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我國妥善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設的應有之義。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是置于時空場域的具有內在組織秩序與外部表現形式的系統結構，它以防范內部潛在沖突為需求，以反映內部關鍵要素為類型，以展現內部發展趨勢為特征，以形塑內部運作載體為模式。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在行動上可圍繞文化環境塑造、制度保障供給、科學管理應用、人才體系優化和社會主體聚合來展開，以激發現代鄉村建設熱情、奠定鄉村持續發展基礎、引導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擴大鄉村人才供給渠道和形成鄉村治理有序格局旨歸，由此拓展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教育；鄉村治理；教育扶貧；教育服務
中圖分類號 G40-011.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21)01-0159-11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VHA180004）
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萎縮、鄉村衰退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跨越現代化陷阱也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中國作為引領全球現代化進程的中堅力量，鄉村發展必然會經歷一場具備現代性意義層面的轉型陣痛期與蛻變重生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以“三農”為核心的鄉村轉型發展問題納入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并將其作為國家戰略的關鍵性議題給予統籌謀劃與戰略安排。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提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鄉村建設的總要求，指明了鄉村建設的戰略方向。2017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謀篇布局，其保障措施含金量之高和措施之實前所未有。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明確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1]（P1）新時代我國對鄉村建設提出的全局性、戰略性、結構性和系統性的制度設計與政策安排，闡明了鄉村振興戰略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與時代意義。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及人的現代化所蘊藏的強大鄉村人力資本，教育能為實現鄉村人力資本的積累與轉化奠定基礎。同時，教育作為鄉村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因具有較強的價值引導作用，被賦予了振興鄉村文化的時代使命。教育在以“鄉村人力振興”和“鄉村文化振興”為旨歸的基礎上，構筑起推進鄉村振興實踐的服務性路徑。因此，研究教育何以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契合了我國鄉村現代化建設的宏觀方向，探索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價值和體系將對回應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滿足鄉村精神文化需要和推進構建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中國特色現代化教育體系大有裨益。
一、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前提
“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農業、農村、農民理應成為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商共建共享者”[2]（P6）。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國家戰略，鄉村振興戰略面向的是全國廣大農村和農民，根本目的是解決吃飯問題，實質是如何配置人力資源問題，其所提出的20字總要求擘畫出后小康時代我國鄉村建設的戰略全貌，也澄明了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影響的鄉村現代化建設理念。教育作為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是以人力資本積累為依托，以振興文化為切入點，由點及面建構起教育服務空間，既推動“三農”現代化發展，又蘊涵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前提。
（一）教育是傳承鄉村優秀文化的有效途徑
鄉村作為一個地域意義層面的單元，在我國城市化發展中遭受到了劇烈沖擊，除表現為城鄉發展不平衡與結構分化之外，鄉村地區內部也存在分化之勢，即形成了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地區的農村、廣大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村和適合新業態發展的區位條件或旅游資源的農村地區。鄉村發展呈現出的地域性、差異性等特征催生出我國農村轉型發展的新矛盾。對已完成鄉村工業化的東
部沿海地區農村而言，由熟人社會產生的經濟分化與社會分層深刻影響和改變了鄉村治理的面貌；對依靠城市化逐漸改善生存發展條件狀況的中西部鄉村地區而言，農戶依靠城市獲取就業機會與收入，并在城鄉之間選擇自由就業，由此形成農村的開放性結構，但農村內部卻生成了反結構力量。就此而論，東西部鄉村發展轉型呈現的矛盾，實質上是對傳統“離鄉—思鄉—歸鄉”的鄉村記憶被象征現代文明的城市記憶所替代的應激反應，具體體現在鄉村記憶逐漸消解，優秀鄉村文化逐漸式微。
鄉村作為一個文化意義層面的單元，承擔著促進鄉村文化與鄉村記憶傳承發展的職能。從鄉村教育踐行文化責任的角度來看，鄉村教育是農村文化的生命機制，其實質是通過傳承鄉村記憶與鄉村文化，踐行服務鄉村建設使命。縱觀鄉村教育踐行文化責任、服務鄉村建設的嬗變過程，大體經歷了發軔、興起、激進、轉軌和高潮五個時期[3]（P165-170），不同歷史時期的鄉村教育理論與實踐變革產生了更富時代性、現實性的鄉村建設思考，但也逐漸產生了對鄉村文化發展的反思。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教育與文化雙重建構著農村記憶與文化的傳承。一方面，農村記憶與文化會隨著時代發展有所異同。在當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文化的現代化需要堅持社會主義文化方向，通過形成兼具優秀傳統鄉村文化的現代品質與內涵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避免農民的價值觀陷入錯位與迷失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鄉村優秀文化傳承的現代壓力。鄉村現代化發展存在的傳統與現代文化張力，調適了因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碰撞產生的“鄉愁”與“城愁”，緩和了農村面臨的文化破產壓力，進而為鄉村現代化建設預留文化承壓空間，既能保持傳統鄉土情懷，又能融納現代性特質。
