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面對傳統村落日益解體、傳統文化逐漸凋敝以及鄉村集體“失憶”等問題，加強傳統村落集體記憶重構和鄉村價值傳承刻不容緩。通過系統解析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內涵、構成要素及主要類型，確認傳統村落集體記憶是鄉村價值傳承的重要載體，并與村落可持續發展互融共促有機協調。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需要重構傳統村落集體記憶有機體系，進一步發掘整合與傳承拓展傳統村落所蘊藏的多樣化集體記憶和多元性價值，激發鄉村內源式發展動力，探索傳統村落集體記憶與鄉村價值活態傳承有機融合的基本路徑，促進傳統鄉村全面振興。
關鍵詞：傳統村落；集體記憶；鄉村價值
近年來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快速推進，各地大量撤村并居，由此引發了村落“空心化”、鄉村文化“荒漠化”、鄉村集體“失憶”乃至“斷根”等現象。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隨后山東、浙江、山西等地陸續開展了形式多樣的鄉村記憶工程。然而，鄉愁是什么？如何才能記得住鄉愁？尤其是如何有效延續鄉村集體記憶和傳承鄉村價值，并使其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指出，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因此，在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應依托鄉村社會原有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基礎，充分挖掘以農耕文明為代表的傳統鄉村文化的歷史價值，傳承和重構傳統村落的集體記憶，充分發掘、整合、傳承與拓展傳統村落的多元性價值，重塑鄉村共同體，為整體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內在精神動力。
一、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內涵、構成要素及類型解析
（一）傳統村落集體記憶內涵
有關集體記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的“集體意識”和節日儀式中的“集體歡騰”。集體意識是由社會成員在保持個性的同時，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價值評價等而形成的共有思想觀念。人們通過共同回憶創造出一種凝聚感，從而形成了“集體意識”，并將其作為社會整合的主要工具。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彌補了歡騰時期和日常生活時期之間的空白，集體記憶是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及群體意識需要提取該記憶的延續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開始關注集體記憶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側重歷史呈現的“歷史記憶”，關注社會功能的“社會記憶”，強調文化意義的“文化記憶”，以及體現互動過程的“溝通記憶”等。例如，諾維克認為，集體記憶的核心特征是非歷史性，甚至反歷史性的，集體記憶是一個不斷制度化的過程。韋爾策將集體記憶分為同質型、互補型和沖突型三種集體記憶類型，它們是同一集體內成員建構記憶的不同結果。阿斯曼分析了從個人記憶到集體記憶，再通過溝通和分享的過程，最終形成了一種較普遍而且形式清晰的文化記憶。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傳統村落保護發展以及傳統鄉村優秀文化傳承的不斷重視，國內學界關于鄉村集體記憶的研究成果也逐漸增多，主要涉及檔案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管理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關于鄉村集體記憶的相關研究最早出現在文學和傳播學領域，通常以“鄉土記憶”“鄉土情結”“鄉土情感”“故土記憶”以及“鄉愁”等概念來表述。例如，章姍霞認為，鄉村記憶是一定地域內的村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所保存下來的有關鄉村的共同記憶，是村民共有的精神家園與維系代際關系的精神紐帶。徐璐認為，鄉愁是一種集體記憶，并從集體記憶的理論視角分析了鄉愁產生機制和建構路徑。
