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最基本的是對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振興，鄉村有可振興性程度上的差別。中國中西部不發達農村的振興有其優先次序，經濟振興對于鄉村振興來說是快變量，經濟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點。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公共政策、社會政策對不發達鄉村的振興有幫扶、誘導和促進內生的功能，應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加強鄉村內在能力建設，促進鄉村振興和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可振興性；經濟—社會政策；鄉村振興政策框架
鄉村振興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這個時代就是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時代，是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既受益又遇到挑戰的時代，是由農業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的時代。在這個由國際國內多種因素影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密切交織，歷史和現實相互映照的時空中，農村的命運、地位和發展處于各方關注的中心，鄉村振興已經成為難以繞過的國家級課題。本文以“三農”為本，擬從振興結構和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角度，探討鄉村振興的可能途徑。
一、鄉村振興的內容及現實意義
（一）鄉村振興的背景
中共十九大作出實施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部署，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經濟社會方面的背景。這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在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促進“三農”發展的迫切要求，還是中國應對國際經濟政治新挑戰所作的積極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經過4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總體上告別了絕對貧困，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農業產業結構、經營制度、就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村發生了歷史性進步，但農村發展不平衡，中西部一些農村的問題還比較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貫得以實施，在平原地區，機械化、科技化的耕作制度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結構向非農化轉變。在發達地區，一部分農村完成了城市（鎮）化，“跟上了城市經濟發展”，進入了城鄉發展體系。但是中西部許多農村的發展還面臨不少難題：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原來設計的雙層經營體制并沒有建立起來，土地的分散化、農田種植的低產出未使農業成為致富的源泉，而成為家庭生活的保險品；在已經形成的城市經濟體系的“旋吸效應”下，大量中西部農村的中青年勞動力進城務工，一方面增加了務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積極人口的大量流出使鄉村“人氣”不足；農村的空心化、快速老齡化對留守者的生活和農村的持續發展帶來嚴重挑戰；不少村莊缺乏集體經濟實力、村“兩委”缺乏組織力和動員力，致使村莊的社會氛圍低沉、村莊活力不足。
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資料表明，2020年中國大陸地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89％，比2010年“六人普”時的49.7％上升了14.21個百分點，超過了21世紀初設計的每年平均增長1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發展目標。同時，老齡化水平城鄉差異明顯。從全國看，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鄉村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主要是由農村中青年人口向城鎮流動造成的。農村的“老齡化”也帶來了農村的“空心化”，加上農村公共服務落后，從而農村的衰落令人擔憂。有學者指出，據預測，到2028年農村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或將突破30%，這意味著農村將提前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雖然我們總體上走出了絕對貧困，但是中西部農村經濟基礎薄弱、發展成效不穩固，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落后，這些對中西部農村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均產生了不利影響。
