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發展是鄉村地域系統循環累積與動態演化的結果，全面梳理鄉村發展歷史脈絡與地域分異格局，對于科學推動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落實具有重要意義?；谌说仃P系地域系統理論和人地系統科學認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國鄉村發展演化進程，探討了鄉村轉型發展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揭示了中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的空間格局，進而提出了新時代鄉村振興的關鍵問題及其路徑對策。研究表明：(1)中國1978—2050年的鄉村發展可劃分為解決溫飽、小康建設和實現富裕三個主要階段，是一個由低水平、基礎型向高質量、創新型不斷發展的過程；(2)鄉村振興本質上是鄉村轉型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是鄉村發展演化到一定階段后，為解決其面臨的突出問題以向更高層次邁進的戰略選擇；(3) 2017年中國57.3%的縣域鄉村振興綜合水平介于0.40～0.50之間，在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東中西地域分異，并具有顯著的聚集特征和正相關性；(4)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重在科學識別鄉村振興的瞄準區域，綜合研判鄉村發展演化的趨勢，系統診斷鄉村地域類型的主導制約因素，全面認知城鄉耦合互動的邏輯關系，進而采取針對性措施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1 引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根本性問題[1]。只有“三農”問題解決好了，才能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距，進而充分發揮城市對鄉村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和鄉村對城市演進的基礎支撐作用，形成工農互補、城鄉融合的發展格局，夯實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2,3]。然而，長期以來，受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和“重城輕鄉”戰略的影響與制約，中國城鄉發展的結構性矛盾顯著，集中表現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及其引發的農村空心化、“城進村衰”和日趨嚴峻的“鄉村病”等問題，制約著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4,5,6]。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著眼于城鄉關系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黨的“十九大”適時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旨在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科學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目標的實現。在此背景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成為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鄉村振興的對象及其空間載體是鄉村地域系統。作為一個由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等組成的地域多體系統，鄉村地域系統是特定鄉村地理空間內人文、經濟、資源、環境等多種要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構成的、具有特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是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在鄉村地理學領域的深化和拓展[6,7]。因此，面向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綜合解析鄉村發展演化的過程、格局和機理，探討鄉村人地系統優化路徑，對于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地理學視角下的鄉村振興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認知和概念內涵剖析[6,8]、地域類型與振興模式診斷[9,10,11,12]、典型問題識別與實現路徑選擇[8,10,13,14]、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經驗借鑒[15,16]、鄉村振興規劃理論與技術方法[17,18,19]等方面?？茖W研究的開展為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提供了理論和方法支撐，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各地的鄉村振興實踐。然而，受“學術研究服務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這一學科發展宗旨的影響，國內地理學關于鄉村振興的系統研究主要開始于黨的“十九大”之后，對其基礎理論、技術方法等內容的探討相對不足。鄉村振興空間格局的量化分析主要集中在宏觀的省域層面[20]，缺乏對中觀市域和縣域、微觀村域等更小尺度鄉村振興水平的綜合認知。面向新時代的新特點、新趨勢，亟需進一步深化鄉村振興理論探討與典型示范、學術研究與國家戰略等內容的有機結合。
鄉村振興是繼統籌城鄉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后，黨中央關于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的又一重大創新和飛躍[6]。從戰略要求看，鄉村振興重在打破長期以來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瓶頸制約，通過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為鄉村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問題和難題尋鑰匙、找抓手，從而實現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全面振興[21]。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及人地系統科學為指導，以鄉村地域系統為研究對象，遵循鄉村轉型、城鄉轉型以及系統演進的過程性和規律性，本文深入探討1978年改革開放至2050年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期間中國鄉村發展演化的進程及其主要特點，剖析鄉村轉型發展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關系，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以揭示2017年中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的空間格局，并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推動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落實的關鍵問題及其路徑，為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決策參考。在理論方面，本文深入解析了中國鄉村發展的過程性、地域性及其循環累積效應，探討了鄉村轉型發展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關系；在方法方面，構建了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提出了基于鄉村發展地域分異、歷史演化、制約因素以及城鄉轉型的鄉村振興路徑。
