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賦能、賦權—資本積累”的貧困治理分析框架
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與貧困做斗爭，實現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莊嚴承諾。我們基于發展經濟學理論構建了一個“賦能、賦權—資本積累”的貧困治理分析框架，以期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探究中國共產黨消除絕對貧困的內在機理，并結合實際，提出“十四五”時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銜接鄉村振興戰略的貧困治理取向建議。
一、“賦能、賦權—資本積累”的貧困治理分析框架
從資本積累視角審視致貧的機理過程可以看出，貧困源于個體或家庭資本積累能力不足所引致的原始資本存量不足以及發展權利被剝奪所引致的資本積累路徑受阻。因此，貧困治理應遵循提升資本積累能力（賦能）和保障發展權利（賦權）的實踐邏輯。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治貧的偉大征程中，貧困現實與黨的奮斗目標之間的巨大差距為貧困治理提供了邏輯起點，積極謀求發展的治理觀為黨開展賦能貧困治理提供了導向性前提，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為黨開展賦權貧困治理提供了正當性基礎，堅持黨的領導則為貧困治理提供了根本保證，從而構建起黨通過賦能、賦權推動資本積累的貧困治理分析框架，以此剖視中國共產黨百年來貧困治理的集體行動過程。
二、中國共產黨開展貧困治理的歷程演進分析
（一）制度革新推動賦權、賦能的初步探索（1921-1948）
這一階段，黨實施了武裝革命推翻舊社會制度與制度革新賦能、賦權同步推進的治貧方針，通過土地革命、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民賦能，通過重塑法律體系、建立基層政權網絡、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等為農民賦權。雖然長期戰亂和落后生產方式的限制使整體性貧困沒有緩解，但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和工人階級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壓迫和剝削，消除了根源性的致貧風險，為推動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和大規模減貧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
（二）制度建設推動賦權、賦能的進一步深化（1949-1977）
這一階段，黨以消除制度性貧困為基礎，延續了制度賦權、賦能的貧困治理思路，建立起包括社會主義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計劃經濟體制等制度賦權體系，以消除兩極分化的制度根源；同時繼續以土地革命賦能，并基于按勞分配保障農民在合作化生產中的經濟權利。人民公社體制建成后，黨和政府實施了一系列賦能民生工程，并建立起以救“急”救濟為導向、以保障社會權利為目標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五保”供養體系初見雛形。但由于“大鍋飯”的負向激勵及以農補工戰略的限制，整體性貧困仍未得到實質性緩解。
（三）經濟增長賦能、體制改革賦權的大規模減貧（1978-1985）
這一階段，黨確立了以經濟增長賦能和體制改革賦權開創益貧性發展，進而推動大規模減貧的治理路線，通過改革開放創造經濟增長紅利，并基于“涓滴機制” 賦能貧困人口；同時開展專項扶貧計劃，解放和發展區域生產力，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從而間接“涓滴”賦能貧困人口。體制改革賦權方面，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調整分配制度賦予農民獲得農業生產剩余的經濟權利，以激發勞動積極性，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通過調整統購統銷等政策來糾正以農哺工的發展路線，緩解城鄉要素交換不平等的問題，改善農民平等貿易的經濟權利。益貧性的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使貧困狀況得到有效緩解，但區域性整體貧困的問題開始顯現。
（四）區域發展賦能、益貧性制度改革賦權的區域扶貧開發（1986-2010）
這一階段，黨實施了以區域瞄準為基礎，推動區域發展賦能、兼顧農村益貧性制度改革賦權的治貧方略。縣級區域瞄準階段主要聚焦區域發展的賦能減貧，基于對貧困縣的識別，將宏觀區域賦能和微觀家戶賦能相結合，以解放和發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生產力，推動資本積累。縣級和村級區域雙瞄準階段則基于對貧困村和貧困縣的識別，建立起宏觀、中觀、微觀齊發力的多層次賦能體系，以加速貧困治理進程；同時通過退耕還林計劃、“三補”制度和取消農業稅等益貧性制度改革賦權。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得以鞏固和解決。但剩余貧困人口的分布變得愈加分散，以區域瞄準為基礎的賦能、賦權治理模式開始顯現弊端。
（五）以瞄準到戶到人為基礎，精準賦能、賦權的脫貧攻堅（2011-2020）
這一階段，為徹底消除絕對貧困，黨建立起瞄準到戶到人的精準賦能、賦權政策體系和實施機制，組織領導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精準賦能層面，多舉措打破外部性約束，以解放生產力；圍繞“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脫貧要求實施精準幫扶，以發展生產力；創新“扶志”賦能治理，以培育內生動力，為可持續脫貧奠定內在基礎。精準賦權層面，通過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創新扶貧權責機制、完善多維考核評估機制來維護政治權利，通過強化社會福利兜底力度來保障社會權利，通過健全生態扶貧的轉移支付機制來維護經濟權利。截至2020年底，絕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有效解決，反貧困斗爭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
三、在“十四五”戰略過渡期的貧困治理取向選擇
（一）賦能治理取向：提升脫貧人口的內生動力
“十四五”時期，賦能治理取向應聚焦脫貧人口內生動力的提升，以推進資本積累的動能內化。一方面，通過推動公共服務供給 “提質擴容”來提升脫貧群體的人力資本積累；另一方面，通過強化基層黨建、完善制度設計等激發脫貧群體的主觀能動性，以實現內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二）賦權治理取向：統籌推動城鄉一體化體制改革
“十四五”階段，賦權治理取向應聚焦城鄉一體化融合的統籌發展，以體制改革為抓手，一方面，通過完善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和產權保護制度來維護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經濟權利，同時多舉措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消解城鄉發展權利差距；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城鄉一體化的低收入群體幫扶體系和相對貧困治理體系來推進相對貧困治理，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作者汪三貴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黃奕杰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扶貧研究院研究助理；鄭麗娟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扶貧研究院研究助理；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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