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城鄉融合，首要要弄清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來龍去脈。今天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萌芽于唐，成型于宋。
強盛的唐帝國雖然發達，但人口十萬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個，城市管理開始按城鄉分設基層組織，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各設坊正、村正，尚無明確的戶籍分野。但唐代戶籍分編戶（良民）和非編戶（賤民），賤民附籍主家，可以像貨物一樣市場交易。五代亂局使門閥制度土崩瓦解，宋代則開始在戶籍制度上一律取消良民賤民之分。為適應急劇膨脹的城市化需要，宋代打破自古以來的城坊制，按需擴張城市空間；取消宵禁，大開夜市；發展廣告業，擴大商品宣傳。同時放開戶籍，取消市民按戶籍分高低貴賤的等級制，并細化管理，人分城鄉，戶籍制度開始正式分為坊郭戶戶籍和鄉村戶戶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由此正式拉開序幕，也標志著市民階層正式形成。且當時還把戶籍按常產占有分為主戶和客戶兩種，有常產者稱主戶，無常產者稱客戶。宋代人口即破億，占世界人口30%，十萬人以上的城市達46個，首都人口過百萬，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人口也只有十萬人，今天史書可見名字的宋代城鎮多達4600多個。城市管理在十萬人以上的城市主干道都設有時針專人值守報時，為防止污染空氣，超百萬人口的首都汴京只準燒煤不準燒柴。1077年，北宋工商稅收入占70%，農業稅僅占30%。發達的城市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戶籍管理制度。宋代百姓移居到一個地方生活一年以上，即可獲得當地戶籍，京城也同樣如此。曾參與王安石變法的曾布對此感嘆：“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城鄉分治從景德四年（1007年）自首都開封首先實施。
自1958年全國人大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開始，中國當代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正式問世。當時出臺的法理解釋是：憲法所指居住和遷徙自由，是指不違背國家人民利益下的自由，而不是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決定自由，所以不準隨便遷移戶口，不違背憲法規定。改革開放后，農民在土地上的空閑時間有了大把剩余，悄悄進城干零活增加收入，成了一些頭腦靈活農民的追求。在此背景下，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務工經商。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央連續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中30多個“允許、允許、也允許”“可以、可以、也可以”中的一個“允許”。以此為分界，農民進城經歷了從禁止到限制，再到逐步走向全面放開的歷程。有了這個“尚方寶劍”，1984年，深圳開始實行暫住證制度，辦理暫住證的條件是提交身份證、暫住地合法居住場所證明、照片兩張，符合領證者還需交納流動人員治安管理費，滿足上述條件后7日內發證。暫住證最長時效一年，期滿前十日內要到暫住地派出所重辦。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布后，暫住證制度的強制性與法律規定相抵觸，一直受到法律專家和社會學家的“聲討”，當年少數城市開始取消暫住證制度。2005年部分取消“暫住證”的城市因外來人口犯罪率反彈而恢復該制度，有的則將“暫住證”換個名字，由此“居住證”應運而生。從公元1007年的城鄉分治到2007年的居住證出現，整整經歷長達一千年的歲月磨洗、一千年的歷史推演。2008年8月1日，深圳居住證制度正式實施。與從土地所有權中分離出承包權、經營權相似，暫住證、居住證都是從戶籍中分離出的一種身份證明。2014年7月31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意見》規定建立統一的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和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2015年2月25日，國家《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問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提出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暫住證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明顯帶有歧視性，使農民在就業、醫療、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權利受到限制。不久，國務院公布《居住證暫行條例》，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開始全面實施。至此，暫住證全面退出歷史舞臺。