2 中國鄉村發展主要進程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推進使中國農業生產、農村生態、農民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助推鄉村地域系統發生根本性轉變。以序次推進的溫飽型社會、小康型社會、富裕型社會建設為目標，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時間節點，1978—2050年的中國鄉村發展可劃分為解決溫飽（1978—2004年）、小康建設（2005—2020年）和實現富裕（2021—2050年）三個主要階段（圖1）。與之相對應地，鄉村地域系統實現了由單一型農業系統向多功能鄉村系統，再向融合型城鄉系統轉變的“三轉型”，也即實現了由農業中國到鄉村中國，再到城鄉中國的演進[7,22]。
2.1 解決溫飽階段（1978—2004年）
改革開放初期，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二元結構的影響，中國鄉村發展滯后，農民普遍處于溫飽不足的狀態。在這一背景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建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同時，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的取消和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放開調整了工農產品的價格關系；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恢復與發展緩和了農業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的問題，改善了中國城鄉發展格局。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復雜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陷入停滯。為穩步推進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鄧小平于1992年發表的南巡講話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年底召開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也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新的階段。農村深化改革的重點在于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推進農業生產向商品化、產業化、現代化轉變，從而解決農村經濟市場化轉軌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在改革的推動下，中國初步建立起了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糧食及主要農副產品的供需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供需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
圖1 1978—2050年中國鄉村發展主要進程
整體來看，農業生產功能在這一階段的鄉村地域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也即鄉村地域系統主要表現為單一的農業型系統。鄉村發展的重點在于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創新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而促進城鄉要素流動、解放農村生產力、推進糧食生產，解決農村普遍存在的溫飽不足問題，同時為工業化、城鎮化提供原始資本積累。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一階段的糧食生產基本告別了短缺時代，但是結構性剩余和不足的矛盾依舊突出；受二元結構的影響，農業剩余被過多地轉移到工業和城市，形成城市對鄉村、工業對農業的剝奪，對內改革的重心也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漸由鄉村轉移到城市。
2.2 小康建設階段（2005—2020年）
進入21世紀，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黨中央基于國際發展經驗的總結和國內發展形勢的研判指出，中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初步具備加大力度解決“三農”問題的能力和條件。為此，黨中央和國務院制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個方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減免農業稅到全面取消農業稅，再到對農民實行補貼，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的出臺助力農業發展持續向好、農村面貌穩步改善和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然而，受長期固化的二元結構體制束縛，鄉村發展面臨著嚴峻的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農村主體過早老弱化、村莊用地嚴重空廢化、農村水土環境污損化、偏遠鄉村深度貧困化等問題[6]。為克服這些問題，國家一方面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以強化城鎮對鄉村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扎實開展美麗鄉村建設以改善農村狀況。同時，積極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鼓勵土地經營權流轉，以適應土地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經營、市場化運作的需要，助推農業現代化發展[23]。此外，著眼于貧困鄉村這一突出的短板，黨中央于2013年提出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大方略，旨在通過科學有效的程序和措施對貧困人口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和精確管理，并于2017年拉開了國定貧困縣退出的序幕，為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城鄉關系轉型和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的推進下，這一階段的鄉村地域系統實現了從單一型農業系統向多功能鄉村系統轉變，鄉村社會亦由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變，鄉村發展的重點在于通過建機制、補短板等建立健全“三農”政策體系，加快實現農民增收致富和農村全面小康，進而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以統籌城鄉發展。然而，受國內外發展環境的影響和鄉村資源本底的束縛，鄉村發展面臨著供需矛盾加劇、長效動力不足、農民增收放緩、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城鄉資源要素配置失衡等諸多問題，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制約著鄉村發展邁向更高層次[24]。
2.3 實現富裕階段（2021—2050年）
