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Q市“美麗鄉村建設”的案例分析
摘 要：對治理概念有多種理解和界定，但核心的議題是發展和秩序問題，對于鄉村治理來說，鄉村發展和秩序構建就是其兩項要務。進入新時代，鄉村治理在發展目標、重點任務、發展方式以及秩序治理機制等方面皆已發生重要轉型，實現了脫貧攻堅的戰略目標，開啟了鄉村振興的新任務。新時代鄉村治理轉型主要是通過矛盾倒逼機制、制度變遷機制和技術促進機制實現的，推進新發展階段鄉村治理創新，需要把握合理的、正確的創新方向。在鄉村發展方面，需要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創新體制機制；在鄉村秩序治理方面，需要朝著鄉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大方向開展基層治理實踐創新，不斷改善和完善鄉村治理。
關鍵詞：新時代；鄉村治理；內在機制；創新方向
一、引言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堅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雙輪驅動，統籌城鄉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優化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分類推進鄉村振興，打造各具特色的現代版‘富春山居圖’”。打造集約高效的物質空間、營造和諧宜居的社會空間、保護傳統文化空間、優化鄉村發展布局是探索農村可持續發展、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空間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縮影，亦是學者了解社會變遷的重要視角。“空間”概念源自地理學對物質世界的認知，是客觀存在的容積、載體和場所。物質空間資源泛指土地及其附屬物，而鄉村物質空間可以細分為鄉村生產空間（耕地和工礦用地）、生活空間（以農村居民點用地為主）和生態空間。國內外學界關于“三生”空間的研究主要圍繞產業集聚測度和影響因素、國土空間的優化開發與主體功能區的規劃建設、人居環境（尤其是鄉村聚落）的空間格局演變和特征，以及生態土地利用變化及生態文明建設等多個主題展開。物質空間中“空間治理”強調對（城鄉區域）空間資源、要素的使用、收益、分配的系統協調過程，但這種解釋只適用于具象化的物質層面。學界關于空間有兩種認識：其一是被視為具體物質形式的空間，是客觀的物理空間，它可以被標示、被分析、被解釋；其二是精神空間，它是主觀的精神（心理）空間。
精神空間對個體觀念的關注促進了20世紀70年代的“空間轉向”，隨著空間進入社會理論領域而被賦予社會屬性，社會空間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實踐視野。社會空間治理是在物質空間基礎上建構行動者網絡和社會關系結構，空間變革是資本運作和權力分配的結果。社會空間治理聚焦于社會關系討論鄉村空間治理，例如，政府和企業合作下的“資本下鄉”左右著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土地的使用通常是謀求城市發展，較大程度上忽略居民的感知和需求。但是有效的鄉村治理空間，并非取代原有治理體系，而是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開放性的制度選擇空間。在鄉村空間變革中，應妥善處理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尋求自上而下的建設邏輯與自下而上的需求實踐相互融合。
社會空間理論的發展引發了學者對文化和空間關系的思考，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文化空間”的一系列表述更是促使文化空間理論的蓬勃發展。文化空間是人們在一定的區域或環境中，經過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活動形成或構建的、當前仍具有生活和生產功能或性質的物理意義的空間或場所。文化空間治理強調人、文化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從文化治理的視角認識鄉村文化空間。鄉村文化空間的發展要以農村居民的文化需求為導向，建立“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和共享”的文化運行模式，健全農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重構農村傳統公共文化空間，保障民眾日常文化權益。其二是在文化場景論視角下考察鄉村文化空間的發展，包括文化空間的建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民俗文化的影響。
