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減少貧困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不可忽視的發展難題，更是當前中國必須攻克的難關。隨著可持續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推行，綠色發展與扶貧開發相融合的綠色減貧成為突破扶貧開發瓶頸的重要路徑，是中國目前乃至未來減貧戰略的必然選擇。綠色減貧根植于“兩山理論”，為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實現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提供了一條可行的發展思路，不僅滿足了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更推動了貧困地區全面脫貧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本文運用可持續發展理論，從綠色發展與減貧融合的現實需求出發，分析中國綠色減貧的發展背景及意義，探討我國綠色減貧的政策演進和實踐舉措，總結中國綠色減貧的模式，為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提供政策依據和模式借鑒。
關鍵詞：綠色減貧 可持續發展 脫貧攻堅 鄉村振興
一、引言
我國大多數貧困地區位于地理位置偏遠、生態條件脆弱的地區，存在明顯的區域性和聚集性特征。貧困地區與生態環境脆弱地區在地理分布上的高度相關，要求在扶貧的同時需要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于是，兼顧減少貧困和保護環境的綠色減貧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貧困地區穩定脫貧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綠色減貧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引，根植于“兩山理論”，既是突破扶貧開發瓶頸的重要路徑，也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圍繞綠色減貧，各個相關行業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各地也探索出了許多綠色減貧的實踐模式。因此，從綠色發展與減貧融合的必然性出發，結合綠色減貧理論的發展背景及意義，探討我國綠色減貧的政策演進與實踐模式，可為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提供一定的經驗和啟示。
二、文獻綜述
隨著對綠色發展與減貧研究的逐漸深入，推行綠色減貧在全球已達成共識，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國際上關于綠色減貧的研究大多是從人類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來進行的，包括貧困與環境、發展與可持續、經濟增長與環境容量等。脆弱生態環境與貧困地區的分布是相關的，彼此之間的作用機理極為復雜。根據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的資源絕對稀缺論，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人口與土地、糧食之間，而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指出單純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將使人類陷入危機。這種危機意識可看作是綠色增長的思想基礎。200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發布的《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宣言》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三重底線”，強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環境、經濟、社會三者的協調發展。至此，國際社會達成統一共識，即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是相輔相成的，不能以資源的過度消耗來發展經濟，要在強化環境治理的基礎上協調發展經濟。
國內對于綠色減貧的研究起步較晚，理論與實踐相對滯后。早期許多學者關注生態環境與貧困之間的關系，普遍認為脆弱的生態環境與落后的經濟之間的惡性循環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一些學者提出了綠色扶貧和生態扶貧的概念，強調兼顧改善生態環境與減少貧困的雙重目標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隨著可持續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推行，綠色發展與扶貧開發相融合的綠色減貧成為中國目前乃至未來減貧戰略的必然選擇。根據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內容，綠色減貧是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相互融合的時代產物，是一種在自然資源消耗過度以及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堅持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引，從而實現貧困地區減少貧困與環境保護協調統一的創新扶貧模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綠色減貧機制已經形成，一些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障逐漸完善。王曉毅通過統計政府部門制定的精準扶貧規劃，指出林業、農業、旅游、國土等相關部門的精準扶貧規劃都與綠色減貧密切相關，這些規劃的精神最終反映在六部委聯合出臺的《生態扶貧工作方案》中；張琦和孔梅基于治理現代化視角闡釋了綠色減貧重要論述的形成脈絡，對我國在實施精準扶貧過程中圍繞綠色減貧制定的政策規劃進行了總結，為中國未來治理相對貧困、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參考。各地也將綠色減貧理論作為各類減貧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參考。例如，河南省南陽市始終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原則，在綠色減貧理論的戰略定位下，不斷創新政策實踐，形成了區域性整體脫貧的“南陽實踐”。雖然我國綠色減貧政策實施對緩解貧困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依然面臨政策依據不明確、瞄準機制不完善等問題。