戶籍制度是我國古代“登人”和“編戶齊民”實施社會管理的基本手段。《尚書·多士》即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記錄，可見殷商時代就有人口統計。到了周代還有管理戶籍人口的官職，三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春秋戰國又有“書社制度”“上計制度”。《秦律》規定不僅要詳細登記戶籍，還制定了什伍編制法。漢承秦制，且建立起了比較完備的全國人口調查管理制度，不僅包括個人、家庭成員，還包括各類資產占有及價值。至隋朝戶籍制度與科舉制度結合，實行“本貫應舉之制”。按地域分配考試名額，首次把國家福利與人口戶籍捆綁，但無城鄉之別。
戶籍管理也是世界各國最基本的社會管理制度，國外多叫“民事登記”“生命登記”“人事登記”等，美國實行的是“出生死亡登記大綱”，沒有戶口登記，公民可以自由遷徙，但公民移居某地必須有符合要求的住房面積和穩定的收入。美國人的駕照、信用卡、社會安全號大體相當于中國人身份證的角色。日本實行的是“住民票”制度，它以家庭為單位標明每個人的身份、夫妻關系、父子關系，戶口隨身走，遷徙自由，住民票完全隨住址移動。孩子在20歲的法定成人之前，無權獨立設立自己戶籍，一旦成人完全自由。法國的戶籍管理則比較詳盡，連父母的職業、經濟收入、國籍、宗教信仰等都收入法國人的戶籍信息與就醫、存款等日常生活緊密相關，但遷徙自由，愿到哪兒到哪兒。
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利潤規律、供求規律，要求市場的參與者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和最佳效益，城鄉二元制度不平等的身份限制了契約的自由簽訂，制約了各種社會資源合理配置，遷徙不自由，身份難轉移，地位不平等。特殊歷史時期還形成了“重義務，輕權利”的觀念。戶籍的二元制度應回歸為國家提供統計資料，為公民提供相關信息的初始功能，不分城鄉、不分職業、不分地域，與各種戶籍“附著物”脫鉤，全國統一，可以自由遷徙。
實施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已經生成了二元社會結構，同時孕育出深刻影響人們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城鄉二元文化，城鄉的二元性，其背后隱藏的是公共產品的公平配置，城鄉差距的合理縮小，社會利益的公平維護，牽一發而動全身。當下還有諸多待解的矛盾和難題。
一是如北上廣深等一些超大城市戶口在短期內還無法全面放開。中國和其他中小國家不同，一個有著14億多人口，且大多生活在鄉村的人口大國，一旦把為數不多的幾個超大城市戶口放開，會帶來人口爆炸，這些城市將無力承受。超大城市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夢想地，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多，收入高，生活環境好，公共服務水平高，尤其年輕一代農民工，最理想的落戶地就是這些超大城市。
二是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探索。要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相結合，權利與義務相對應，適合基本國情，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城鄉統籌，整體設計，以繳費型社會保險制度為主體，以非繳費型福利項目為補充的社會保障新體系，絕非易事，需要試點試驗，探索經驗，分步實施，穩步推進，才能達到維護穩定，促進公平，滿足需求，降低城鄉居民生存風險的目的，這是城鄉一元、融合發展、互促共進的基礎。
三是一些集體經濟發達的地方又出現新的逆城市化現象。尤其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行以來，確權到戶到人，面對幾千萬甚至幾個億數十億的集體資產分配，一些原先轉出戶口的農民又要求轉回本村。遇到此類問題的地方，正在探索轉回戶口的補償辦法和補償標準。在經濟高度發達的村，還出現另外一種現象，陜西寶雞市一個年收入超千億元的村，出臺一條激勵政策，凡為本村集體經濟年創收超三千萬元的，獎勵一個本村戶口，曾有一個年創收超15億元的獲獎50多個本村戶口，這些現象可能是古今中外戶籍制度史上特有的。