梳理空間理論的相關研究成果可知，空間具有物質、精神和社會等多重屬性，物質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單一的空間視角會割裂農村社會的完整性，應從整體性空間治理視角認識農村社會。整體性分析視角可追溯到英國鄉村地理學者Halfacree提出的“鄉村空間三重模型”，其將鄉村空間解構成鄉村地方性、鄉村表征和鄉村日常生活，實際指涉鄉村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生活。在此理論基礎上，國內學者李紅波等創造性地提出了“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鄉村空間分析框架，并認為三者均衍生自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且具有層層遞進的關系，從現實空間到非現實空間、從具象空間到抽象空間過渡。王杰等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通過空間形塑、主體實踐、文化勢能三個要點深入闡釋了三重空間之間的動態過程及內在建構機制。
本研究將三重空間分析框架與鄉村治理相結合，嘗試回答兩個問題：其一，在理論層面對三重空間分析框架作出回應，梳理其理論來源，將空間生產與鄉村治理的理念相融合，提升理論在微觀和實踐層面的解釋力。其二，在實踐層面探索鄉村振興戰略落地鄉村的實施路徑，基于三重空間治理的視角解構鄉村振興戰略下農村面臨的問題，并通過對三重空間的重構響應鄉村振興的戰略需求，探索實現鄉村振興之道。
二、鄉村空間治理的分析框架
（一）理論緣起
1974年，法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列斐伏爾在其著作《空間的生產》中系統闡述了社會空間理論。列斐伏爾從“時間-空間-社會”的整合性視角認識自然空間背后的社會意義，認為空間是在社會實體“聚合”的過程中被創造或“生活”出來的。空間包含三重內涵：（1）空間實踐，即空間的感知層面；（2）空間表征，即空間的認識或概念層面；（3）表征性的空間，即空間的生活層面，體現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之中。沖破社會學傳統的二元對立困境，列斐伏爾從三元辯證視角解釋空間，認為空間具有物質性、精神性和社會性的三元屬性，從而建構了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三位一體的空間觀。
物質空間是實體的幾何空間，是可以被直接感受觸摸的具象空間，是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土地利用是物質空間的實體表現形態和核心主體，按照土地功能，物質空間功能可以細分為三類：（1）生產功能，為社會生產提供產品和服務；（2）生活功能，為人類發展提供各種空間承載、物質和精神保障；（3）生態功能，維持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及其效用。
列斐伏爾主要從社會關系的視角闡釋社會空間，認為空間不是社會活動的“容器”，而是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的產物，同時空間又生產著社會關系。社會空間強調空間的社會性和實踐性特征，是建立在物質空間基礎上人類各種社會行為構成的關系空間，包括日常生活、生產實踐、組織治理等多種行動者網絡和關系。
文化空間是由精神空間發展而來的，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概念被認知。從新文化地理學與本體論的角度看，文化空間即是文化存在的一種形式，是人及其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場所[8]。社會學者重點突出了文化空間的核心象征性、精神承載性、意義與符號、交流與傳播等方面。文化空間的內涵既包括一定范圍內的物質空間載體，也包括這一空間內的思想文化、觀念意識以及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如文化活動場所、制度政策、價值觀念、鄉村意象等。
綜合而言，三重空間不存在明顯的界線，三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建構的。三重空間交互循環的內在動力是空間生產，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觀點著重討論了“空間自身的生產”，即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空間與社會相互建構。三重空間按照自身的邏輯進行空間生產，單個空間生產的過程會對另外兩個空間產生建構作用，其作用機制可歸結為空間形塑、主體實踐和文化勢能。
具體而言，物質空間通過空間形塑進行空間生產，即通過改造物質空間結構、促進社會關系和文化環境的變遷，形塑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社會空間通過培育主體實踐能力積極建構物質空間和文化空間；附著于文化空間上的集體記憶和文化符號能夠干預文化主體行為，進而通過文化勢能約束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