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相應地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最為突出的矛盾[6]。在這一背景下，黨的“十九大”適時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旨在通過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等重大問題引領鄉村發展邁向更高水平階段。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新時代的鄉村發展迫切需要通過重塑城鄉關系、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創新鄉村治理體系等對策措施，扭轉鄉村發展長期以來面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束縛，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體系，從而實現城鄉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動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著眼于鄉村發展的階段性，黨中央對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亦有明確時間安排，也即在2020年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的基礎上，2035年需要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2050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也即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發展目標。
整體來看，當前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鄉村發展的重點在于通過多元措施推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進而統籌解決鄉村發展在人、地、業、錢、財等方面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難題，將鄉村建設成為集田園綜合體、生命共同體、村鎮有機體、特色經濟體、創業聯合體于一體的綜合性地理空間，最終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和城鄉融合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將由“鄉村中國”向“城鄉中國”轉變，鄉村地域系統亦實現由多功能鄉村系統向融合型城鄉系統轉變。
3 鄉村轉型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
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國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助推鄉村快速轉型發展。從系統的角度來看，鄉村轉型發展是鄉村地域系統構成要素變化及其與外部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25]。因此，鄉村轉型發展內在地表現為鄉村地域系統要素轉型、結構轉型和功能轉型，不同層面過程的耦合作用及其互動推動著系統演化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并且鄉村通過“生長—分化—再生長—再分化”的循環往復實現數量由少到多、規模由小到大、密度由稀到密的發展[26]。當系統要素耦合、結構合理時，鄉村地域系統的整體功能不斷優化，并不斷向更高級形態發展演化；而當要素不匹配、結構不合理時，則導致鄉村地域系統整體的衰退，引發諸如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基礎不牢固、“鄉村病”日趨嚴峻等突出問題，制約著鄉村和區域可持續發展[6]。著眼于鄉村發展面臨的現實難題，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旨在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通過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等綜合性措施一方面助推良性演化的鄉村逐步實現城鄉一體融合發展，另一方面扭轉負向衰退鄉村長期以來的衰敗局面，從而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圖2）。由此可知，鄉村振興本質上是鄉村轉型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鄉村振興戰略是鄉村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為系統解決其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難題的戰略選擇和必由之路。
圖2 鄉村轉型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
4 鄉村振興評價與地域格局
鄉村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動態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是前一個階段的延續，而前一個階段亦是后一個階段發展的基礎[21]。因此科學認知當前鄉村振興的區域格局對于指導政策制定，推進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落實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的行政體制中，縣域是上傳下達的重要環節，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單元，因此本文以縣域為單元對全國鄉村振興水平的地域分異格局進行剖析。
4.1 鄉村振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鄉村發展是一個有著豐富內容及科學內涵的概念。鄉村振興戰略的“二十字”總要求相互支撐、協同作用，共同構成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容體系（圖3）。具體來看，產業是鄉村發展的核心內容，由此決定了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支撐；鄉村本質上是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勞動者聚居而形成的一種聚落空間，因此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托；鄉土中國的傳統決定了鄉村是鄉土、鄉情、鄉愁的空間載體，鄉風文明相應地是鄉村振興的動力源泉，為鄉村發展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鄉村是人口、產業等多種要素集聚形成的地理空間，若干人口為實現特定目標組成的組織則是鄉村發展的重要內容，而組織強調的是治理，因此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政治保障；發展的關鍵在于堅持以人為本，最終目的在于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根本目的。
圖3 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邏輯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是為克服當前鄉村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而提出的重大方略，涉及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鄉村發展的方方面面。著眼于鄉村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征，以縣域為空間單元對全國鄉村振興水平進行綜合評價需要從多個維度開展。確定指標是綜合評價的基礎，只有構建起結構科學合理、層次清晰明了的指標體系，才能形成對評價對象的準確了解和系統認知。遵循指標選取的獨立性、代表性、差異性、可操作性等原則[27]，基于對鄉村地域系統演化內涵的科學認知和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解析，借鑒頒布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的指標體系以及相關研究成果[20,28]，本文構建了一個包括5個一級指標和6個二級指標的縣域鄉村振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權重通過熵值法與專家調查法綜合確定（表1）。其中，產業興旺主要通過人均第一產業增加值和農業機械化水平來表征；生態宜居用反映地表植被狀況的植被覆蓋指數來體現；鄉風文明通過國家級文明村鎮數量來反映；治理有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受教育水平；生活富裕的實質是農民收入問題，因此，本文利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表征。從指標極性來看，所選取的指標均與縣域鄉村振興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