四是二元思維轉化成一元思維需要一個過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化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已經固化，對于許多制度設計者和資源掌握者而言，要轉化成一元化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這是一種“習慣”的改變，需要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過程。只有用城鄉一元化的思維才能解決城鄉二元化的問題。
當我們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制高點上俯瞰城鄉二元制度時，既要看到這一歷史現象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要看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堅定不移推進改革，大膽開拓探索新路，是方向，是目標。
今天中小城市戶籍已經放開，但農民為什么還要一腳城一腳鄉的兩頭跑呢，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所謂城市化，就是把農民化入城市的過程。由于制度設計、文化背景、思想觀念、歷史沿襲等方面的差異，中國和西方在城市化進程中有很大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農民城市化后徹底斬斷了和鄉村的聯系，而中國農民進入城市之后，根脈仍與鄉村緊密相連。
一是難以分割的集體利益。在西方私有制國家，農民進城后，將土地一賣了之，與土地的關系就此割斷，物質上也不再有任何聯系。我國是公有制國家，農民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土地是集體所有，農民只擁有土地的承包權、經營權，沒有自由買賣土地的權利，要進城落戶可以退出承包地，但退出后村集體要給予合理的補償。集體經濟強、土地價值高的地方，集體組織有能力補償，但農民不愿意退出，還想從集體獲得更多收益；集體經濟弱、土地價值低的地方，農民愿意退出，但集體組織又無力補償。我國58萬多個行政村中，絕大多數是集體經濟發展較弱的村，因此，從物質層面看，我國農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徹底割斷與土地和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
二是與生俱來的鄉土觀念。西方國家大多是移民社會，歷史上一直以動態擴張為理念，到處攻城墾地，掠物殖民，缺乏故鄉觀念，更沒有留戀故土的情結。北歐海盜自公元8世紀到11世紀盛行幾百年，從北極圈到地中海，從黑海至大西洋，勢力遍及西歐、東歐、北非、中東和北美；隨后的大航海時代揭開了殖民歷史的大幕，直到上世紀中期，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美國六個國家的殖民地遍布全球。中國從歷史上就是農耕社會，尋求穩態的安逸，安土重遷。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誰不說咱家鄉好”，“月是故鄉明”，對故鄉的感情十分深厚。窮家難舍，故土難離，背井離鄉是萬般無奈時的選擇，即使遠走他鄉，也會抱著“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思想，回鄉安度晚年。即使生前未能回鄉，死后也要“馬革裹尸還”，魂歸故里，回鄉安葬。今天每逢春節期間數十億人次的人口大流動，就是中國人對家的眷戀、對鄉的懷念的生動寫照。故鄉永遠是中國人的情之所系，這是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的一種文化，是代代相傳的民族基因。
三是根深蒂固的鄉緣意識。中國人心中對家鄉的語言、文化、飲食、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宗教習俗等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一衣帶水，桑梓之誼，老鄉不僅是一種地理空間上的關系，更是一份情感的聯系。親不親故鄉人，對于長期遠離家鄉的人來說，老鄉如同親人。農民進城打工，同鄉人往往從事相似的行業，也更傾向于同鄉聚居。比如浙江人從事服裝、制鞋等行業，福建人經營木材生意，廣東人經營鋁合金、建材等，由此也形成了很多大城市中的“浙江村”“福建村”“廣東村”“河南村”等同鄉聚居、行業趨同的現象。各地的同鄉會、地方商會不僅遍布各大城市，甚至在縣城也有分會組織，在海外更是6000萬華人華僑團結的載體。各類以鄉緣為紐帶發育出的組織也從最初的同鄉聯誼逐步轉變為穩固的商業同盟和利益共同體。“鄉緣”在華夏子孫的意識里具有獨特的認同感、歸屬感、親近感，向心力、凝聚力、組織力。
