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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

[ 作者:鄭永年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2-01-06 錄入:曹倩 ]

2021年12月17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教授在第十屆南方智庫論壇發表了題為“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主旨演講,闡述了鄉村概念的內涵、中國現代化的含義、鄉村文明和農耕文化的重要性,分享了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的基本途徑,提出了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對策建議。本文內容整理自該演講。

中國政府已經把共同富裕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五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就以共同富裕問題為首要問題。就實現共同富裕,中央指出,要先把蛋糕做大做好,再把蛋糕切好分好,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充分考慮目標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我認為,其它幾個問題,包括如何對待資本等,都是圍繞著實現共同富裕來展開的。因為我們國家已經把共同富裕放到最高的政策議程上,共同富裕將會是明年黨的二十大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解決了鄧小平先生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的問題。在過去40多年里,我們促成了8億人口脫貧,即脫離絕對貧困;在十八大以來的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就有1億多人口脫貧。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呢?無論從國際局勢來看,還是從國內形勢來看,共同富裕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問題。前面40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成為組織政策的軸心,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國家政策肯定是圍繞共同富裕來組織的。

1.要對“鄉村”概念有更深刻的哲學思考

那么,共同富裕對中國的鄉村振興意味著什么?很顯然,鄉村的共同富裕必須要通過鄉村振興來實現,而鄉村振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需要我們做全方位,甚至立體式的考察。

首先,鄉村振興需要對“鄉村”這個概念做比較深刻的哲學思考。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在繼續進行,且會以非常快的速度進行。如果認為鄉村總有一天會消失,或者認為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鄉村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那么我們就沒有必要坐在這里討論鄉村振興的問題。但是,即使我們的城市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即達到70%的水平,我們仍然會有四五億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鄉村振興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今天,我們遇到一個重大問題。盡管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一直是農耕文明,我們大多數的父輩也是農民,或者像我們自己一樣剛剛從農民的身份轉換成為城市身份,但我們已經覺得自己不是農民。我們想把農民的身份遠遠拋在身后,甚至有些人看不起和鄙視農民。我想,抱這種態度的城市居民多得是。從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也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時代,農村是貧困的象征,落后的象征,那個時候大多人的夢想是脫離農民的身份,甚至從城市下鄉的知識青年都有“回城夢”。無論是農民想進城或者知青想回城在當時都是一個樸素的夢想。

從世界范圍,尤其從歐洲近代文明看,英文“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詞跟城市是有關系的,city和civilization 是有關聯的。但如果看看歐洲的歷史,歐洲人并沒有把鄉村或把農村看成是落后的;相反,近代以來很多哲學家、思想家把農村視為文明的載體,他們會為鄉村的衰落而悲歌,為鄉村的振興而振臂高呼。

近代化和現代化都是從歐洲開始的,但是我們有沒有比較歐洲的城市化和中國的城市化?如果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問,歐洲有沒有像中國那樣的超大城市呢?沒有。歐洲有沒有那么多的人去推動城市化或城市群的建設呢?也沒有。德國是歐洲城市化非常高的國家,但是德國到今天為止將近80%的人居住在2萬人左右的小城鎮。那么,是不是歐洲人沒有能力建設大城市呢?我想歐洲人建設大城市的能力不比我們差,像巴黎那樣的城市到現在為止數百年的地下基礎設施都不用更換,而我們的城市設施幾年就要更換、重新維修。歐洲和中國的區別在于對城市和鄉村的不同哲學思考。在歐洲,小城鎮也是城市化,而我們是鄙視鄉村的。我們很多人喜歡到歐洲旅游,尤其是到歐洲的小鎮,但回到國內照樣鄙視鄉村。我個人覺得,這是我們的可悲之處。

還有日本的例子。有人說我們的超大城市化是因為我們的人口密度過高。我覺得這也說不過去,因為大城市建設和鄉村建設并不矛盾,只要方法對頭。日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遠比我們高,城市也在擴大,東京現在已經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日本的鄉村建設怎么樣呢?我們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鄉村是非常美麗的。“三農”在中國是一個問題,但是在日本是相反的。