（二）空間治理與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是對未來農村整體性的規劃和設計，鄉村空間會面臨全方位的空間變革和結構調整。如圖1所示，“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三維一體的鄉村空間治理分析框架是對鄉村振興戰略多重性目標的準確回應，針對轉型期間鄉村空間呈現出的問題和難點，有針對性地提出治理措施，實現鄉村空間的系統性治理。空間生產的作用機制即空間形塑、主體實踐和文化勢能在鄉村空間治理中轉化為資源重組、關系重構和價值重塑三個核心要點。
圖1 鄉村空間治理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
1．物質空間治理
物質空間的功能服務于鄉村的生產、生活和生態，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依據空間形塑的物質空間生產邏輯，物質空間治理的核心要點是資源重組。物質空間治理需要對整個鄉村空間進行重構和調整，重點協調人地關系，進而推動鄉村“人口-土地-產業”的可持續轉型，重構鄉村發展內外部條件，實現鄉村振興。“人口-土地-產業”的物質空間治理模式中各個要素并非孤立存在，單個要素的變化必然引起其他要素的相應變化。依據庫茲涅茨法則，勞動力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在產業部門之間流動；同理，城鎮化的發展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二、三產業比重提升引起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和非農勞動力的增加，勞動力進城加劇人地分離，促進耕地向非農化轉變，再反饋于產業結構，如此形成交互式循環。
“人口-土地-產業”物質空間治理模式與鄉村振興的內容遙相呼應。人口要素對應的是農村人力資源，符合人才振興的內容，技術、知識等因素輸入有利于培養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和促進非農創業。土地資源是物質空間治理的基礎，合理的規劃和布局有益于優化土地利用功能，構建生態宜居的生活環境，從而實現生態振興。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大力推動三產融合發展，不斷延伸產業鏈、走出一條產業可持續發展之路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必然選擇。
2．社會空間治理
社會空間是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的產物，具有實踐性特征，依據主體實踐的空間生產原則。社會空間治理要點是關系重組。鄉村社會中市場和政府力量強于民眾，鄉村振興應通過關系重組的方式在政府、市場和民眾的關系互動中給予民眾更多的話語權，培養民眾的主體意識和主體責任，促進民眾自我建設和自我管理。社會空間治理的理念與鄉村振興中“治理有效”的要求不謀而合，重構干群關系和群眾內部關系有利于改善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實現組織振興，保障農村社會和諧有序。
按照治理主體不同，社會空間治理方式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一，項目制治理是基層政府實施的治理模式，強調控制，即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引導鄉村發展。項目制不僅是一種體制，更是一種思維模式，它決定著國家、社會集團乃至具體的個人如何構建決策和行動的戰略和策略，影響著農村社會關系。其二，黨建式治理，強調互動和引導。黨建式治理將組織網絡深嵌入鄉村社會，通過“包片聯戶”制度促進黨員與群眾互動，進行社會構建，引領集體行動，再造鄉土自主性，重塑治理格局。其三，共同體化治理，強調內部團結和凝聚。鄉村社會實質上是依賴于記憶和習慣等自然意志，在血緣、地緣和禮俗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具有共同價值及融洽情感的共同體。共同體化治理能夠激發內生動力，促進內源式發展。
3．文化空間治理
文化空間是鄉村民眾文化活動、精神意識和價值觀念存在的場所，文化勢能的空間生產原則要求鄉村社會應有獨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體系。但鄉村文化長期依附于政治和市場系統，致使鄉村文化價值觀具備較強的政治和經濟屬性。鄉村振興文化空間治理的核心要素應是價值重塑，將“文化”歸還于文化的創造者，保障鄉村民眾的權益，培育本地化的文化勢能。
文化治理按照治理理念的差異可以概括為行政化路徑、產業化路徑和媒介化路徑。行政化路徑是指政府通過公共文化資源供給，激活地方性的內生文化資源，激發鄉村社會的文化活力，強調政府以文化為手段治理農村社會。產業化路徑是將文化從政治和社會結構從屬中剝離出來、以市場邏輯和消費邏輯主導鄉村文化的。具體而言，將民俗等地方性文化轉變為產業，創造經濟效益。媒介化路徑試圖在地方文化和文化實踐這兩端之間建立一種良性的、有機的傳遞和聯結方式，將媒介前端的精神落地，成為后端的實踐。其主要特征是倡導雙向度的文化傳播方式，通過調動農民的參與形成“傳播自覺”，進而促進鄉村文化治理。
三、空間治理視角下的鄉村發展困境
三重空間治理的理論框架賦予重新檢視農村發展問題的獨特視角，依據三重空間的空間生產原則和治理核心要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戰略轉型期農村問題表現為物質空間發展受限、社會空間缺乏活力、文化空間治理無序。