不同學科對于集體記憶內涵界定不一，對特定類型的鄉村記憶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保羅·康納頓認為群體記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有某種靈活性，既包括小的面對面的社會（如村寨和俱樂部），也包括廣有領土的社會，其多數成員不能彼此親知（如民族國家和世界宗教）。“一個村子非正式地為自己建構起一段綿延的社區史：在這個歷史中，每個人都在描繪，每個人都在被描繪，描繪的行為從不中斷。”因此在康納頓看來，鄉村記憶是村民在特定的鄉村價值體系和鄉土社會秩序的影響和形塑下，所建構起來的關于日常生產生活的群體性記憶。鄭杭生、張亞鵬認為，從結構角度看，“鄉村社會記憶是多面向的動態復合系統，滲透在經濟、文化和制度等系統中”，“鄉村存在與流變的歷程記載，構成其文化的精神脈絡和靈魂核心，是鄉村在歷史嬗變過程中，從村民的共同生活體驗逐漸形成的價值觀念與思想形態，由此形塑了支配村民行動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是鄉村共同體的粘合劑與文化遺產”。賀雪峰認為，所謂社區記憶是村莊過去的傳統對當前農村社會的影響程度和影響途徑，并以社區記憶和村莊精英二維因素為主線建構起理解村莊性質的二維框架，并依據社區記憶的強弱和村莊精英的類型對四種類型的村莊運行情況進行分析。楊同衛、蘇永剛認為，鄉村記憶是鄉村文化的直接凝結和體現，是由鄉村獨特傳統逐漸內化而成的鄉民的思想觀念與認知習慣，是鄉村認同和鄉村社會資本的集中體現。此外，也有學者從地理學視角來理解鄉村記憶。例如Dennis Walder認為，作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鄉村記憶是被來自于不同地域空間尺度的記憶主體所塑造，是鄉村主客體在特定時空范圍內進行的地理作用過程的產物，是在長期歷史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人地交互情感與價值感知。宋玉、黃劍鋒認為，鄉村記憶是在村落起源、變遷和發展過程中，依托各種地理媒介、符號和載體所涵蓋的記憶，不僅要強調主體對鄉村空間的田園風光、歷史建筑、文化遺產、民風民俗等自然與人文地理要素的歷史記憶，更應注重記憶形成過程中的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和空間映射。
綜上所述，鄉村集體記憶是集體記憶的一種類型，是特定村落地域空間中村民（包括曾經生活在鄉村中的成員）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對于村落共同體歸屬感、認同感和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集體記憶，通過民俗節慶及儀式、生產生活器物、古建筑等多種載體而得以呈現、維系和保存。傳統村落是鄉村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承載著鄉村集體記憶。因此，傳統村落集體記憶是指世代村民在長期的農耕生產生活中積淀與傳承而形成的村落共同體意識、共同的鄉村價值觀念以及鄉規民約、民俗儀式等，其本質是鄉村價值的直接凝結和集中體現。
（二）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構成要素
從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內涵可以看出，傳統村落集體記憶是世代村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通過依托一系列積聚和傳承鄉村集體記憶的載體而建構的，其構成要素主要包括記憶主體、記憶客體、記憶載體和記憶過程，四者緊密聯系相互影響，最終構成了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有機體系。
記憶主體，主要是指全體村民（包括離鄉又離土的村民、離鄉不離土的村民、完全離開村落擁有城市戶籍的村里人等），短期或長期生活在村里的外來者（例如下鄉知青、外遷者、游客等），以及擁有“鄉愁記憶”的社會各界人士。
記憶客體，主要是指傳統村落的地理空間變遷和物質載體更迭（如村落布局、街巷道路、民居建筑、古樹、水系、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各類老物件等），以及不同時期對于村民生產生活和村落變遷發展有影響的人物和事件。
記憶載體，主要是指在傳統村落變遷發展中承載著鄉村集體記憶的村落肌理和公共空間，生產生活器物和古建筑，生產生活的日常活動和習俗，民間傳說故事和民間儀式信仰等。
記憶過程，是指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變化，受到國家、社會、市場等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傳統村落發生變遷、轉型，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斷地發生變化，從而導致鄉村集體記憶的建構、失憶和重構，從而在時間向度上形成了從過去記憶過渡到現實記憶并向未來記憶的演變。
（三）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主要類型
結合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內涵及其構成要素可以看出，不同形態的記憶載體以及記憶的主要節點形式，較為完整地承載和保存著不同時期傳統村落的集體記憶。因此，依據記憶載體的不同形態，可以將傳統村落集體記憶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以村落肌理和街巷布局為載體的鄉村公共空間記憶，以村落建筑和日常生產生活器物為載體的鄉村物質性記憶，以鄉風民俗和民間信仰等鄉村價值觀念為載體的鄉村精神性記憶。
