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共同富裕就已經是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集體共識。但結果卻是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這意味著我們引為常識的共同富裕工具中，很可能隱藏著不為政策制定者所知的陷阱。
陷阱1：“重國內、輕國際”
在大多數政策制定者看來，共同富裕乃是一個國內問題。很容易忽視國內的貧富分化，其實也是世界財富分配不公的一部分。中國是世界頭號貿易大國，國內稅收制度本身對中國分享全球化財富的份額至關重要。在“資本-勞動”的分工循環中，中國貢獻的主要是勞動力，外國外資把生產環節放在中國，然后產品返銷世界市場，也就是俗稱的“兩頭在外”。正是因為中國參與全球分工是以勞動為主，也就決定了中國的稅收結構應當以向企業征收間接稅為主（比如增值稅、營業稅），向個人征收直接稅（比如所得稅、財產稅）為輔。
現在有一種設想，就是仿效發達國家轉向直接稅，然后根據個人收入和財富差距通過累進稅率，縮小財富差距。這種稅制等于是把稅收負擔從國外轉向國內，在總稅收不變的條件下，把國際分配不公的問題轉移給中國內部。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的角色不同，稅收結構也應該不同。只有針對機構收稅，才能讓國內的勞動分享更大份額的全球增量財富。將機構為主的間接稅轉為個人為主的直接稅，反而會加大國家間財富的不公，無助于實現全球共同富裕。
事實上，發達國家“直接稅+差異稅率”的方法，并沒有顯著縮小貧富分化，說明在分配環節縮小貧富差距是低效率的，這應當是中國汲取的教訓，不是拿來當作我們學習的經驗。現在提到稅收改革，就是“優化稅制結構，健全直接稅體系，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其實直接稅和間接稅之間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孰優孰劣，取決于一個國家在全球化分工所處的環節。有人擔心中國對企業征收的稅收這么高，會使中國喪失競爭力，中美貿易戰里美國對中國額外增加的25%的關稅相當于一次真實的壓力測試，結果是中國外貿依然大幅增長，說明所謂企業“死亡稅率”之說純屬學術臆造。
第一個結論：只要中國經濟是開放的，就應當堅持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為輔的稅收結構。
陷阱2：“重財政，輕金融”
目前國內外多數“共同富裕”的建議都是依賴財政工具，注意力都集中在分配環節，都是試圖通過稅收，改變不同階層財富分配的差異。這是舍本逐末，也是縮小貧富差距努力效果不彰的根本原因。貧富分化源于資本分布不均，分配不均只是結果。只要資本分布不均，分配環節的轉移支付力度再大，也解決不了貧富差距問題。北歐財富公平的典范瑞典就是一個典型，只要瓦倫堡家族是私有的，不論稅收如何累進，貧富差距都不會縮小。韓國的三星家族也一樣。過度在分配環節抽肥補瘦，反而會打擊勞動者的意愿，弱化企業家的激勵，從而造成共同貧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條件另辟蹊徑，從生產資料的權益入手，在資本形成階段就開始布局財富分配。
作為一個計劃經濟過來的國家，我們一想到資本均貧富，就想到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的計劃經濟時代。實際上，資本所有完全可以市場的形態出現。美國在全球化中獲利最大的是誰？是華爾街，是“高盛們”。美國貧富差距拉開，就在于資本在新增財富中占比太高。我們要做的其實很簡單，不是消滅資本，而是用全民所有的“高盛”，替代私人所有的“高盛”。這樣資本收益越高，貧富差距就越小。只要我們把全民所有的“公共基金”——例如養老金、社保、醫保、教育、公積金等“全民資本”——改造為“淡馬錫”、深圳“國資委”、合肥“國資委”這樣的“投行”，就可以讓全民分享財富的增長，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具體的做法就是在投資風險最低、收益最高的上市環節，讓“公眾基金”優先投資（比如以原始價獲得30%的股份），同時通過對公共資本減稅獲得補償，幫助建立資本獲得相對于沒有公共資本的企業的市場優勢。
需要指出的是，對資本所得收稅或者以資產價值為征稅標的要非常慎重。這是因為對財富征稅本質上是財富金融化的逆過程。中國是勞動大國，金融弱國。任何共同富裕政策都不能以犧牲金融為代價，都不能用去金融財政化作為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金融是中國的短板，共同富裕不能去短補長。因此，所有對資本所得、對財產、對遺產征稅，乃至強迫性捐贈（三次分配）之類犧牲金融換取公平的政策，都是錯誤的政策，其結果都會導致共同貧困。正確的政策應當是“金融歸金融，財政歸財政”。金融帶來的不公平只能用金融的方法解決，而不能用財政的方法解決。一定要讓中國成為資產最安全、最保值的國家，抑制資本一形成就向發達國家遷移的趨勢。收入公平要通過生產資料的全民參股來解決，用公共資本家取代私人資本家，為私人企業家提供資本，共同分享財富的成長。
第二個結論：要把共同富裕的重點，從“財政”轉向“金融”，從“分配”轉向“投資”。
陷阱3：“重個體，輕平臺”問題
現在一個普遍的觀點，把個體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異等同于貧富差距，這是一個錯誤概念。居民個人的財富，只是名義財富。真正的財富是個人財富加上社會財富。舉例而言，一個人有一部1000元的手機，另一個人的手機是10元，他們的財富差異是100倍。如果考慮到共同使用的5G價值一個億，兩個人的財富差距縮小到1億零一千元比一億零10元。道路和私家車、公共學校和私人住宅......都有類似關系。通過擴大均等的公共服務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要遠遠大于拉平個人收入差距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一個典型的教訓就是中國鄉村的凋敝。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自2006年起中國取消了除煙葉以外的所有農牧業稅，鄉村的“三提五統”也與之一同退出歷史舞臺。結果農業稅取消使得國家與耕地的契約滅失，導致耕地大規模荒棄、占用和損毀；“三提五統”取消導致農村公共服務解體。善意的減負政策非但沒有幫農民致富，反而由于社會財富消失，觸發農村持續至今的衰敗。