（一）物質空間發展受限
物質空間概指農村土地及土地上的一切附屬物，當前農村物質空間利用不當，致使鄉村發展受限，阻礙鄉村振興進程。一是“三生”空間交叉使用，物質空間利用低效。自然資源部先后出臺多輪有關土地整治的政策，但在實際執行中，土地整治僅被認作是實施性的工程、技術或任務，并未認識到土地整治的本質和功能是對人地關系的再調節，從而引起環境衛生臟亂、耕地減少、土地污染等問題，影響了土地整治的整體效率和效益。二是勞動力流失引起村莊空心化。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與2010年相比，2020年中部地區人口下降0.79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1.20個百分點。人口大規模流失導致東北部、中部農村“空心化”，進而引發土地、產業、組織、文化等多維空心化形態，抑制鄉村發展。三是物質空間權屬關系模糊，抑制資源自由流動。鄉村社會是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自然形成的，加之政府政策模糊，容易導致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關系不明、“公有”和“私有”產權模糊等問題。“三權”分置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宅基地和耕地的確權問題，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權屬關系的利益分配問題。一方面，公共空間權屬主體不明確易引起少數主體占據公有資源，造成公共資源浪費和引發社會矛盾；另一方面，權屬關系影響耕地的可持續流轉和產業發展，當前農村缺乏有效的土地產權交易制度和監管機構，阻礙鄉村空間從資源到資產和資本的轉化。
（二）社會空間缺乏活力
社會空間泛指社會關系的活動場所，鄉村中干群關系的多變、民眾內部關系的矛盾導致社會空間凝聚力匱乏，發展活力不足，難以支持鄉村的全面振興。首先，“項目制”下村民的社會參與度低，引發社會關系混亂。基于“項目制”的國家治理是當前農村社會發展的宏大背景，自上而下的項目執行彰顯著科層制的層級式行政，造成項目落地中公眾參與度較低。其次，農村干群關系在總體上呈現出“碎片化”狀態。在政策資源分配時，村干部與村莊次級精英、建檔立卡戶保持著一種緊密關系，前者是利益分配，后者是頻繁交往；與普通農戶之間利益關系松散；與貧困邊緣戶是一種既緊張又依賴的矛盾關系[23]。最后，民眾之間的內部關系復雜，資源分配失衡易引起矛盾。例如，精準扶貧項目落地時，由于“規模控制”“精英俘獲”等因素造成村民之間為爭奪貧困指標惡性競爭；政策落地后，受政策幫扶建檔立卡戶與收入邊緣戶之間差距拉大，加劇邊緣群體的不滿，政策給予建檔立卡群體資源享用特權，引發非貧困戶對貧困戶占用資源的憤懣。
（三）文化空間治理無序
文化空間泛指一切農村文化、民眾精神活動的場所，既包括有形空間，也包括無形空間。農村文化發展長期從屬于地方政治和經濟，致使文化空間治理無序。一是農村文化缺位。鄉村有著一套獨特的鄉紳制度和宗族文化，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的潮流在行為標準和價值觀方面不斷沖擊傳統文化，兩類文化的碰撞整合致使鄉村社會文化缺位，造成農村“個體化”的困境，例如集體意識淡薄、家庭內部沖突增加等。二是傳統民俗規范式微。一方面，傳統技藝等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失傳，如刺繡、手工等技藝；另一方面，村規民約、家風家訓等民俗規范認同感降低，引發農村老人贍養問題、宗族凝集力減弱、利益沖突頻發等。三是文化公共服務發展滯后。一方面，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城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標準化的文化設施建設和數字化建設有待進一步改善，以保障鄉村民眾的文化權益；另一方面，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開發不夠到位，諸多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和技術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淘汰的風險，缺少現代化的包裝和改進。
四、空間治理下的鄉村振興發展：以Q市“美麗鄉村建設”計劃為例
（一）案例概況