隨著綠色減貧理論的逐步完善，各地在綠色減貧實踐中不斷創新，形成了許多富有成效的實踐模式。萬君和張琦從產業融合視角將綠色減貧劃分為農業產業內容融合的模式、農業產業鏈延伸形成的模式、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形成的模式以及新技術推動形成的模式；張琦和馮丹萌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綠色減貧的典型模式劃分為生態補償扶貧實踐、新型能源扶貧實踐、綠色農業扶貧創新實踐以及旅游扶貧創新實踐，并指出我國綠色減貧具有內容多維化、減貧機制可持續化、減貧方式多元化等特征；雷明和鄒培將綠色生態減貧劃分為原地綠色生態減貧和易地綠色生態減貧兩種模式，前者是針對位于農牧業生產條件較好或區位條件較好地區的貧困人口和少數民族地區，后者是以生態環境脆弱區域、重要生態功能地域等為重點。
三、綠色減貧的背景與意義
（一）綠色減貧的發展背景
減少貧困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不可忽視的發展難題，更是當前中國必須攻克的難關。隨著生態環境、氣候變化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對貧困人口分布影響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貧困的“空間屬性”日益突出。通常情況下，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生態環境脆弱與經濟落后之間的矛盾是貧困產生的重要原因。為此，以實現貧困減少與環境改善雙贏為目標的綠色減貧成為新時期扶貧工作的必要趨向。201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邁向綠色經濟——UNEP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綜合報告》中對如何減少貧困并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探討。2012年，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綠色增長模式被認為是消除貧困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必然趨勢。2015年，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上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強調，將生態保護與減少貧困的相互統一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綠色發展與減貧共同發展的必要性和發展方向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共識，成為世界各國優先關注的重要任務。
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得到全面發展，人們對物質和精神的追求不斷提升。但同時，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不協調，由自然環境惡化引起的貧困問題成為中國面臨的重要挑戰。為此，我國在扶貧工作中逐漸融入綠色發展理念。針對貧困地區生態脆弱，面臨發展和生態保護并重挑戰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兩山理論”深刻闡述了生態環境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扶貧開發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要把綠色發展理念緊密地融入脫貧攻堅的全過程。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文章中再次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同時，必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來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兩山理論”與綠色發展理念為綠色減貧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戰略選擇。而綠色減貧在扶貧開發的同時，為貧困地區留足持續發展的綠色資源，從單純的經濟行動躍升到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新高度。
（二）綠色減貧的意義
綠色減貧創新了精準扶貧方式，激發了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符合新時期扶貧開發戰略思想的豐富內涵。綠色減貧的推廣，為我國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理論和現實參考，有助于貧困地區穩定脫貧和可持續發展。
1.有利于脫貧致富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綠色減貧的核心是在扶貧開發過程中融入綠色發展理念，依托貧困地區自然、經濟和社會的資源優勢，積極創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之路。我國大多數貧困人口居住在林業草原施業區，這些區域同時也是生態重要區或脆弱區，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綜合因素決定了貧困地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能不顧及環境保護，而綠色減貧為扶貧開發與環境保護開辟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綠色減貧強調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要求在扶貧開發的同時，保護并改善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推進貧困地區的綠色可持續發展。可見，綠色減貧不僅提高了貧困人口及其家庭的收入，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更增加了扶貧工作的生命力，有利于脫貧致富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2.有利于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我國正處于全面脫貧到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階段，貧困地區面臨脫貧攻堅、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多重任務，迫切需要秉承綠色發展理念來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綠色減貧有效結合綠色發展與扶貧開發，充分體現了環境、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時代要求。