離,在資本逐利的本性驅使下,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可能被抽離出它原先的在地背景,而得以在任何一個可以實現成本最低化和利潤最大化的場所重新組合,形成“無心無肺”的經濟怪胎。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中提出市場與社會的反向的“雙重運動”,他認為市場社會正是由這樣兩種相互對立的運動組成的,一個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不斷擴展市場的運動,另一個則是由此而來的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使經濟活動重新“嵌入”于總的社會關系之中。我們已經習慣于對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判斷,也習慣于將波蘭尼在百年前的期待視為遙不可及的神話。可是,中國農村之遼闊、區域差異之巨大,遠非“中國農村”四字可概括。在從溫州、閩南到潮汕這一中國東南沿海的狹長區域里,存在著類似的鄉土文化傳承及“兼業”的謀生方式,這導致今天該地區的人群擁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濟活動形態,就是離鄉離土的農民很少進入大工廠大企業打工,而且從內心里鄙視“打工”。他們毋寧是機動靈活的游擊小分隊,以核心家庭或者以親緣關系圈作為經濟活動單位,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生機勃勃地開展各類非正規經濟的“同鄉同業”經營。[21]孫村的“打金”業不過是這個盛行“同鄉同業”經濟的特殊區域里的一個典型。

“同鄉同業”經濟活動的生命力,體現了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在鄉村空心化的大潮之中,鄉村的所有生產要素都是向城市流動的。從城市的視角看,鄉村不過是廉價的勞動力及原材料的供應地。孫村的年輕人奔向城市“打金”,并不是作為廉價的勞動力被動卷入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之中。對活躍的孫村“打金”業來說,全國范圍內的都會城鎮,倒是給“打金”業提供了另一種生產因素,即源源不斷的顧客和市場空間。是孫村人依托本土的社會網絡,慢慢在地集結“打金”業的各種生產要素,然后突入城市,對城市里的生產要素進行反組合。近三十年來,一撥又一撥的孫村年輕人出到城市“打金”,但孫村并沒有因此空心化。相反,隨著作為“同鄉同業”經濟的“打金”業的不斷擴大,與“打金”業相關的生產要素得以更加活躍地在孫村所在的“界外”集結,其所發揮的“打金”業的樞紐中心的功能有增無減。由于孫村的“打金”業是深深嵌入于本土社會網絡之中的,所以,在“打金”業發展的刺激下,社會資本也得以良性運轉,民間社會更添活力。這也許就是卡爾·波蘭尼期待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相互嵌入,這種“同鄉同業”的經濟形態也許可以稱為有別于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22]

孫村位于“界外”,一個曾經的地理意義、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上的多重邊緣地帶;今天孫村的“打金”業,作為“同鄉同業”經濟和非正規經濟的一種業態,在主流的、“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話語體系里,也一定是被視為不入流的、落后的、邊緣化的經濟形式。孫村似乎一直都難以從“界外”的角色中擺脫出來。不過,這些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在目前銅墻鐵壁似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大概只有從“界外”,從另類的經濟實踐中,方可獲得突圍的可能與機會。

參考文獻:

[1]莆田縣縣志編集委員會(編):《莆田縣志·清初莆田沿海截界始末》,1963年11月。

[2]姚中秋:《錢塘江以南中國:儒家式現代秩序——廣東模式之文化解讀》,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4期。

[3]還有強調方言影響社會構成的,如從事客家研究的人類學家孔邁隆(Myron Cohen)認為方言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另一個變數,是構成群體的一個主要力量,許多特殊的社會活動方式都直接與方言之差異有關,如果不加以考慮,任何有關這一地區的社會組織研究均不算完整。參閱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年版,第302頁。

 [4]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云、徐秀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

[5]黃宗智:《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去和現在——舒爾茨理論的對錯》,載《中國鄉村研究》第6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袁恩楨(主編):《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6、101~106頁。

[7]黃宗智:《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基本經濟單位:家庭還是個人?》,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年第1期;黃宗智:《中國的現代家庭:來自經濟史和法律史的視角》,載《開放時代》2011年第5期。

[8]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6期。

[9]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載《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

[10]傅衣凌:《論鄉族勢力對于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一個探索》,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1年第3期。

[11]同注[8]。

[12]類似情況也見于湖南新化人的數碼快印業,譚同學發現,“較之于其他經營者和技工,成功的經營經驗和新技術在新化人的親緣與地緣網絡中傳播速度極快、成本極低。這一優勢彌補了他們文化水平低的不足,讓他們在打字機修理行業內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參閱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

[13]“謝恩”是以家族為單位酬神還愿答謝天恩,“拜懺”也是以家族為單位祭祀所有同宗先人亡靈。此兩儀式極為隆重,一般需要兩三個日夜鋪陳科儀。關于“謝恩”,請參閱鄭莉:《私人宗教儀式與社區關系——莆田東華“謝恩”儀式的田野考察》,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6期;吳重慶:《“后革命時代”的人、鬼、神——孫村:一個共時態社區》,載《新史學》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

[14]賀雪峰一直有“外向型村莊”之說,參閱仝志輝、賀雪峰:《村莊權力結構的三層分析——兼論選舉后村級權力的合法性》,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15]同注[4],第21頁。

[16]同上,第49頁。

[17]參閱費孝通:《小城鎮 大問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費孝通:《小商品 大市場》,載《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

[18]參閱吳重慶:《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載《讀書》2011年第1期。

[19]“全國化”(nationalization)是我自創的一個概念,意思是指,在中國這樣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本活躍、幅員遼闊的大國,完全可能出現經濟內殖民的現象,與經濟“全球化”的邏輯并無二致。

[20]參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劉陽、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1]關于“非正規經濟”,可參閱黃宗智:《中國被忽視的非正規經濟:現實與理論》,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2期。

[22]關于“社會經濟”,可參閱《社會經濟在中國》(上、下),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期、第2期;以及《開放時代》2012年第6期的“社會經濟”專題。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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