必須認識到，上述問題是多年積累起來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不能采取切實有力的政策措施，“三農”問題仍然難以解決，不但會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影響新發展格局的建構。正是基于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對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承諾，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追求，中共中央決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二）鄉村振興的內容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指出，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既是一個工作性定義，是對現實農村的一個較清晰、完整的本質性認識，也是從城鄉關系角度對農村地位的恰當判斷。從農村的自然、社會特征和城鄉系統的角度看待鄉村與鄉村振興，就有了中共中央關于鄉村振興基本任務的概括，即實施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這五項振興與中央所強調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有較強的同構關系，也反映了中國鄉村振興的迫切要求。就中西部不發達鄉村而言，首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因為經濟上的貧困、相對貧困迫使追求更好生活的年輕一代外出討生活和希望過上更好的日子。而鄉村不發達或貧困，除了自然條件之外，關鍵是缺少人才。有不少這類案例：雖然自然條件不好，但是人們靠自己的智慧和堅韌努力走出了貧困，所以說，在鄉村振興中人才振興十分重要。再接下來是文化振興。這里的“文化”應該屬于社會人類學的范疇，指的是鄉村居民的經濟社會生活樣態。中國有5000年農業文明，這是中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但對外開放以來，外來的現代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不可小覷，文化自覺已成為當下的一項要務。生態振興對于長期實行增長第一戰略、對生存環境帶來污染破壞的農村地區來說，也是十分迫切的。組織振興，實際上主要指鄉村“兩委”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振興。在中西部農村，村“兩委”的癱瘓或形同虛設并非少數，沒有鄉鎮政府、村“兩委”有力動員、組織和領導，只依靠分散的家庭經濟或自由市場，實現鄉村振興，絕不可能。過去40余年的歷史，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中央強調的鄉村振興內容是就全國而言的，實際上也反映了大多數不發達農村的短板現狀，所以鄉村振興理應在上述方面作出積極、主動的努力，以實現鄉村在上述各個方面的全面振興。從政府文件關于鄉村含義的認定以及鄉村振興的根本動力、實施過程、振興目標的角度著眼，以鄉村居民為本，從鄉村居民生產、生活及其活動空間的角度看待鄉村振興或許更具本質性。按照這種理解，鄉村經濟社會生活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核心。
二、鄉村振興的類型及優先次序
（一）鄉村振興的類型——可振興性
研究和推進鄉村振興，有一個鄉村振興結構問題。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哪些村莊可以振興及其可振興程度；二是從哪些方面去實施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有眾多層面和介入點，也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怎樣有效地實施鄉村振興，不是思想觀念問題，而是“社會工程”意義上的操作要求，需要認真研究和實施。哪些鄉村可以振興和怎樣實施鄉村振興，可以被看作是鄉村振興的結構問題。
鄉村振興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作為農業文明大國走向以工業文明為特征的現代化進程必須解決的問題。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受損有其普遍性。許多國家特別是東方國家實施過鄉村振興，并在劇烈的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進程中力圖維持社會的秩序和本國傳統文明。中國的鄉村振興也有來自各方面的近百年努力。當下的鄉村振興成為國家發展戰略具有重大的、緊迫性意義，這就是解決城鄉差距過大、不少鄉村下行或衰落、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帶來風險等方面的挑戰。鄉村振興已經成為中國解決“三農”問題，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內容，中央文件也用“鄉村振興”“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振興農村”“全面推動鄉村振興”等概念來說明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我們也可以提問，是否所有鄉村都需要振興和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振興？