表1 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研究設計，本文重在探討2017年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的區域分異。使用的矢量行政區劃數據、植被覆蓋指數（NDVI）數據、耕地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時間為2015年；國家級文明村鎮數據源于中國文明網（http://www.wenming.cn/）；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2018》和2018年各省統計年鑒；農民受教育水平數據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縣域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予以替代。在《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2018》所涉及的縣級行政單元基礎上，本文將各地市中心城區合并為一個完整的空間單元進行分析，同時剔除大柴旦、冷湖、茫崖3個地市派駐機構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管轄的市縣。因數據缺失，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和新設立的雙湖縣、三沙市亦不納入分析，由此共獲得2336個空間研究單元。
4.2 鄉村振興水平的區域分異格局
基于構建的鄉村振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對2017年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進行測度，并利用Arc GIS軟件對計算結果進行空間可視化操作，以探究其空間格局。由圖4a可知，2017年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東中西地域分異特征，其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整體處于低水平階段，尤其是南疆三地州、青藏高原等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則處于較高水平階段，尤其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等發達地區。具體來看，廣大西部地區有53.6%的區縣鄉村振興水平位于區間（0.40,0.50]，其中低于0.40的區縣占比高達31.6%，低于0.30和位于區間（0.30,0.40]的區縣個數在全國的占比分別達到98.8%和82.6%；中部地區大部分區縣的鄉村振興水平處于區間（0.40,0.50]，區縣個數占比達到71.4%，位于區間（0.50,0.60]的區縣個數占比為9.8%；東北地區縣域鄉村振興水平位于區間（0.40,0.50]和（0.50,0.60]的占比分別為54.9%和42.9%，整體差異相對較??；東部地區有86.7%的區縣鄉村振興水平位于區間（0.40,0.60]，處于區間（0.60,1.00]的區縣個數占全國這一區間研究單元總數的81.9%（表2）。
圖4 2017年中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空間格局
注：基于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站審圖號為GS(2016)1569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
表2 2017年中國四大經濟區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統計
從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的空間格局來看，處于區間（0.15,0.30]的區縣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南疆三地州，這些地區也是脫貧攻堅階段反貧困的重點區域；位于區間（0.30,0.40]的區縣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外圍的新疆、甘肅、川西高原，以及內蒙古中部、烏蒙山區等貧困地區；位于區間（0.40,0.50]的區縣在胡煥庸線東南一側呈現出相對廣泛的空間分布特征，同時在天山北坡也有一定數量的區縣；位于區間（0.50,0.60]的區縣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珠三角、長三角、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以及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東北平原；位于區間（0.60,1.00]的區縣數量較少，主要分布在杭州灣、珠江口、京津、長株潭等發達地區。進一步地，對縣域鄉村振興水平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Moran's I系數值為0.7434，表明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明顯聚集特征和正相關性。具體來看，呈現“高—高”集聚特征的區縣主要分布在地勢第三階梯以及四川盆地中部，這些地區具有自然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完善、交通便利等區位優勢，長期以來一直是產業發展、人口集聚的重點地區，鄉村整體發展水平較高。呈現“低—低”集聚特征的區縣主要分布在除四川盆地、內蒙古東部和天山北坡以外的廣大西部地區，這些地區長期以來面臨著自然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薄弱等因素制約，加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束縛，鄉村發展嚴重滯后。呈現“低—高”格局的區縣主要分布在中部的山地丘陵區和黃淮平原的傳統農區，主要是因為自然地理分異、交通基礎設施等區位劣勢造成這些地區鄉村發展相對滯后。呈現“高—低”格局的區縣數量較少，在西部地區呈現零散分布的特征（圖4b）。
5 鄉村振興的關鍵問題與路徑對策
縱觀中國鄉村演化，鄉村發展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均呈現出明顯的分異特征，其主導因素亦不同；同時，鄉村與城市作為一個有機體，兩者的緊密聯系使得城鄉關系成為鄉村發展的重要驅動力[6]。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國家戰略，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需要，推進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落實應從鄉村發展的地域性格局、階段性演化、主導性因素出發，深入解析城市與鄉村的交互作用，從而基于鄉村發展的實際提出振興路徑。
5.1 鄉村振興的區域瞄準