在減貧過程中，綠色減貧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從根本上避免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從理論層面來看，綠色減貧充分突出在扶貧開發工作中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推動貧困地區鄉村振興提供最基本的“生態宜居”基本保障。從實踐層面來看，綠色減貧以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減少貧困的協調發展為目標，根據各個地區的優勢資源和特有資源，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減貧舉措，以符合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因此可以認為，綠色減貧為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發展目標提供了支撐，是實現全面脫貧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最佳選擇。
3. 有利于貧困人口思維方式的改善
綠色減貧不僅追求脫貧的經濟效益，更注重擺脫貧困過程中對生態理念價值的追求與聚焦。綠色減貧始終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引導貧困群眾樹立自我發展能力，在提高貧困群眾收入水平的同時，尤其注重科學思維理念的樹立。在脫貧群眾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后，可持續發展意識的增強對綠色發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激發了鞏固脫貧成效的內生動力。綠色減貧理論的引導，從根本上糾正了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而單純追求扶貧經濟指標的固有思維，使貧困人口的思維理念朝著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念邁進，符合脫貧地區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4.有利于貧困地區發展方式的轉變
綠色減貧是以綠色發展理念和“兩山理論”為指導，以保護貧困地區生態環境為前提，在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范圍之內發展經濟，以促進地區發展并實現人口脫貧的一種新的扶貧方式。它是在人與自然良性循環的框架下制定的，兼顧綠色發展和扶貧開發的需要，不僅要求發展經濟、增加社會財富，對貧困地區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也有著更高的要求。對于大多數貧困地區來說，貧困問題和生態問題之間的矛盾是造成貧困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而綠色減貧秉承因地制宜的綠色發展理念，充分利用貧困地區的優勢綠色資源與本土特色資源，推進綠色產業化，讓當地的資源稟賦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本。因此，綠色減貧突破了現實扶貧工作瓶頸，力促脫貧攻堅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共進，有利于貧困地區發展方式的轉變，是貧困地區穩定脫貧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四、我國綠色減貧的政策演進
在習近平綠色減貧重要論述的指導下，我國將綠色發展理念逐漸融入扶貧工作，圍繞綠色減貧出臺了一系列創新性政策，這不僅提高了綠色減貧的效率，更推動我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一）綠色減貧理論的形成
通過踐行“兩山理論”，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我國綠色減貧的理論框架已基本形成。2005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浙江省安吉縣余村考察時首次提出“兩山理論”。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兩山理論”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其蘊涵的綠色新觀念認為，不僅要追求綠水青山，也要追求金山銀山，它們之間不是對立的，綠水青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金山銀山。“兩山理論”提倡的綠色發展新觀念，引導貧困地區在實現脫貧致富的過程中要注重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提倡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綠色化轉型，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綠色發展與扶貧開發協調可持續發展。“兩山理論”不僅是綠色減貧理論形成的基礎，更是減貧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參考和標準。在踐行“兩山理論”的過程中，以生態優先的綠色發展理念成為實踐轉化的重要成果之一，為綠色減貧指明方向。只有秉承綠色發展理念，走綠色精準脫貧之路，取得的脫貧成果才更具價值，且更持續。2009年，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戰略方針，形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反映了黨和政府實施綠色發展的強大決心和堅強毅力。之后，黨的十八大報告闡明了中國實現綠色發展的目標和實現方式。黨的十八大以后，生態環境保護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凸顯，我國鄉村進入高速發展的綠色時代。為此，黨中央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加快推進鄉村綠色發展的頂層設計，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統籌推進，相關政策及制度相繼出臺。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綠色發展理念。作為 “五大發展理念”的核心內容，綠色發展理念是我們黨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為精準扶貧方略的制定提供了方向指引。