這里，筆者嘗試地提出“可振興性”概念，它指的是村莊在內外力量的影響下，抑制下行、衰弱或不發展狀態，鄉村結構和能力得以修復、強化，并進行正常經濟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可振興性概念是受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概念及筆者所用過的“可治理性”概念的啟發而提出的。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是指可以使貧困者掌握、并可用于解決自己貧困問題的能力。在他看來，有些知識和技術雖然高級，但并不適用于貧困者解決現實問題，這就使得，雖然他們掌握了這些知識和技術，也不具有走出貧困的“可行能力”。或者可以說，“可行能力”是幫助貧困者解決自己所遇問題的能力，是現實的、可以實際奏效的能力。筆者用過“可治理性”概念討論社會治理問題，指的是某些問題可否用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予以解決，實現治理。實際上，本文所討論的鄉村振興也是一個不發達鄉村的“可治理性”問題，即哪些村莊需要并可以實現振興？可以概括地說，那些通過一定措施和方法能夠改變下行狀態、有明顯發展并成為活躍的經濟社會共同體的村莊具有可振興性，否則就不可振興。這里又有一個“可振興度”的問題，即某個村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振興，這需要依據村莊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全面評估。典型地，有兩種可振興性類型：低可振興性和高可振興性。那些較長時間已經走下坡路、走向衰落的農村，其積極人口身心俱去，在自身條件和一般政策支持下可振興性低；如果村莊的社區要素齊全，有強烈振興愿望，在外部條件較為有利時即可實現明顯發展，實現振興和進階發展，這就是高可振興性。可振興性評估是當下實施鄉村振興行動的基礎性工作，有了科學的可振興性評估，就了解了某一村莊的弱項，從而可以制定具體計劃，推動實施鄉村發展和振興。這在國際上是有一定經驗可借鑒的。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已經對鄉村振興的類型作出了原則性劃分。該規劃指出， 順應村莊發展規律和演變趨勢，根據不同村莊的發展現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鎮、特色保護、搬遷撤并的思路，分類推進鄉村振興。集聚提升類、融入城鎮類、特色保護類的鄉村振興都是以現有村莊為基礎的振興，其中規模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將存續的一般村莊，占鄉村類型的大多數，是鄉村振興的重點。那些人口流失特別嚴重的村莊，要實施易地扶貧搬遷、生態宜居搬遷、農村集聚發展搬遷，是在一定范圍內、不同村莊人口的聚合、重組，而不是在原來村莊基礎上的振興。本文研究前者，即中西部規模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將存續的一般村莊，即作為鄉村振興重點村莊的“可振興性”。
（二）鄉村振興的優先次序
鄉村振興是現實的實踐行動，而不是學術的想象。這需要根據鄉村的具體情況和可振興性，科學地確定村莊的發展方向，在原有規模基礎上有序推進改造提升，激活產業、優化環境、提振人氣、增添活力。鄉村振興是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全面振興，只有這些方面獲得全面改觀，不發達、落后散亂的鄉村才會真正獲得振興，走上持續發展的軌道，也才能融入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但是，應該看到，許多中西部不發達農村“積重難返”，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在上述所有五個方面都實現盡快振興，于是就產生了鄉村振興的優先次序問題。優先次序，是指將哪些方面放在優先發展位置、予以優先振興。雖然不同村莊有各自的經濟社會狀況，但就大多數中西部不發達、可振興的鄉村來說，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是更加直接和迫切的，即要實現鄉村振興，首先要激活產業、發展鄉村經濟，另外就是要有人才、提升村莊人氣，還有是要有比較有力的村莊組織，特別是有作為、被信任的鄉村黨政組織和村“兩委”。筆者以為，這也構成了鄉村振興的優先次序，即首先從經濟、人才、組織三個方面入手，啟動和推進鄉村振興。
從經濟、人才、組織三個方面入手，啟動和推進鄉村振興，既符合中西部不發達農村解決問題的迫切要求，也能有效地使振興行動具有催化效應，使振興行動持續深入發展。發展鄉村經濟或激活產業是不發達農村最關鍵的行動，這些村莊之所以留不住人、經濟衰退，主要就是因為村莊經濟不發達。既然如此，鄉村振興就要首先從發展鄉村經濟入手，不管是發展鄉村優勢產業，還是發展能持續增加農民收入的經濟。在發展鄉村經濟方面，優勢需要打造，市場需要開拓，需要形成產業鏈條，需要聚集各種人才。在后發展背景下，中西部鄉村經濟的振興應該選擇比較優勢產業。這種比較優勢產業雖然不能與城市經濟體系中的高端產業相媲美，但是卻能發揮地方資源、人力、文化優勢，同時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中青年外出打工帶來的“留守人群”和“空心化”等問題。如果算經濟、社會和家庭生活的總賬，這是符合農村勞動力的理性選擇的。
有了有希望的產業和鄉村經濟，加上公共服務的發展和到位，農村的一些“中堅力量”就可能留下來，由此成為支撐鄉村振興的人才。為了實施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黨和國家希望培養多種人才。實際上，農村的人才是多類型的和具有相對性的。也就是說，那些能自己致富、帶領他人致富者以及能工巧匠、一方能手等都可以視之為人才。只要有了一定經濟社會條件，這些能人就會選擇留在鄉村、建設家鄉，也會使一些暫時離開鄉村的人轉回來、回報鄉村。