其一，以村落肌理和街巷布局為載體的鄉村公共空間記憶。先民在選址定居之初，往往會有意識地將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宗族人口及其生產生活方式等要素予以統籌，確定村內街巷格局，從而形成了傳統村落獨具特色的村落肌理和公共空間。例如平原農耕地區聚族而居的傳統村落，往往會根據血緣宗族分支形成既聯系緊密又親疏有序的街巷建筑格局，專門開辟出打谷場、宗族祠堂、私塾學堂等公共活動空間。在山區向陽坡地依山就勢建立的藏風聚氣、山水環繞的傳統村落，則注意籌建用以調蓄水源和保持水土的水口塘和水口林等公共空間，村民可以在溪邊洗衣洗菜，在村口的大樹下休憩聊天等。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傳統村落也歷經滄桑，隨生產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而不斷變遷轉型，然而其整體布局理念和村落公共空間結構，卻會以文字、圖畫等形式被記錄在宗譜和村志中，甚至其基本框架依然保存完好，承載著鄉村集體記憶。
其二，以村落建筑和日常生產生活器物為載體的鄉村物質性記憶。傳統村落的村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因地制宜地建造了各具特色的村落建筑，包括民居、宗祠、水渠等，如西南山區的吊腳樓、福建永定土樓、皖南徽派民居和宗祠等。同時，為了適應農耕生產生活需要，村民充分發揮民間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制作了各種功能多樣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日常器物。譬如農耕型傳統村落中村民制作的水田耕作生產工具，如犁、耙、耖、水車等；村民制作的各種日常生活用具，如各種炊具、家具等。村民還會不斷地對村落建筑樣式、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等加以改進革新，以適應農耕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以村落建筑、日常生產生活器物為載體的鄉村物質性記憶。因此，許多傳統村落既有供奉著世代祖先靈位的上百年的宗族祠堂、繁衍庇護了世代子孫的祖上老屋，又有承載著祖輩勤儉持家的傳家寶（例如扁擔、斧頭等生產工具）、滋養了幾代人的老物件（例如臥床、飯桌、針線籮等生活用具），相對完整地保存傳承著鄉村集體記憶。
其三，與鄉風民俗和民間信仰等有關的鄉村精神性記憶。傳統村落大多是以血緣、親緣為紐帶形成的宗族型的鄉村聚落，在長期鄉村共同體的生產生活中，既形成了由共同的血脈親情凝聚而成的祖先信仰、家風族訓等精神信仰性集體記憶，又形成了基于共同的風土人情、鄉風民俗、鄉規民約等民間禮俗和道德教化性集體記憶。這些以熟人社會共同的鄉村價值觀念為載體的鄉村精神性記憶，一方面是以祖宗靈位供奉于祠堂或祖屋中堂、以牌匾高懸于門楣、以文字載錄在宗譜村志等形式，供后世子孫祭拜、瞻仰和內省教化；另一方面則以村民在日常農耕生產生活中所共同開展的時令節氣民俗活動、民間信仰儀式活動以及共同遵循的鄉規民約而活態傳承，并經過長期的積淀凝聚而成為鄉村傳統文化的集體記憶。雖然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傳統村落不斷地發生變遷和轉型，或因被征用而拆遷、撤并，或因人去屋空而成為空心村，但是基于共同血緣親情為核心紐帶的鄉村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卻依然扎根銘刻于村民的內心深處。因此，在近年來越來越濃的“鄉愁”潮中，除了每年“有錢沒錢，回家過年”的春運高峰，全國各地還涌現出了清明返鄉祭祖，捐資重續宗譜重修宗祠，開展形式多樣的民間信仰祭祀活動，依托鄉規民約和鄉賢文化開展鄉村德治等活動，從而重新挖掘激活和活態傳承了以鄉村價值觀念為載體的鄉村精神性記憶，有效地促進了傳統村落保護發展。
二、傳統村落集體記憶及其價值傳承與村落可持續發展的互融共促關系
（一）傳統村落集體記憶建構是鄉村價值傳承的重要載體
鄉村集體記憶是可以通過一系列凝聚和保存集體記憶的載體和象征符號來建構的。鄉村集體記憶的建構是由主體（記憶者）、客體（記憶對象）、記憶載體共同組成，三者密不可分并且相互影響，最終構成了鄉村集體記憶的有機系統。鄉村集體記憶可以通過民俗節慶儀式、生產生活器物、古建筑等多種載體而得以呈現、維系和保存。例如，通過節慶中的紀念儀式和體驗參與，可以強化著民族的共同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以鄉村故事為載體形成的鄉民的“歷史記憶”，有助于理解鄉村歷史的“事實”和內在脈絡。民間文學是一個社會群體集體擁有、世代相傳的文學傳統，是這個群體的集體記憶。在宗族型村落中，可以通過文本系統與儀式系統來重建宗族記憶。在民間信仰儀式中表達出來的鄉村集體記憶，蘊含著豐富的社會和文化涵義。此外，傳統村落形態及其日常生活場景，是村民建構集體記憶時進行身份認同和精神歸屬的基本參照，而村落肌理演變與集體記憶延續相輔相成，以村落公共空間及其相關活動作為載體建構鄉村集體記憶。
學界普遍認為鄉村具有經濟功能、生態功能、社會及文化功能等。文軍、毛丹、田毅鵬等認為，村落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及其獨特價值，村落不可能完全被“終結”，而鄉村價值的多元性會愈發彰顯。與一般村落相比，傳統村落則更是較為全面地承載和集聚了鄉村多種價值和功能。馮驥才認為，傳統村落是不同于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另一類文化遺產，是一種生活生產中的遺產。在長期的農耕生產生活中，傳統村落形成凝聚了以傳統農耕生產為載體形成了“惠及蒼生”的農業生產價值，以傳統聚落空間為載體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態價值，以聚族而居為載體形成了村落共同體的生活價值，以家風族訓和村規民約為載體形成了鄉村文化傳承與道德教化等綜合多元性價值。