四是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移民社會是一個一盤散沙的陌生人社會，運行規則只能靠契約。契約是西方社會運行的普遍邏輯。契約關系具有普適性，同時，可以隨時終止舊的契約，也可以迅速建立新的契約。靠契約建立的西方社會的團結是外律型機械組合。而中國的鄉村是熟人社會，世代聚族而居的鄰里關系使得人與人的關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一套建立在感情、誠信和互惠基礎上的交往規則與行為規范，注重人際關系的協調，講究人情、關系和面子。以感情生成的人際關系具有獨特性，情感的建立與消除也不像契約那樣可以立馬兌現，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中國人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團結是內生性的有機融合。這也使得中國農民與世代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鄉村人際關系很難割舍。
五是歷史積淀的價值取向。西方國家崇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決定了他們更看重個體價值，提倡人的自由和個性發展，家族意識相對淡薄。中國人看重族群，重視家庭，崇尚大家族觀念。以姓名為例，西方習慣名前姓后，強調個人特性，而中國人則習慣姓前名后，更強調家族傳承。梁啟超曾說，“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也”。受儒家忠孝、仁義及三綱五常等思想影響，中國鄉村形成了以家規、家教、家訓為核心的家族文化體系和宗法制度，其傳統和精神理念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面，植根于每個中國人心中，即使遠涉重洋，以姓氏族群為旗幟的尋根問祖仍是6000萬華人華僑心中解不開的情結。
與拔根就走、徹底了斷、無牽無掛的西方農民進城落戶不同，中國農民在鄉村的根扎得既深又廣，且根系發達，千絲萬縷，源遠流長，既有物質層面的聯系，又有精神層面的寄托。這種獨特現象決定了中國不能簡單照搬西方城市化的模式，而應采用集成改革的方式解決中國城市化問題。
一是變革思維方式。首先應充分考慮公私兩種所有制農民選擇進城的自由度不同。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農民個體的自由選擇權在某些方面勢必受到共同體的約束。其次應充分考慮兩種精神寄托的追求不同。西方移民社會以動態擴張的四海為家為追求，中國安土重遷以葉落歸根和鄉土鄉緣為追求。再者應充分考慮兩種人際關系生成的基因不同。陌生人社會以契約為基因生成的機械式組合不需時間，熟人社會以情感為基因生成的有機性融合則需要過程，因此，中國城市化的制度設計，必須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弄清“拔根”與“扎根”的區別，從中國的發展現實出發。
二是變革城市化理念。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三次城市化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旨在建城立邦、鞏固政權，建有城池七、八百座；第二次是宋代，旨在促進商貿、繁榮經濟，僅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就有四十多座，史書上可見到名字的鎮達4600多個，首都汴京人口超百萬，世界第一；第三次也就是當前正在進行的城市化，主要目的是繁榮經濟和宜業宜居。今天的城市化，最重要的是正確理解城市化的內涵。城市化不是把人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也不是一定要有一個聚集居住的“城”或者“鎮”，而是居民無論在哪里生活都能享受到與城市相同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就目前情況看，我國農民進城買房大多集中在縣城或集鎮，因此只在大中城市下功夫不符合城市化發展規律和現實社會需求，也不是城市化的本意。大多數發達國家承載人口的主體都是小城鎮，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城市化還是應以發展小城鎮為重點，走費孝通先生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的“小城鎮大戰略”的路子，讓農民就近就地城市化。
三是變革產業布局。要實現就近、就地城鎮化，產業支撐是基礎，解決農民就業是關鍵，要圍繞小城鎮發展符合農村需要、適合農民就業的二三產業。應充分發揮制度優勢，通過行政干預將國有企業總部及一些大學和科研院所搬遷到小城鎮。從世界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來看，許多小城鎮都是圍繞企業和大學發展起來的，如西雅圖的林頓鎮、舊金山灣區的硅谷、英國的劍橋和牛津等。據調查，德國前100位的企業，只有3家企業總部設在首都，其余均在中小城鎮。我國96家央企全擠在首都，每個省幾十、上百家省級國企也都擠在省會，在交通通訊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這些企業總部完全可以下遷到鄉鎮去。“總部經濟”、大學帶城的效應一旦釋放，將會極大地促進和帶動當地產業和小城鎮發展。