（二）教育是積累農民人力資本的重要載體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降，中國城鎮化率由49.95%上升到了2018年的59.58%[4]（P35）。截至2018年年末，中國鄉村人口總數占全國人口總數的40.42%[4]（P31）。我國快速的城市化釋放了大量的農村人口存量，但中國城市化進程尚未止步，未來仍將保持高速增長。在此進程中，并不意味著農村不重要，正相反在由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諸如農村空心化、農民脫貧增收、農業發展等系列問題中，“三農”問題將變得更加突出，但核心仍是農民問題。
改革開放后，農民與國家的關系逐漸改變，農民關于活法的定義、傳宗接代的終極目標和生命的內涵正在被重新定義。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農民卻因地域發展差異的分化、個人生命周期的分化與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分化，成為了市場競爭體系中的弱勢群體。由于農民自身的文化素質水平不高、思想觀念較為落后、自然經濟情結較濃，更固化了其在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現代化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劣勢地位，因此應把農民置于鄉村振興戰略的突出位置。農民的增收與脫貧除了依靠“外源式”的物質幫扶外，更需要形成“內源式”的精神動力，即通過人力資本的開發實現以人力資本為主導的鄉村振興。
農民是人力資本積累的對象，教育是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載體，通過“依賴于服務鄉村的學校教育體系、公共衛生保障體系和勞動力市場高質量就業”[5]（P25），可以更新農民的知識結構、釋放農民的人力資本潛能。一方面，優化提升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從教育結構類型來看，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領域應適當向農村地區傾斜，改善農村地區的薄弱辦學條件，并通過學歷教育、職業技能培訓和實踐鍛煉等多種途徑，提升鄉村人力資本的數量與質量。另一方面，加強教育與農民幫扶的內在聯系，把脫貧攻堅融入鄉村振興戰略中。如在教育扶貧方面，要把具有強烈脫貧意愿的農民作為重點扶貧對象，通過產業技能培訓、金融幫扶、農村專業人才帶動等舉措，提高貧困農民的個人收入，從“志氣”與“知識”兩個方面消除“窮人心態”，增強貧困農民的脫貧信心，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三）教育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智識利器
農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基礎，是穩民心、安天下的戰略產業。實現農業現代化既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鄉村振興的基本任務，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富強，沒有農民安居樂業，國家現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6]（P2）。
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動力轉換的背景下，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農產品價格提升空間有限，依靠勞動力轉移就業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空間收窄，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速放緩，加快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確保如期實現農村全面小康的戰略任務艱巨。因此，新時代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在于科技進步，需要充分發揮科技引領創新發展的功能。換言之，需要把新興信息技術滲透于農業生產、服務、加工、流通和營銷等各個環節，引發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促進農業產銷向智能化、精準化、網絡化方向發展，重塑農業產業形態、商業模式，在更高層次上和更大范圍內重新配置產業資源，推動產業效率和價值的提升。
教育與科技的相互作用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產業融合的發展動能，而培育農業科技人才更是具有基礎性、建設性和引領性的作用。首先，通過教育能穩步提高農民的科技素養，不斷掌握運用現代科技解決農業發展的基本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能力，可以將青年農民培育成一支新型職業隊伍，從而確保農業生產效率的穩步提升。其次，通過發揮農業科技領軍人才的帶動作用，能為農村培養大批具有專業水平過硬、實踐經驗豐富和心系鄉村發展的科技人才，以此推動農業科技創新，提高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增強農業綜合發展潛能與水平。最后，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創新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可以吸引外出創業農民回鄉務農，并將其納入現代農業職業培訓體系之中，為現代農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基礎和保障。
二、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價值承載
教育是鄉村振興的基礎，也是有效破解鄉村發展轉型問題的前提。從教育屬性來看，教育的本質屬性是育人，通過塑造思想觀念、傳遞知識、提升素質能力等多種途徑，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和保障。從教育功能來看，教育與文化的能動作用，建構起教育、文化與人三者間的通路，教育的育人過程，同樣是文化形塑人的過程。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包含著兩條主線——既以育人的形式促進鄉村教育振興，又以文化重塑的形式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兩條主線的不同服務過程決定了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所承載的獨特價值。