Q市位于廣東省中部偏北，在南嶺山脈南側與珠江三角洲的接合帶上，地理特征造就了其農村社會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給Q市帶來了政策機遇。Q市雖位于經濟發達地區，實則經濟水平落后。2008年，廣東省在Q市推進“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簡稱“雙到”）政策改革，率先探索精準到戶的扶貧開發路徑。2012年，Q市率先推進農村綜合改革。2014年，中央政府設立了34個農村改革試驗區，Q市入選，試圖通過深化農村綜合改革，重塑農村基層的治理模式和組織方式。2013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出臺《關于設立扶貧改革試驗區的意見》（國開發[2013]1號），Q市被確定為國家扶貧改革試驗區，探索緩解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2019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十八部門聯合印發《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改革方案》，Q市被選為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積極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改革試驗探索，Q市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取得斐然成就，且積累諸多成功經驗，激勵其在鄉村振興中率先邁出堅實的步伐。
為響應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號召，2018年，Q市在全市范圍內推行“美麗鄉村建設”計劃。“美麗鄉村建設”項目面向全市，以村為治理單位，市財政每年投入1.5億～2億元專項資金用于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按照標準開展“整潔村、示范村、特色村、生態村、美麗鄉鎮”五個梯度創建工作。計劃主要包括“人居環境、綠色發展、富民強村、基層治理、和諧共享”五大創建工程，與鄉村振興“生態宜居、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針遙相呼應。
如圖2所示，“美麗鄉村建設”計劃與空間治理、鄉村振興之間具有內在邏輯關系。具體而言，“美麗鄉村建設”計劃中的“人居環境創建”“綠色發展創建”和“資產管理創建”工程與“人口-土地-產業”物質空間治理模式高度契合，能有效解決鄉村振興轉型期物質空間面臨的問題；三個“重心下移”措施是社會空間治理三種模式的貼切落實，通過“關系重構”可以解決干群關系“碎片化”、民眾內部利益糾紛等社會空間問題；文化產業發展、“留鄉愁”舉措通過“價值重塑”能夠改善農村群體文化價值觀，從而重拾傳統優良文化，擺脫文化空間面臨的困境。
圖2 “美麗鄉村建設”計劃與空間治理、鄉村振興之間的內在邏輯
（二）物質空間治理和資源重組
物質空間是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得以有效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物質空間治理是政府和民眾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空間再造和資源重組。當代農村新社區建設具有典型的現代化特征，其過程是一個公共空間建構與資源配置的過程，公共空間與資源配置之間具有內在關聯性。Q市順應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發展的時代要求，圍繞“人口-土地-產業”的物質空間治理模式探索可持續發展轉型之道。“人口-土地-產業”發展之道是打破固有資源利用細碎化的格局，整合土地資源，有布局性地服務于農村的生產、生活和生態，重構農村發展的內外部條件，一攬子解決物質空間存在的諸多問題。此模式中須妥善處理好“人口-土地”“土地-產業”兩組要素關系。
“人口-土地”要素組合實際解決的是土地空間權屬和資源管理問題。人地關系理論的基本思想認為：人類發展中不斷擴大和加深改造和利用地理環境，增強適應地理環境的能力，改變地理環境的面貌；同時地理環境影響人類活動，產生地域特征和地域差異。這種思想更為適用于傳統時期人地緊密依附的農村社會，市場化浪潮對農村社會的沖擊導致人口的“城鄉雙漂”與“人地分離”的發展窘境，引起村莊空心化、土地利用低效、土地產權和使用權混淆等諸多問題。顯然，鄉村人地關系演化與鄉村空間轉型進程的不協調和弱耦合是導致鄉村人地關系矛盾和鄉村空間利用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失和村莊空心化造成“人-地”關系矛盾加劇，尤其是權屬關系模糊，使得農村土地資源使用混亂無序。Q市在空間治理中緊抓“人-地”矛盾的癥結所在，推進“資產管理創建”，明確公有財產和個體財產的產權所屬。個體財產方面，Q市推進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允許土地合法流動和房屋自由買賣，農地合法流動能有效解決土地碎片化問題，促進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公有財產方面，Q市引導村民創建經濟聯合社，規范農村集體“三資”交易，做好村集體財務管理，因地制宜發展“城郊型”“種養型”“資源型”“服務型”等類型的集體經濟，創造集體收入。