從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內涵和主要類型可以看出，鄉村集體記憶建構具有道德教化、行為規約、精神慰藉、社會認同、文化傳承等功能，是鄉村價值傳承的重要載體。鄉村集體記憶的建構，有助于傳統村落的生態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等的保護傳承。傳統村落的傳說與習俗等集體記憶，不僅具有保護鄉村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還會潛移默化地促進村民養成尊重自然的生態觀以及與環境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文化記憶。鄉村集體記憶滲透在日常生活的符號和實踐系統的各種表征之中，是確保集體身份和社會秩序連續性的重要條件。
鄉村集體記憶的傳承也是鄉村共同體意識的延續，村落的發展不能缺少集體記憶，人的記憶因村落的延續而延續。在群體和社會生活中，集體記憶保持了不同時代的連續性，通過集體記憶這種連續的關系，人們的認同感得以長久存在下去，社會得以實現整合。同時，在社會急速轉型期，通過傳承鄉村集體記憶，能夠維系村民之間的共同情感和深厚凝聚力，重建村落認同的重要載體，為村民提供共有的精神家園。
（二）傳統村落集體記憶及其價值傳承與村落可持續發展的互融共促關系
MuratTas等通過研究土耳其Cumalikizik村落，提出政府主導下的傳統村落保護，不僅可以有效地保護村落的歷史文化資源，也能夠促進村落可持續發展。潘魯生認為，古村落保護必須結合自身的資源特點，融入當代生活，實現動態、生態意義上保護和發展，以及文化的活態傳承及整體性的可持續發展。Naohiro Nakamura認為，找到本土居民與外來移民的利益共同點，構建基于村落內部特征的彈性保護機制，可以有效緩解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更有利于保護本土文化。Shahrul等提出，傳統村落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特色產業鏈延伸，可以實現農業產業化發展，帶動當地經濟復蘇和村里自我恢復。馮驥才認為，在當前經濟現代化和鄉村城鎮化的高速進程中，傳統村落的保護必須與村民的生活改善、村落的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要盡快建立傳統村落保護法規及其監督與執法機制，同時也需要政府、社會與村民等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劉馨秋、王思明通過總結中國傳統村落所面臨的空心化、建設與開發不當、村民意愿與村落保護之間的矛盾等問題，提出要從意識培養、法律法規建設以及保護模式等方面將村落特色與保護相結合。陳華文認為，傳統村落保護要回歸其多類型、多樣式、多形態的本質，讓似乎已經失去生命力的傳統村落在完成轉型后，通過文化重啟和保護，獲得自由生長的空間和向度，才能真正讓中國的傳統村落獲得生命力和靈魂，走向正常生長的道路。
近年來國內學界關于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研究成果眾多，或從宏觀角度闡述了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重要意義、存在問題及政策建議，或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分析傳統村落所具有的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元化價值。雖然關于鄉村集體記憶的研究成果為數不少，但主要側重分析村落中某個因素對鄉村集體記憶的影響，缺乏對傳統村落所蘊含的完整的集體記憶體系、功能與建構等方面的系統研究，未能關注到傳統村落變遷中的“集體失憶”所導致的鄉村價值傳承載體的斷裂、消失，也就難以精準有效地開展傳統村落的保護發展工作。傳統村落作為具有悠久的人文歷史、濃郁的鄉風民俗、生態循環的農耕生產以及獨特的民居建筑的村民生活共同體，承載了悠久綿長的多元性鄉村集體記憶，傳統村落集體記憶建構與其多元化價值的傳承保護以及村落可持續發展，應該是一個活態的有機體系。馮驥才認為，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不但不矛盾，反倒可以和諧統一，互為動力，兩全其美。保護傳統村落不是原封不動，而應該是在尊重歷史基礎上的創造性發展。只有傳統村落居民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們生活其中感到舒適方便，其保護才更加牢靠。
當下正在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因此，只有通過挖掘鄉村多種功能和價值，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統籌謀劃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才能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為了促進傳統村落保護與鄉村振興有機融合發展，必須要對其蘊涵的厚重豐富的集體記憶、綜合多元化價值及其載體予以深入剖析，通過將傳統村落集體記憶與鄉村價值活態傳承重塑有機融合，探索鄉村價值傳承保護的創新機制，方能為促進鄉村全面振興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借鑒。