（一）突出鄉村教育優先發展的必然要求
鄉村教育因其獨特文化內涵和文化品格，為鄉村青少年賦予了生存意蘊和生命根基。然而，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的迅猛發展，我國鄉村教育出現了分層化和差異化現象，產生了教育環境碎片化、教育功利性導向突出、標準化程度較低、信息化建設相對滯后、生源流失嚴重、優質師資匱乏和鄉土教育元素缺失等現實問題，這些引起了黨和國家對鄉村教育議題的高度重視與關注。由此，鄉村教育優先發展成為新時代我國繼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必然要求，以期充分發揮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推動鄉村整體發展等方面的助推器作用。從教育發展戰略體系來看，在《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文件中，對農村教育的發展要求、政策安排和具體舉措等方面做出了明確指示，為新時代鄉村教育優先發展指明了方向。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安排來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了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地位，強調“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要求，“必須堅持把優先發展教育作為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先手棋，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撐”。就整體而言，鄉村教育優先發展獲得了國家現代化發展戰略政策體系的確認，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驅動中，鄉村教育優先發展成為新時代我國教育發展的重點戰略任務。
（二）創新鄉村職業教育實踐的內生動力
鄉村職業教育是與鄉村社會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鄉村職業教育具有強化城鄉聯系的天然紐帶作用。鄉村職業教育通過組織學歷教育、技能培訓和實踐鍛煉等多種方式，穩步提升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和道德素養，培養和培訓了特定領域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為農民進城務工降低了門檻，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力短缺壓力，促進了城鄉人口要素流動。與此同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農民穩定在城市的就業，增加其工資收入，并使其逐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從而在一定意義上緩解了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由此，鄉村職業教育仍是培育農村各類技能型人才的主渠道，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進程中，通過創新鄉村職業教育實踐激發鄉村教育新的內生動力。一方面，鄉村職業教育瞄準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方向。對農村經濟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來說，只有勞動者實現自我轉型和全面提升方能實現。因此，鄉村職業教育逐漸強化了教育對象的指向性，以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為目標，依托鄉村職業學校建設與課程培訓體系建設，釋放農民創造活力，激發農民建設熱情。另一方面，鄉村職業教育產生了新的角色轉換。鄉村職業教育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甚至是“引領者”。鄉村職業教育的培訓內容日益寬泛、服務領域日益多樣、發展模式日益多元，使其產生技術技能人才供給的“主渠道”、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的“生力軍”、培育企業成長的“助推器”和創新傳承鄉風文明的“能量場”等新角色定位[7]（P108-109）。鄉村職業教育的新角色也在其組織形態、發展模式、辦學方向和服務領域等方面產生新的影響，并以此為基礎與鄉村振興戰略進行積極調適。
（三）明確鄉村人力資本積累的價值導向
教育作為社會系統中的重要子系統，以基本公共服務的形式融入到鄉村社會中。按照系統論的觀點，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作為教育大系統中的兩個子系統，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是相互聯系、影響和依賴的，并非彼此排斥甚至相互敵對。首先，在城鄉二元文明共生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框架下，城市是驅動鄉村發展的新引擎，是鄉村教育優先發展的堅定支持者，鄉村教育價值業已顯現，其資源體系得到補充。《意見》明確指出要“建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發展優勢互補。因此，融入城鄉教育資源體系一體化發展的鄉村教育為鄉村人力資本積累提供了條件，通過教育資源優化配置，保障了鄉村教育可持續健康發展。其次，在鄉村文化創新驅動層面，鄉村教育理應走上一條通過教育激活鄉村本土文化，與現代城市文明有機融合的實踐發展道路。鄉村教育需要通過復興與繁榮鄉村文化，培育適應現代社會的農民，進而推動鄉村社會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轉型，為鄉村人力資本積累提供精神力量。最后，在服務鄉村現代化發展方面，鄉村教育需要加強對個體知識、技術和素質的更新與培養，將鄉村人口的基礎教育水平提高到新的水平。此外，鄉村教育不僅需要發揮基礎教育的服務功能，而且也要拓展與增強高等教育的服務功能，即通過縮小農村勞動者與城市勞動者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激發農村勞動者在知識、心理、技能等方面的潛能優勢，為積累鄉村人力資本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所以，鄉村教育作為積累鄉村人力資本的主渠道，不僅深化了鄉村人力資本積累的實際內容，而且發揮著積累鄉村人力資本的戰略支撐作用。
（四）提供鄉村文化現代發展的服務空間