“土地-產業”要素組合旨在解決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以及經濟發展問題。農村社會土地與產業之間關系經歷多輪的優化調整，20世紀90年代鄉鎮經濟的崛起受益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城鎮化戰略致使農村土地征收后被大量用于房地產開發，農村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嚴重脫鉤。“十一五”期間中央政府調整土地政策，嚴格保護耕地和限制房地產行業的開發，此前的土地財政路徑難以維系，為謀求發展，地方土地利用逐步向產業發展轉型。“十三五”全國大力推進脫貧攻堅，倡導因地制宜地開展產業扶貧，全國各地積極探索特色產業發展路徑，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之間基本形成穩定的互饋作用機制。鄉村振興戰略對“產業振興”的要求是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促進規模化生產效率，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故此，“土地-產業”要素組合須向規模化和高效益的方向轉型。Q市處理“土地-產業”的做法為鄉村振興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首先是開展“鄉村美化綠化亮化”工程。市政府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土地資源的功能性和生態性并舉，通過“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等土地整治措施，既整合土地資源服務于生產生活，也推進綠色景觀建設打造生態宜居空間。其次是開展“綠色發展”工程。在土地整治的基礎上發展區域性特色產業，Q市提出以打造“3+X”產業體系，著力打造養雞、柑橘、茶葉三大主導產業，輔以其他特色水果、精品蔬菜、肉禽養殖、旅游業等產業，目標是在全市內構建“一村一品”“一縣一業”的格局。
人口、土地與產業是互生互依的動態耦合關系，這種動態耦合是一種復雜的系統交互作用過程，涉及城鄉資源稟賦、社會轉型發展和政策引導機制等要素，具有典型的地域性、階段性和綜合性特征。從三者關系來說，人口非農化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的形成，土地集聚推動產業調整與結構升級，進而加大對土地和勞動力的發展需求，形成交互式循環過程。人口、土地和產業資源重組促進物質空間的變革和再生產，全新的物質空間格局適應鄉村振興發展的需求，為鄉村民眾提供更為優質的生產、生活和生態服務。
（三）社會空間治理與關系重構
社會空間中社會關系的背后隱含著權力、資本的斗爭，在故有的社會關系格局中政府居于絕對的支配地位，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和資本，干群關系的性質決定著鄉村社會關系結構。社會空間的生產原則是主體實踐，旨在培育民眾自治能力，為民眾謀取話語權。鄉村社會關系的重構將引發社會權力結構重塑，進而構建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新格局。
“干群關系”是鄉村社會空間治理的核心要點，其特征隨時代的變遷而變遷。20世紀90年代國家推行分稅制改革，鄉村財政由過去的收取稅費維持運轉逐步轉向上級轉移支付，基層政權由過去的“汲取型”轉變為“懸浮型”。干群關系則由緊密支配轉向松散，甚至脫節。上級轉移支付的鄉村財政路徑逐步強化了國家“項目治國”的理念，“項目制”下鄉鎮政權面臨著資源、權力繼續被上收，以及為項目進村“跑腿辦事”的雙重困境，鄉鎮政權由“懸浮型”走向“協調型”。干群關系再次變得緊密，但是支配性弱化，協調性和支持性增強。干群關系的變化與基層政權性質的變遷緊密相連，這種政府完全主導下的社會空間治理方式是一種行政化的治理路徑，民眾在權力關系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缺乏社會參與和訴求表達。
項目制的社會空間治理路徑致使Q市干群關系變得“僵化”和“單向度”。以扶貧工作為例，Q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鄉村治理工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扶貧經濟開發試驗區背景下的農業與工業異地開發（1988—2006年），主要是項目制下推動基于整村提升戰略的基礎設施完善與民生建設工作，扶貧工作完全是地方政府對于村落和民眾的“單向度”投入，群眾的參與度極低，長期的行政化治理路徑導致干群關系嚴重脫節，以致“僵化”。
第二階段開展“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簡稱“雙到”）的精準幫扶探索工作（2007—2012年），干群關系開始走向良性互動。第一階段工作雖然在改善村莊基礎設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未能從根本上根除地方的絕對貧困問題。2007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深入Q市調研，提出“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扶貧理念，Q市政府開始轉變工作方式，由“單向度”的項目投入，轉向“雙向度”的參與式扶貧，靶向貧困群體，吸納貧困個體積極參與扶貧項目。基層政府支持村中黨員和干部走家串戶，以“拉家常”“噓寒問暖”的方式幫助群眾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干群關系逐步發展成支持和幫扶的協作關系。黨政式的社會關系治理模式取代了傳統的行政化路徑，以一種更為溫和平易的方式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有效化解了干群關系“僵化”和“單向度”問題。黨建式的社會空間治理路徑雖然有效化解了行政式治理路徑的弊端，但并未能激發群眾的內生動力，形成“內源式”發展。此外，社會空間中另一類關系——群眾間關系——長期未受到重視，“雙到”工作靶向性治理解決了貧困群體的問題，但由于資源過度傾斜，同樣加劇了貧困群體與非貧困群體之間的矛盾。