我們的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是以犧牲鄉村為代價的。在計劃經濟時代,第一波工業化是犧牲農村為代價的,戶口制度、城鄉二元對立是第一波工業化的結果。改革開放的第二波工業化也是這樣,“農民工”成為一個特殊的概念,農民工是在城市工作但是沒有城市居民身份的農民,他們幾乎是城市化和城市建設的主體,但是他們享受不了城市化的利益。在這些年里,光是我們珠三角每年就吸收了3000萬農民工。盡管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直到今天還沒有解決戶口制度所帶來的問題。

農耕文明隨著城市化在快速消失,但是我們還沒有創造出城市文明。我們有沒有中國特色的城市文明呢?城市文明的大多數因素都是通過現代化甚至借鑒西方而來的。我們看看大城市的建筑就知道。今天中國的各大城市充滿著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人說中國是最大的世界上后現代主義的試驗場。很顯然,這不是中國本身的傳統化,而是西方的后現代化。中國領導人強調“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指的就是這樣一個現象。這不是中國的現代化,而是西方的后現代化。

我覺得,十八大以來一個最大的理論貢獻就是終于搞清楚了中國現代化的含義,中國的現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國傳統本身的現代化。在理解現代化方面,近代以來我們有深刻的教訓。“五四運動”以后的很多人都簡單地把現代化理解成西方化,所以簡單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不過,各種努力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那么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呢?到今天為止還在強調。這是從失敗中學來的深刻教訓,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后中國共產黨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馬克思主義都要中國化,那就根本不用說其他西方的主義了。但是,現在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么很多方方面面西方的東西有沒有中國化呢?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大的問號。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是照抄照搬西方,連教科書也是照抄照搬。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要強調廣義的來自西方的東西的中國化,光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不夠的。我們要繼續謙虛地學習世界上一些好的經驗實踐,但絕不是要照抄照搬。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鞋子合不合適,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對中國現代化的這種認識,十八大以后也反映在鄉村振興上。習近平總書記就農耕文明的傳承發展和提升農耕文明有很多論述,我念幾段給大家聽,大家可能會深有體會。

“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城鄉一體化發展,完全可以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05-606頁)”

“農耕文化是我國農業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不能丟,而且要不斷發揚光大。如果連種地的人都沒有了,靠誰來傳承農耕文化?(《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78頁)”

“村莊空心化和“三留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外在表現是村子空了,本質上是人一茬一茬離開農村。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頁)”

“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在云南考察工作時的講話(2015年1月19日-21日),《人民日報》2015年1月22日)”

“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明。從中國特色的農事節氣,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從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奪天工的農業景觀;從鄉土氣息的節慶活動,到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從耕讀傳家、父慈子孝的祖傳家訓,到鄰里守望、誠信重禮的鄉風民俗,等等,都是中華文化的鮮明標簽,都承載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彰顯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2017年12月28日),《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406頁)”

我自己的體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遠遠不僅是政策上的指引,而代表著在經歷了數十年快速城市化之后對鄉村的一種哲學思考。盡管這些論述具有很大的政策指引成分,但主要還是對鄉村的哲學認識。大家對鄉村的認識水平還是要提高一點高度。

2.城鄉的雙向流動才能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正因為這樣,中共十八大以來開啟了美麗鄉村建設的進程。十八大以前胡錦濤、溫家寶時代已經開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并且也免去了農業稅。十八大以來把整體農村的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共同富裕無疑是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一部分,甚至是核心。無論是從歐洲還是日本的經驗來看,共同富裕是美麗鄉村的經濟基礎,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吸引人和留住人,一個貧困的農村再美麗也跟人毫不相關。以前我們住在農村,景色非常美麗,但是人還是要跑掉。現在中國有很多非常美麗的鄉村,但是如果太窮了,人還是留不住。