文化是鄉村的精神根脈與靈魂，鄉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所在。鄉村文化興盛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動力，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標志。實現鄉村文化興盛的關鍵在于破解農民因快速城市化發展所產生的心理焦慮、價值觀喪失和文化失調等問題，復興與繁榮鄉村文化則需要充分發揮教育的文化引領作用。發展現代鄉村文化不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化”，而是要在留住鄉音、鄉風、鄉思、鄉愁，繼承優秀傳統鄉村文化的基礎上，把具有現代性特征的城市文明融入到鄉村中，實現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此過程中，教育為鄉村文化現代發展提供了服務空間。一是鄉村文化振興的政治服務空間。黨和政府始終將鄉村優秀傳統與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有機融合，引導農民了解黨的“三農”工作方針，通過開展教育主題實踐、心理健康教育等多種活動，發揮政治教化功能，把農民團結起來、凝聚起來、行動起來。二是鄉村文化振興的經濟服務空間。文化作為一種生產力，是以文化產業的形式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新時代農民通過教育可以提高對文化產業的整體認知，運用產業融合思維，對民俗、民間歌舞和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研發，進而產生文化增殖效益，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資本的經濟收益，最終帶動農民增收與脫貧。三是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取向空間。目前，農村文化價值取向存在“為農”與“離農”兩種傾向，前者強調要為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服務，后者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適應現代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實施是使二者由對立漸趨融合，從工具性與發展性相統一的觀點來看，鄉村文化價值應立足于人的發展，尊重個人選擇，以培育具有現代人格的人才為目標。因此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取向不再拘泥于“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定勢，而是以“多元融合”的心理意識進行新的文化圖式建構，以此適應新時代背景下鄉村文化的新發展。
三、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系統結構
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是置于時空場域的具有內在組織秩序與外部表現形式的系統結構。在時間場域層面，系統結構呈現出歷時性與共時性共存的內在組織秩序。從歷時性來看，中國百年鄉村振興實踐始于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盛于新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成于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從共時性來看，民國的鄉村建設實踐接續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征的鄉村建設實踐，并在與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實踐的有機結合過程中，誘發教育何以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思考。在空間場域層面，系統結構是以地域空間、文化空間、生態空間、教育空間和社會空間等為代表的外部表現形式，把文化發展鏈、生態保護鏈與社會脫貧鏈等鄉村現代化建設鏈條嵌入到鄉村社會中，形成“集群性”或“抱團式”的資源聚焦效應。因此，我們需要整體把握和分析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系統結構需求、類型、特征和模式，充分把教育蘊含的制度、資金、人力、技術和信息等資源優勢進行集聚與融合，以推動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進程。
（一）系統結構需求：防范內部潛在沖突
在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系統結構整合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因不同社會結構主體對教育訴求的差異、教育資源分配的利益沖突等現實問題，進而影響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效。因此需要對系統結構進行合理化的需求配置，調節與緩和系統內部的可能沖突。
第一，確保鄉村治理的有效性。鄉村治理必須依靠農民，在構建以“政府引領、社會參與、制度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中，要充分發揮好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作用[8]（P135）。其中，需要格外關注德治的重要性。在中國歷史傳統上，德治是弘揚真善美的有效載體，也是不可忽視的治國方略。在當前鄉村治理格局中，加強對農民的人文關懷與道德感召力度則是確保農村治理有效性的關鍵。德治是維護鄉村秩序的內生動力，要通過德治的強大道德感召與道德教化作用，提升鄉村人民群眾的道德素質，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鄉村治理理念中，并轉化為情感認同與行為準則，進而維護鄉村意識形態不動搖，放大“自治、德治和法治的乘數效應”[8]（P158）。
第二，實現農民的可持續發展。鄉村振興要依靠農民振興，所以不能忽視農民的可持續發展，而是應將其置于戰略核心位置。從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角度來看，教育使我們能夠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我們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聯系，并通過行為和實踐，使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充分滿足而不是被剝奪[9]（P9）。因此，在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教育以促進農民的可持續發展為追求目標，幫助農民理解與認識鄉村與城市的共生發展關系，彌合因城鄉發展差距撕裂的鄉村文化認同，重新感知與體會鄉村文化承載的獨特價值與品質。此外，通過不斷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努力消除因貧困、健康、知識、技能等產生的被剝奪感，將農民自身的發展訴求與發展動力有機結合。
