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黨中央對社會治理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城鄉基層治理體系逐步構建和完善，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治理效能不斷提升。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城鄉基層治理體系迸發出巨大力量，形成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的局面，使城鄉社區成為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有效遏制了疫情擴散蔓延。在當前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下，各地基層治理呈現良好局面。但還應看到，我國基層治理中依然存在不少復雜矛盾和風險挑戰，治理任務還相當繁重，尤其在治理資源較為缺乏的鄉村地區，迫切需要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更好保障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通過實地調研發現，在完善鄉村治理過程中，各地應警惕高成本治理陷阱。目前，部分地區對成本問題考慮較少，在創建治理示范村中，更是不計后果的投入，超越了現階段鄉村的承受能力。如不及時合理引導，將這種典型予以推廣，那將在未來的鄉村治理實踐中形成不良影響。
通過觀察，筆者認為，導致鄉村治理陷入高成本陷阱主要由于兩點：第一，照搬城市社區治理方法。可能由于對城鎮的向往，部分地區在鄉村治理實踐中形成一個觀念，認為城里的治理模式就是先進的，鄉村就應該向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學習。實際上，城市社區治理主要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不可避免形成高成本治理。例如，某城市一治理示范社區，2020年的收入和支出各是200萬元左右，一場以促進鄰里互助為主題的社區活動開支就有5萬元之多。現實中，我國還有很多村莊的集體收入每年不足10萬元，這種高成本的治理模式是普通農村不能負擔的。鄉村有自己的實際情況，自古以來有村規民約等實現低成本治理的傳統基因存在，如果都要照抄照搬城里的治理經驗，倒真成了東施效顰。
第二，治理責任主體錯位。在鄉村治理中，不斷強調基層黨委和政府的責任，農村發展主體被忽視，迫使基層事務量急劇加大。結果基層開支越來越大，干部壓力也越來越大，反而村集體和農民這一治理主體的責任意識沒有增強。部分村子和群眾哪怕有一丁點兒“小事”都會要求基層干部、基層政府調解處理。這種責任主體的錯位，意味著鄉村治理的成本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實現鄉村治理的低成本、可持續性，符合大部分中國鄉村的實際情況，也是對我們中華農耕文明的傳承和發揚，有幾個關鍵環節需要把握。首先，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必須認識到農民才是鄉村治理的責任主體，基層政府不應大包大攬。在治理過程中，讓農民真正參與到包括鄉村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配套、重點發展產業等公共事務的全過程，而不是讓老百姓袖手旁觀，從而導致治理主體錯位。鄉鎮這一級黨委政府作為上下聯動的重要環節，在發展中應側重為各種社會組織、社會力量提供參與公共事務的平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在加強治理的同時，注重發展本地優勢產業、特色產業，夯實基層公共服務能力的經濟基礎。
其次，傳承發揚鄉村治理傳統。中國村落是一個生活共同體，人們存在諸多共同利益，尤其是我國農村因血緣、地緣關系及共同生產生活的緊密聯系，合作基礎尤為廣泛。農民的集體意識已牢牢印入骨髓，可以通過務實舉措將人們有效組織起來。關鍵是要發揮村集體的治理作用，簡而言之就是要特別注重強化村集體組織力量，從而起到組織動員農民的作用。在農村，村集體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化為村兩委村干部和集體經濟。因此，必須選好用好農民的“當家人”，采取賦權予能、權力下沉、盤活資源等方式壯大集體力量。只有集體力量壯大了，才能進一步去引領帶動分散的農戶合作發展。
再者，重視農民合作社的治理作用。作為農村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我們往往注重合作社的經濟功能，輕視合作社的治理作用，實際上農民合作社天然帶有治理功能，應充分利用起來。2007年合作社法頒布以來，農民合作社發展迅速，它提升了農業經營綜合效益，促進了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引導成員多種形式出資獲取分紅；特別是“一人一票”的治理機制，還在鄉村治理中推進了農村民主管理。2020年底，國務院出臺《關于開展農民合作社規范提升行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推動在具備條件的農民合作社中建立黨組織，加強對農民合作社成員的教育引導和組織發動，維護成員合法權益，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力。”實質上就是要求加強村黨組織對合作社的領導，進一步發揮合作社的鄉村治理功能。
最后，形成“一核多元”共治局面。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是關鍵，必須著力提升基層黨組織服務集體經濟發展能力、帶領群眾脫貧致富能力，但更需要著重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推動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基層治理的社會基礎，而不是簡單進行自上而下的村莊管理。具體在農村中，就是要把村兩委、志愿者、社工組織、老人協會、退役軍人協會、合作社、文藝隊、鄉賢等鄉村多元主體的治理作用發揮起來，建立有效的協同治理機制，充分發揮不同主體在基層治理中的獨特作用，不斷降低治理成本，逐步形成“一核多元”的鄉村善治局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農評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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