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求按照綠色發展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從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2020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余村考察時再次強調，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上述關于綠色發展的論斷與闡述，充分體現了綠色發展在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科學發展中的重大意義。把綠色發展與貧困治理有機結合，已然成為貧困地區實現脫貧的現實選擇。當“兩山理論”和綠色發展理念融入脫貧攻堅戰略時，便產生了綠色減貧理論。綠色減貧也推動了“兩山理論”和綠色發展理念引導下扶貧開發工作的開展，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規劃正在逐步建立。
（二）綠色減貧制度的建設
我國堅持構建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相結合的制度保障，不斷推進綠色減貧制度的建設。2015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健全的法律法規為生態環境提供可靠保障。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強調要通過“生態補償脫貧一批”來實現脫貧攻堅與生態環境融合發展。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再次強調“五個一批”脫貧措施，提出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解決好生態扶貧怎么扶的問題，讓貧困人口充分享受到生態扶貧的紅利。扶貧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是要在扶貧開發的過程中時刻注重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保障貧困地區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為順應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協調發展的時代需求，綠色減貧成為中國扶貧開發的重要模式。2016年，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要求堅持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把生態保護放在優先位置，創新生態扶貧新機制。上述政策對綠色減貧的基本路徑進行了宏觀描述，并提出了相應的工作任務。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提出應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相結合，推動形成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是一致的，為農村綠色發展提供了制度參考。綠色減貧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部署，成為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戰略舉措，不僅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重要位置，也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途徑。此外，北京師范大學原中國扶貧研究院根據綠色發展指數理論框架，結合減貧的特點構建了中國綠色減貧指標體系，為推動我國綠色減貧進程提供了決策參考。至此，綠色減貧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路徑、考核等內容基本明確，相應制度也為綠色減貧規劃的制定提供了保障。
（三）綠色減貧規劃的制定
隨著綠色減貧頂層設計的基本形成，多個相關行業部門根據綠色減貧理論制定了相應的精準扶貧規劃。2016年，國家林業局發布《關于加強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和產業發展促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通知》，提出以生態保護和發展特色產業的方式促進綠色發展與脫貧致富的協調發展。同年，由國家旅游局牽頭，12部門共同制定了《鄉村旅游扶貧工程行動方案》，旨在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推進貧困人口脫貧，從而實現貧困地區的穩定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出臺《關于實施光伏發電扶貧工作的意見》，提出將光伏扶貧作為資產收益扶貧的重要方式，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增添新的力量。2017年，國家林業局發布了《關于加快深度貧困地區生態脫貧工作的意見》，要求建立深度貧困地區生態脫貧會商機制，統籌協調重大問題，并指導“三區三州”制定切實可行的生態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共同制定《生態扶貧工作方案》，部署發揮生態保護在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中的作用，提出通過生態保護、生態修復工程建設和發展生態產業等方式帶動貧困戶脫貧增收，有效改善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實現脫貧致富和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至此，生態扶貧成為一項重要的脫貧攻堅專項行動，推動了各方面制定生態扶貧規劃的進程。同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門聯合印發《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行動計劃》，提出通過完善生態保護補償體系實現生態保護者和受益者的良性互動。2019年，生態環境部印發的《關于生態環境保護助力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幫助貧困地區提質增效的做法，如推動將深度貧困縣納入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范圍，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擴大區域流域間橫向生態保護補償范圍，讓更多深度貧困地區受益；提出“加快開展生態環保扶貧效益評估，將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價值量化表達”。這一系列規劃使綠色減貧的政策保障體系得以完善，為貧困治理和生態保護提供了基礎和依據，推動了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五、我國綠色減貧的實踐模式