與產業振興、人才振興密切相關的是組織振興。組織振興最基本的是村“兩委”的人員配備和能力提升。中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以來，村集體缺乏經濟實力成為制約村“兩委”動員號召力的重要原因。與此相關，一批不發達村莊村“兩委”軟弱渙散，村集體經濟薄弱，村干部缺乏帶頭奮斗精神，也有一些村莊干部缺乏村民信任。這些方面互相影響，導致村莊狀況下滑。總的看來，如果村“兩委”是有能力的，是真心實意為村民服務的，如果有一定經濟發展機會，村莊就不會衰落。另外，如果鄉村的黨員、各方能人通過某種適當的形式組織起來，共謀村莊的發展，村莊下行的態勢就會被遏制，村莊就會走向某種程度的振興。
（三）優先振興的快慢變量及聚變
對于那些已經在走下坡路或不發達農村來說，鄉村振興絕不是輕而易舉之事。這里需要集聚資源、通過謀求改變的過程實現初步發展效果以增強村民的信心，進而持續推進鄉村振興。上文已指出，鄉村振興中，經濟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具有優先性，是以村民的需要、解決村莊發展困境、促進村民組織和資源動員等方面著眼的。這里就有鄉村振興的快變量和慢變量問題。“快變量”是指能對鄉村振興較快產生積極影響的變量，“慢變量”則指對鄉村振興較緩產生推動作用的變量。從行動—效果的角度看，能夠解決村民的迫切需要、并對鄉村振興具有持續影響的是快變量。對于不發達農村來說，快變量首先是經濟發展，即解決困擾村民的相對貧困、不富裕的問題。當然，我們不是說鄉村文化振興、生態文明建設不重要，而是說，相對而言，解決村民生活不寬裕、村莊經濟發展緩慢的問題更為迫切。這一點，在世界范圍內早已得到證實。聯合國1955年出版的《經由社區發展達致社會進步》指出，在農村發展中解決農民物質生活困難的優先性，認為這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可以激發農民進一步努力謀求改變的信心。中國反貧困和脫貧攻堅的實踐也說明了這一點。
經濟發展或產業振興并不是獨立的，它需要項目和產業、政策和市場機會、人才及相互合作來支撐。在這里，作為內在要素，鄉村人才和鄉村組織的作用相當重要。或者可以說，沒有一定的人才，缺乏有引領力、動員力的鄉村組織，鄉村經濟振興難以實現。這就是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的互嵌性和相互支持問題。從中國發達農村的成功經驗來看，經濟、人才、村級組織的相互支持十分重要。實際上，它們形成了村莊經濟社會發展的快變量的某種聚合，而這種聚合可以產生某種程度的聚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支持促進鄉村走出困境、走向持續發展。在鄉村振興中，應該促成快變量的聚合，并進一步促成它們的聚變，進而產生發展的乘數效應。
鄉村振興中的快變量不只存在于農村內部，還有重要的外部因素，這就是國家的作用。依據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米奇利指出，要成功地促進社會發展，國家必須在融合競技與福利制度，在動員市場、社區和公共部門的過程中起主要作用。斯考克波在分析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時指出，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國家作為一種組織有其自主性，而且是組織、動員社會力量促進社會發展的自主性。中國的反貧困實踐更生動地說明了國家政策和黨政社會動員在脫貧攻堅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可以說，政府的支持不發達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可以作為快變量發揮作用。
三、實施振興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一）以振興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為本的經濟—社會政策
從最直接、最根本的目標來看，鄉村振興首先是為農村居民、為他們的經濟社會生活服務的。關于這一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總要求已清楚說明。當然，它也具有構建國內循環新格局，支持城鄉經濟體系持續健康、安全、穩定發展的功能。對于那些具有某種程度的可振興性的鄉村來說，既需要來自鄉村內部的動力和能力，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性政策。這些政策包括經濟—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
經濟—社會政策，指的是具有社會性價值的經濟政策，或者是能產生直接的社會效益的經濟政策，也是具有經濟效益追求的社會政策。它與經濟政策的不同之處，是具有社會價值的追求和功能。經濟政策是以追求效率為主，追求的是財富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經濟—社會政策不但追求財富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也關注財富的相對公平分配及其發揮的、促進社會團結的作用，即通過經濟發展也能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社會公平與社會團結。這樣，經濟—社會政策就與發展型社會政策、社會投資、可持續生計相關。實際上，中國的扶貧開發政策、脫貧攻堅政策、促進殘疾人就業政策等都是經濟—社會政策。在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政府的“扶上馬送一程”的摘帽不摘政策，繼續給脫貧農村以經濟上的支持、又要激發它們的內在動力，鞏固其發展韌性的政策就是經濟—社會政策。剛脫貧農村和不發達農村需要有保護性的經濟—社會政策，因為把剛脫貧農民完全推向市場，或許會使他們重返貧困。