第三，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效率。新時代的農業生產主要采取了以“集約化”“高效率”為特征的大規模現代機械化生產，所以農業不再只是單純的體力型生產，而是技術型經營，現代科技知識與網絡信息化技術成為現代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標識。現代農業生產主要依靠智力資本，一方面通過對農村智力資本的深度開發，幫助農業生產者借助現代信息網絡了解和分析農業生產市場信息，對農業相關附加產業鏈的市場前景進行科學合理的判斷，以減少農業生產者因市場競爭波動所帶來的生產損耗；另一方面，幫助相關農業生產者了解與認識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迫切性與必要性，進而在思想觀念上幫助其樹立走農業科技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同時也能在推進培育農業高新產業，提高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激發鄉村創新創業發展潛能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
（二）系統結構類型：反映內部關鍵要素
在系統結構中，根據接受教育的時間跨度可劃分成基礎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終身教育；根據教育空間的承載場所則可分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等。結合鄉村這一特定背景，其教育結構主要是學校場域中的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以及社會場域中的終身教育，進而呈現出城市與鄉村教育相融合、產業與教育相融通以及鄉村課程與教學相統合的結構類型。
第一，城鄉教育融合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鄉村發展必然需要人來帶動，人口的流動會產生信息交流、制度創新、資本投入等現象，唯有促進城鄉雙向流動，方能使鄉村成為活水，為鄉村振興奠基鋪路。過去城鄉教育的巨大差異使鄉村教育處于失聲狀態。而在新的城鄉文明共生框架下，“城鄉一體化即是破解鄉村發展滯后的重要措施，其中教育是幫助鄉村脫貧致富、促進人的現代化的關鍵舉措”[10]（P80）。我國采取了加大鄉村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引進優質師資隊伍、均衡城鄉教育資源布局等一系列舉措推動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在此意義上的城鄉教育融合，意味著學校教育內容與教育途徑層面的調整，即通過補充鄉村本土特色的教育內容與實施鄉村特色的教育實踐活動等途徑來推動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最終實現促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的目標。
第二，產教融通促進鄉村科技教育發展。中國當前以及未來的城市化道路不再是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而是鄉村人口進入到城市的城市化，逐漸衰敗的鄉村如何實現振興，鄉村產業振興是重要的突破口。在鄉村振興戰略框架體系下，鄉村把“產業”與“教育”場域進行融通，必然要求把科技教育置于鄉村現代化發展的重要位置。一是通過運用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發展智慧農業，提升鄉村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帶動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二是通過培育一批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高科技農業技術型人才，幫助鄉村探索產業發展所面臨的短板，指導農民應用先進技術和農機裝備，提高生產經營水平，促進鄉村產業興旺和農民生活富裕。
第三，課程教學統合增進鄉村教育真實感。從農村課程內容來看，農村學校很少開設地方特色課程，其課程內容嚴重脫離農村的生產和生活實際，致使培養出的人不能為發展農村經濟和改善農村生活服務[11]（P8）。課程與教學的統合是學校教育內部要素與培養路徑的改革，主要指向學校課程結構與教學模式的匹配性實踐創新，以及課堂內與課堂外的“理實一體”[12]（P130）。而鄉村課程與教學間存在一定意義上的情景剝離，即鄉村教育不能為鄉村學生帶來真實的課程體驗與心靈慰藉，導致鄉村學生對鄉村教育缺乏真實感。因此，推動鄉村教育優先發展應把具有鄉土氣息的課程內容予以情景化再現，并將基于鄉村產業發展實際所增設的教育培訓實踐基地融入到學校課堂教學情景中，切實讓農村學生感受到具有鄉村地域文化等特色的教育真實感，增強對鄉村現代化建設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三）系統結構特征：展現內部發展趨勢
從某種意義而言，系統結構需求與系統結構類型是相互影響的，系統結構需求決定著系統結構類型，反之，系統結構類型會改變系統結構需求。在這一雙向互動過程中，呈現出教育的職業使命認同、教育的文化自覺自為和教育的自身生命力發展的系統結構特征，進而展現系統結構內部發展趨勢。
第一，增強教育的職業使命認同。教育的職業使命認同是針對鄉村教師群體而言的，鄉村教師對實現鄉村治理有效、農民可持續發展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結構需求以及“產教融通”“城鄉融合”和“課教統合”的結構類型具有關鍵意義。“鄉村教育”作用于“人”的過程，是教育顯性與隱性功能傳遞與傳導的過程，鄉村教師則是其中的中介力量。因此在鄉村振興戰略實踐中，要正視鄉村教師肩負的職業使命，提升鄉村教師的職業認同，將鄉村教師真正融入鄉村社會，從整體上提高鄉村教師的薪酬待遇，最大程度地滿足鄉村教師對健康、醫療、教育等的基本社會生活需求，特別是要采取靈活、人性化的政策化解鄉村青年教師家庭與生活顧慮。同時，要將鄉村教師的職業發展與鄉村學生的全面發展相聯系，讓鄉村教師真正認同鄉村文化、理解鄉村學生境遇、勇于扎根鄉村社會，使鄉村教師不再游離于鄉村之外。
第二，踐行教育的文化自覺自為。如果說教育承載著鄉村文化與鄉村生活的記憶，那么鄉村中的教育自然蘊含著文化傳承意義，鄉村教育也就具備了傳承鄉村文化的自覺認知。鄉村教育不只是對靜態課本知識的呈現，而且是把鄉村本土性知識與實踐融入其中，以反映鄉村生活的本土特色與特征。同時，鄉村教育與鄉村生活的緊密銜接將鄉村教育本身祛魅，由鄉村教育本身出發探索鄉村文化乃至鄉村生活的意義則使鄉村教育具有自我覺醒的意義與自覺行動的軌跡。據此，鄉村教育在傳承文化與探索生活的雙向建構過程中，具備了踐行教育的文化自覺自為的含義。從鄉村學生的角度看，教育的文化自覺要求學生清楚地理解鄉村所傳承的文化，教育的文化自為要求學生對踐行鄉村文化的鄉村生活進行回應與行動，即“拓寬現代生活視野，又扎根本土獲得鄉土知識滋養，真正通過個體生命世界的整體培育和個體人格的積極有序生成與發展”[13]（P74-75）。
第三，促進教育的自身生命力發展。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教育將人置于“教育”與“文化”乃至“生活”的場域中，逐漸實現“人”與“文化”、“人”與“教育”、“文化”與“教育”的雙重建構。基于鄉村背景，教育的生命力發展在于教育與生活的整全。“教育乃是個體將自身天然稟賦浸潤于文化之中、朝向文化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教育乃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生命成長，文化引領、包容、激勵、提升著個體自然稟賦，個體自然稟賦賦予文化以生命的力量”[14]（P10）。因此，對廣大農民而言，接受教育的意義在于通過將個體的生命沉浸到獨特的鄉土文化中，讓生命感受文化韻律，揭示教育的生命力量。實現教育與生活的“整全”關鍵是要保持教育與生活的和諧狀態，這種和諧狀態包括鄉村治理有序、城鄉融合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具體內容。由此個體保持教育與生活的和諧需要通過激發個體潛能，將社會外部發展需求與個體內部發展動力進行有機統一，拓展自身發展的無限性與可能性。