盡管美麗鄉村建設正在很快地推進,但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共同富裕不僅僅體現在城鄉之間,更體現在鄉村內部。今天農村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局,我個人把它稱之為“資源單向流出性衰敗”。農民大多外出進城打工成為農民工的主體,農民有了錢就到城里買房子,有了錢就把孩子送到城里面讀書,留在農村的就只有那些沒有能力進城的老人和小孩。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三留守”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我個人覺得進城和成為城市居民還是大多數農民的中國夢。農民的行為屬于比較合理的,因為較之農村,城市擁有更多的資源。如何解決“資源單向流出性衰敗”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深刻思考。但是,很顯然,如果僅僅靠政府的一點投入,不足以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年來,政府對農村的投入是越來越大,也的確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但問題在于,一旦政府的投入減少或停止,很多農村還會重新返貧或者回到舊貌。

從歐洲的經驗來看,只有實現了城鄉的雙向流動才能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在世界范圍內,不僅僅在西方的發達國家,也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富人的鄉下,窮人的城市。窮人居住在城市,既是因為城市的就業機會,也是因為城市便利的交通。如果到美國、歐洲去看看,那些低層的人都住在地鐵站旁邊,因為他們要使用公共交通,但富人不需要這些。我以前在普林斯頓讀書,普林斯頓離紐約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很多在紐約工作的富人就住在普林斯頓。窮人需要住在城市中心,但富人不需要便利的交通,因為他們自己具備這些基本條件,并且他們喜歡享受農村的風光。

3.城市居民返鄉也是我們的中國夢

這里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啟發,那就是要實現城鄉的雙向流動。進城是農民的“中國夢”,但像我們這樣的城市居民返鄉也是我們的中國夢。我們必須意識到,“返鄉”是中國數千年農耕文明的特色。傳統社會數千年,鄉村治理的主體就是接受過儒家教育的儒生或紳士,相當于今天讀了大學回鄉的人,他們是農村文化的主體或載體。我們“士、農、工、商”這幾個階層,不管在哪里發了財、當了官,最終的落腳點都在鄉下。中國人即使到了海外,也存有“回鄉夢”,落葉歸根。

在過去,我們的戶口制度、農村土地制度(這些是以前的發展需要)中斷了這種傳統,但現在看來我們要實現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上層居民返鄉的“中國夢”并不難。在很多城市,戶口制度已經在松動了。也就是說,我們已經做了一半,即容許農民成為城市居民,我們還要把后一半也做起來,即容許城市居民返鄉,再一次成為農民。

中國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可以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制度條件和物質條件。監管技術發展到今天,我們可以用各種制度規則來防止傳統社會經常發生的土地集中現象。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今天已經不可能發生。這里就是要處理好三個主體之間的關系:政府、社會資本、農村老百姓之間的關系,政府要規制資本,既應當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也應當防范社會資本進行傳統中那樣的土地集中,這個并不難。而只有實現了城市居民的返鄉夢,鄉村才能擁有必需和充足的資本,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點在世界各個國家都可以觀察到,因為只有城市中上層來到鄉下,才能建起學校和醫院,其它的基礎設施也會跟上。如果不能引入社會資本,農村本身還是會衰敗。

城市文明是因為城市擁有城市居民這樣一個文化載體,而農村的衰敗更是文化上的。我經常到農村去看看,擔心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事情,更是農村文化的貧乏。盡管現在農村人口越來越少,但一到農村,什么樣奇奇怪怪的東西都有,低俗文化盛行,甚至邪教也屢禁不止。我覺得政府應當鼓勵我們這樣的人退休之后回鄉。現在60多歲就退休了,如果容許回鄉,就可以把文化和資本帶到鄉下去。農村需要擁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和健康的現代文化。通過城市居民回鄉這樣的方式可以實現可持續的鄉村發展和建設。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灣區評論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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