四是變革治理思路。城鄉兩棲、居業分離的生活狀態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道獨特風景。采用過去穩態的人口治理方式已經無法滿足實際需要，亟需調整路徑、創新方法，應探討無論戶口在哪里，居住二十天以上的都要在社區進行登記，作為常住人口進行管理的治理思路。也可以借鑒美國社會安全號碼等更加靈活的常住人口管理方式。農忙回鄉務農，農閑進城打工，將農業作為副業，將農村作為退路，這可能會成為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國農民的生活常態，城鄉統籌治理，變靜態的被動跟蹤服務為動態的主動超前服務是適應這一生活新常態的必由之路。
五是變革城鄉體制。要從根本上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式，應該按照人口密度和人口集聚程度，而不是按照城鄉或行政級別配置資源。一個一萬人的村莊就應該按照一萬人的社區去配置資源；一個幾千人的集鎮，就應該按照幾千人的實際需求去配置資源。只有打破按城鄉、按級別配置資源的舊思路，才能從源頭上杜絕城貴鄉賤、重城輕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
我們已經結束了以農養政的時代。歷朝歷代，各個王朝都是以農養政，以農養兵，以農養國，以農養城。沒有農業稅，什么都沒了。今天，我們在2006年已經取消了農業稅，進入了以工養政，以商養政的時代。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后來又提出一體化發展、協調發展，今天中央更進一步提出要融合發展。所謂融合發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融為一體，跨界、互滲、迭代，徹底打破二元制度。那么怎么才能在目前這種二元格局下實現融合發展。首先是要從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上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是俯視還是平視。鄉村的命運不是掌握在鄉村手里。鄉村處在什么樣的位置上，這些制度設計者，怎么看待鄉村，這是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謂俯視是居高臨下看鄉村，覺得工業文明、城市文明是代表人類文明最先進的文明，農業文明是落后的，應該拋棄的文明。用這么一種心態去對待鄉村，出臺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把鄉村視為低等的，這肯定不能融合。必須以平視的心態來看待鄉村，應該知道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城市文明是并行不悖的文明。要同時發展、同樣發展、同步發展，而不應去拋棄。
從根本上說農業文明是母體文明，沒有農業文明，一切文明都是空中樓閣，都不可能存在。首先人要吃飯，吃飯問題誰來解決？那就靠農業文明。所以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各有職能，沒有高下優劣，那為什么農業文明落后了？說起來很復雜，實際上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沒有像工業、像城市那樣注入現代元素。什么是現代元素？就是現代理念、現代思維、現代設施、現代技術、現代服務、現代金融、現代人才、現代管理等等。如果像工業、像城市那樣注入這些現代元素，農業馬上就發達起來，就現代化起來。
第二是還債還是恩賜。中國就是因為有這么一個龐大的鄉村支撐，才得以發展這么快。歷來都是三農給城市、給工業做貢獻。三農付出的代價，應該說是哪個領域都比不了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工業原值的90%以上都是來自于農業的積累。我們現在已經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聯合國去年底給世界各國“發了一張表”，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這一張表全世界只有中國把它填滿了，一項不缺。我們這么一個完備的工業體系，靠的就是農業的積累打下的基礎。直到今天，2.8億農民工在城里打工，就是在給城市作貢獻。過去是奉獻食物，現在是奉獻活勞動。不管是大中城市還是小城市，農民工一旦撤出，這個城市可能當天就很難運轉，會很快癱瘓。所以直到今天三農還在為城市為工業作貢獻。包括我們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改革開放以來農產品價格只漲了十幾倍，而工業產品漲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價格剪刀差依然在拉大。因此，今天我們應該抱著“還債”的心理，而不是在給農村施舍、恩賜。