針對剛脫貧和不發達農村的經濟—社會政策有多種類型，比如包括：將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經濟項目引入不發達地區，帶動當地經濟發展，通過吸收當地勞動力就業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在不發達地區進行公共設施建設，以工代賑，惠及低收入群體；通過產業扶植政策支持不發達地區優勢產業的發展，等等。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這些經濟項目可能會提高當地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有利于當地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鄉村振興以產業振興為首，需要發展經濟—社會政策，它可以發揮幫扶性振興、誘導性振興，進而實現內生性振興的作用。
（二）鄉村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發展
對于那些老齡化、貧弱家庭量多嚴重的農村來說，實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是必要的。公共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并通過政府及相關系統實施的、面對一定區域內所有居民的政策，具有普惠性。社會政策，則是主要面對困難家庭、貧弱群體，通過兜底和托底使其免于基本生活威脅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選擇性。空心化、老齡化比較嚴重的農村，低生產能力的家庭較多，要使這類村莊有活力、有人氣，就必須實施積極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要在義務教育、學前養育、公共衛生醫療、促進就業、新生活技術（如手機）運用等方面提供適當的服務，以使不發達農村盡量跟得上、不掉隊。對于困難家庭、貧弱人士來說，實施及時的社會政策是必需的，社會救助、殘疾人幫扶、失獨老人關照、實際失依兒童關愛保護和失依老人的幫助，不但對當事人是重要的，而且有利于促進互助鄉風的振興和發展。在這方面，政府要補的短板比較多，補齊短板，使困難家庭、脆弱人群得到應有的幫助，可以遏制不發達鄉村經濟社會生活下滑、衰退之勢，進而扭轉頹勢，點燃振興之火。有學者提出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以說明社會政策理念與質量要全面提升，使其具有延續性、適度性和共享性，這對剛脫貧和不發達地區農村的振興是有啟發意義的。如果能做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務優質共享，那將會留住積極人口，使鄉村提振人氣、增添活力，會有力地促進鄉村振興和發展。
（三）鄉村社會基礎與社會資本建設
鄉村作為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人們共同生活的地域綜合體，其活力和振興直接來自于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鄉村振興要促進經濟和產業振興，也要修復鄉村的社會基礎，加強社會資本建設。鄉村的社會基礎是以經濟為基礎，以經濟社會生活為載體的社會關系體系和社會聯結狀態，包括親屬和家族體系、鄰里關系、親朋關系等，其內在實質是資源的共享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它也表現于村莊文化。不發達農村因積極人口外流，村莊經濟不景氣，社會活動弱化，使得鄉村的社會基礎衰弱。鄉村振興要加強村莊的社會基礎建設，使已經或正在松弛的村內聯系復活起來，遏制鄉村社會資本流失，修復和強化各種社會支持網絡。在這方面，村“兩委”的積極組織、動員引領相當重要。村“兩委”不但要利用來自政府的支持盡可能地促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而且要借此修復村莊的社會基礎，使村莊活起來。
使村莊活起來，就要激活村莊的文化資本。每一個村莊都有自己的發展史，每一個在村者或暫時離開者都有對村莊的認同感和依戀感，因為那里畢竟是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不論是何種鄉愁，都是鄉村文化資本的表現。鄉村振興包括對村莊文化和鄉風的振興，可以通過編寫村史、老一輩的發展奮斗史，喚醒淡化了的鄉村記憶，修復集體記憶，促進鄉村發展。對于已經離開村莊的原村民及其后代來說，則要延續及強化他們與原生家族和村莊的“文化臍帶”，關心農村，反饋村莊，以不同方式支持家鄉的振興和發展。在這方面，在村和離村的德高望重者、村“兩委”、新鄉賢都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應讓年輕一代記得住“鄉愁”，用自己的行動釋解鄉愁、建設家鄉。
（四）振興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經濟—社會政策框架
鄉村經濟社會生活包括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文化活動以及它們的聚合與整合，是鄉村全部活動的反映。鄉村全面振興集中反映為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振興。剛脫貧和不發達農村的振興需要多方面努力，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對于幫助、啟動、支持鄉村振興，活躍鄉村的經濟社會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然，村民的自我努力作為內因是關鍵的。我們把政府的政策、村民的努力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建構看成一個鄉村振興支持體系，大致如下（見圖1）。