（四）系統結構模式：形塑內部運行載體
根據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外部空間表現形式，在其對應的場域中逐漸形成特色鮮明的結構模式，為系統內部的穩定、有效運行提供重要載體。本文以生態空間、教育空間和社會空間為例予以說明。在生態空間中，以綠色生態為引領，形成教育綠色發展模式；在教育空間中，以職業教育為導向，形成教育融合發展模式；在社會空間中，以脫貧為目標，形成教育精準扶貧模式。
第一，教育綠色發展模式。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以綠色生態發展理念引領鄉村振興將是一場深刻革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15]（P243）。堅持樹立綠色生態發展理念，推進生態宜居鄉村建設，以生態宜居鄉村建設留住鄉村人才，吸引人才到鄉村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所以需要格外關注教育綠色發展模式，因為該模式是面對自然的，是緊密聯系區域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以及教育發展進程的，是在雙方合作中逐步達成的。因此要充分發揮教育在鄉村社會環境中樹立綠色生態發展理念的價值引導作用，通過現代農業環境防污技術、農業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體系、農業發展方式轉型等舉措抓牢鄉村生態建設，“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論、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目標”[8]（P73）。
第二，教育融合發展模式。該模式主要以鄉村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融合為核心要義。職業教育直接面向農村、對接農業、服務農民，是新時代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教育融合發展模式以農村脫貧與鄉村振興為旨歸，把農村職業教育的傳播現代農業觀念、傳授實用技術和培訓實用技能[16]（P82）與農村普通教育的積累基礎知識、促進心智成熟和塑形價值觀念作為手段，幫助勞動者提升生存技能水平與習得通識性知識。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是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融的，通過培育大批具有生產技術的技能型勞動者，讓農村勞動者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幫助農民在城市就業，提高其經濟收入，實現脫貧攻堅。另一方面，農村普通教育是與農村文化發展相融的，通過習得通識性知識，讓農民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識，形成對鄉村與城市的整體性認知，并將鄉村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到個體的思想觀點、道德水平與行為舉止中，加深對鄉村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第三，教育精準扶貧模式。鄉村振興離不開脫貧攻堅，在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政策接續中，教育肩負著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使命，教育精準扶貧模式成為鄉村振興戰略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耦合的觀點來看，教育精準扶貧模式是以“智志雙扶”為主線，將農村貧困群眾由“等、靠、要”的被動式脫貧扭轉為“愿、想、要”的主動式脫貧，從而堅定農村貧困群眾的脫貧信心，激發農村貧困群眾的脫貧主動性，增強農村貧困地區內生發展動力。對鄉村現代化發展而言，教育精準扶貧模式需要構建智力資本保障系統，即以政府主導構建精準教育機制、社會幫扶技能培訓和貧困居民積極參與教育培訓。因此，鄉村社會中的教育精準扶貧通過將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配置、構建農村地區引入人才支持保障體系、均衡布局城鄉教育資源、提升農村貧困群眾的謀生技能等系列舉措，逐漸實現農村個體脫貧、家庭脫貧和地域經濟良性發展。
四、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路徑
鄉村振興戰略是立足于鄉村經濟社會實際、著眼鄉村精神文化需要、針對鄉村薄弱問題，重新思考和謀劃新時代鄉村建設發展的系統化理論體系。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教育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重要子系統，理應對此戰略部署予以積極響應，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是必然之舉。
（一）塑造良好文化環境，激發現代鄉村建設熱情
鄉村教育與鄉村文化的互動建構筑牢了鄉村社會發展的思想根基，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農民的思維模式、價值選擇和行為舉措。良好的文化發展環境既可推進農村教育現代化建設，也能激發農村群眾建設現代鄉村的熱情。首先，破除“教育無用論”的價值迷失。農村地區存在教育回報率較低的狀況對個體選擇產生了影響，部分解釋了農村地區初中輟學率上升、高中入學率下降以及城鄉教育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但就現實來說，農村學生接受教育仍是實現社會階層上升的主渠道，需要通過加強農村人力資本形成的戰略性投入，制定鄉村教育資源均衡發展的戰略規劃、建立健全農村教育現代化發展體系等舉措，促使優質教育資源向農村正向流動，穩步提高鄉村教育對農村個體發展的回報率，從而消解“教育無用論”在鄉村社會中的影響，重塑健康的鄉村文化生態氛圍。其次，樹立“城鄉融合”的發展理念。振興鄉村不能受制于城鄉二元對立發展的窠臼，而是要將城鄉二者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貫徹落實好“以人為本”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理念，提高鄉村人口素質和生活質量，讓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最后，充分發揮教育的交流理解功能。通過學校這一形成文化、傳播文化和更新文化的重要場所，加強城市與鄉村學校在教育理念、教學模式、課程評價等方面深度開展合作、交流等活動，建立定期互訪交流與合作的工作機制，引導城鄉教師群體進行雙向流動，消除城鄉存在的文化偏見。