由于鄉村發展要素的有限性、鄉村地域空間的廣闊性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綜合性，科學識別鄉村振興的政策供給優先區有助于聚焦鄉村振興的薄弱區域，從而集聚資源形成合力補齊鄉村發展短板。在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空間格局分析的基礎上，研究利用1倍標準差分類法將2017年全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按從低到高依次劃分六種類型，也即Ⅰ級區、Ⅱ級區、Ⅲ級區、Ⅳ級區、Ⅴ級區和Ⅵ級區，并將Ⅰ級區、Ⅱ級區、Ⅲ級區所涉及的鄉村振興低水平區縣識別為“鄉村振興工作重點縣”（圖5）。從區縣個數來看，這3種類型的區縣個數分別為38個、118個和450個，主要分布在云貴高原和胡煥庸線西北一側。受自然地理、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這些地區鄉村發展水平低，不具備長效穩定發展動力和能力，使得其鄉村振興面臨巨大的困難和挑戰。因此，迫切需要根據不同地區鄉村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強化政策資源的供給，從而集中力量突破瓶頸制約，扭轉長期以來的鄉村衰敗局面，助推鄉村可持續發展（表3）。
圖5 2017年中國縣域鄉村振興水平分級
注：基于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站審圖號為GS(2016)1569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
表3 不同類型瞄準區縣鄉村振興策略
從當前國定貧困縣的空間分布來看，研究識別的鄉村振興工作重點縣中有483個為“十三五”脫貧攻堅階段的國定貧困縣，占全部瞄準縣級行政單元總數的79.70%。因此，可以說新時代鄉村振興的重點區域亦為脫貧攻堅階段國家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區域，其發展關鍵在于通過綜合性和針對性措施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不斷增強縣域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接續推進脫貧地區發展和群眾生活改善。對于其他貧困縣，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它們依托精準扶貧政策支持和區位優勢已經建立起相對健全的內生機制，因此其鄉村振興重在深化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創新以打破制約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自由流動的限制，增強農業農村發展的活力和競爭力，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進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5.2 鄉村發展趨勢的判定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當前中國鄉村發展已經進入加快轉型和全面建設的新階段，也即步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階段。鄉村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化的動態過程，其發展的動力機制、面臨的主要問題等在不同階段均存在明顯的差異。借鑒生命周期模型，鄉村發展變遷通?？梢詣澐譃槊妊科凇⑿纬善?、成長期、成熟期、轉型/衰退期等多個階段。從這一角度出發，當前中國鄉村發展既存在正向演進的上升過程，也存在逆向演化的衰退趨勢[4]。
由于鄉村振興戰略的普惠性，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不僅要著眼于逆向衰退的鄉村，也面向良性上升的鄉村，從而切實解決鄉村轉型發展中的“三農”問題。對于負向衰退的鄉村，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首先存在一個優選、優先、優化的過程以識別出特定地理空間內有發展潛力的鄉村，在此基礎上通過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振興扭轉鄉村發展頹勢，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具體來看，產業振興重在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引領小農生產步入現代化發展道路，提高農業發展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人才振興重在通過引進外地人才、留住本地人才、挖掘鄉土能人等多樣化措施，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文化振興重在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挖掘傳統文化的底蘊、精神和價值，繁榮鄉村文化，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改善農民精神風貌；生態振興重在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不斷推進生態保護和建設，通過綠人、綠地、綠業、綠權等革新鄉村生產和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組織振興重在堅持黨建引領，通過健全基層組織、強化隊伍建設、完善制度體系等不斷推進農村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正向上升的鄉村，其鄉村振興重在通過產業融合發展、人居環境整治、完善基礎設施配套、傳承鄉土文化、健全組織體系等措施彌補劣勢、補齊短板，優化調整鄉村人地系統結構與布局，高水平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
5.3 鄉村主導制約因素的診斷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重在補齊短板，從而切實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然而，中國地域遼闊、類型多樣，自然地理、社會經濟等呈現出明顯的由南到北、由東到西的地域分異特征，由此決定了鄉村地域類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6,7]。面向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應對鄉村發展演化的動力機制進行系統剖析，深入診斷不同鄉村地域類型發展的主導制約因素以明確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整體來看，當前中國鄉村發展面臨的主導制約因素主要為產業缺失、人才外流、生態脆弱、組織渙散和文化消逝等[6]，迫切需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以破解鄉村演化過程中的現實問題。
對于產業缺失的鄉村，應在夯實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建立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深入挖掘自然地理、歷史文化等要素資源稟賦，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構建起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體系；推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和鄉村地域的多功能，優化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以助推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對于人才外流的鄉村，既要全面建立職業農民制度，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也要推動鄉村軟硬環境建設，吸引企業家與資本家下鄉、青壯年農民工返鄉、農家子弟學成回鄉，全面落實好促進各類人才服務鄉村振興的激勵政策，構建起“能培養、招得來、留得住、能發展”的農村人才發展機制和政策體系。對于生態脆弱的鄉村，應牢固樹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及其內在規律不斷強化鄉村生態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優化鄉村開發格局，建設生活環境整潔優美、生態系統穩定健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宜居美麗鄉村。對于組織渙散的鄉村，應以基層黨組織建設為主線，通過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建立適應中國鄉村實際的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的治理模式，不斷提升農村基層治理能力。對于文化消逝的鄉村，應統籌推進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完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增加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繁榮發展鄉村文化，同時在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豐富現代表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和競爭力。
