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2021年06月02日 03版
隨著脫貧攻堅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黨中央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用大歷史觀來審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和三農發展突出短板，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由此進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三農作為戰略后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和穩定器。只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才能全面釋放和培育最廣大鄉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有力地激活農村在內需體系中的巨大空間，有效暢通國內大循環。
然而，這個巨大空間同時也是最大的難點。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在筆者看來，進入新階段，農村發展面臨著5個方面的困難和挑戰。
最大的挑戰是農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持續增長困難較大。近5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總體上趨于穩定并有提升，但收入整體水平仍然偏低。加之受宏觀經濟波動、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農民持續增收的不確定性增大。在農民增收問題中，最突出的短板是農民經營性收入總量偏低，最大的挑戰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速放緩，最現實的難題是財政減收下穩定農民轉移性收入。
區域農村發展差距大，這是第二個挑戰。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仍較突出，尤其表現在居民收入與消費、公共服務供給和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以湖南為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長沙市的1/3，長株潭地區城鄉基礎設施基本實現了一體化，大湘西地區則在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
第三個挑戰是摘帽貧困地區發展基礎薄弱，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壓力較大。脫貧攻堅已經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但一些脫貧人口和邊緣人口存在致貧返貧風險，一些貧困地區的基礎條件還比較薄弱，這些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導致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壓力較大。
第四個挑戰是農村人居環境與群眾的期盼還有距離，鄉村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的風險還較大。鄉村振興，生態宜居是關鍵。這些年，大力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取得了積極成效，但離人民群眾的期盼還有距離，一些突出污染問題還沒有完全消除，規劃還比較滯后，環境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污染防治運轉機制、投入機制等還不健全，影響到農民的生活品質。
最后一個挑戰是，農村市場化機制建設還比較滯后，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全面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既強調平衡性、協調性，也強調可持續性，需要形成依靠內生發展動力的良性循環。農業農村發展依靠行政資源、依靠政策推動的因素還比較大，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還不足，資源錯配等情況還比較多，存在著農產品同質化競爭、低端產品去產能難等突出問題。
為應對挑戰，解除痛點，就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尋找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途徑。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對擺脫貧困縣設立5年過渡期，對現有主要幫扶政策逐項分類優化調整，逐步實現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這不僅僅是接續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更是由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戰略轉變，也就是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目標的“攻堅體制”向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為目標的“長效機制”的轉變。
扶貧工作由超常規治理向常規治理轉變。將相對貧困治理納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統籌解決，將脫貧攻堅中可推廣的創新做法納入鄉村振興戰略之中，使之普及化、常規化、制度化，將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貫穿于相對貧困的治理之中，從而形成鄉村振興與貧困治理的良性互動。這是未來一段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探索推進的戰略重點。
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由對貧困地區的特惠向城鄉融合的普惠轉變。精準扶貧使過去的貧困地區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一些非貧困農村卻還存在著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短板，這需要政府在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投入上由對貧困地區的特惠支持，轉向對所有農村的普惠支持，實現城鄉普惠共享。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結構調整向全產業鏈融合轉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一個簡單的增加特色、提高品質的問題，還包括如何與市場消費需求精準對接甚至引領市場消費需求的問題。需要在進一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實現各項改革由點到面的全覆蓋，圍繞對接市場消費需求構建起凸顯精細農業特色、實現農業全產業鏈融合的現代農業體系。
農民增收由依賴傳統路徑向激發新動能轉變。支撐農民增收的傳統動能正在走弱，如何擺脫傳統路徑依賴，激發農民增收的新動能，是農業地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推進農民富裕富足，需要從農業產業鏈價值鏈上尋找農民增收的突破口，從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中探索帶動農民增收的新模式，從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找到激活農民資產的新方式，從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中拓展農民就業創業增收的新空間。
鄉村治理由注重管理服務向多元共治轉變。鄉村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鄉村利益主體多元、群眾利益訴求多樣。未來一段時期，推進農村高效能治理而實現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適應新的鄉村社會變遷形勢，按照“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的要求，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治理的鄉村治理新格局，從而切實發揮農民主體作用。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2021年06月02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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