2013年，Q市被確定為國家扶貧改革試驗區，由此開啟了第三階段的新時代扶貧改革試驗與精準脫貧謀發展。在總結“雙到”工作成功經驗的基礎上，Q市開始探索以村為單位的社會治理方式，在全市范圍內開展“美麗鄉村建設”計劃。在社會空間治理層面，一方面，繼續貫徹黨建式治理路徑，融洽干群關系，推進黨建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一級建立黨總支，在村民小組（或自然村）一級建立黨支部，加強干群關系，更貼近為群眾服務。另一方面，Q市積極推進村民自治重心下移，鼓勵村民自治。首先，發揮Q市傳統宗族的優勢，引導村民依據地緣血緣關系以一個或若干村民小組（自然村）為單元設立村委會和村民理事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其次，以“以獎代補”的方式推進“美麗鄉村建設”項目，引導村民、鄉賢自覺籌資籌勞、設計規劃推進本村的建設。
從“雙到”工作到“美麗鄉村建設”計劃，Q市社會空間治理方式由單一的項目制治理轉向黨建式和共同體式治理多種模式并存。社會關系結構的重構帶動社會角色的變遷，地方政府轉變為服務性角色，黨組織扮演引導者角色，把更多的鄉村治理權交還于鄉村民眾，自上而下的項目建設與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相互融合，“干群關系”和“民眾內部關系”得到良性重構，推動了鄉村組織振興，打造了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
（四）文化空間治理與文化重塑
鄉村文化空間中，國家和市場扮演著重要角色，現實中鄉村文化服從于政治邏輯與市場邏輯的支配，從而在其內部孕育了張力，導致鄉村文化的失調，出現了諸如文化缺位與原子化社會、傳統民俗規范失序、文化公共服務發展滯后等問題。文化空間的生產原則是培育本土化的文化勢能，治理的核心是重塑鄉村價值觀念，剝離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對文化空間的絕對干預，培育鄉村文化的內源性發展模式，促進鄉村文化振興。
政治邏輯支配下的鄉村文化是一種社會統治的有效工具。傳統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是一個以“近距離”為特征、以人倫關系（差序格局）為依托建構起來的共同體，在共同體的基礎上生成了宗法制，且倡導以“禮儀”為核心的文教傳統，配合鄉紳管理制度對封建專制主義構成總體性支撐。這種理念彰顯著國家對鄉村文化的管制和統治，是一種行政式的文化空間治理模式。從政治邏輯的視角來看，現有的行政式文化治理模式存在兩方面的弊端：一方面是文化治理運行的行政化與項目供給。政府文化治理的目標是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依托財政支出以項目供給的方式投入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但存在的問題是自上而下的文化項目供給具有標準化和統一化的特征，與村莊自身的文化需求存在偏差，致使公共文化供給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是鄉村文化治理績效的“任務化”與“面子工程”。文化項目落地鄉村以后，上級政府對文化公共服務具有各項任務的考核指標，面對科層制的壓力，地方政府往往會將文化項目“打包”成“形象工程”，彰顯文化治理業績，實質上民眾在文化項目建設中缺位，政府大唱“獨角戲”，文化脫離了民眾創造者。
國家治理是鄉村文化空間治理的大背景，市場邏輯則是農村文化產業興起的動力。2013年，Q市被確定為國家扶貧改革試驗區后，政府積極強調要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據統計，2012年到2016年，全市文化及相關產業單位由少數幾家激增到56家，實現文化產業增加值24.72億元。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也引發了一些文化治理問題：其一，文化行業相對集中，但行業間差距明顯。56家企業中文化用品生產17家，占30.4%，文化休閑娛樂服務13家，占23.2%；市場性企業較多，傳統文化和公益性文化企業占比較小。其二，文化產業布局混亂，經濟效益低。Q市傳統文化產業與現代文化產業嚴重脫節，各縣區打造自身文化產業未能形成關聯性的產業鏈條。Q市企業平均資產、平均營業收入和平均營業利潤分別為0.61億元、0.15億元和-0.01億元，均低于全國文化制造業和文化批發零售業的平均水平。