5.4 城鄉耦合互動關系的認知
縱觀鄉村發展演化的歷史脈絡，區位條件優越的鄉村往往隨著要素集聚水平的提升發展成為鄉鎮，并進一步演化成為城市，形成區域“城—鎮—村”的空間格局。在這一過程中，城鎮的規模等級不斷提升，對鄉村發展的影響也愈加凸顯，由此使得城鄉關系成為影響鄉村發展的重要因素，鄉村發展的內涵亦不斷拓展為城鄉發展。城市和鄉村作為區域系統的兩大組成部分，兩者之間相互作用構成的城鄉關系是最基本的區域社會經濟關系[6]。一方面，鄉村為城鎮發展提供土地、生態、農產品等生產和生活資料，并利用自身環境自凈能力消解城市污染；另一方面，城鎮為鄉村發展提供人才、技術、制度、品牌等高級生產要素，推動鄉村發展水平的躍升和轉型升級。因此，推動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落實需要深入探討和全面認知城鄉耦合互動及其交互作用，統籌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堅持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城市反哺農業、工業支持農村，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長期以來，受二元結構體制的束縛，中國城鄉要素市場割裂，造成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問題突出，城鄉基礎設施、人居環境、公共資源等均存在巨大差異[6,29]。城鄉融合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因此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必須做好頂層設計，打破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二元結構體制，不斷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22]。首先，搭建城鄉要素自由流通和平等交換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推動城鄉人、地、業、權、財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并逐漸在鄉村形成人才、資金、產業、信息等要素匯聚的良性循環。其次，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的有機融合，加快推動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提擋升級，建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形成村鎮化與城鎮化的雙輪驅動格局[4]。再者，加快鄉村產業重塑和農業補鏈、強鏈、延鏈，推進現代農業發展，實現農業全產業鏈發展和鄉村經濟多元化，同時不斷完善農企利益聯結與共享機制。最后，立足不同聚落的規模等級和功能，通過空間重構搭建結構合理、空間融合、功能契合的“城—鎮—村”格局，不斷優化鄉村人居空間、產業空間、生態空間和文化空間，推動城鄉一體融合發展[30]。
6 結論與討論
(1）根據鄉村發展的戰略導向，1978—2050年中國鄉村發展可以劃分為解決溫飽（1978—2004年）、小康建設（2005—2020年）和實現富裕（2021—2050年）三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地域系統實現了由單一型農業系統向多功能鄉村系統，再向融合型城鄉系統的轉變，也即實現了由農業中國到鄉村中國，再到城鄉中國的演進。
(2）鄉村振興本質上是鄉村轉型發展與內力提升過程，是鄉村發展演化到一定階段后向更高層次邁進的戰略選擇和必由之路，其中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支撐，生態宜居是重要依托，鄉風文明是動力源泉，治理有效是政治保障，生活富裕是根本目的。這五個方面相互關聯、互為支撐，共同構成鄉村振興戰略完整的內容體系。
(3）通過構建縣域鄉村振興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評價得知，2017年全國有57.3%的區縣鄉村振興綜合水平介于0.40～0.50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東、中、西的地域分異格局和空間集聚特征，其中“高—高”集聚的區縣主要分布在地勢第三階梯和四川盆地中部，“低—低”集聚的區縣主要分布在除四川盆地、內蒙古東部和天山北坡以外的廣大西部地區。
(4）由于鄉村發展演化空間格局、歷史階段、主導因素的差異，新時代的鄉村振興重在科學識別鄉村振興的區域瞄準、綜合判定鄉村發展演化的趨勢、系統診斷鄉村地域類型的主導制約因素，進而采取針對性措施補齊鄉村發展短板，同時通過全面認知城鄉耦合互動的內在關系及其作用機制助推城鄉融合發展，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鄉村振興是“十九大”提出的國家戰略，也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鄉村地理學創新研究的重要內容，重在調整優化鄉村人—地—業耦合關系和城鄉要素配置格局，不斷強化鄉村地域系統的功能和彈性[31]。適應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使命和新要求，鄉村振興要主動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把系統推進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細化實化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按照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總要求制定鄉村振興策略和鄉村建設行動方案，著力補齊鄉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發展、人居環境等短板，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落地，不斷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發展活力和整體競爭力，進而走出一條質量高、效益好、結構優的中國鄉村發展道路。同時，鄉村振興本質上是鄉村人地系統要素優化、結構調整、功能提升的復合過程[21]，因此要遵循鄉村地域系統演化的動態規律，統籌謀劃鄉村資源配置、生態保護、產業發展、社會治理、文化傳承、民生福祉等系統目標，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當前，“鄉村轉型—城鄉融合—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和新常態[19]，科學處理鄉村地域系統人地關系、城鄉關系、居業關系，適時推進鄉村空間重構，成為新時代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對于加快推進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也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區域可持續發展分析與模擬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學報》2021年第6期，參考文獻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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