第三是嵌入還是融入。應該把鄉村的二三產業作為整個城市二三產業的一部分，一體謀劃，一體實施，一體監管，一體服務，不能只是城市工業到鄉村搞個象征性的項目，像打補丁一樣嵌入到鄉村，就算進入鄉村了也沒法融合。必須把鄉村的二三產業納入城市二三產業體系，使城鄉二三產業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同時提供同樣的服務。
第四是主動還是被動。城鄉融合，城市的一切大都處在上游。如果不主動去給鄉村服務，解決鄉村的問題，鄉村缺什么，給他補什么，而是要鄉村去求著城市，那很難融合。城鄉二元制度生成一個二元社會，二元社會又孕育出一種二元文化，認為農村人低人一等已經內化為一種社會心態。因此必須是城市、工業，主動去幫助鄉村解決問題，才能融合。
第五是一元還是二元。城鄉不能再兩張皮各行一套，重城輕鄉或有城無鄉的舊觀念、老套路必須從思想理念和思維方式上徹底革除。
從實際操作上、工作實踐中怎么在當下使城鄉融合為一體，從戰略層面看，黨委政府應該在六個方面體現優先。十九大報告里面提出三個優先，第一個是就業優先，第二個是教育優先，第三個就是農業農村發展優先。農業農村發展優先，怎么優先？在實際工作中，應落實在六個方面，這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先決條件。一是要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戰略中，體現優先。一個省、一個市、一個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戰略，特別是市縣這兩層，一定要把鄉村放在優先的位置考慮，在資源配置、制度建構、管理服務等方面，把城與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綜合設計、統一謀劃。二是要放在城市與鄉村大背景中體現優先，鄉村與城市比缺什么就循序漸進補什么，尤其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應逐步實現均等化。三是要放在農民與市民大格局中體現優先。因為現在農民和市民的權利還不對等。權利不平等是一個最關鍵的不平等，應該在權利方面體現優先，讓農民缺失的權利逐漸平等。四是要放在一二三產大結構中體現優先。經濟學家把產業分一二三次產業，我們向來都是重視二三產業。對于一產喊得很響，就是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干起來不要。20多年以來，全國的金融貸款，給農業方面的只占貸款總額的5%左右，所以鄉村缺錢，沒錢肯定不行。印度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之前經常餓死人，農業很落后。從70年代開始，進行三次農業革命，白色革命、藍色革命、綠色革命，白色革命就是牛奶，水牛產奶就是世界的獨創。印度的牛奶產量比我們要高2000多萬噸。水牛產的奶的質量非常好，免疫力特別強。藍色革命就是水產養殖。綠色革命就是農業種植業。這三次農業革命打了翻身仗，現在印度是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為什么會取得這樣的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政策性銀行深入到鄉村，三五個村都辦一個政策性銀行，家家戶戶都開上賬戶隨時可以貸款。莫迪上任之后，提出開戶計劃，城市也推行這種辦法，家家戶戶開設賬戶，隨時可以貸款，貸款有了錢，就能創業。我們在一二三產大結構中對農業的投資、農村的投資應該進一步加強。五是要在城與鄉、工與農，用人的大導向上體現優先。人才使用的大導向上體現優先是干部的風向標。黨和政府在鄉村振興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養一懂兩愛的干部隊伍，有了這支隊伍，各項工作才能落到實處，必須把三農干部隊伍配強用好，經常培訓，不斷提升他們的水平能力，并在使用時優先考慮。六是要放在社會輿論的大氛圍中體現優先。中央說三農是重中之重，媒體對于三農的宣傳還要進一步加強。
六個優先是黨委政府應做的，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靠市場推動城鄉融合，即依靠市場的力量推進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土地、技術、資本、人才等應遵循市場規律流動起來。比如人才流動，應鼓勵支持城市退休人員到鄉村去發揮余熱。歷朝歷代城鄉人才都是互通的，官員告老還鄉，商人衣錦還鄉，連當了皇帝的劉邦都想念家鄉，當了十二年皇帝后，回家鄉住了20多天，并唱出了千古留名的“大風歌”。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的城市化，使許多人都有鄉村生活經歷，都有鄉村情結，他們城里退休后很想回鄉生活，為家鄉作些貢獻。應順勢而為，幫助這個群體實現理想。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2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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