上圖1把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置于中心地位，認為政府和鄉村（社會）力量是推進鄉村振興的主體，剛脫貧和不發達農村的鄉村振興受到經濟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影響。政府以有利于農村發展的現代產業的引入、促進不發達地區就業、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和實施公共設施建設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相關政策是經濟—社會政策；政府以實施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解決基本民生問題，滿足農村居民的基本需要，不但可以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而且可以優化農村生活氛圍；政府政策應該能誘發村民的發展能力和鄉村自治能力；在鄉村（社會）力量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村“兩委”牽頭建立的集體經濟和村民自己建立的合作經濟、地方特色經濟，成為活躍村莊經濟社會生活的重要依托，它們也應該得到政府相關政策的支持；在鄉村社會生活領域，鄉村文化的繼承和延續、普遍的社會支持網絡的發展是鄉村文化復興、社會基礎建設的入手點，也是提升人氣、增強村民歸屬感的舉措。上面這四個領域的村莊的經濟社會生活不是分別孤立的，而是有著復雜的內在聯系。沒有有起色的經濟活動，就難以促成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活躍和繁榮；沒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有效實施，就難以持續解決貧弱家庭的問題，村莊的社會關系體系就會面臨很大張力；沒有具有共享和公共特質的新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的發展，村莊的內在動力就培植不起來，而這些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村莊文化建設、社會基礎建設也是與政府的鄉村社會建設政策緊密相連的，應該促進村民參與的積極性。這也就是說，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振興與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與政策支持下村民的自我努力直接相關。對于剛脫貧和不發達農村來說，政府的優惠政策是鄉村振興的觸媒，利用好政策，就可以更有力地推進鄉村振興。
利用好政府政策推進鄉村振興有一個怎樣有效地實施經濟—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問題。以往我們不是沒有支持鄉村的經濟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而是政策不到位。這表現為：一方面，政策不夠有力。農村得到的支持不如宣稱的那樣多，政策粗放、不精細。另一方面，政策執行不力。農村特別是不發達農村是中國經濟政治體系的末梢，常常得不到應有關注，農村政策執行系統孱弱、力量不足，村民又缺少政策參與機會，這導致政策執行的形式化和低效果。在鄉村振興中，政策的實施要強化：要精細化地設計政策、因村施策，要強化政府的政策執行系統，強化政策與鄉村政策對象的有效對接，還要使政策實施者和受益者具有完整的鄉村振興理念——鄉村振興是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的振興，是經濟的發展、活力的增強、人氣的提升，也是鄉村文明的承續和村莊的持續發展。有了這種思維，鄉村振興就是一個整體性、系統性的社會工程，各種振興活動就會整合，并產生綜合效應。在組織上，鄉鎮政府及各類服務中心和鄉鎮社會工作站，村“兩委”及其他村級組織，各類負有責任的企業和社會組織，廣大村民，應該成為鄉村振興社會工程的行動體系。
四、結語
鄉村振興是促進農村發展、建構內循環和雙循環新格局、促進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戰略舉措，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中西部不發達農村的全面振興是解決“三農”問題、建構經濟社會轉型“壓艙石”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應該以鄉村發展和村莊經濟社會生活振興為本。在鄉村振興這一龐大而復雜的社會工程中，鄉村可振興性的評估，鄉村振興力的動員和資源配置十分重要。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公共政策、社會政策對中西部不發達農村的振興可以起到啟動、催化、支持的功能，應制定和利用好政府政策。農村居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新集體經濟和社區經濟的發展、鄉村文化復興、鄉村社會資本的建設，都對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的價值。實施有效的鄉村振興政策，動員農村居民和有關社會力量參與，實現政府政策的幫扶性振興、誘導性振興與鄉村的內生性振興的良性互動，是有效實現鄉村振興的途徑。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2年第1期。編者注：此文發表于《河北學刊》2022年第1期第172—179頁。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刪除了注釋、圖表，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請查閱《河北學刊》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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