面對一系列的文化產業發展困境，《Q市文化發展“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提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產業有機融合，較大地拓展了文化產業的科技價值、商業價值、人文價值和教育價值，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條，催生了文化產業新業態”。行政化和產業化的文化治理模式將文化作為一種國家管理或者發展經濟的手段，未能對文化本身進行深入挖掘。Q市新的文化產業政策轉變固有思路，嘗試追求經濟和人文的雙重價值，對文化空間進行價值重塑，推進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的協同治理。首先，Q市政府整合全市文化資源，將休閑度假產業、民族特色文化、農業旅游、傳統文化等納入文化產業體系，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全域文化產業路線。其次，開展留住“鄉愁”活動，以傳統藝術形式和現代化手段開展文化宣教活動，鼓勵傳承和保護鄉村文化。再次，增加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強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推進廣播、電視、電影等數字化傳播形式。最后，保護和開發地域特色建筑和古村，對傳統村落、古民居、古祠堂等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古跡進行保護、修葺，并積極開發文化旅游，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小鎮。
通過文化空間治理，Q市形成了以民眾為主體的多元協同文化治理體系，民眾在文化建設方面獲得話語權，文化權益得到保護。從文化發展的角度治理文化，鄉村文化體系更加彰顯獨立性。文化空間的治理獲益于民眾主體實踐能力提高，社會空間格局重構帶動文化空間的生產，形成Q市本土化的文化勢能，這種文化勢能反作用于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維持良性發展循環模式，促進Q市的鄉村振興。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的鄉村空間治理分析框架對農村建設進行深入剖析，其中物質空間是農村發展的基礎，社會空間是農村發展的動力源，文化空間是提供軟實力的保障，三者相生相依共同推進鄉村振興。通過對Q市“美麗鄉村建設”計劃的剖析，得出以下研究結論：（1）基于空間三元屬性構建了“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的空間治理分析框架，空間重塑、主體實踐和文化勢能的空間生產機制為鄉村空間治理的資源重組、關系重構、價值重塑奠定理論基礎。（2）物質空間治理須堅持“人口-土地-產業”治理模式，治理的核心是資源重組，通過對人力資源、土地資源、農業等產業資源進行系統性整合，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利用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3）社會空間治理核心是關系重構，通過鄉村社會關系的重構，積極探索自上而下的建設邏輯與自下而上的需求實踐相互融合的治理模式。Q市以政府和黨組織引導促進鄉村內源式發展，將更多項目建設的事權財權下放鄉村，培養民眾內生動力，促進鄉村自我建設和自我管理。（4）文化空間治理的核心是價值重塑，文化應當從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中剝離出來，作為鄉村治理的對象，而非手段。維護民眾的文化權益，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去謀劃文化空間治理，布局文化產業。
依據研究結論，本研究為區域鄉村振興建設提出以下建議：首先，鄉村振興建設須堅持系統發展觀，把農村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堅持統籌兼顧，以生產要素為抓手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其次，物質空間治理須推進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有計劃性地合村并居，解決村莊空心化問題，注重以城帶鄉發展規模化產業，打造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再次，社會空間治理可以通過公共服務、事權等重心下移賦予民眾更多的權利，賦予民眾更多的項目參與權，促進民眾自我管理。最后，文化空間治理中政府要積極引導建立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鄉村文化振興奠定基礎，加快培育多元文化發展主體，發掘和培育地方特色文化產業。
（作者張琦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北京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楊銘宇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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