三、鄉村振興戰略中傳統村落集體記憶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指出，歷史文化名村、傳統村落、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觀旅游名村等自然歷史文化特色資源豐富的村莊，是彰顯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要準確把握鄉村振興的科學內涵，挖掘鄉村多種功能和價值，促進鄉村全面振興。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以及城鄉融合的新形勢下，傳統村落所具有的生產價值、生態價值、生活價值以及文化傳承與教化價值等綜合多元性價值，愈發凸顯。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要通過激發政府、社會、村民等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重構傳統村落集體記憶體系，進一步發掘、整合、傳承與拓展傳統村落所蘊藏的多樣化集體記憶和多元性價值，激發鄉村內源式發展動力，探索構建傳統村落集體記憶與鄉村價值活態傳承有機融合的基本路徑，從而有效促進傳統鄉村全面振興。
（一）傳承和重構以自然農法為核心的傳統農耕文化集體記憶，再造生態循環的鄉村產業興旺
先民為了延續宗族繁衍，在有限的自然資源中擇址定居，或擇沃土改良田而稼穡，或逐肥美水草而牧漁，或踞高山茂林而采獵，逐漸形成了“遵天時、順地利、勤勞作、重節儉”的“道法自然”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同時，為了能夠長期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民十分注重對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從而形成了以自然農法為核心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獨特的農業信仰和民間習俗。例如，從事農耕生產的村民為了保護和恢復地力，一方面適當采取輪作與休耕的方式使有限的耕地肥力得以恢復；另一方面通過閑余勞動力和閑暇時間發展以家庭飼養業、手工加工業為主的庭院經濟，既可以充分利用廚余廢棄物和稻草秕谷喂養家禽家畜，利用竹木藤條等自然資源開展各種手工加工業，增加家庭副業收入，又可以有效利用畜禽糞便和草木灰作為農家肥改良土壤增加耕地肥力，實現了農耕生產和鄉村生活的生態有機循環。地處山區和湖區、海邊的村民則以各種鄉規民約或民間信仰等形式，自覺地在野生動植物孕育繁衍時期主動禁獵禁漁禁采等，加強對自然生態資源的保護和循環利用，實現生產、生活與生態的有機融合。
面對工業化、市場化的激烈競爭態勢，單一依靠弱質性的傳統農業無法使村民增收致富，鄉村難以可持續發展，片面地實行農業工業化模式也只能加速鄉村的衰亡。因此，在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中，必須要立足鄉村特色資源，動員和凝聚鄉村內源式發展力量，充分挖掘和重構傳統鄉村的集體記憶，發揮和利用鄉村綜合多元性價值，才能有效促進傳統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對于那些農耕文化積淀深厚、傳統產業優勢明顯以及仍然具有良好農業生產條件的傳統村落，以留村的中老年村民為主體，以村落精英為引領，以互助合作為平臺，通過傳承以自然農法為核心的傳統農業耕作文化的集體記憶，充分整合利用獨特的農業生產資源，再造有機循環農業，實行以生態農業生產為基礎、拓寬農副產品加工、開展多元化鄉村旅游服務為目標的三產深度融合發展，促進鄉村產業興旺，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二）傳承和重構“天人合一”的鄉村生態聚落空間集體記憶，重建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中國農村地域廣闊，各地自然環境、人文歷史差別很大，從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村落。傳統村落的選址布局大多是遵循著山、水、林、地、人“天人合一”的原則，先民在建村伊始，充分考慮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條件，將村莊的選址布局與村域周邊的山、水、林、地等自然生態環境融為一體，逐漸形成了與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相適宜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鄉村生產生活方式，從而營造了一個個適宜村民世代繁衍生息的聚落空間。長期以來，在傳統村落中形成了“回歸自然”“勤勞節儉”“天人合一”“耕讀傳家”等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鄉村生活方式越來越城市化，在追求舒適、便捷以及“消費主義”的單向邏輯中，鄉村地區曾普遍出現垃圾遍地、水體污染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問題，鄉村生態環境不斷惡化，人們不斷逃離鄉村家園。