綠色減貧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本要求，是貧困地區的必然選擇，也使貧困地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此背景下，貧困地區在實現貧困減少和環境保護雙贏的過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實踐模式。
（一）環境導向型模式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對于生態脆弱區、生態環境保護區來說，保護并改善環境是首要工作，也是該地區脫貧致富的前提。針對這類地區，綠色減貧通常是將環境保護作為先決條件，輔以對貧困人口的各項補貼和扶持。
1. 生態補償扶貧
我國大多數貧困地區的分布與生態脆弱地區或生態保護區重疊度較高。針對這些地區，需要統籌解決減貧和環境保護的問題，以減少“生態貧民”的出現。為此，兼顧經濟和生態調節的生態補償扶貧，成為貧困地區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轉型的必由之路。生態補償扶貧是環境保護與減貧完美結合的有效路徑，將生態資本轉變為富民資本，在增強貧困人口環保意識的同時，幫助他們脫貧致富，推動貧困地區健康可持續發展。作為“五個一批”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補償扶貧對堅持“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并重”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國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出了有效的生態補償扶貧模式：一是設立生態公益崗位，通過拓寬貧困人口收入來源渠道等補償模式來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例如生態護林員、環境保潔員、公路養護員等。二是通過改善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為貧困人口提供優質的生態產品，或者通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合理調整，從而間接提高農民收入以達到緩解地區貧困的目的。三是實施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引導地方政府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提高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擴大轉移支付范圍，緩解發展受限地區的綠色貧困。四是提高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力度，重點推進貧困地區在人工造林、低產低效林改造、森林培育等方面的投入，優先安排貧困戶參與生態建設，以增強貧困地區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生態補償在貧困地區的實踐由來已久，各省市根據不同的保護類型，確定了不同類型的生態補償扶貧模式。中西部地區22個省份按照中央“利用生態補償和生態保護工程資金使當地有勞動能力的部分貧困人口轉為生態保護人員”的要求，選聘生態護林員超100萬名，幫助3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實現了林業資源管護效益和脫貧致富目標的統一。云南省迪慶州維西縣是集革命老區、直過民族、深度貧困和限制開發區等為一體的深度貧困縣，全縣貧困發生率高達36.8%。實施精準扶貧以來，維西縣以“生態產業扶貧、生態補償惠民”為主線，在生態效益補償、退耕還林、生態護林員聘用等方面向貧困村、貧困戶傾斜，因地制宜，堅持生態建設與脫貧致富有機結合，實現了脫貧摘帽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雙贏。湖北省巴東縣是一個集“老少邊窮庫山”于一體的國家級貧困縣，自然資源稟賦優勢未得到充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為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巴東縣以生態補償一批為目標，大力實施生態保護修復工程，因戶施策，全面落實生態補償政策。2019年，全縣共發放貧困戶生態補償資金4988萬元，惠及全縣12個鄉鎮320個村，使全縣約70%的貧困人口享受到了生態補償的政策紅利，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
2. 易地扶貧搬遷
易地扶貧搬遷是統籌區域發展與綠色減貧的創新實踐，是解決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貧困人口的脫貧和發展問題的關鍵舉措。搬遷是手段，脫貧是目標。作為解決生態脆弱地區環境和貧困雙重壓力的有效途徑，易地扶貧搬遷主要是將居住在生態環境承載能力較低或開發受限地方的貧困群眾，搬遷安置到生存發展各方面條件更適合居住的地方，從根本上實現脫貧目標的一種扶貧方式。易地扶貧搬遷作為“五個一批”的政策之一，既是一項政治任務，又是一項基礎性民生工程。自1983年的“三西地區吊莊移民”扶貧舉措實施以來，易地扶貧搬遷成為我國開發式扶貧的重要措施，并得到推廣。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易地扶貧搬遷已形成多種方式。從搬遷類型看，有就地搬遷、易地搬遷；從搬遷安置方式看，有產業園區安置、插花式安置、農村新社區安置等。截至2020年12月，我國“十三五”規劃的易地搬遷任務已全部完成，近 1000萬貧困人口搬入新居，擺脫了生存環境惡劣的特定“貧困空間”，從根本上阻斷了貧困的代際傳遞。2020年3月出臺的《2020年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若干政策措施》，進一步細化了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政策，有力促進了搬遷群眾及時入住、穩定脫貧。易地扶貧搬遷不僅是貧困人口生活地點的遷徙，更是生活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社會關系的重塑，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2018年，新疆葉城縣投資8.4億元，建成了新疆最大的易地搬遷安置區——阿克塔什鎮。阿克塔什鎮安置了葉城縣3個山區鄉鎮3063戶建檔立卡貧困戶1.4萬人,同步配套建設水、電、路、氣、暖、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以及相應的公共服務體系，有效保障了搬遷群眾安全飲水、教育、衛生醫療、交通出行、通信網絡等方面的需求，搬遷群眾的生活得到明顯改善。湖北省紅安縣是集革命老區、資源匱乏區、貧困地區、優撫集中區“四區一體”的國家級貧困縣。紅安縣通過整合各類資源，堅持“挪窮窩”與“換窮業”并舉、安居與樂業并重、搬遷與脫貧同步的原則，打造了易地扶貧搬遷“紅安樣板”，如期完成了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建設及搬遷入住任務，改善了貧困人口的居住條件，改變了貧困人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二）產業綠色化模式