（二）加強制度保障供給，奠定鄉村持續發展基礎
推動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建立以體制機制創新為核心的制度保障體系和以資源有效供給為依托的物質保障體系，從而提高鄉村公共服務水平與覆蓋面，擴大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力與實施效果，為鄉村的持續性發展奠定前提基礎。首先，探索建立城鄉教育成本補償機制。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轉移走了大量由農村教育培養出來的農村人才，導致了農村剩余優質勞動力的減少，使其不足以支撐鄉村教育新的人才培養成本。因此，城市應對鄉村人才的流失作出補償，合理分攤農村為城市培養人才的教育成本。其次，建立健全教育資源保障體系。要加強鄉村教育基礎設施資源供給，政府應加快農村學校的標準化建設進程，配備軟硬件設施，保障農村教育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水平；要加大鄉村教育財政保障力度，國家教育財政資金應重點向農村中小學傾斜，增加對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緩解農村中小學教育資金短缺問題；要通過國家財政宏觀調控政策，采取財政轉移支付方式，為農村基層組織和農民減輕經濟負擔，緩解農村貧困群眾的上學壓力。最后，大力推進教育制度體系創新。在教育法治建設方面，通過規范明確政府、行業企業和職業院校等鄉村教育振興建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確保其所應有的權利、責任和保障；在教育質量監督方面，通過鼓勵鄉村教師積極改進教學方法與模式，探索建立一支指導鄉村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教師隊伍，有針對性地開展服務工作，幫助鄉村學生在服務鄉村振興的事業中獲得成就感和歸屬感；在教育創新就業方面，要大力破除針對鄉村勞動力流動所設置的市場、金融和土地等不合理的準入性條件，完善鄉村教育創新創業的公共服務體系，通過幫助農民提高文化素養，讓農民從產業轉移、產業升級和產業融合中獲益，進而帶動農民創業就業。
（三）應用科學管理手段，引導鄉村產業轉型升級
鄉村振興戰略的高效落實需要運用科學管理手段，以科學技術體系創新為導向、以新興信息技術應用為載體，引導科學管理與促進鄉村人力資本發展的有機結合，激發農業農村經濟活力，帶動鄉村產業轉型升級。首先，大力推進科技體系改革創新，為現代生產要素進入農村創造條件。一是通過優化學科建設、打造一批為農村農業農民服務的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提高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加快農業科研載體平臺建設進程。二是通過探索建立包括科技創新基本信息、科技應用推廣數據庫、技術應用典型示范平臺等在內的農村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幫助解決農業科技工作者與農業經營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提升農民應用現代科技發展生產經營的成功可能性[17]（P104-105）。三是通過采取送科技下鄉、選派科技特派員和加強農民培訓等多種途徑，整合多渠道的農民科技培訓與培養資源，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統籌安排和產業帶動的培訓機制，進而提高農民技術培訓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其次，運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學技術，為鄉村農業轉型發展提供技術支撐。一是通過建設覆蓋城鄉學校、農業科技研究所、農業種植基地等在內的智慧型服務平臺，減少因科技理論與產業實踐不匹配的轉型發展難題，縮小農業技術工作者與農業實際操作者的時空限制。二是利用新興科技為鄉村產業轉型發展提供精準服務。例如，應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實現對農業生產的精準化管控，實時把握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各項數據，通過分析這些數據能夠精準確定農業生產所需的最佳土壤條件、水分含量、光照時長等關鍵性數據，并在此基礎上提供一套提高生產效率的最優方案與舉措。
（四）優化人才支撐體系，擴大鄉村人才供給渠道
人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農民作為鄉村建設的主體和受益者，其自身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鄉村振興的實施成效。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把切實提高農民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增強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18]（P175）。因此，需要優化人才支撐體系，為持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儲備農村優秀人才隊伍，擴大農村人才供給渠道。首先，探索建立培育新興職業農民的支撐體系。政府應充分發揮鄉村振興建設的主導作用，根據培育農民對象的文化層次和培育需求，組織教育培訓機構開展多種類型與層次的培育；社會要注重鄉村產業的發展方向，有針對性地把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與農村產業相結合，拓展新型職業農民的思維，增強其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企業要通過提供實際操作演練的設備、場所，以及產品研發、生產、銷售等多方位的實踐機會，對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進行技術示范指導，創造有利于新型職業農民健康發展的實踐環境。其次，探索建立培育鄉土人才的支撐體系。鄉土人才是在民間文化藝術、生產生活技能、經營管理服務、特色產業等方面有一技之長的民間藝人。一是要通過舉辦鄉村技能大賽、委托相應層次的行業協會組織評鑒和組建專門的評鑒委員會評議等多種途徑探索建立鄉土人才的評價體系。二是要建立農村鄉土人才的激勵體系。例如，通過對創辦各類新興特色產業、興辦經濟實體的鄉土人才給予一定的物質與政策支持，積極組織開展技術傳授、經驗交流和成果推廣等活動以暢通鄉土人才技術職稱評定的通道。三是要通過成立鄉村人才管理機構、建立地方“鄉土人才”信息庫等多種方式探索建立鄉土人才的管理體系[19]（P258-259）。
（五）引導社會主體聚合，形成鄉村治理有序格局