近年來，隨著國家提出并強化實施“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生態振興等新發展理念，已經開始激活和重構“天人合一”的鄉村生態聚落空間集體記憶，即基于山、水、林、地、人“天人合一”的鄉村生態環境。重建生態和諧宜居的“美麗鄉村”，這樣既可以使逐漸富裕起來的村民安居樂業，又可以吸引期待“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城市居民來休閑旅游，并在可持續發展的意義上真正建設為傳統村落多元價值傳承與重建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三）傳承和重構以家庭生活價值、道德教化價值為核心的村落共同體集體記憶，重塑和諧宜居的“幸福鄉村”
在傳統鄉村社會中，村民多秉承“耕讀傳家”的族訓，族內鄉紳依托“學田”“族田”設立私塾，尊師重教，以傳統家風族訓和淳樸的鄉風民俗德化育人。然而，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等各種現代化因素的裹挾之下，大量傳統村落迅速消失，傳統鄉村社會所固有的“守望相助”“積德行善”“耕讀傳家”等村落共同體集體記憶正逐漸淡化，鄉村文化日趨荒漠化及至斷根，從而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懷念“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的鄉村共同體的生活價值。
村民隨著物質生活水平以及對精神追求的不斷提高，逐漸體會到擁有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守望相助的鄰里互助以及和諧共融的熟人社會，才是真正的鄉村幸福生活。近年來，在各級政府、社會力量與新鄉賢等共同參與下，許多村落中都建起了文化禮堂（文化大院），挖掘整理“和、孝、勤、儉、恭、讓”等鄉風民俗以及優良的家風族訓，開展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活動，重新激發村莊的內生力量，使昔日衰敗的“空心村”重新成為“老有所依所樂、壯有所業所為、少有所養所教”的幸福鄉村。
（四）構建傳統村落集體記憶與鄉村價值傳承的有機融合機制，有效促進傳統鄉村全面振興
從傳統村落變遷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傳統村落集體記憶重構與其多元化價值傳承保護應該是一個有機體系，一旦傳統村落失去了集體記憶的載體和原有的生產生活價值，就無法適應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必將衰敗或終結。因此，要構建傳統村落集體記憶與鄉村價值傳承的有機融合機制，就要科學全面地充分認識到傳統村落所具有的農耕生產、宜居生活、文化傳承與道德教化等多元綜合性價值，并以此為出發點因地制宜地探索開展傳統村落的科學規劃，促使傳統村落的綜合多元性價值傳承與活態保護發展工作有機融合，以保護促發展，以發展強保護。一方面，要全面挖掘、整理、保護及有效利用傳統村落的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經濟、社會等豐富多彩的集體記憶與多元價值；另一方面，要堅持以民為本的保護利用原則，注重在傳統村落保護發展中將鄉村集體記憶及其價值活態傳承與原住民生產生活的鄉土性、便捷性、舒適性和延續性等統籌融合，讓村民共享鄉村發展成果，實現安居樂業，滿足其不斷提高的美好生活需求，并最終實現傳統村落多元性價值的活態傳承和可持續發展。
四、結 語
雖然從形式上看，傳統村落只是村民世代生活繁衍的鄉村聚落空間，然而傳統村落所凝聚的農耕生產價值、宜居生態價值、文化傳承與道德教化的鄉村共同體價值等綜合多元性價值，使其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生產生活智慧、文化藝術結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維系著中華文明之根，寄托著中華各族兒女的鄉愁。因此，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與協同合作，是實現傳統村落集體記憶重構和鄉村價值傳承有機融合的重要保障。要充分激發各級政府、社會及廣大農民、新鄉賢等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挖掘整合與活態傳承傳統村落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合理重構鄉村集體記憶，并不斷賦予時代內涵、豐富傳承載體以及合理適度利用。只有秉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理念，才能將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優勢培育轉化成為鄉村振興的文化軟實力和內源式發展動力，有效促進傳統鄉村全面振興。
（作者系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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