貧困地區產業綠色化是一種新型扶貧開發模式，是指在保證生態環境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有效利用貧困地區現有資源，通過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發揮當地資源稟賦優勢和特色，達到減貧和環保的雙贏。
1.智慧農業
智慧農業是智慧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集成應用現代信息化手段以實現農業的智能化管理，對促進貧困地區發展、帶動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具有重要作用。智慧農業作為貧困地區綠色減貧的動力來源之一，在整個生產運行過程中，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實現了資源和資本的自然轉化，這不僅增加了貧困人口的收入，也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另外，智慧農業依托自然資源和特色資源稟賦，采用林下經濟等方式促進自然資源和農業生產的協調統一，在提高農業收入的同時保護了自然資源，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共贏。相對于傳統農業形態，智慧農業更能激發農業轉型的內生動力，對助力發展精細農業、高效農業、綠色農業以及促進貧困地區發展、帶動貧困戶脫貧增收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撐。一是充分利用農業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先進技術，推進農業系統智能化運營，實現農產品規模化生產以及全程監督管理，提高貧困地區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二是發揮“互聯網+”在信息流通與共享方面的優勢，將社會資源引入貧困地區，優化資源配置，打造特色農產品品牌，提高農產品運營銷售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為實現脫貧攻堅和農業產業轉型貢獻力量。三是立足貧困地區特色農業優勢，把握互聯網在宣傳推廣方面的作用，推進消費扶貧，通過增加銷售渠道以及降低宣傳成本，提高產品銷量，實現“智慧農業+精準扶貧”的全新聯動。全國各地也探索了多條“智慧農業+精準扶貧”的實踐模式，走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例如，安徽省宿州市蕭縣竇莊村在科技扶貧示范項目的帶動下，利用葡萄種植特色產業基礎，建設了竇莊智慧農業（葡萄）示范基地。該基地融合了數字農業物聯網和視頻監控等先進技術，通過科學種植、智慧管理，提高了葡萄的產量和質量。2019年，村集體經濟收入增加至27.99萬元，60戶“三無”人員貧困戶每人每年分紅1000元，在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的同時，貧困戶自身“造血”功能也提升了。福建省下黨鄉曾是有名的“五無鄉”——無公路、無自來水、無電燈照明、無財政收入、無政府辦公場所，農民生活極其艱苦。2015年，下黨村開創了全國第一個扶貧定制茶園，通過該項目，茶農每畝茶園的年收入從2000多元增加到6000元，村財政增收超過10萬元。隨著該項目在全鄉推廣，下黨鄉在2018年實現了全鄉建檔立卡貧困戶117戶508人全部脫貧。
2.綠色產業
綠色產業參照因地制宜的原則，以產業發展為載體，圍繞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和生態環境狀況，構建農村內生性長效發展機制，在提升貧困人口生計轉化能力的同時，也為當地脫貧摘帽和阻斷貧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綠色產業體現了生態資源環境的客觀形勢，同時也關注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將產業的發展限定其中，實現了產業與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在減少貧困和環境保護的矛盾依然突出的背景下，綠色產業逐漸成為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為此，各個地區探索出了極具特色的綠色產業扶貧模式，主要有林下經濟、庭院經濟、農民創業園和生態文化旅游等，這些模式不僅可以推進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統一，還為貧困地區綠色發展提供了支持。例如，四川省青川縣通過持續推動生態旅游提檔升級，因地制宜，創新拓展旅游扶貧新路徑，僅2019年，生態旅游總收入達到103億元，帶動79個貧困村2萬余貧困人口脫貧致富。貴州省望謨縣利用林下發展食用菌、養蜂、養雞、鐵皮石斛等種植養殖產業，充分發揮當地生態資源優勢，將其轉化為經濟優勢。截至2020年底，全縣種植林下食用菌7650畝，帶動貧困戶務工11000余人次，實現了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發展效益的雙贏，真正讓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
（三）科技扶貧模式
在綠色減貧模式探索中，各地積極創新扶貧機制，逐漸形成光伏扶貧、“互聯網+”扶貧等科技扶貧模式，推動了扶貧開發和環境保護的雙贏，實現了貧困地區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1.光伏扶貧