我國步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出現了明顯的城鄉差距過大、鄉村治理失序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現象[20]（P7），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需要推動政府、市場、社會等鄉村治理主體的深度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新格局。首先，扭轉政府包辦一切的觀念。隨著新的治理理念的興起，“治理”因其包括自治、法治和德治等重要內涵，逐漸取代“管理”成為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理念引領。因此，新時代的鄉村治理建設不能過度依賴政府，而是政府在充分發揮協調、監督、約束與服務的作用基礎上，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公民、市場等多元主體參與到鄉村治理中，增強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激發鄉村的社會活力。其次，重視市場機制的導入。要運用市場化思維、通過市場機制來推動鄉村治理創新。例如，政府應通過購買鄉村公共服務、社會保險等方式來化解矛盾、防控風險，不斷提高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此外，要把多元化、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社會力量引入鄉村治理中，通過開展心理干預、矛盾調節和權益保障等服務工作，充分回應農民合理期待與要求，切實保障農民權益。再次，規范社會主體的參與方式。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旨在最大程度地調動不同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與能動性，最終實現多元參與、共同治理和治理有效的治理目標。因此，要充
分發揮好不同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比較優勢，降低高昂的協調成本，實現優勢互補；通過明確規定社會主體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權利與義務，做到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增強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權責統一意識；加強對社會參與主體的法律意識宣傳，使其遵守規章制度，做到知法自律、懂法自護，以維護鄉村治理的法治精神與法治框架。
總之，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關系著“三農”問題的妥善解決，蘊含鄉村教育振興、鄉村文化振興以及鄉村人力振興的邏輯向度。教育因具有積累人力資本、傳承文化和促進民生發展等功能性作用，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服務屬性的理論框架與實踐理路。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是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緊扣時代脈搏、契合鄉村現代化建設方向的適時之舉。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是在以“人力資本”為目標的“鄉村人才振興”和以“文化傳承”為旨趣的“鄉村文化振興”的基礎上，對教育服務性路徑的探尋。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人民日報，2018-02-05.
[2] 姜長云. 鄉村振興戰略: 理論、政策和規劃研究.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8.
[3] 肖正德, 盧尚建. 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農村教育變革.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4] 國家統計局. 2019 中國統計年鑒. 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
[5] 賴德勝, 陳建偉. 人力資本與鄉村振興. 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6).
[6] 霍小光, 王駿勇. 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 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人民日報，2014- 12-15.
[7] 吳一鳴. 鄉村振興中職業教育的“角色”擔當. 現代教育管理，2019，(11).
[8] 孔祥智. 鄉村振興的九個維度.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9] 李春玲. 可持續發展教育: 進程與挑戰.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10] 紀德奎. 鄉村振興戰略與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 教育研究，2018，(7).
[11] 袁桂林, 洪俊. 農村中小學課程改革的探索. 長春: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12] 朱成晨, 閆廣芬, 朱德全. 鄉村建設與農村教育: 職業教育精準扶貧融合模式與鄉村振興戰略.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019，(2).
[13] 孟筱. 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教育發展難題與破解之道. 人民論壇，2019，(28).
[14] 劉鐵芳. 追尋生命的整全: 個體成人的教育哲學闡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5] 中共中央宣傳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 北京: 學習出版社，2018.
[16] 王慧. 產教融合: 農村職業教育發展方向. 教育研究，2018，(7).
[17] 溫濤, 何茜. 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農村人力資本改造研究. 農村經濟，2018，(12).
[18] 陳錫文.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19] 孫景淼. 鄉村振興戰略.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20] 周立. 鄉村振興戰略與中國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3).
(作者簡介：袁利平，教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姜嘉偉，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助理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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