過去40年，世界貧富差距分化之所以越來越嚴重，根本問題不是出在個體收入的差距上，而是出在公共服務創造的社會財富差距上。所謂公共服務，就是提供所有市場主體都需要的資本品。比如所有家庭都需要學校，所有工廠都需要道路，所有商業活動都需要貨幣，所有部門都需要芯片……這些重資產的公共品成本極高，只有集體消費，才能平攤下來。巨大的規模效益，要求這些公共服務必須壟斷。在公共服務的競爭中，誰的規模大，誰的成本就低，依托低成本公共服務的商業活動成本就低。這就是公共服務領域絕對不能反壟斷的原因。那么這些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是誰？大家一定馬上想到政府。其實，他有一個更廣義的稱謂——“平臺企業”，政府只是“平臺企業”中的一種。
“平臺企業”最大的特點就是顯著的規模經濟。算術級數增長的運營規模，會帶來指數級數增長的財富收益。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其財富就會鏈式暴增。西方國家貧富差距就是因為私人大規模介入公共服務市場。傳統的例如電力、能源、電訊、隧道（香港的李嘉誠、韓國的三星），典型的例如蘋果、谷歌、亞馬孫、騰訊、阿里巴巴這類平臺企業，比較隱蔽的是美聯儲、高盛集團、瓦倫包家族等……都屬于“平臺企業”。我們能否通過拆分等手段打擊平臺企業來縮小貧富差距？答案是，不能。因為對平臺的任何打擊，都是在打擊依托這些平臺的商業活動。由于公共服務之間是通過各自平臺上的商務活動之間間接競爭，一旦“加強和創新監管,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維護公平競爭”選擇了錯誤的工具，就會導致整個經濟的深層的破壞，其行為無異于自殘。就算是縮小了貧富差距，最終也將導致共同貧困。
但如果平臺不斷擴張，而這些“平臺”是私有的，社會財富的差距就永遠不會收斂。正確的解決方案，不是反壟斷、不是抑制“無序擴張”，而是從所有制入手，讓平臺收益從私人財富轉化為社會財富。前面提到“公眾基金”可以以投資的方式，不斷增加平臺的份額，在不減少企業家（馬云）激勵的條件下，分享資本家（孫正義）在增量財富中的份額。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平臺中最大的平臺——城市公共服務——其價值很大部分都被投影到土地上。隨著城市公共服務的改善，土地也隨之升值。不動產成為分享社會財富增長的主要途徑。多少人擁有住房，決定了多少人能參與公共服務帶來的巨大的財富再分配。租賃性保障房不論價格多低，只要居民沒有產權，就無法分享城市財富的增長，有房和無房帶來的貧富分化就會繼續加大。因此，居者有其屋不是簡單解決住的問題，而是分享社會財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任何通過抑制住房金融屬性，用打壓房價來縮小貧富差距的企圖，都只會帶來共同貧困而不是共同富裕。
第三個結論：要把公共服務的均等接入和公共服務創造財富的全民所有，作為共同富裕能否實現的基礎。
結語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化，引爆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財富大增長。中國改革開放史詩般地崛起，就是這一偉大增長的一部分。但在過去幾年，全球化在其策源地美國卻出現了大逆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球化帶來的增量財富，只落到很少一部分資本所有者兜里。滯后于財富增長的金融制度，導致了美國出現巨大貧富落差。這一逆全球化的沖擊所帶來的社會震蕩表明，人類財富要繼續增長，就一定要破解共同富裕這個難題。作為全球貧富分化問題的一部分，中國必須跨國共同富裕這一門檻，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而只有社會穩定，才有可能保住改革開放的成果，進而突破財富增長的天花板。
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決定財富分配不能觸及資本，分配環節是唯一可以縮小貧富分化的環節。而只要從分配環節入手，“共同富裕”就自然被轉換為“縮小貧富差距”，據此設計的政策，最終都走向了“共同貧困”。面對世界各國共同富裕努力的失敗，中國沒有先例可循，只能根據自身的制度特點，摸索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這條路就是通過投資機會的均等，實現分配環節的均富。過去70年，先后師從蘇、美兩大門派，使中國經濟同時具有計劃和市場兩種不同的基因。如果說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代表了公有和私有兩端，社會主義就是介于兩者之間——平臺公有、依托平臺的活動私有。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同時對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商業活動市場化有深度理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為從資本分配開始的“共同富裕”的新模式，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作者系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和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上海市決咨委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今日頭條 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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