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隨著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廣泛地開展起來。這一年的5月和10月，為了加深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了解，尤其是富農問題以及當時的商業情況，毛澤東在江西尋烏和興國地區，深入調查研究了當地農民生活的基本情況、階級關系及土地革命的狀態，獲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撰寫了著名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
階級關系發生劇烈變動
從毛澤東的調查中，可以發現首要的一點是，農村階級關系開始發生劇烈的變動，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翻身，成為農村的主人。對此，毛澤東有著清晰的認識。他細致入微地分析了富農和貧農的區別、生活狀態以及思想認識，發現了二者關系的變化趨勢。
在《尋烏調查》里，毛澤東認為，“另有一種比較富裕的農民，在普通說法叫他們作自耕農或中農的，實際仍是一種富農”。他們除不租田給人耕種外，一樣是高利盤剝者，因為他們有錢余剩，他們有多余的土地。他們在自己農產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變成米子，自己挑了出賣。他們還做些小的囤買囤賣生意。他們供著豬子、豬條子或大肉豬。土地斗爭一發展到群眾的行動，便有大批的貧農喚著“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就是對付這種富農的。
毛澤東還指出，貧農并不是一個經濟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階級，里頭有不同的階層。半自耕農是不夠食的，因為他們的土地不夠使用。他們須從地主那里租來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夠食了。但他們在貧農群眾中則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動本錢，而且有一個表現他們的特點的，就是他們自己有一部分土地。佃農中之較好的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動本錢，但沒有一點土地。他們的特點在于有牛，大多數有一條牛，極少數也有兩條、三條牛的。這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貧農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村中一個最大的群眾。佃農中之更窮困的同樣無土地，雖有犁耙，但多窳敗，雖也有幾個本錢，但是很少。他們還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不是每家有牛的，他們是幾家共一條牛，或有一條牛，卻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為了節省飼養費交給他飼養的，他只能在一定條件下使用一下子這條牛的勞力。這一個階層不夠食的程度比上舉兩個階層都厲害。
基于這樣的階級認識，在《興國調查》里，毛澤東通過調研后，進一步分析認為，經過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們當中的反革命首惡被鎮壓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屬則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給他們留有生活出路；貧苦農民“取得了政權”；貧農“成了農村中的指導階級”，中農也“與貧農雇農一起有了話事權”，他們“在鄉區兩級蘇維埃中擔負工作的，約占百分之四十”。
階級關系變化的最直接結果，就是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生活獲得不小的改善，并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翻身，進一步激發了革命的積極性。
農民生活獲得明顯改善
農民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妥善解決了這一問題，讓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越變越好，就會贏得他們的心。這一點，毛澤東看得也相當清楚。
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實地調查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鐘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8個家庭的情況，讓人清晰感受到了農村土地革命給底層民眾生活帶來的深刻變化。其中，對陳偵山一家的調查，毛澤東這樣寫道：
“七個人吃飯。三個兄弟，各人一個老婆，老大一個女。老大二十九歲，陳偵山老二，二十四歲，老三十八歲。
……
自有二十擔谷田，又租來十擔（還租谷五擔），老大主持。永豐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賣油鹽一次，圩畢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請八十個工幫做。
……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參加，老大當農會糧食科長，老二當宣傳。幾個婦娘子都贊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債主逼債，逼得她們過不得年，她們聽得抗租、抗捐、抗糧、抗債，心里喜歡，故此贊成老大老二革命。
……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擔谷外，還分進來二十九擔，共計四十九擔，每人得七擔。婦娘子看見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債也不要還了，心里不勝歡喜，老二的婦娘子便高興地去鄉政府當婦女赤衛隊長。
三月分田盡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勻，扯去一半好田，扯來一半歹田，還是每人七擔，婦人仍是喜歡的。因為婦娘子自己在政府辦事，經常說別人應該好歹扯勻，所以在扯勻自己的田時，她也是贊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離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滿嫂三個女子，都沒有耕種能力，所以鄉政府派人為他家耕田。”
1930年10月7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農民“不還租，不還債，不完糧，不納捐稅，工人增加了工資，農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種枷鎖，個個都喜形于色”；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帳和一些農具，特別是大部分人討老婆沒有困難了。
這些實實在在的好處，讓廣大農民深切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是為他們謀利益的，因而積極地從事各項工作，參加紅軍或支援前線等。比如，在江西興國，23歲至50歲的翻身農民基本上都參加了赤衛隊。各鄉通常有一個八九十人的赤衛大隊，其主要任務是放哨，有時也配合紅軍作戰。這樣，紅軍打仗得到了源源不斷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湘鄂贛根據地，從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3萬多人。翻身農民還以實物上繳的土地稅，解決了紅軍的軍糧問題。他們還經常以糧、肉、雞、鴨、布草鞋等物品慰勞紅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和土地革命經驗教訓，于1935年12月作出了《關于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提出應該聯合整個農民，造成廣泛的農民統一戰線，故意排斥富農（甚至一部分地主）參加革命斗爭的觀點是錯誤的。1936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變了對地主的政策，對富農的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對于地主階級的土地等財產，沒收之后仍分給耕種份地及必需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而對于富農的土地及多余的生產工具（農具、牲口等）均不沒收。由此可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堅持和發展，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和工農民主政權，不僅深入開展土地革命，而且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調整政策，并具體、扎實、有效地開展各項工作，得到了農民的有力支持。
（作者系中國經濟網記者；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日報》2021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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