光伏扶貧是指政府在具備條件的貧困地區投資建設光伏電站，以光伏發電收益分配的形式壯大貧困村集體經濟、補貼貧困戶的扶貧方式。光伏扶貧項目于2014年被提出、2015年被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為“十大精準扶貧工程”之一，隨后在全國光伏扶貧重點實施地區開展并推廣。光伏本身是一種綠色清潔能源，在一定范圍內推動能源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舉措，也是落實綠色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發展光伏發電就是將太陽能轉變為電能，同時大多利用的是荒山、荒坡和屋頂，環保節能，既加快貧困地區的脫貧速度，又體現了綠色發展理念，與“生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生產力”充分契合。光伏扶貧通過綠色環保的方式創造收益，提高了再生資源應用比例，讓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得到了更多的“綠色紅利”，達到了綠色發展和減少貧困的有機統一。較為典型的是安徽省金寨縣，自實施精準扶貧以來，金寨縣將光伏發電與扶貧工作有機結合，建成并網光伏扶貧電站20.11萬千瓦，累計實現綜合收益5.48億元，助力11.95萬貧困人口、71個貧困村脫貧，實現了全縣的脫貧摘帽。湖北省秭歸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國家電網公司定點幫扶縣。近年來，秭歸縣搶抓國家電網“陽光扶貧行動”機遇，把光伏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重要途徑，共建設光伏扶貧電站50個，電站容量達到10.36兆瓦，項目覆蓋全縣重點貧困村，共關聯建檔立卡貧困戶9005戶，創收1214.2萬元，為全縣的脫貧摘帽奠定了堅實基礎。
2.“互聯網+”扶貧
“互聯網+”扶貧是綠色減貧在信息化時代的新應用，有助于促進貧困地區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本，推動農民綠色增收，使扶貧工作與環境保護并舉共贏。當前社會正進入一個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為貧困地區綠色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技術保障。網絡信息是一種基礎性戰略資源，是可以重復利用的綠色資源。它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海量數據本身，更重要的是數據背后所蘊含的信息和規律。另外，網絡信息本身的生產和運營也是綠色產業，蘊含著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和廣闊的發展前景。自2015年11月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提出實施“互聯網+”的扶貧行動以來，把握信息化步伐加快的大趨勢、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運用現代化技術，推動新的扶貧變革成為全國各地扶貧工作的重要目標。例如，貴州省依托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建立了精準扶貧大數據支撐平臺。該平臺立足展現脫貧攻堅全過程，集靜態展示、動態管理、監督比對和落實精準等功能為一體，為破解脫貧攻堅難題提供了新思路，在貴州省脫貧攻堅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電商扶貧作為一種新興的市場手段成為綠色減貧新路徑，為貧困地區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四川省儀隴縣為例，作為曾經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近年來，儀隴縣充分利用電商扶貧政策，積極探索“農村電商+精準扶貧”發展之路，打造電商產業園，構建“縣、鄉、村”三級電商服務體系，帶動貧困村民增收致富，幫助儀隴縣走上了可持續發展的致富之路。
六、結論
綠色減貧是一種融合了綠色發展與脫貧攻堅的創新扶貧模式，追求可持續的脫貧致富長效機制，是中國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戰略的必然選擇。目前，圍繞綠色減貧，相關行業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也探索形成了生態補償、易地扶貧搬遷、智慧農業、綠色產業等多種實踐模式，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減貧效果，為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提供政策依據和模式借鑒。
2020年我國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標志著長期存在的收入維度絕對貧困的基本終結，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逐漸成為農村的基本面。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許多地區并不具備長效發展能力，加之農村人口自身的脆弱性和兜底保障政策的不可持續性，農村地區仍將存在一定數量的易致貧人口，同時也將面臨不同程度的返貧壓力。然而，脫貧地區在加快經濟發展、解決貧困問題的同時，需要兼顧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群眾和諧共享發展利益。只有秉承綠色發展理念，走綠色減貧之路，取得的脫貧成果才更具價值，且更可持續。因此，兼顧綠色發展與減貧雙重目標的綠色減貧理念及具體實踐不僅為我國脫貧攻堅提供了新的思路，更為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提供了參考。
堅持環境保護與減少貧困的和諧發展，既是我國扶貧開發工作的迫切要求，也是鞏固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必然趨勢。綠色減貧是圍繞我國貧困地區自身及其周邊的自然社會環境構建的立體多元的扶貧項目體系，以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從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培養貧困人口的造血能力，著力激發貧困人口脫貧內生動力并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素質，防止返貧現象或者代際貧困現象的出現，有利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與此同時，充分利用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生態優勢，以綠色發展為導向，因地制宜開展綠色減貧項目，不僅能夠實現脫貧致富和環境保護雙贏的目標，而且提升了脫貧人口的綠色發展意識，符合鄉村振興戰略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的戰略要求。因此，綠色減貧從理念到機制、再到行動都充分體現了綠色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并行，是貧困地區穩定脫貧、順利銜接鄉村振興的最佳選擇。
（作者向德平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梅瑩瑩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助理研究員， 博士后，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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